“中国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长期以来，有关“战略机遇期”的理论判断在神州上下得到了最充分的灌输和普及，可谓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以至于各级文件、各种报告，乃至大小官员讲话之类，无不争相引用，并由此派生出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狠抓机遇”、“抢抓机遇”等等，“战略机遇”几乎成了当代中国的 “政治口头禅”。
客观地说，抛开各种庸俗化、低俗化的解读和演绎，有关“战略机遇期”的理论的确是当代中国重大的宏观战略判断之一。这一理论认为，站在全球战略高度，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中国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中国总体发展环境良好。这是难得的机遇，只要抓住抓紧这个机遇，中国的就能实现超速发展，就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而，有人将其概括为“战略机遇期”。
有关“战略机遇期”的理论，地位至关重要，影响非常巨大。它是“和平崛起”的战略基石，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而是兵连祸结，冲突不断，所谓的“和平崛起”将无从谈起;它还是“韬光养晦”的前提，因为如果有人揪着中国不放，死活要与中国较短长、决雌雄，“韬光养晦”“韬” 也不住、“晦”不了;它还是“和谐世界”的条件，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战略机遇期”为基本的条件，所谓“和谐”也失去了对象，也要无所措手足。
总之，能否拥有一个“战略机遇期”，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能否“韬光养晦”的关键性问题。正因这个“战略机遇期”有如此功效，所以当代中国在一切重要讲话重要文献的伊始，差不多都首先要点明“战略机遇期”这一大背景大前提，因为有此“高屋”之后，方有可能在接下来大大地“建瓴”一番。
这样的“战略机遇期”当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可以确定无疑地肯定，中国未来还会拥会有这样的“战略机遇期”，一切爱国的中国人都会据此舒上一口长气，因为相对于个人或者小团体小阶层的是非进退而言，这终究也是整个民族的福音，因为在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下，中华民族可以把主要的精力和绝大部分资源用在调整内部关系上，加快发展，优化社会结构，调整阶层利益格局，使中华民族的肌体筋壮骨强，无敌于天下，其乐何如!
但是，这究竟是良好的愿望还是理性的判断呢?
常识告诉我们，良好的愿望人人都有，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无不企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现实往往残酷。虽然全中国人民都企望今后能有一个好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也有人断言，今后一个时期将是全球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天下汹汹，风云激荡，许多国家许多民族难免于水深火热的熬煎，中国也面临空前的危机。
这样说来，中国到底应该定下怎样的战略决心呢?
战略决心来源于战略判断，只有正确的判断才能有正确的决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决不能允许战略决心出现偏差。所以，未来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战略机遇期”还是战略挑战期，需要当代中国做出慎之又慎、重之又重的准确判断。对此进行深入认真的讨论是完全必要的。
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笔者有如下看法。
一、“战略机遇期”可以用来对既往历史的概括
“战略机遇”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形式的存在，中国是这样，世界其它国家也是这样。以美国而论，远的不说，先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给美国提供了空前的战略机遇，这是美国得以成为世界霸主的重要时期，可以称之为“战略机遇期”。战略环境的巨大变化可以提供机遇，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也可以提供战略意义上的机遇，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机遇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局部有全局。一般而言，如果可以上升到战略层面，可以称作“战略机遇”的话，那么这个机遇一定是全局的、较大的和较长时间段的，而判断某个机遇是否具有这样的属性，一般都要根据历史的结果来下结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遭遇一场战略机遇期，预测固然可以，但只能在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定论，因为所有的预测都只是说明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即或预测准确，“战略机遇期”如期而至，但中间的变化也完全没有保证，历史上就有无数“战略机遇期”曾经半途而废、中道崩殂的例子，中国的近现代史就不乏类似实例。
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的确是遇上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这主要是源于战略环境的变化。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侵略战争的危险和压力基本消失，同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贸易联系空前密切。在这一大背景下，通过内部政策调整，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实现了经济转型和高速度的增长。虽然中间因为“8?9事件”和“苏东动乱”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出现战略环境大变化的苗头，但在9.11以后，西方霸权世界既忙于扩大和消化冷战成果，同时又要应付郊外游魂一般的“恐怖主义”，出现了全球战略的“空窗期”，使前一个时期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得以延续至本世纪初叶。应该说，这的确是一段时间不短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正是在这一时间段内，虽然战略版图上西方集团绝对做大做强，但在经济版图上却出现了新改组、新格局，也就是说，西方世界加大了其政治优势、军事优势、文化优势，但却意想不到地削弱了经济上的优势。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第三世界转移，特别的是中国经济力量空前增长，隐然已有超越之势。现在，不管对中国经济存在怎样的争议，但就总量而言，中国毕竟已经突出为世界主要经济体，达到或接近达到可以同西方主要经济体分庭抗礼的程度。这就是今日中国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战略机遇期”。
但是，这样的机遇期今后还会再一次光临中国、光顾中国吗?
二、未来难以定论，究竟机遇大于挑战，还是挑战大于机遇，形势并不乐观
根据公开可见的资料，认为中国还将用有“战略机遇期”大概出于以下理由：
一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二是认为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各国之间联系密切，全球化、国际化进程加速，彼此合作才能共赢;三是认为霸权处在衰落的过程中，过去那种一超独霸的时代即将过去，美国想独霸世界力所不能，只能和中国合作，除了合作别无出路。
上述这些堂而皇之的大道理，有人将其奉为法典，多年来一直拿这些东西对老百姓耳提面命，相信国人早已耳熟能详了。
但是，当今中国之于“战略机遇期”，不能因为过去曾经遭遇，就断定今后也能历史重演。
本来，挑战与机遇是只能定性而不能定量比较的东西，不能定量只能定性的东西是很难比较大小的。但既然已经有了“机遇大于挑战”的立论，我们就姑且顺着这个思路理论下去。
我们认为，与空前乐观的预测相反，对中国而言，未来很可能是一个挑战大于机遇历史时期。这是因为：
第一，战略压力空前加大，美国加紧全面挑战中国。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战略局面非常复杂，未来还将更复杂，这大概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这样复杂的局面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更重要的是，来自美国的挑战正日益逼近。与所谓“中国挑战美国”一说恰恰相反，实际情况是“美国挑战中国”，且不管中国是否挑战美国，它都要挑战中国：它要挑战中国的发展，要把这个 “发展”规范在美国所设定的战略框架内;它要挑战中国的崛起，让这样的“崛起”对霸权有益而无害;它还要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因为在美利坚帝国的战略逻辑中，只有美国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利益，其它任何国家的任何利益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中国的任何事情，只要美国感兴趣，据都必须按照美国的意见办，一句话，听美国摆弄还是不听美国摆弄：听美国摆弄的中国就是美国需要的中国，不听美国摆弄的中国就是美国遏制、打压的中国。现在，中国表现得越来越不听美国摆弄了，所以美国正加紧排兵布阵，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从战略高度上对中国进行“围剿”，伺机将中国拿下制服。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是什么样的挑战呢?有什么机遇可以大过这个现实的、赤裸裸的挑战呢?
第二，“三个逼近”形势严峻，大规模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在“和谐世界”的理论渲染之下，有一个时期人们甚至认为中国已经不会面对什么外部冲突了。但最近一个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激烈冲突的集中爆发让人们清醒了过来。现在，任何不带偏见的人们都已经看清，中国的地缘安全形势已日趋恶化，一系列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已经开始在战争的边缘徘徊。所以，结合全球大势，笔者认为，“三个逼近”表明中国的战略形势极其严峻：
一是“颜色革命”向中国逼近。在这方面，动力既来自西方，也来自中国国内，而且澎湃充沛，一直蓄势待发、寻机而动;
二是内部动乱向中国逼近。在这方面，除了维稳的任务日甚一日外，更重要的是疆独、藏独等继续活跃，其暴力活动得到稳定、持久的支持，“稳定”与“不稳定”的博弈远没有看出胜负，也不能排除发生利比亚、叙利亚之类动乱的可能性，局部地区的这类危险正与日俱增;
三是战争冲突向中国逼近。在这方面，既有周边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热点爆发，如朝鲜半岛、印度次大陆等，更有危险的领土归属争端。在领土冲突中，不管中国有无战争意愿，是否有决心诉诸战争，战争都有可能不期而至。因为相关国家都知道，一旦某个小点上爆发战争，随后就有演变成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而这恰恰是中国所忌讳的。摸清中国这个软肋，周边国家将更加有恃无恐，霸权国家将更加经常地向中国“亮剑”，前一个时期连菲律宾都对中国跃跃欲试就很能说明问题。
“三个逼近”同样是巨大的挑战。有什么机遇能大过或者冲抵这样的挑战呢?
第三，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不会容忍中国享有“战略机遇期”。
当前的世界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以美国为核心西方世界会看着中国享有“战略机遇期”而无动于衷吗?此前中国之所以能遭遇一个“战略机遇期”，并不符合西方的主观愿望，不过是他们忙于战略扩张与消化顾不上让中国捡了一个“便宜”而已。现在，他们看到了危险，意识到了危机，正竭力腾出手来重点对付中国，在战略上这就叫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和美国“重返亚太”，在口号上就是“到了教训中国的时候了”。他们不可能让中国再捡倒一次“战略机遇期”的便宜，必将尽全力让中国面临种种艰巨的挑战。考虑到西方的势力及其巨大的战略能力，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完全能够做到这道这一点的。
讲了这些，也许有人会问，中国还有快速发展经济的良好机遇呀，这不是一个显著的“战略机遇期”吗?
我们说，第一，未来中国的经济环境不容乐观，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中国经济，受制于人，很容易遭受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实现转型绝非易事，过程相当艰难;第二，即使退一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仍然不错，但这个机遇也很难大于上述几个方面的挑战。笔者以为，把上述几个挑战加在一起，其总和(如果能有总和的话)很大，中国的机遇加在一起的总和是否就一定大于挑战的总和，形势并不乐观，现在就下断语为时尚早，也过于武断。
三、中国不能为战略机遇期所累
中国未来是否还会有“战略机遇期”，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战略判断正确与否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有关“战略机遇期”的说法在某种程度已经成了束缚中国手脚的桎楛：
第一，把“战略机遇期”当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决条件。
从原则的意义上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建立在全体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基础上。当然，必要的外部条件也是需要的，但不能是决定性的。但在有关“战略机遇期”理论的渲染下，抓住“战略机遇期”一时间似乎成了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定性的契机，给人们的印象是，这个“机遇期”万万不可丢失，须得呵护备至才是，一旦丢了，就像贾宝玉丢掉了口中的那块玉一般，就要糟糕完蛋。
第二，拿“战略机遇期”束缚自己的手脚。
本来，“战略机遇期”应该是中国放开手脚大干的机遇，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现在，有人动辄拿“战略机遇期”说事，左右中国行动，束缚自身的手脚。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就不应该在领土争端中考虑使用武力的问题，否则就要破坏“战略机遇期”;中国也不应该与美国及西方对抗，要忍，要妥协，为的还是这个“战略机遇期”，等等，总之，他们坚持认为，为了这个“战略机遇期”，中国任何牺牲与让步都是值得的，都是必须的，都是和平和谐与发展崛起应有的代价。
我们认为，这样的“战略机遇期”理论已经堕落成为当代中国和平主义、绥靖主义的大平台。拿一个虚无缥缈、毫无确定性的所谓“战略机遇期”指导规范的中国战略行动，削弱了中华民族的紧迫感与危机感，扼杀了中国人民的奋斗牺牲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前进的包袱而不是动力，总的说来弊大于利。对此，笔者有如下主张：
一是在战略指导上，面向未来，中国必须做好挑战大于机遇的各种准备，不能沉迷于战略机遇期而无法自拔。
常识告诉我们，国家的战略选择必须多重准备，在战略上只有一手准备而没有两手甚至多手准备是危险的。中国固然需要向最好的方向努力，但不能不做做最坏的打算，特别是要做好美国与我们战略摊牌的准备，决不能把“宝”压在美国不会与中国决裂之上，也不能因为一旦美国摊牌中国就天塌地陷。对美国是这样，其它任何国家更是这样。这是战略上独立自主最起码的保证。
二是具体行动上不能为战略机遇期所累，“和”与“斗”需要两手并用，该出手时就出手，干出几件像样的战略大事。
坦率地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上的成就世所瞩目，但战略上则相当逊色，并没有干出几件像样的大事。如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世界农村围世界城市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那等惊天动地足以撼动全球格局的战略大事，在中国已成绝响，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如今的中国到底是“真龙”还是“纸龙”因此也都搞不明白了。这其中固然有多重原因，但“战略机遇期”束缚其咎难辞。当代中国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韬光养晦”的思想来源中国古代的战略博弈，但中国古代所有成功的“韬光养晦”无不有接下来的惊天一举，也就是说，检验“韬光养晦”是否成功的标志，就是能否“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齐景公是这样，越王勾践也是这样，甚至连三国时期的刘备也是这样。所以，“韬光养晦”一段时间后，起码得干出几件像样的大事来，否则就不能说是不成功的。
当代中国的“韬光养晦”说到底还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古语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与时俱进”。“韬光养晦”是这样，“战略机遇期”也是这样。全球战略形势正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时过境迁，过去曾经有过“战略机遇期”已经成为过去，今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期”，还有待历史的验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未来中国必须在越来越大的挑战中的发展，必须在越来越险恶的环境中实现崛起，为此必须做好“战略机遇期”或者已经过去这样一种充分而足够的准备，这是中国必须有的战略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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