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新政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2009年03月26日 人民论坛杂志
严海波
能够终结新自由主义的，可能不是某个国家的政府，也可能不是某些知识精英，更不会是资本精英，而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日益严酷的社会现实
正如美国选民所期望的，奥巴马上台之后开始推行其“新政”。他正式举起了凯恩斯主义的旗帜，主张“大政府，小市场”，抛弃了里根执政以来祸害美国和世界最普通民众30年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着力推行政府大规模金融监管和经济运作，加大政府对经济金融的救助力度和直接干预程度，刺激经济增长。
决裂新自由主义，奥巴马能否比肩罗斯福
人们对奥巴马“新政”的联想更多地来自于80年前那场大危机，以及临危上台的罗斯福总统。1929—1933 年的危机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股票下跌，使美国民众陷入了痛苦、恐惧、绝望之中。面对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罗斯福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放弃了产生危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以救济、改革和复兴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罗斯福“新政”恢复了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并引领美国的工业、农业全面复苏。
伴随奥巴马竞选和上台全过程的，是源于美国的、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人们对金融危机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奥巴马的当选及其当选后的作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新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有着重要的关联。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拉大国内的收入差距，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速度加快，为了满足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贪婪而弱化金融监管，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奥巴马提出的竞选纲领，满足了埋藏在民众心中对“变革”的期许。他最终得以当选，说明美国民众再也无法忍受小布什政治上新保守主义、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的乱折腾了。更确切地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真正终结了新自由主义对这个国家乃至对世界主流意识形态长达30年的影响，历史上以反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起家的新自由主义走向没落，必然使人们重新认识凯恩斯主义的各项政策。社会主义中国经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危机中采取的各种有效的反危机措施，正在成为提振世界经济增长信心的榜样。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甚至说，这次危机可能不会埋葬资本主义，但是一定会埋葬美国模式的金融资本主义。
危机成为新自由主义“弃机”
奥巴马上台之初，美国国内问题丛生。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各项经济指标显示危机逐步恶化，并没有见底的迹象。世界各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金融机构接二连三的倒闭，二是危机从金融领域蔓延至实体经济，三是社会处于严重的失衡之中。
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服务于富人的新自由主义确实为美国闯下了大祸，但是，新自由主义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尽管新自由主义体制引发了诸多金融危机和经济社会灾难，又造成了无数的失业者和流浪者，但是，仍有一些不负责任、甚至别有用心的学者还在把新自由主义鼓吹成“上帝”一样的词汇，鼓吹为唯一能挽救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在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谴责声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理论反思的热点，但这并不代表现实中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削弱。目前，新自由主义在政界、学界、商界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力量，他们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要么换了一身伪装的外衣，积蓄力量等待反击；要么借机采用貌似国有化的策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养老钱救助和维护大资本家的利益，待危机度过，重新私有化了事。
新政能走多远
可以说，任何理论上不彻底、行动上首鼠两端的政策，最终仍旧难以挽救危机中的底层民众。一些政府会披着凯恩斯主义的外衣，诉诸民粹主义的救助经济口号，继续保护新自由主义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日益固定化的利益格局、强大的资本力量时刻在明处或者暗处左右着政策的发力点。
奥巴马上任后，已经出台了三项重大方案，分别是总额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金融行业救助计划以及房市拯救计划。此外，他还许诺在4年任期内使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削减一半。从目前市场的反映来看，奥巴马的经济政策还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这时候，有人开始带着各种动机、用各种腔调质疑奥巴马凯恩斯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其实，这不能怪奥巴马没有能力，也不能怪奥巴马“新政”的方向有什么错误，怪只能怪小布什政府留下的摊子太烂了。奥巴马一上任就“继承”了深不见底的金融危机、成千上万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居民以及超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里根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用不断膨胀的债务弥补不断增加的政府赤字，用一个个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掩盖前一个泡沫，最后接到这一棒的人，就是奥巴马。
奥巴马“新政”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能够走多远，还有待观察。“新政”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奥巴马试图走一条不同于小布什的道路，一条起码表面上不是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最终能否惠及美国中下层居民，最终能否改善全球经济生态，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新自由主义模式与危机根源
2009年03月26日 人民论坛杂志
朱安东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我们必须看到，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新自由主义刚开始推行时确实缓解了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各种更具根本性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深化。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贫富分化加剧以及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加深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后果，而这些，又成为了导致这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基础条件。
经济增长减速。在1973年到1998年期间，全球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比黄金时代(1950-1973年)下降了近40%，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与前一个时期(1951-1980年)相比则下降了一半。据统计，1980-1998年期间，有118个国家有相关数据，其中有32个国家是负增长。
随着金融自由化而来的，是各种投机泡沫的迅速发展。由于受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泡沫的影响，一方面是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是世界上大部分人民处于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状态，从而导致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直接的后果就必然是经济危机。
此外，美国和欧洲、日本、中国经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也急剧加深。最近这些年来，美国从日本、欧洲和中国大量进口，为稳定日本和欧洲的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形成了巨额的外债，从而大大削弱了美元的地位。而美元币值的稳定是其他个人或者机构愿意借钱给美国的一个基本条件。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美国要减少贸易赤字，就得减少从日本和欧洲的进口，而这很可能给这两个地区的经济雪上加霜，把他们推入衰退的泥潭，这反过来又有可能加深美国自己的危机。反之，如果美国任由当前的趋势发展，则极有可能带来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失去美元的霸权地位。但由于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元大幅度贬值后很可能出现国际金融市场的大混乱局面。
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金融自由化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由于实行了严格的监管政策，美国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美国金融资本的影响力逐渐增大，美国国会在80年代初通过了解除对金融行业进行严格管制的两个法案，更在1999年废止了分业经营的法案。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几乎没有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2002年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媒体都强调安然等只是几个“坏苹果”，只要识别出来并进行处理就行。事实上，安然等公司当时几乎所有的做法和行为方式都是华尔街通行的，只是由于各种偶然因素遇到了无法控制的困难而被抛弃而已。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暴露出来的情况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为了转嫁风险，所有这些机构都试图在获取各种丰厚的佣金和手续费的同时把风险转嫁到下一个买家的身上，最后形成了一个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倒金字塔。但是，当市场上所有的机构都这样思考和行为时，市场的参与者都既是卖方又是买方，转移出去的风险又被转移了回来。因而，当次贷危机爆发时，所有机构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次危机爆发后，美国当局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出台了33年以来最严厉的一个金融改革方案，目的就是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体制。
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这次金融危机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现象是美国私人部门的债务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之后，美国的投资一直增长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刺激消费。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为保证资本回报率，美国统治集团采纳了一系列打击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击工会、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消费能力下降。为了保持生活水平，在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的基础上，美国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贷消费。其后果是美国家庭部门的欠债越来越多，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0%和美国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的130%。正是这种脆弱的金融状况给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急剧发展奠定了基础。
多年来，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了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更为深刻。我们看到，随着这次危机的到来，虽然有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反对，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首先抛弃了他们长期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厉行政府干预，这本身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沉重打击。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我国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比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的。可喜的是，我们注意到，在许多领域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反思相关的政策，在逐步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这次危机中以及之后，我们应该更为全面地在各领域清理这种思潮对我国的各种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为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发展经济学部主任)
延伸阅读
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吴易风
第一类是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在快速私有化原则的推进下，最重要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小企业私有化方式是“逐个地出售”。国有大企业私有化方式是“先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国家拥有全部股票的股份公司，然后再将它们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出现了腐败性资产掠夺带来的不公平。
第二类是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以泰国为例，在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压力下，泰国过早、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最终发展成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三类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比如，阿根廷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债务危机以至经济危机，并引起政治动荡。
(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见《新自由主义及其后果》)
新自由主义为何不能成普遍模式
2009年03月26日 人民论坛杂志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再次宣告了主张“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败
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带来消极后果
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私有化理论与主张，对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国来说，显然不能接受。我们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提法在我国也较普遍，但我们既认识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灵敏性，也认识到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与负面效应。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时就需要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同时，也强调指出“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
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会给一些国家带来消极后果，也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制。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自由化的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不会引发西方国家那样的金融危机，正是得益于没有搞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实际上是推行全球西方化。作为新自由主义最新形态的“华盛顿共识” ，其核心内容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述，是“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这也是美国主导全球化的核心内容。
现实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败
尽管西方国家向全球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但迄今为止，新自由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其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它不符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的历史趋势。如果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市场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复杂关系远不像今天这样紧张的20世纪以前的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只靠“看不见的手”发展的话，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实体经济、金融体系和虚拟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及其相互依存与矛盾的复杂关系凸显，就不能再只依靠“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生活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需要借助国有经济的实力实行国家干预或政府调控。社会主义国家则不仅经济运行需要国有经济的主导，而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也需要以公有制为基础。
另一方面，从经济实践来看，新自由主义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行不通，就连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导致经济社会生活的混乱等严重的消极后果。从事实来看，凡接受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如俄罗斯、东欧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最后都陷入困境。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根据新自由主义方案改革的结果，导致经济10年倒退，失业人数增加，少数人暴富，社会矛盾凸显。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却只达中国的1/3。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50-70 年代，30年中年均经济增长5.6%，接受新自由主义模式后，其经济改革虽曾取得一定成效，但最终带来严重问题：失业、两极分化、贫困化、社会发展缓慢，金融危机频发，民族企业倒闭。
总的来看，哪个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模式，那个国家最终就会掉入陷阱，发生灾难。因此，国内外不少有见识的学者，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批判。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再次宣告了主张“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败。(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自由主义思潮变迁
2009年03月26日 人民论坛杂志
卫兴华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端演化与发展。在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以来，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期主义的较量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有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相对立的新的经济理论。在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论战，新自由主义由此开始登上了经济学的历史舞台。其完成形态是“华盛顿共识”。
哈耶克作为代表人物，极力主张私有化，反对实行任何形式的国家经济计划。他认为国家干预和搞经济计划会损害效率，甚至货币发行权也应由私人银行承办，不应由政府垄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的弗里德曼曾担任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就可以稳定发展。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也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立论基础，否定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政策主张，认为这种政策是无效的。
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震撼了全世界，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出现了。凯恩斯面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所陷入的严重危机，主张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将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
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使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尽管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继续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辩护，但是到20世纪30—60年代，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已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在安德森写的《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教训》一书中，就这样描述了当时新自由主义的窘境：“在1945年或1950年，如果你真诚地提出一些今天标准上的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或政策，你将会受到嘲笑或被送入疯人院。”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发展中的“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面对这种新现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也难以提供对策，于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就借机抬头，上升为主流经济学。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其经济政策也转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起到了支持和推动的作用。
美国模式的蜕变
2009年03月26
左大培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20世纪90年代好象是美国化的年代，但实际上，现代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使美国模式也不得不发生蜕变，随着这些蜕变的积累，很有可能的是，美国“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色彩将会减少，而行政干预和法律规制的成分将会增加。
政府规制的增多：美国各级政府的规制实际上越来越多，这种政府规制往往是由州或地方的政府规定的。在一家银行门口摔伤的老太太可以起诉这家银行要求赔款，因为该银行没有树起“雪天小心路滑”的警示牌。
非自由化市场的“产业政策”：美国人传统上是反对由政府出面推行产业政策的。但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某些产业恢复了相对的竞争力，这是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奏效的表现。
必须监管的“混合银行”：正是由于美国政府机构一直不想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最终导致了2007年之后的金融危机，这势必会迫使美国政府加大对金融业的监管力度。
机构持股的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公司股份中个人持有的份额大幅度下降，而机构持有的比例则明显上升。
学习“丰田生产方式”：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明显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大汽车制造公司学习和掌握了日本汽车制造公司的管理方法，特别是所谓的“丰田生产方式”。
滥用个人自由：现实当中的“追求自由者”往往会力图利用任何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宣传而为所欲为。例证之一是美国人的持枪自由。
滥用人际信任的信贷体系：银行大量提供信用卡鼓励超前消费的做法，造成了美国人“高消费、低储蓄”的倾向。美国因过度负债而破产的家庭越来越多，使美国甚至全世界金融体系变得极其脆弱，而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导致美国“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瓦解。
集体主义精神返潮：“911”恐怖袭击激发了美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它造成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压制，并将支持美国政府对整个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进行干预和控制。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三大预言”的实践困局
2009年03月26日人民论坛杂志
朱谐汉
当前，全球性金融海啸在西方呈现出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态势，人们审视危机，发现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弊端所开出的处方并没有过时
最近20年的实践初步证明，西方“三大预言”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困局
上世纪末，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华盛顿共识”，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某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大行其道。但是，仅仅几年时间，“华盛顿共识”在实践面前就濒于破产。
拉美国家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初试验区，但一些拉美国家却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例如，墨西哥在改革前，有两位亿万富翁，20世纪90年代后期增加到20多位；与此同时，贫困人口未见减少，反有增加之势。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日益加剧。民族企业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尤为明显，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这都与金融自由化有关。
曾经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如今则逐步走上了寻求符合自身发展与改革要求的道路：马来西亚在金融危机期间就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泰国在危机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大力支持农村地区和小企业的发展。2002—200 3年，泰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5%左右，是东南亚的最高水平。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印尼也毅然终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韩国早早地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华盛顿共识”是为西方“资本大鳄”张目的。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又注意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正是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才使得中国能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在本次金融海啸中受伤较轻！
近20年中国的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时的“改弦更张”，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
“大中东民主计划”碰壁
民主和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从来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历史的而非超历史的。同时，一个好的民主制度总是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密切联系。对一个国家来说，能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生幸福的民主，就是个好东西。反之，引起经济衰退、政局动荡和百姓痛苦的民主，则是一个坏东西。
苏联解体后，美国制定了所谓“大中东计划”，大规模地向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推销其美式民主制度。实践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如果不考虑本国国情，而移植了这种制度，不是经济出现停滞，民生凋敝，就是政权频繁更迭、政局动荡。相反，那些坚持走本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家，则普遍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中国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步推进，也初步证明了“西方民主”没有普世性。
民主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实施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决策、监督与管理。在西方一些国家的选举中，选民仅是公民的一部分，实际参加投票的选民往往不足国民总数一半，而选举中胜出的候选人的得票率有时仅有48%对47%的微弱优势。实现了48%选民的意志，牺牲了47%民众的利益，这种“民主”能体现全民意志吗？
中国发展质疑“共产主义灭亡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每年以平均9.8%的发展速度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从197 8年的3645亿，到2008年的突破30万亿，是世界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三。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实际增长39倍多，长期困扰中国的短缺经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近10000亿美元，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特别是香港、澳门的如期回归，使中国在国际舞台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显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活力，也反映出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与俄罗斯、巴西、印度并称为“金砖四国”，通过中国与其他三国的发展比较也许更能看到中国的体制优势：1 990年中国的GDP只有3546亿美元，是俄罗斯经济总量的61.23%，巴西的76.12%，仅比印度多377亿美元；2006年中国的GDP增长至26847亿美元，分别是俄罗斯、巴西、印度的3.66倍、4.32倍和3.35 倍，足见近20年中国经济的活力。
曾经宣扬“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的布热津斯基，被迫承认“只有中国目前的发展似乎才预示着共产主义的复兴”。
当前，全球性金融海啸在西方呈现出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态势，人们审视危机，发现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弊端所开出的处方并没有过时。西方人形象地说：“马克思又回来了。”(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三大预言”的思想脉络与时代背景
2009年03月26日 人民论坛杂志
罗文东郭志法
预言之一：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
历史背景：1989年，社会主义的挫折和计划经济的失败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和改革思路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各国)摆脱贫困。为此，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了拉美国家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以拉美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形成“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是用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取代苏东计划经济。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它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而来，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真正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因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给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而“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更使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的主流经济学流派。
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在他看来，“华盛顿共识”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主要内容：强调市场万能论，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其精神实质是：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当时影响：近3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很盛行，是美国几任执政者的主体意识。随着“华盛顿共识 ”的形成与推行，新自由主义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
当前现实：“华盛顿共识”在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结果令人失望。东亚一些国家在90年代先后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结果酿成了1997年由泰国开始并波及整个东亚地区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的经济至今还没有恢复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结果导致失业率高居不下，两极分化加剧，民族企业陷入困境，政局动荡混乱等。各种弊端的显现引起了民众对华盛顿共识的普遍不满，拉丁美洲成为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最为强烈的地区。尤其是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令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反思和抵制。
预言之二：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
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重大挫折。从1989年到1990年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变了性质；1991年，苏联也宣布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东欧剧变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并在1992年将此文扩展为轰动一时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认为西方民主将一统天下，历史已经终结。
代表人物：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代表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主要内容：福山认为，东欧剧变和资本主义取得冷战胜利的根源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优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各种民主制度，并断言西式民主制度将成为普世制度：“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二战后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思想进化史的终结，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遍推广。”
福山通过两个方面来阐述他的观点：一是历史事实，包括苏东剧变和全球现代化浪潮。在他看来，苏东剧变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全球的现代化就是西化。二是普遍史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当时影响：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各方面的热烈反应，曾连续数周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由此在东西方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与此同时，苏式政治制度遭到广泛批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实行西式议会民主制度。
当前现实：20年过去了，当年走上西式民主化道路的国家政治分裂、国内动荡成为普遍现象：拉美推行西式民主的国家在世纪之交发生一系列社会动荡，多位民选总统中途退位。
预言之三：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
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在实践上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最终酿成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成为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重大课题。于是“共产主义衰亡论”应运而生。
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美国当代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曾任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代表著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失控与大混乱》
主要内容：《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认为共产主义违背了历史规律，因而它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共产主义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对社会主义也进行了种种诘难，该书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把列宁、斯大林与希特勒视为同类，诬之为“极权主义”，是“有组织的疯狂的政治”、“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流血”等等，并称正因为这种“强制性乌托邦是一种进行全面控制的企图”，因而它“生产了一台自我毁灭的机器”，所以“这个制度必然垮台”。
当时影响：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出版后不到两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最终瓦解，中国在艰难中探索，这更加使各国对“共产主义衰亡论”确信不疑。
当前现实：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销声匿迹。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现有社会主义国家仍在进行总结、调整和改革，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四国，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和西方国家干涉、演变的强大压力下，保持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本国社会政治稳定。(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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