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扩张遭遇抵抗

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扩张遭遇抵抗

    
                   引言
    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标志是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有目共睹的扩张。其结果是这些公司现在控制着拉丁美洲经济的重要部门，这促使这些国家在生产环节和世界金融链条中更多地结成一体。跨国公司在拉美国家日前增加的存在有什么后果？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阿根廷和厄瓜多尔，为试图结束跨国公司的赌博提出的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论述的主要问题。
    在指出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拉丁美洲的中心以后，我们将提出对拉美有利的政策。第三部分论述外国直接投资在主要的拉美国家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我们也指出抵抗跨国公司的干涉的例子和跨国公司造成的社会和生态的灾害。最后第四部分介绍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阿根廷的政府采取的措施，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与跨国公司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关系破裂的广度。
    中心的跨国公司为什么在拉丁美洲大规模投资？
    一，外国直接投资在拉丁美洲有目共睹的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的爆炸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80年到2005年，世界上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18倍，在拉丁美洲增加了24倍。2005年在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占世界总量的10%（1990年占5%）.到2006年在拉丁美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达到835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3560亿美元。除了加勒比国家的“财政天堂”，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活动集中在墨西哥和巴西，其次在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部分来自富国。2002年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27%来自美国，40%来自欧洲国家。到90年代末西班牙在拉美投资进展的广度和迅速特别令人吃惊，以至使人想到“一次重新征服”。其他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增加了，但在拉美主要表现为地区内的资金流动，主要是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资金流动。至少到2005年中国在本地区的投资还是有限的。
    控制自然资源是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出现的主要目标之一。至于争夺过去由农业食品工业和汽车业主宰的市场的战略在90年代发生转变，表现为在服务业的投资爆炸性增加，现在已占外国直接投资的半壁江山。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的活动中发展，如水、电力、煤气和电信的分配，在银行和金融活动以及在商业部门投资。因为客户加工业（纺织、装配等）和其他出口部门的发展，最后所谓“有效的战略”是重要的，如墨西哥的自动化，这是发展没有局限服务出口的一个开端，如呼叫中心、数据的处理、后勤工业等。
    二，对外国直接投资有利的环境
    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进程中出自“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首先在国际交易中感受到的限制性预算和货币政策被当成宏观经济稳定的一种担保，特别是成为提高工资的限制。另一方面，贸易交流的自由化允许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在不同的国家设厂的优势，特别有利于生产环节的国际联系。最后，在90年代下半期公共的垄断部门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交易的良机。社会政治冲突和和解对投资者是另一个宝贵的因素：独裁的结束至少提供了一段时间，有利于新的统治集团采纳的市场规则民主的合法化，这些统治者主要是在美国培训的。
    外国直接投资制度的自由化和加强国际的担保
    和以前发生的情况相反，领导阶级认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对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机制。这种转变一个明显的象征是80年代初过去常见的征收完全消失了。受到国际机构的诱惑，外围国家的政府在数十个多边、地区和双边的贸易协议中承诺包括保障投资者权利的条款。提出了间接征收的法律观念; 在与美国的投资协议中特别推行这种特别有害的法律条款，它允许受到经济活动条件变化损害的外国公司获得补偿。这种超国家的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演变由于对外国投资的国内法律的自由化成倍增加。在跨国公司入境时，政府取消了多数限制，采取措施加强所有者的权利。这样，从90年代初对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规章修改本质上对投资者有利。2005年由于在拉丁美洲出现了具有活力的政策，那里出现了一个相反的运动：在当年世界上对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控制的修改80%对跨国公司有利的时候，在拉丁美洲情况却相反，三分之二新列入的条文增加了控制，或是增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
    投资者的竞赛
    各国和联邦国家的州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也投入相互竞争：免税、基础设施建设、采用适合其要求的法律……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没有任何过分的。90年代末法国雷诺公司在巴西巴拉那州建厂，当地政府提供了很大的优惠：建设适当的基础设施，免费提供平整的土地，折价提供资金，各项免税，时间长达10年。对外国生产资本提供的这些优惠显然有一项成本：优惠积累得越多接受资本的国家的纯利益就失去越多。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比如中国可以用它的巨大的市场施加压力，在许多情况下要求跨国公司转让技术。但是在拉丁美洲，一般来说消极引资的态度其结果是在很多方面带来灾难。
    三，跨国公司的影响
    在宏观层面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些经济学家和决策中心以为拉丁美洲正在开始一个新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周期。阿根廷的经济在恢复，从2003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每年8%左右，是个最好的例子。从2004年以来巴西和墨西哥分别增长3.8%和3.7%.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初期经济发展确实相对缓慢，因为存在巨大的社会问题。首先是大规模的失业，与前几十年相比，失业率从90年代的5.8%上升到2000年的11%.2006年下降到8.6%.这只是接近的数字，因为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劳动影响到近一半的拉丁美洲经济活动人口。与过去相比，贫困人口有所减少，但是贫困和极端贫困仍然影响到次大陆40%的人口，也就是说与1980年的水平相当。在向跨国公司全面开放20年以后，拉丁美洲的现实是有2.05亿穷人和7900万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此外，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更不平等的地区。
    拉丁美洲的血管总是开放的
    除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微观层面说一些象征性的事例表明跨国公司到达拉丁美洲以后提出的特殊问题：这些公司竞争优势的开发是以本地竞争者、供应商、工资、消费者的付出为代价; 与社会上最反动的阶层结成联盟; 由于相关的公共服务私有化使劳工关系不牢固; 环境的长期污染，印第安社区的结构受到破坏……跨国公司活动的黑皮书已经很厚，并继续在书写。
    对墨西哥银行和分配的掠夺
    可怜的墨西哥是接受美国跨国公司扩张的第一线。90年代初华尔街巨人越过格兰德河，挑战民主的抵抗，如民众旨在阻止在德奥蒂华坎（印第安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所在地-译者注）考古遗址附近建设一个超级市场的运动，那家跨国公司变成了头号销售商，将本地的竞争者边缘化。这种在墨西哥经济的心脏粗暴和强有力的渗透对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双重损害：首先是该部门的工资从1994年到2000年下降了20%，即比其他部门的变化更加糟糕; 另一方面，进口大量增加，对本地的产品控制越来越多，削弱了本国的生产。墨西哥银行部门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在9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允许外国银行主要是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银行呑并了墨西哥本地的银行，从2002年开始90%以上的银行资产被外国公司控制，而在1994年还没有一家外国银行。结果是在10年中对经济提供的信贷很少，对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银行向墨西哥消费者收取的服务费用（信用卡的成本、手续费等）是外国银行在本国收取的费用的几倍; 外国银行获得创纪录的利润，职员的情况被破坏了。2007年4月，墨西哥国民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兼并的公共银行）宣布一项管理费用的计划，同时它刚宣布一项创纪录的结果，2006年它的利润达到近20亿美元; 这项计划包括裁员4000人，3.1万职员的工资损失30%，削减他们的社会保险。
    社会的缺失和不负责任
    2006年西班牙电话公司变成为世界上电信业赢利最多第一个企业（62亿欧元）。它在拉丁美洲扩张的突出特点从工资实践的反社会特性来说是无可比拟的：在提出培训青年成为将来电话公司的代表的计划10年以后，公司对青年的承诺只签署了很少的合同，系统的非法超额工作时间，工资很低，对于争取权利的企图工会进行镇压。首先是公司从私有化中获利，跨国公司第一个取消最低限度的过去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社会担保。
    另一个社会灾害是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公司与工人、在当地定居的社区之间根本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在于跨国公司有权突然摆脱交易，而不理采工人、当地的居民，有时不尊重当地的法律。德国大陆公司在墨西哥哈里斯科州埃斯卡迪轮胎厂非法关闭就是这个逻辑的一个事例。2001年12月16日大陆公司的负责人关闭了工厂，丝毫不尊重公司的内部协定，也不尊重墨西哥的劳工法律。工人们斗争了3年多，但是一无所获。他们罢工，到欧洲去向公司的总部施加压力，号召社会运动提供国际的支持。最后到2005年2月，工人们获胜了，使工厂重新开工，由多数合作方式进行控制。
    矿业计划中的生态破坏和社会结构的破坏
    在跨国公司控制的拉丁美洲经济的网络中矿业是首先要的投资的部门之一。这没有任何新奇的东西：在征服以后继续掠夺，主要目标是开采和出口黄金和白银。这种掠夺是大规模地盗窃财富，也是一个可怕的破坏生态和人类的进程，现在仍在继续。现在最有象征性的冲突之一是布兰科河的铜矿，这是地球上尚未开发的最重要的铜矿之一，位于秘鲁的北部。英国蒙特里科冶金公司（其负责人是前英国驻秘鲁大使）企图非法征收印第安社区的土地。这些印第安人有了矿业城市奥罗约和亚纳科查悲惨命运的教训，害怕开矿污染他们的水源和土地，对健康带来不良后果，对社区凝聚力的破坏性结果：不平等、消灭本地的计划和腐败等。
    严肃处理哥伦比亚的准军事人员
    世界上发生的谋杀案件90%集中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从1991年以来准军事人员至少杀害了2245人。其中许多人是跨国公司食品企业、汽车厂、矿业公司、大银行的工会领导人。受到哥伦比亚司法机构沉默的保护，这些公司与极右的准军事人员合谋，目前在美国它们已经成为几起司法程序的中心。2007年3月奇基塔公司（美国前联合果品公司）承认它为极右的准军事人员提供的“安全”服务支付了170万美元。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客户加工业：超级劳工剥削
    墨西哥的发展从装配工业（客户加工业）起步，在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条约时成为国家经济问题的一项解决办法。这类工厂雇佣技术不高的劳动力，其中很多是女性，其数量在墨美边界地区迅速增加。这种现象增加了出口，但是没有对国家生产机构的发展产生效果; 相反它促使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中国和中美洲国家在这类活动中竞争力的上升表明这种专业化短暂的特点。墨西哥继续被迫向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优惠，以便吸引第二代从事更尖端的经济活动的客户加工业。最后是工人为这种竞争付出代价，因为竞争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
    四，与新自由主义决裂的政策的进展和局限
    （1）委内瑞拉：重新获得能源财富与玻利瓦尔革命的传播  玻利瓦尔革命承诺走“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道路，2007年发生一个重要的转折，对一系列外国的战略资产实行国有化：电信的主要企业和加拉加斯电力公司，原来分别被美国的两家公司（维里松和阿埃斯）控制。但是国家最大的交易是石油和天然气。从2005年政府修改石油立法。不仅增加石油收入在国家收入中的比例，而且强迫企业修改90年代签署的通过合资公司生产分配的协议，使国家在其中持有多数股份。2007年5月这项计划扩大到奥利诺科石油带的开发； 国家石油公司重新购买外国公司的股份至少达到60%.这些关于重油的计划不是那么被看好，多数外国公司接受委内瑞拉政府的新要求，只有美国的科诺科菲利浦和埃克森美孚是例外。
    委内瑞拉通过提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发挥了一种重要的作用。这项计划试图在地区范围内建立经济一体化的模式，与对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大公司的屈从决裂。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2007年4月在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首脑会议上宣布退出世界银行进行仲裁的国际机构“区分不同投资的国际规章中心”，这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次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一项能源条约，保障今后25年内有关国家得到委内瑞拉的某些石油储备，同时在每个国家准备提高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和炼油能力。为了根据“团结和互补”的原则协调在能源领域采取的所有政策与行动，将建立一个 “大国家”企业，包括已经建立的双边的公共企业，将启动由成员国的能源部长组成一个能源理事会。这些建议还有待落实。
   （2）在玻利维亚抵抗替代计划的艰难步伐
    自从莫拉莱斯当选玻利维亚总统以后，玻利维亚与委内瑞拉的接近成为10多年前开展的民众运动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反对饮用水和石油天然气私有化与跨国公司的成功对抗。尽管这些运动取得明显的社会和政治上的胜利，但是还没有全部落实。
    饮用水的战争
    2000年玻利维亚科恰班巴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保卫饮用水和生命协调机构”的组织下，动员起来反对水价大幅度上涨，美国跨国公司贝切尔签署的一项合同规定40年的转让期。6个月的斗争遭到残酷镇压，造成1人死亡和76人受伤。这个运动赢得了“饮用水的战争”：班塞尔省长打破了转让合同，废除了允许饮用水商业化的法律。但6年以后没有收到任何补偿，贝切尔公司放弃了在国际仲裁机构反对玻利维亚政府的行动。贝切尔公司没有补偿走了，但是所有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实施参与制的管理受到挑战，2006年底玻利维亚居民一半多的穷人继续不能得到自来水网络，被迫付高价买运水车拉来的水。
    2005年1月，在拉巴斯附近的埃拉多市爆发了第二次饮用水战争，伊利马尼的苏埃斯饮用水分公司投资少，水价上涨，而公司获取13%的利润。苏埃斯公司宣布撤走，但是拖到2007年1月3日才撤，此前莫拉莱斯政府承受了公司欠下的债务，支付补偿作为对投资的承认。除了这些象征性的事件，玻利维亚新政府不仅在本国的法律中将饮用水排除在市场之外，而且在国际上发动攻势。
    没有结束的石油天然气国有化
    玻利维亚在2003年的尖锐冲突中造成67人死亡。2005年天然气的问题使两位总统下台，莫拉莱斯就任以后承诺和执行他的计划，2006年5月1日宣布将石油天然气国有化，正如莫拉莱斯总结的，“玻利维亚已没有主子，而是伙伴”。由于玻利维亚自己没有开采天然气的设备，国有化措施导致新的与跨国公司（巴西石油公司、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法国的托公司和英国的加斯公司）谈判合同，使交给国家的税收由50%增加到82%.跨国公司从接受资源转让的地位变成为公共企业和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公司服务的提供者。实际上实施国有化也表明政府技术-政治上的弱点：自从莫拉莱斯总统就职以来，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公司已经换了4位总裁。此外在合同的谈判中也有失误，在很多方面继续对跨国公司有利，没有与过去的情况做出决裂。但是国家正在超越一个重要的阶段，收回了两家原来由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控制的炼油厂，与巴西的谈判历时一年，达成支付1.12亿美元的协议。但是这个部门的重组和为满足国内需求投资的滞后，对国内市场供应的影响至少将历时3年。
    莫拉莱斯政府遇到的困难明显地表现在正在实施的进程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它应当向跨国公司让步以便开发资源，因为玻利维亚既然没有技术手段也没有资金自己运营。2007年7月政府签署了一项新的开发一个铁矿的协议，所承诺的外国投资在国内是从来没有过的。另一方面，政府继续明确表明与新自由主义和外国资本的统治决裂的意愿，国家开展一个强大的收回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的运动。2005年国家只控制国内生产总值的8%，2007年1月上升到18%，到今年底的目标是2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正在进行新的一系列国有化，特别是在冶金、电信和电力部门。
   （3）阿根廷：投资者的权利受到责难目的正是为了应对危机
    在90年代忠于前总统梅内姆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成为总统，被迫大幅度修改经济政策以便应对危机。对跨国公司如壳牌、想提高水价的苏埃斯阿根廷自来水公司施加压力，首先表明这是一场政治赌博。其他的决策对经济有更重大的影响：新的债务谈判，检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在梅内姆时期私有化的企业的收费或对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承诺建立一个拉丁美洲的石油天然气公共组织承诺的进程，以对抗1999年出售雷斯波尔公司的阿根廷石油公司的影响。
    本世纪初的阿根廷经济和社会的恐慌表明跨国公司的破坏性。2002年1月的“比索化”承认本国货币作为唯一流通和使用的货币; 按照1美元兑换比索的汇率将债务转换为美元，私人的储蓄的汇率则是1美元兑换4比索，这就使本国货币浮动。这项措施结束了过去实施的1美元兑换1阿根廷比索的兑换法。许多跨国公司购买了公共服务企业，它们只按1美元兑换1比索收费。“比索化”严重破坏了这些跨国公司的收益，尽管它们在90年代获得大量的利润，它们不接受亏损。法国的电话公司、苏埃斯公司出售了它们的资产，这对阿根廷的大财团有利，因而有助于恢复阿根廷本国的资本主义的坚实基础。
    面对经济危机，社会运动没有停止。工厂和企业恢复了。2007年一些收回的工厂采用自我管理的经验，在很多情况下虽然遇到基什内尔政府设置的障碍。实际上，危机发生以后，政府立即支持这些措施，但在收回以后试图恢复阿根廷资本主义的秩序，这意味着与自我管理的力量的破裂。
    结论：为了外围国家进入国际的另一个制度
    在外国直接投资在拉丁美洲极度扩张20年以后，跨国公司利用非常有利和政治环境控制了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除了传统的矿业、石油天然气和农业的产品，跨国公司组织了工业网络的大部分，经常发挥在服务业的统治作用，特别是在银行、基础设施的服务行业（电力、电信等）和分配领域。这种日益增加的存在改变了拉丁美洲的城市面貌，但是没有导致一种发展的活力：经济的增长继续处于很弱的水平，尽管近年来开始恢复; 特别是社会的不平等、失业和贫困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跨国公司促成拉美国家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在宏观经济领域它的表现是真正的破坏者。它的运营总是为了增加利润，使利润保持很高的水平，蔑视任何其他的想法：可怜的工资、法规的不稳定、环境被破坏、支持最反动的阶层，领土之间的竞争下降……
    面对这种攻势，拉美国家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抵抗，其出发点是三项逻辑：首先是在经济灾难和强大的社会动员的压力之下，政府做出部分反应，如基什内尔执政时期的阿根廷。此后，出现反对跨国公司具体的动员（玻利维亚发生的饮用水战争和天然气战争，反对矿业计划的运动……）最后，一些在政治上承诺明确与新自由主义决裂，支持“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在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以及厄瓜多尔上台执政。这些新的政府以或多或少的优势，实现重新控制原来被跨国公司控制的财富的流动。国有化的实现没有打破法律，也就是说，通过谈判达成有关补偿的协议，或是通过国际仲裁的进程。恢复对财富的控制旨在通过重新分配的政策和进行生产性的投资或人力资本的投资（卫生和教育），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被迫与跨国公司达成协议，因为跨国公司确实拥有技术能力、资本或销售网络，有关国家不可能放弃眼前严酷的必要付款。
    为了拉美国家的解放，面对外国资本的这种局限可以在中期内通过地区一体化的活力被部分抵消：查韦斯和他的盟友的计划正是为了在地区范围内互相支配手段（资本、技术、网络等），实施政治的一体化扩大行动的范围。通过这一途径整个次大陆将沿着利用资源满足居民需求，而不是满足国际金融不可控制的利润胃口的方向前进。但是，还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面对跨国公司重新获得的国家主权或地区的主权继续是脆弱的，如果还是依靠本地的资产阶级，那将不是真正的决裂：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拉丁美洲已经熟悉这类运动，它确实有助于一定的发展，但是没有打破资本主义的逻辑，也没有经常地减少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因为各国经济之间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有力地互相依存，与跨国公司的对立不应当是这些国家和一个集团的责任，说到外围的国家就更是如此。在北方和南方的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之间建立反对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试图继续执行的政策的联盟，为了向一个巩固的国际一体化前进，这仍然是一项义务性的工作。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9年3月6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