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共产党密切党群关系的基本做法和经验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课题组
[内容提要]古巴共产党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始终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保证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古共十分重视密切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其重大举措为：根据本国国情，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增强广大群众对党的认同感；深入基层，与群众直接沟通，倾听群众意见；赋予党员群众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讨论和决定的权利；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的紧迫问题；狠抓廉政建设，维护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古巴共产党的处境更为艰难。一方面，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古巴失去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依托；另一方面，美国加大了对古巴的封锁与“和平演变”的力度，采取种种手段分裂古巴共产党，试图彻底搞垮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另外，一些拉美的近邻也对古巴施加压力。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古巴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动荡。然而，古共却能在十分严峻的内外环境下，仍然维持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党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由1991年的61.5万人增加到85万人，占总人口的8%。1997年古共民众舆论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83.6%的古巴人民认为古共继续是古巴社会的领导力量，89%的人认为古共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西半球惟一的执政党，古共何以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始终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维持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最根本的原因是古共十分重视密切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古共的执政经验再次验证：任何执政党的根基都在于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民心向背始终是决定执政党前途命运的关键因素。古共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古共认为，苏共失败的一条重要教训是，只注重党领导国家政权，忽视党的社会上作和群众工作。而作为古巴社会领导力量的古巴共产党要想带领人民渡过“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就必须重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卡斯特罗曾说：“古共要维护同群众的联系，因为这是党存在的理由，它给党以威信、权威和力量。永远不能超越群众；要永远和群众在一起，永远在人民的心中。”古共提出了“四个一切”的原则：一切立足于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重大决定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一切活动要有群众的配合。为了贯彻这一原则，古共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确保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根据本国国情，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增强广大群众对党的认同感
苏东剧变后，古巴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认真分析本国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时调整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以扩大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争取本国人民对党的认同感。其做法有三：
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卡斯特罗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如此紧密地团结起来，开展精神、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伟大斗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正义。社会主义只能完善，不能破坏。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十分艰巨的，我们做好了誓死捍卫社会主义的准备。革命者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永远不会放弃我国人民斗争换来的成果，永远不会放弃理想和目标，永远不会放弃建设由我们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权利。”“因此，古共提出：“古巴宁可沉入大海，也决不改变航向，任凭它惊涛骇浪。”
二是适时修改党章党纲，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的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首先是把何塞•马蒂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为古共的指导思想。何塞•马蒂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期，其精神实质是：对内主张“团结大家，为了大家”，人要靠自己的一双手劳动，并有自己的思想，任何人都不应靠他人的劳动为生，建立一个劳动者的共和国；对外主张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并对美国提高警惕。马蒂思想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在影响、鼓舞和激励着古巴人民进行反对外来压迫、维护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的正义斗争。特别是他的“正义在民、由全民组成并为全民谋福利的共和国”思想，在古巴民众中有深远的影响。把马蒂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融入党的指导思想，突出了古共和古巴革命的民族性和本土化，大大加强了古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四大”修改了党章和党纲，在党章党纲修改决议中提出将何塞•马蒂的激进思想同社会主义的历史需要相结合。这是古巴共产党第一次将马蒂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在古共“四大”以前，在党的纲领和章程中对马蒂思想的最高评价是“后来革命者的旗帜”，“古巴共产党继承了何塞•马蒂的思想”，并明确规定古共的“理论和行动指南是马列主义”。1992年通过的古巴宪法明确宣称：“以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古巴共产党是古巴民族有组织的先锋队，是社会和国家最高的领导力量，它组织和指导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和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共同努力。”1997年10月召开的古共“五大”再次重申古巴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马蒂思想为指导思想，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古巴惟一的选择。古共建立了“马蒂纲领协会”，并发行“马蒂手册”用于学校教育，将马蒂思想列入学生的必修课。
另外，古巴共产党还十分强调继承古巴的革命传统。古共章程明确规定：“古巴共产党体现了古巴人民英勇的革命传统。古共是何塞•马蒂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创建的古巴革命党忠实的继承者，也是胡利奥•安东尼奥•梅亚和卡洛斯•巴利组创建的古巴第一共产党以及所有为在1959年1月1日推翻亲帝国主义的独裁统治而进行斗争的革命组织的忠实继承者。”古共强调古巴的革命传统，其目的也是为了强调古巴革命和古巴共产党的思想和理念是扎根于古巴本土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古巴“民族性”、“本土件”，而绝非从其他国家那里照搬照抄的。这无疑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民众，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党和国家战胜危机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是修改宗教政策，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为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古共注重缩短自己信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距离，以使自己的指导思想更贴近民众。信教人数在古巴国民中占有很大比例，而且，在特殊时期开始后，在广大的教徒中涌现出不少爱国人士和革命者，积极支持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古共作为古巴社会惟一的政党，是否应该向这些信教的优秀分子敞开大门，把他们吸纳到党的队伍里来，就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多次讨论和研究，最后全党达成共识，认为不能教条式地对待宗教和教徒。他们认为，从严格政治意义上讲，不应否认信基督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一起改造世界。重要的是，他应该是真诚的革命者，决心根除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而斗争。基督教主张平等、博爱、人的尊严，这与共产党人所具有的最先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觉悟是一致的。卡斯特罗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有一个党，惟一的一个党，惟一的一个干革命的党，必须使所有爱国者、革命者、所有希望人民进步的人和所有捍卫我们革命的正义思想的人入党。”当然，入党的信教者还应接受党纲、赞同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观念。在此基础上，1991年 10月古共“四大”修改了党章，取消了党章中关于“有宗教信仰的革命者不能入党”的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宗教人士中的优秀分子入党，这些人入党后仍然可以继续参加宗教活动，但不得影响党的工作，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必须优先考虑党的需要。古共还宣布此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党的一项长期原则。与此同时，古共还修改了宗教政策。1992年7月，古巴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对1976年宪法作了重要修改，修改后的有关宗教信仰的第55条规定：“国家承认、尊重和保障信仰和宗教的自由，同时也承认、尊重和保障每个公民有改变宗教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有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信仰自己所喜欢的宗教自由。”古共根据国情的需要，修改党章和宗教政策，不仅有助于扩大党的代表性，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同时也改善了与宗教界的关系和古巴的国际形象，赢得了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支持。目前，古巴宗教界与政府的关系大大改善，教会在任命神职人员时主动征求政府意见，自觉抵制外部势力干预，甚至还要求政府为其改变在公众中的形象出谋划策。
二、深入基层，与群众直接沟通，倾听群众意见
卡斯特罗要求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扎根到群众中去，与广大民众进行直接的沟通。他本人就很善于和群众直接沟通。他经常到各地视察工作，与干部群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每有重要会议，包括工会、共青团乃至少先队的全国代表大会，卡斯特罗都亲自出席，长时间听代表发言、提问、插话、交谈，少年儿童也会在大会上和他直接对话。他还经常走访科技人员。各行业先进工、能人，和他们交朋友、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吸取知识、解决问题。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卡斯特罗就会通过电视广播向群众做解释、宣传和动员工作，有时还亲临第一线。20世纪60年代，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吉隆滩时，卡斯特罗身先士卒，亲自率领古巴军民击溃雇佣军；1994年美国煽动古巴移民风潮和政治骚动时，卡斯特罗只带少数警卫赶到现场，还明确指示警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开枪，在其感召下，事件迅速得到平息；2004年9月“伊凡”飓风席卷古巴西部，卡斯特罗亲赴现场领导救灾活动。每逢甘蔗收割季节，卡斯特罗等领导人都会到农村去帮助村民收割甘蔗。
古共中央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每个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六次率视察组到地方视察。视察组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召开干 群联系会议，听取意见，指导工作，回来后要撰写视察报告，并在党报上公开发表。党的省市级领导干部也必须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各类问题。古共省市级领导干部在与基层群众接触时，能叫出许多普通群众的姓名，人们也习惯直呼他们的名字，干群关系十分融洽。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不同社会群众的利益需求，古共开展了领导人同基层群众直接对话的活动。如 1991年5月，18名党政军高级官员同150名青年学生代表在哈瓦那进行了为期四大的大型直接对话会。与会青年代表提出了423个有争议的问题，都得到了答复。领导人与群众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无疑便于沟通思想、了解民情，有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拥护。
古共还设立了群众意见调查中心，定期了解民情民意，向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提供信息。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向上反映情况。这些意见通过计算机进行整理，有些意见会直接送交到卡斯特罗那里，由他亲自审阅。仅2004年一年，卡斯特罗就看了1800多份群众意见。该中心的建立便于中央及时掌握广大民众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进行舆论引导，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如1998年，古巴邀请罗马教皇二世访问古巴，该中心事先在群众中进行民意调查，了解群众对此事的反应，接着由古共中央根据民调结果有针对性地作思想政治工作，卡斯特罗亲自通过电视向干部、群众做接待动员工作，解除了群众中存在的顾虑和疑惑，既圆满完成了接待工作，又保持了古巴社会的稳定。
古共十分重视通过各种政治组织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古共“五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必须同劳动者、社区民众保持经常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古共还通过它领导和指导的若干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了解群众的呼声，倾听和征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党政部门的工作。这些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包括古巴工人中央工会、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妇女联合会、古巴大学生联合会、古巴中学生联合会、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古巴少先队员联盟、全国小农协会、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盟以及古巴记者联盟等。这些组织覆盖了全国各阶层人士。据1986年统计，工会、妇联、保革会、大学联、中学联和少先队的成员占各自群体的80%以上。这些组织不仅给古共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持，而且为古共同广大民众之间保持密切联系提供了桥梁和纽带。
保卫革命委员会是卡斯特罗在1969年组建的群众组织，它是古巴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现拥有800万成员，全国14周岁以上的国民有95%加入了“保革会”。其中央机构是全国秘书处，有基层组织133129个，分布在各个街区上。“保革会”的基本职能是：在所有领域捍卫革命，建立警戒体系，达到社会平静，共享革命成果，巩固社会主义；其口号是“保持警惕，捍卫社会主义”。它的主要工作包括选举、提拔基层干部，监督与腐败、吸毒、走私有关的现象，对国民进行军事战争宣传以及为国家经济作贡献等。保革会在革命胜利初期为捍卫古巴革命的胜利成果做出了卓越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不仅担负起教育群众、提高其思想觉悟的工作，而且在动员群众参加经济建设等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卡斯特罗曾赞扬保革会“不仅仍然是（革命事业的）身经百战的捍卫者，而且也是革命事业的勤劳和不倦的建设者”。20世纪90年代古已进入特殊时期后，保革会更成为古巴社会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机构，是党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古巴社会出现了一些“不同政见者”从事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违法活动，古共通过保革会向广大民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与这些势力进行斗争；90年代中期，一些群众非法出逃，保革会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迅速缓解了事态；90年代后期，保革会开展“革命街区”活动，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为古共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赋予党员群众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讨论和决定的权利
古共十分注意调动群众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古共发展新党员和选拔党的领导干部都要征求群众意见。古共吸收党员要经过群众的推荐，党章明确规定：“接纳党员和预备党员只能在征求群众意见之后履行手续。”早在1975年古共“一大”上，卡斯特罗就强调指出：“我们的挑选办法包括民主地听取党的发展对象所在单位的全体劳动群众对其入党的意见”，这体现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的原则。“党的建设和成长过程就包含了同群众的经常对话。党保留选择党员的权利，但也时刻倾听群众的看法和意见。”古巴在基层普遍建立了劳动者代表大会推荐党员的制度。每个想入党的人都必须先由劳动者代表大会推荐，然后才由党组织对被推荐人进行考核，之后再将他们的履历和各方面表现公布于众，再次听取劳动群众的反映和意见，最后才由党员大会通过，报上级审批。古共不仅让普通群众参与到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还赋予群众在选拔干部时的发言权。干部的拟任职位要有两名候选人，经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几次反复，最后召开由基层党支部书记参加的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口碑不好的干部不能提拔任用。1992年，古巴修改了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选举制度。过去市（县）级人代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而省级和全国的人大代表由市（县）级人代会代表选举产生，现在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都由选民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直接选举产生。而且人大代表不是由党组织推荐提名，而是由群众组织提名。
古共还强调“全国和谐”的原则，即一切重要决策出台前，都要先经过群众的共同讨论，广泛征求普通群众的意见。早在20世纪70年代卡斯特罗就说过：“党要时刻倾听群众的看法和意见。”党在出台重大政策之前，都要广泛召集群众进行讨论。讨论经常是全国性的，经常有六七百万人参加。在大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决策才会作为法律通过，对于有意见分歧的问题，就会先搁置一下。例如，古巴对外开放海滩、发展旅游业的政策就经过了广泛的群众大讨论。起初，很多群众想不通，认为是剥夺了古巴人民自己享受海滩的权利。鉴于此，古共组织全民进行讨论，使人民意识到发展旅游业赚取的外汇可以解决人民的许多生计问题，帮助古巴渡过难关，于国、于民都有利。之后，古共才出台了对外开放、发展旅游业的政策。
为了便于群众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讨论过程，古共还在群众参与机制上进行了创新。如 1993年在中央工会领导下在全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中建立了“工人议会”。从1994年初起，在全国300多万职工中建立了近8万个“工人议会”。这些“工人议会”为广大劳动者公开讨论国内严峻形势提供了平台。党和政府通过“工人议会”听取意见，并把这些意见汇总起来，提交有市（县）、省和全国人代会代表参加的市（县）和省工会会议上加以讨论，然后再提交全国人代会特别会议。通过这次历时三个月的全国职工大讨论，对如何应对困难问题在全国达成了共识。在向21世纪迈进的过程中，古共又创造出新的人民参与形式。1999年12月，在争取埃连返回古巴的群众运动中成立了公开论坛。埃连事件结束后，这一组织形式被保留下来，成为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又一新机制。2001年，在哈瓦那市民中又成立了“街区改造”工作室，让基层居民更多地参与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
为了集思广益，古共也特别注意尊重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党的每项重大决策出台前，首先要在广大党员中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将意见统一后再对决策加以确定和实施。如古共“四大”的主要文件《号召书》，不仅在广大党员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而且还吸收350万党外群众对文件进行了认真讨论，共提出了100多万条意见。再如古共“五大”在1997年10月召开，但其政治文件草案早在1997年5月就公布并交党内外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在历时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包括党员在内，全国14岁以上的650万人参加了大讨论。古共“五大”讨论气氛生动、热烈，卡斯特罗等党的领导人在大会上即席讲话，电视台、电台自始至终向全国直播了大会讨论实况。这些举措激发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政治热情，也加强了党员对党的认同，让党员意识到自己是党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要履行党员义务，同时还可以享受到党员的权利，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己之力，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的紧迫问题
密切党群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群众最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苏东剧变后，古共越来越意识到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古共中央第二书记劳尔•卡斯特罗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定量供应本，不是四家分一个南瓜，一个党委书记最好的思想工作就是使自己的人民有饭吃。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为了发展经济，古巴走上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之路。正如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赫所说：“古巴将继续推动国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因为这是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惟一出路。”1991年10月，卡斯特罗在古共“四大”上明确提出了古巴对外开放的政策，将对外开放作为国策确定下来。1992年古巴政府修改了外资法，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随后通过的新宪法把合资企业作为古巴经济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古共也迈开了经济改革的步伐。1993年7月，卡斯特罗首次宣布了几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随后几年，古巴又相继出台了十几项经济改革政策。1997年“五大”上，古共再次突出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明确提出“经济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芸豆比大炮更重要”、要做“经济战士”、要“学会管理”、“没有效益就不是社会主义”。古共“五大”后，古巴又继续推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
古巴改革开放的重点始终放在解群众的燃眉之急上。苏联解体使古巴粮食供应出现极度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1年古共“四大”制订了大力发展食品的计划，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大力推广农业科技成果，选择优良品种，兴修水利和完善灌溉系统，合理使用土地，发展牧业和养殖业等，以解决食品供应问题。1997年古共“五大”再次强调，必须把食品生产搞上去，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经过艰苦的努力，近些年来古巴人民食品供应的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又如，苏联解体后，由原苏联供应古巴的石油锐减，导致古巴能源异常短缺，除造成很多工厂停工外，几乎半数的公交车辆无法正常运营。为尽量解决人们乘车难的问题，古政府规定，所有的公车只要有空位并顺路就必须允许群众搭乘，对拒载的予以严肃处理。
经过十来年的改革开放，古巴经济逐渐有些起色。从1994年起，古巴的经济增长率逐年稳步提高，1994年为0.7%，2004年为5%。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改革以来，古巴职工平均月工资从185比索增加到245比索，加上其他收入，人均月收入达359比索。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古共始终高举社会公平的旗帜，注意维护广大群众的社会福利。古共领导人多次申明：“我们用仅有的少量东西以最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决不会遗弃一个人，决不让一个人流落街头，无衣无食，没有工作，不关闭学校和医院，不提高物价。”近十年来，古巴在美国的封锁下，经济虽然十分困难，但是每年国家仍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9%和11%分别用于公共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就医疗而言，全国建立了社区、市级、省级、国家级四级医疗体系。社区医院医疗设备齐全、先进。全国城乡居民终生公费医疗。小病到社区医院，大病到中心医院，治疗和医药等全部免费，住院免交伙食费。古巴1000多万人口，拥有6.9万名医生，8.2万张病床；每千人拥有6.2名医生，7.9张病床。由于享有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古巴人均寿命75岁，在世界名列前茅。古巴的教育体系也较完备。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在完成六年小学教育后，99%的学生可接受中等教育。学杂费一律全免，校服也由国家免费发送。虽然国有企业改革使不少职工下岗，但是政府规定，职工下岗四年内领取原工资的60%，再就业时其工资不得低于原工资的80%，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古巴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也在逐年增加。2003年，社会保障支出（不包括教育和卫生的支出）为21.01亿比索，占政府总支出的11.5%。
五、狠抓廉政建设，维护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古共强调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卡斯特罗曾对记者透露，“我的工资同40年前大体持平，甚至还要少一些”，“我无意要求为我增加工资，因为幸福不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巴领导人的工资就一直没有增加。国家规定，党政机关干部的工资不得高于同级的企业领导人的工资。目前部级领导人的月工资为400比索左右（不到20美元）（古巴的最低工资收入在200比索左右）。在食品供应方面，党政高级领导干部没有特殊供应，各级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样凭证到国营商店排队购买定量的食品和物品。古巴对党政官员在住房、用车方面都有一些抑制特权的规定。官员的住房与一般国民相同，没有专门兴建的高级住宅区，即使提职提级也只能保留原住房，不少高级干部与普通民众住在一起。在用车方面，允许部级以上领导干部配专车，但不准乘高档进口车，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下只许配拉达车；集体活动使用面包车，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工作，一般情况下，也同随行人员一起坐面包车；即使有经济能力购买私人小轿车的领导干部，也不允许购买，很多党政领导干部都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
古共清醒地认识到腐败丧权，廉洁兴党。卡斯特罗特别强调指出，“在腐败未侵蚀党的肌体之前，就必须把毒瘤切除”。古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包括省、市党委和各基层支部，每月讨论一次防止和反对腐败问题，检查本地本单位有没有问题，出现问题要及时纠正。
古共的反腐败首先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制度约束。1996年古共颁布了对国家干部的26条戒律，规定高级干部除非公务，即使自己有外汇也不能去旅游饭店消费；领导干部装修房子即使是用自己的钱也要经过批准；政治局委员、部长不得更换新型汽车；部以上干部及其家属不能在企业兼职或担任名誉职务；不允许高级干部子女经商；不允许企业领导人把家属和亲戚安排在本企业工作，等等。
其次，古共十分重视监督的作用，建立了一整套监督机制。一是组织监督。古共设立中央、省、市三级申诉委员会，分别在同级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其职责是受理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举报以及审理对违纪党员和党员干部有关处分的申诉。该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同级党委无权否定或修改。设立全国群众举报委员会，直属古共主管党务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领导。建立了全国审计办公室，从属财政部领导，但拥有审计自主权；各省省委下设专事监督的审计局。设立对公车私用行为的专门监督机构，经常在旅游区登记公车的车牌号码，进行跟踪处理。二是群众监督。部以上干部在下班后与普通居民一样，要接受居住地保卫革命委员会的管理和监督。保卫革命委员会有义务向党政干部所在单位报告他们及其家属和子女在社区的表现，对党政干部的年度考核、任用和选拔也有发言权。
最后，古共对腐败和违纪行为绝不迁就姑息，坚决将腐败分子撤职或查办。古共规定，领导干部贪污受贿金额在300美元以上，不论其职位高低，坚决免除其领导职位，需要法办的就要法办。1989年六七月，古巴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肃贪反腐运动，原古巴驻安哥拉驻军司令阿纳尔多•奥乔亚中将等14名高级军官和官员因参与贩毒、走私和挪用公款被捕并判刑。奥乔亚是古巴五名“共和国英雄”之一，曾经屡立战功。1998年，卡马圭省省长因私自挪用企业公款为省机关购车、修房，被解职并劝其退党。一位管人事的于部因受贿10美元被劝退党。2001年，古巴渔业部长因对下属单位腐败问题监管不严而被免职。2004年夏季以来，古巴又开展了新的一轮反腐败运动。政治局委员分赴各地视察，要求对腐败行为者尽早进行清理，政府还对企业管理层的账户采取了严格的清理措施。劳尔•卡斯特罗在党的会议上强调：“革命不仅受到美国的威胁，而且也受到腐败和容许腐败滋生的自由化立场的威胁。腐败将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将腐败控制在踝关节以下，决不能让它达到我们的脖子位置。”与此同时，古巴政府撤换处理了旅游部长及其他两三位部长，因为他们放纵下级官员的腐败行为，无法有效控制本部门的腐败。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4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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