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敌国为祖国”乃吴精英的最高境界
徐亮
2009.10.22
原以为只有汪精卫聪明,卖国就算了,还弄个“曲线救国”做自我辩护,好象其最终目的就是“救国”。很多无知的知识分子迷惑于字眼,不问社会实践的标准,连“听其言,观其行”这句话都忘记了,在言论上还替汪精卫辩护,真是幼稚到了极点。如果只以语言来评价历史人物,那么连希特勒和秦桧也能够迷惑世界了。希特勒有句名言是“为了德国人民,我们必须战斗15—20年”;再看秦桧的言论是何其接近汪精卫:
武穆曰:“北虏未靖,河山未复,何言和耶?!”桧曰:“吾闻: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徐图转复。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此文景之策也。今虏强国弱,宜徐图之”。武穆曰:“为臣者喜偏安而不思彼占我河山,可言君子呼!”。桧曰:“待河山光复,乃一国之人,何言彼此,鹏举度君子之腹也”(《宋史.贰臣传.秦桧》)。
秦桧的意思是,打仗是不对的,是匹夫所做的事情(我国外交精英一向反对革命和秦氏是如此相似)。天下真正有大勇的人,是别人打我,我不惊;别人突然攻击我,我处之泰然,然后慢慢想办法恢复,这才是志向远大的表现(很象韬光养晦和所谓的大战略的表现)。岳飞问他,当人家的臣子却喜欢偏安,但是却不努力想办法去恢复金人占据的我朝河山,凭什么称为君子?秦桧的回答绝妙,等江山恢复了,都是一个国家的人,何必分什么彼此,敌我呢。
“乃一国之人,何言彼此”等秦桧的言论真是和当今的外交精英神似。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接受内地《南风窗》的采访中充分发挥了秦桧的中心思想:
在奥运会声援中国政府的问题上,他说“针对奥运火炬传递过程所出现的问题,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的游行、抗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我了解,使馆对他们是支持的,是非常肯定的。但在外交人员看来,这些抗议活动也有一些考虑不周的地方,比如一片中国红旗的海洋,中国人看来很长志气,但是如果天安门广场一片外国国旗,我们会觉得怎么样?有一些行为需要考虑所在国人民的心理感受。”
在抵制家乐福的问题上,“我们以为都是法国人不好,从上到下都是这样子,这是以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待别人,对外部的世界不够了解。抵制家乐福是不明智的,第一,家乐福卖的很多是中国货,第二,家乐福工作的99%是中国人。现在外国的中国货比中国的外国货要多得多,人家反过来抵制中国货怎么办?我们要吃亏的。有些行动太感性,没有考虑全面,这类不理智的事情往往会首先给中国人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
在中国梦的问题上,他说,中国要“与世界分享,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实现了‘中国梦’,我们不是把‘中国梦’只留给中国人”。
另外,还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讨论”;另外,吴氏表达了一种极其善良和可怜的愿望:“另外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悠久的文明,这些东西都是正面的。当然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他们不喜欢我们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对共产党有些恐惧心理,这个可能和过去苏联的做法败坏了共产党的名声有关。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有些误解是可以逐渐消除的,但也有些人的成见很难改变。”(《大使眼中的中国与世界:以平常心对待批评》,《南风窗》 2009年10月)
笔者认为,在这些谈话中,吴氏系统地评论了2008年度的国内的爱国主义运动,而且全部、彻底、干净地以名赞实损的形式否定掉了,而且充分暴露了其汉奸的嘴脸,值得全国人民去鞭笞、讨伐。
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在核心的国家利益上,是否要和世界共享;在核心的国家利益上,是否仍然可以谈判;在核心的国家利益上,是以少数中国人的利益为主,还是以国家、民族主权为第一。
一、在主权、国家尊严问题上,不管本国人民,而是去“考虑所在国人民的心理感受”
如果“有一些行为需要考虑所在国人民的心理感受”的“一些行为”指的是和国家主权无关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糟糕,比如随地吐痰、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插队等问题,那么我们接受这种批评。但是问题在于,在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去表达我们的声音,凭什么法国人不对“一片红旗”说三道四,一个中国的外交人员却看了不舒服?难道吴大使比法国人还法国人?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友邦惊诧”论》: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 十二月十八日 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在奥运会圣火在法国遭遇藏独分子的阻挠时,是我们可爱的留学生用生命保护着圣火。凭什么你一个躲在墙壁里的“肉食者”来对学生指手画脚?在面对法国政府的无理行为时,你还要书生气、汉奸味地大喊一声:“你们这帮学生,到处是红旗,希望你们考虑到法国人民的感受”。那么请你一个人去保护圣火吧,请你去和藏独分子斗一下试试吧。如果你是个中国人,你应该自己亲自去前线。
以细枝末节、卑劣琐碎的小问题来损害全体,以英雄也得吃喝拉撒来损害英雄的形象,是一切小人的惯用伎俩。
二、在国家利益问题上,以小集团利益消融、瓦解国家根本利益。
在抵制家乐福的问题上,吴建民说的很好玩好笑:“我们以为都是法国人不好,从上到下都是这样子,这是以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待别人,对外部的世界不够了解”。在这里,吴完全颠倒了是非前后逻辑关系,是法国企业暗中以从中国挣的钱去支援达赖,然后才有中国人抵制。在吴氏理论那里,成了中国人先对外部世界不够了解,然后造成了抵制家乐福,充斥着对法国人的辩护和辩解。我不禁想大喊一声:您拿了法国人多少钱?
吴氏理论中还说到:“家乐福卖的很多是中国货”,还说什么“家乐福工作的99%是中国人”。这里恰好说到了跨国资本集团的利润问题。家乐福这样的企业,正是利用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几乎无成本地挣去了中国人的钱。相当于空手套白狼。家乐福里的中国货不到中国全部总商品量的亿分之一;在家乐福工作的中国人也不到全体中国人的万分之一。因为这亿万分之一而却要舍掉国家尊严和根本利益,建民先生算了一笔真经济的帐本。在这个问题上,是影响极少数人重要,还是国家根本利益重要,在大和小之间如何取舍,这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胡说八道,我看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吴氏不但在这个问题上乱说一气,还表现出了鲜明的市侩思想:“怕事,害怕,恐惧”,比如说“现在外国的中国货比中国的外国货要多得多,人家反过来抵制中国货怎么办?我们要吃亏的。有些行动太感性,没有考虑全面,这类不理智的事情往往会首先给中国人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完全是把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市侩思想。韩国人说,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不是做生意。但是按照吴氏的这套理论,中国人为了一点商品利益,就应该忍气吞声,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也值得,稍微一有点爱国行为,立即就得大喊“暂停,不妥”。
三、在国家尊严、核心利益上取消一切原则性
吴氏说什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讨论”。要知道,邓小平可是说过“主权问题不容讨论”。吴氏连这点尊严和气节都已经没有了,说什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完全是一副妓女敞开心怀,任意接受凌辱的姿态。取消了一切原则性,当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了。
吴氏说什么“另外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悠久的文明,这些东西都是正面的”。分析这点很有意思,只有“经济、古老、悠久文明”这三点才是正面的,暴露了他的真面。
他把法国人对共产党的恐惧说成是“苏联的做法败坏了共产党的名声有关”,纯粹是一种幼稚之论。世界范围内丑化共产党的舆论从1919年十月革命以来就一直在猖獗地进行,岂非苏联一国呢。在这一点,他完全了没有了敌我的感觉,完全就是一种解释解释法国人就能对共产党产生正面印象、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主导权斗争忽视、漠视、无知的表现。
香港《太阳报》谢文达认为,“当上外交官算是精英一族,但首先是中华民族一员,要求国人表示对祖国的支持时,先要顾及别人的观感,这已非软或硬,而是感情问题。试问,洋人跑到长城和天安门广场藉人权问题羞辱中国,西方国家和他们的驻华大使会谴责自己公民不考虑中国人的感受吗?当被问及中国每遇西方大国发难,便派出大型採购团,这种「定单外交」是否有效,吴建民称,中国「不会买一堆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定单外交「至少让世界感觉到希望」。事实上,中国要的东西,西方大国根本不卖,高尖技术如是、军工科技如是,连购买石油天然气这类资源产品,人家也处处搞小动作,能买到的,顶多是些不怎麽需要的玩意儿。搞外交的,在谈世界希望我们如何前,最好先问问中国人想如何。”(乱世达观:理性外交悖论)。
2008年8月,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吴建民就说,我们到人家家里,尊重人家,客人到我们这里,我们要尊重客人。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我们在接待他们的时候,既会考虑到的他们的生活习惯,也考虑到中华文化,让他们过得比较舒服、比较愉快。
因此,在我看来,根本原因并非在于幼稚,而是因为吴氏以敌国为祖国,根本上是一个“非中国人”,或者说任中国官职的外国人。他没有拿绿卡,但是却彻彻底底是反华势力在国内的代言人。这种思想的渊源关系,吴氏可以从秦桧那里互相安慰。(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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