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回来了--俄罗斯国内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新动向

诞辰130年 俄民众对斯大林“爱大于恨”
2009-12-21 　来源: 环球时报

　　环球网记者梁旭报道12月21日是苏联领袖斯大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对于这个争议颇多的政治人物，俄罗斯调查机构进行的相关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评价呈现极端不同的两种态度，但爱斯大林的人比恨他的人要多。

　　俄《生意人报》12月21日报道，全俄民意调查机构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显示，37%的受访者对斯大林持积极态度，负面态度的为24%。但是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呈现了两极分化观点：一部分人认为他是“暴君”，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他让俄罗斯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在斯大林英明领导下，苏联得以强大和繁荣，也只有斯大林的“强势管理，才能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非常局势不能没有这样的领导。”

　　《生意人报》报道说，俄民众认为斯大林是非常时期出现的非常人物。俄罗斯现在还没实现真正的平等，因此社会还是在怀念斯大林。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纳乌莫夫说，当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会渴望铁腕领导人物帮助穷人恢复公正。

　　（来源：环球网）

格鲁吉亚纪念斯大林诞辰１３０周年 
2009年12月22日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格鲁吉亚哥里１２月２１日电（记者任瑞恩）１２月２１日是斯大林诞辰１３０周年。这一天，在斯大林出生地格鲁吉亚哥里市，人们自发举行活动，纪念这位已故的苏联领导人。

    当地时间中午，近５００人举着红旗和斯大林像汇聚到斯大林故居门前，其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天真朴实的少年。他们从斯大林故居一路走到哥里市政府大楼门前，那里矗立着８米高的斯大林铜像。

    在人群中，一位身材和相貌都酷似斯大林的老者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斯大林的孙子、７３岁的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他说：“我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出席纪念活动，希望世人客观认识历史和作为历史人物的斯大林。”

    斯大林于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２１日生于哥里，原姓朱加什维利，父亲是农民出身的皮鞋匠。斯大林是这个贫穷家庭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他在哥里生活了大约１５年，１８９４年离开家乡到第比利斯学习。

    现存斯大林故居是一处带有木回廊和地下室的普通砖房，其中有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摆着一只木箱、一张大床，正中间的方桌铺着白桌布，上有一盏煤油灯和一个粗陶水瓶。据介绍，这个房间就是斯大林当年的居室。

    在斯大林故居旁，建有国立斯大林博物馆。馆长马格拉克利泽说，博物馆目前藏有关于斯大林的实物展品约４．７万件，去年参观者达２０万人次，不少参观者来自中国和欧美国家。

 
俄罗斯纪念斯大林诞辰130周年(组图)

2009-12-22  来源：国际在线

当地时间周一，俄罗斯民众手持斯大林肖像纪念斯大林诞辰130周年。21日，俄罗斯议会第二大党――共产党人在克里姆林宫外摆放鲜花，纪念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诞辰130周年。最近，俄罗斯总理普京和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分别对反对斯大林的人进行了谴责。
 

组图：俄罗斯民众纪念斯大林诞辰130周年

2009年12月22日 China Foto Press

http://news.sina.com.cn/w/p/2009-12-22/130819313267.shtml

　　2009年12月21日，莫斯科，当日是斯大林诞辰130周年，俄罗斯共产党成员和其支持者前往悼念。

俄罗斯国内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新动向

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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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编者按：长期以来，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无论在俄罗斯，在我国，还是世界其它国家，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话题，是因为对斯大林这个对世界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创举和革命实践问题，关系到现实的政治斗争问题。
张捷教授的这篇文章，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公正的原则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真相，同时比较翔实地介绍与分析了俄罗斯近年来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的态度、表现和动向。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我们党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就郑重地作出结论：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张文使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斯大林时代各种档案资料的陆续解密，许多丑化和抹黑斯大林的谎言不攻自破，肯定斯大林的倾向不断强化，斯大林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仍然活在俄罗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中。
历史和现实的斗争告诉我们，能否正确评价斯大林，对于我们能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张捷教授的这篇新作，很值得我们大家认真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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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他的“改革”后，在他提出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填补历史空白点”等口号的鼓动下，出现了一股比苏共二十大后出现的更大更猛的反斯大林的浪潮。斯大林时代的历史几乎完全被抹黑，斯大林本人则被妖魔化。这不能不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产生重大影响。斯大林的支持率降到了最低点。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年代出现的政治狂热开始消退，人们变得比较冷静起来；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社会上出现了怀旧情绪，于是不少人开始怀念斯大林。与此同时，各种档案材料的逐渐解密和公布，使得不少关于斯大林的谎言不攻自破；斯大林著作的整理出版以及一些严肃的研究著作的问世，又使得人们对斯大林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许多人开始肯定斯大林，斯大林重新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对象。有人高兴地说：斯大林回来了。不过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尖锐复杂的斗争。进入新世纪后，仍然基本上保持着这样的状态。然而随着政治形势和社会情绪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下面就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一

我们知道，在“改革”年代对斯大林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主要是自由派，其中包括政界人士和知识界的精英。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失败，他们政治上遭到了破产，他们过去散布的关于斯大林的种种神话不断被揭穿，在社会上普遍出现怀旧情绪的情况下，他们攻击斯大林的放肆态度有所收敛，但是反斯大林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一遇适当时机，他们与包括共产党人和人民爱国力量在内的左派之间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矛盾就重新显露出来，有时甚至形成尖锐的对立。
200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左派开展了各种纪念活动，他们的报刊发表了大量纪念文章，继续揭露对斯大林的诬蔑和攻击，肯定他建立的丰功伟绩，气氛相当热烈。自由派的政治组织“右翼力量联盟”则在《消息报》和《独立报》等大报上刊登了“没有暴君的五十年”的大字标语，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但没有发表声明和文章。两派之间没有进行正面的交锋。2004年12月斯大林一百二十五岁诞辰前后，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领导苏联军民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是斯大林建立的伟大功勋之一。2005年5月在胜利六十周年时，俄罗斯全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纷纷提出要为斯大林树立纪念碑和纪念像。在雅库梯的米尔内市人民群众的这一愿望得到了实现。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左派在庆祝活动中，特别突出斯大林在赢得胜利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苏维埃俄罗斯报》在纪念日前夕举行“圆桌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老战士和学者们回忆了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开展的多方面的活动，肯定他是名符其实的最高统帅，批驳了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和奇谈怪论。而自由派报刊大多不谈斯大林的功绩，主要渲染战争初期的失利和取得胜利付出的代价，直接间接地谴责斯大林。自由派的喉舌《莫斯科新闻》连续发表文艺学家丘达科娃的文章。这位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曾敦促叶利钦动用武力，后又大力支持叶利钦竞选总统因而当上了总统委员会委员的女学者老调重弹，说什么斯大林在战争前夕残杀军队干部，在外交上完全失败，使得国家没有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因而造成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她反对为斯大林树纪念碑或纪念像，说这种做法是对在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的嘲弄，指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正在复活，要求设法加以制止。[1]同时电视台播放了经过自由派编导处理和剪辑的关于卫国战争的纪录片，其中许多事实完全变了样，斯大林的形象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影片的解说词更是直接对斯大林进行了指责和攻击，说他使国家在严重的战争威胁面前毫无准备，导致千百万人的死亡；说他处死了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军队优秀干部，使得部队无人指挥；说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指挥能力很差，导致战争初期两百万人被包围和当了俘虏；说斯大林在1944年无缘无故地把车臣人和克里木鞑靼人强行迁往中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等等，等等。一位名叫博洛京的学者进行了愤怒的驳斥，把纪录片的制称为“戈培尔的徒子徒孙”。[2]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当权者的态度。200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一家报纸的总编时曾肯定卫国战争胜利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说“这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斯大林的名字相联系的”。可是三年后，他在举行卫国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几次讲话中，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没有提到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名字。诚然，他在一次谈话中不同意把斯大林与希特勒并提，不过仍认为斯大林是“暴君”，强调“许多人称他为罪犯”。[3]大概由于当局采取这样的态度，有的单位在搞庆祝活动时也避免提起斯大林的名字。例如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该院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讲话时，也只说这是人民的功勋，没有提到斯大林。如此说来，苏联似乎是在没有最高统帅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的。
这里还要说一说在庆祝活动中的这样一个“细节”。在举行庆典的日子里，红场上悬挂着卫国战争时期的各位高级将领的画像，可是却见不到斯大林。一位从外地来参加庆祝活动的老战士也证实说，他们乘车前往红场参加检阅的路上，沿途看到了所有统帅的画像，唯独找不到最高统帅斯大林的画像。他认为斯大林应在其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因为任何一个重大战役的筹划都离不了他。[4]
俄罗斯的自由派对斯大林的回归感到恐惧，他们力图阻止回归的进程。他们继续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抓住斯大林的某些失误不放，大做文章，同时重复各种已被事实揭穿的神话。大概是他们发现这样做收效不大，相信他们的人未见明显增多，斯大林在群众中的威望没有降低，因而觉得需要改变方法和手段。首先，他们不限于在政治历史问题上揭露斯大林，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注意力转向斯大林的个人经历、家庭和私生活，力图通过这些方面的展示来贬低斯大林，把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人性化”，描绘成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们的报刊大量刊登关于斯大林和他的妻子阿利卢耶娃的关系和阿利卢耶娃自杀的材料，不厌其详地叙述他的子女雅科夫、瓦西里和斯维特兰娜的生活经历和表现以及斯大林对他们的态度。某些报刊津津有味地谈论“斯大林与女人们”这个题目，除了阿利卢耶娃外，还给他找出了“秘密的妻子”、“不为人知的妻子”、“地下的妻子”、“平民的妻子”等等，并对他与她们的关系作了渲染。这些把斯大林形象庸俗化的报导有时甚至染上了黄色，以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从而获得了一些读者。但是这反过来证明了自由派的思想政治观点的破产。
自由派的精英们在他们提出的对斯大林的种种指责陆续为披露的材料所否定的情况下，举不出新的有说服力的事实，于是转而求助于艺术虚构。从2004年斯大林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前夕开始，他们陆续推出了几部反斯大林的电视剧，对群众进行反斯大林的宣传。首先，电视台放映了根据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改编的十五集电视剧，紧接着放映了根据阿克肖诺夫的小说《莫斯科传说》改编的二十二集电视剧。这两部电视剧都具有鲜明的反斯大林倾向。差不多与此同时，电视台又制作和播出了十一集电视剧《惩戒营》。这部连续剧表现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斯大林建立惩戒营，是为了把许多军官和士兵赶到那里，在最严酷的战斗中利用他们，这说明斯大林的残酷和不人道。因此这部连续剧也具有鲜明的反斯大林倾向。同时影片肆意歪曲事实，夸大惩戒营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一位军事史专家称它为一种“按照一定政治思想要求制作的货色”，其目的是为了向年轻一代灌输这样的思想：缔造卫国战争的胜利的“不是朱可夫那样的元帅和马特洛索夫那样的战士”，而是惩戒营里的罪犯，从而缩小和贬低所取得的胜利的意义。
这里还特别要说一下根据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改编的电视剧，它于2006年初在电视台播出。索尔仁尼琴本人亲自写了电视剧脚本，并朗读了画外解说词。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在他的那部写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特别监狱的小说里曾对斯大林进行攻击和否定，把他写成一个面目可憎、心狠手辣的专制暴君。电视剧仍然对斯大林进行贬损和丑化。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态度，与他十年前有明显不同，那时他在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里曾说过斯大林的一些好话。现在他这样做，使得人们有理由怀疑他十年前那么说并非出自真心。
前几年，俄罗斯知识界曾进行讨论，试图确定一种符合民族特点的“俄罗斯思想”。2008年又想找出可作为俄罗斯象征的历史人物，为此电视频道“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和社会舆论基金会在某些方面慷慨资助下制作了一个选“俄罗斯名人”的节目。这个节目进行的程序是这样的：先由历史学家拟订出一个由五百人组成的大名单，交群众通过互联网投票，于当年7月选出五十人，通过电视公布于众；接着进行第二轮投票，从中决出十二人，于9月公布；最后于12月选出优胜者。节目的制估计，通过他们的宣传和操作，能把尼古拉二世或斯托雷平这样的人捧为“俄罗斯名人”并树为旗帜。出乎他们意料的是，7月公布的第一轮选举结果，斯大林位居榜首，而且得票数大大超过尼古拉二世等人。这使节目的制和自由派人士感到惊慌。有的人说什么这是机器人投的票，有的人辱骂投斯大林的票的人为“白痴”，有的人则大谈这是“斯大林的病毒”在作怪等等。制决定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扭转局面。通过他们的努力，9月公布的名单中斯大林虽仍然入选，不过退居第十二位。12月最后的评选结果公布，斯大林得票五十一万九千零七十一票位居第三，得票与位居首位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得票五十二万九千五百七十五票）相差无几。评选结果再一次表明，在今天的俄罗斯，斯大林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对社会政治生活继续产生着影响。这次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新闻媒体作了大量报导，不管报导者的态度如何，他们那样做在客观上都起了替斯大林作宣传的作用。
最近一两年有一个新动向，即俄罗斯国内外反斯大林的势力遥相呼应，一起对斯大林发起攻击。2008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8月23日（1939年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日子）为全欧纪念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的日子。2009年7月，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大会根据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关于重新联合处于分割状态的欧洲的决议，其中把德国的纳粹制度和苏联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制度都称为“极权主义制度”，指责它们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违反人权和人的自由，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同时决议对所谓的歌颂极权主义制度的种种表现，其中包括“对纳粹的和斯大林主义的过去进行公开的赞扬，以及包括新纳粹主义和光头党在内的各种激进主义的运动和团体正在扩大和加强”，表示深切的不安。这种把纳粹和斯大林并提加以谴责的做法，遭到了俄罗斯官方的反对，俄罗斯外交部正式代表在记者招待会上加以驳斥，指出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决议出于政治目的歪曲历史，无助于创造各成员国之间信任和合作的气氛。可是俄罗斯国内的一些人却对上述决议作出响应。一位名叫迪马尔斯基的记者替决议辩护，并引用一位俄罗斯宗教界人士的话说，斯大林完全可以与希特勒相比拟，他们两人给这个世界带来那么多的痛苦，以至于任何军事上的或政治上的成就都不能补偿他们对人类犯下的罪行。[5]还有一位名叫拉德济霍夫斯基的政治学家不同意那种认为决议歪曲历史的说法，理由是其中没有谈到战争，没有谈到它的发动者和胜利者、苏联的贡献等等，讲的是极权主义制度。他问道，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家要毫无意义地维护斯大林主义呢？他认为不让人家批判“我们的斯大林”是幼稚可笑的。斯大林是“我们的刽子手”，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应当自己弄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6]确实，决议讲的是两种极权主义制度，没有具体提到战争中的问题，但是既然双方都是极权主义制度，那么这场战争岂不是成为两种极权主义制度之间的争斗，这不是完全歪曲历史又是什么呢？这位说人家幼稚可笑的政治学家，自己倒是幼稚可笑而且话说得极其荒唐的。
2009年4月22日，《新报》发表了曾在军事检察总院工作的雅布洛科夫的文章《贝利亚被定为有罪》一文，其中搬出在卡廷附近枪杀波兰战俘一事，说苏联“履行对德国承担的义务”，进入波兰领土，俘虏几万波兰军人，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下令把他们枪杀，却逃脱了对这一极其严重的罪行应负的道义责任。文章说，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父亲”的斯大林，实际上是嗜血成性的“吃人野兽”等等。斯大林的孙子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认为雅布洛科夫的这些说法败坏了斯大林的名誉，把他告上了法庭。此事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俄罗斯国内外的许多新闻媒体纷纷进行报道。最后，叶夫根尼的控告被驳回。但是如同电视台的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几年前把攻击斯大林的人告上法庭的事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最近在俄罗斯可以看到重新评价斯大林时期的事件的倾向，因此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的诉诸法律的行为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卡廷事件。1943年春，德国宣传机器报道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发现埋葬波兰军人的坟墓，说这些军人是苏维埃政权于1940年4～5月间下令枪杀的。1943年9月斯摩棱斯克地区解放后，苏联当局立即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此事。委员会掌握了大量物证后得出的结论是：枪杀这些军人的是德国人，时间是在1941年德国人占领该地区之后。但是波兰和某些西方国家一直相信和坚持德国人的说法。“改革”年代，戈尔巴乔夫不知出于何种动机，承认卡廷事件是苏联制造的，后来叶利钦也这样做，他在1993年访问华沙时向卡廷的牺牲者纪念碑献了花，并在缎带写上“请原谅”的字样。但是俄罗斯国内相当多的人仍坚持原来的看法。一位名叫穆欣的历史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写出了专著，以大量事实证明卡廷事件是德国人制造的，确定发生的时间不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在1940年春天，而是在1941年秋天。此次雅布洛科夫重新提出波兰军人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下令枪杀的问题后，俄共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国家杜马的俄共代表建议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此事。委员会经过努力，最后终于迫使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公布了一些档案材料，这些材料证明卡廷事件是德国人制造的。[7]在这个问题上现任俄罗斯总理普京话说得比较含糊。他在访问波兰前发表的文章中说：“极权主义制度使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被扭曲，因此他们十分了解波兰人由卡廷事件引起的激烈情绪，要知道那里埋葬着成千上万名波兰军人。我们应当一起记住这一罪行的牺牲者。在1920年的战争中被波兰俘虏的俄罗斯军人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因此‘卡廷’和‘梅德诺耶’的纪念碑应当成为我们共同哀悼和相互谅解的标志。”[8]照理说，当年承认卡廷枪杀波兰军人之事是苏联所为的戈尔巴乔夫应该讲一讲他是根据什么这样做的，可是却未见他站出来……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来看，尽管有人坚持反斯大林的立场，继续咒骂他是“独裁者”、“暴君”；尽管报刊上仍然不断出现批判他的文章，但是却未能改变这位伟人受到不少俄罗斯人拥护和爱戴的事实。俄罗斯的许多舆论调查和研究机构，例如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政治文化研究中心、社会舆论基金会、列瓦达分析中心等，经常进行调查研究，它们得出的关于斯大林支持率的数据大体上相同，这就是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肯定斯大林的功绩和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肯定他的人当中，上年纪的人要多于年轻人，不过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根据2008年斯大林逝世五十五周年时进行的调查，情况略有变化，39％的人认为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起了好作用，38％的人则相反，认为他起的是坏作用。[9]上面提到过的这一年投票选举“俄罗斯名人”的节目，可以说是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全民公决性的活动，其结果充分反映了民意。由此可见，斯大林回来了，斯大林仍然活在许多俄罗斯人心中，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从某些人发表的热情颂扬斯大林的言论来看，斯大林在他们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甚至是他们崇拜的偶像，相当多的人希望俄罗斯能出现新的斯大林。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重新受到欢迎呢？上面曾经提到过，这与社会上出现怀旧情绪有关。一些具有较强的国家民族观念，曾为昔日强大的苏联感到自豪的人，面对整个国家遭到巨大破坏和沦为二流国家的残酷现实，便怀念起强国的缔造者斯大林来，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对他的批判态度，甚至开始颂扬他。另一些人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秩序混乱，贪污盗窃盛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极其不满，他们希望有斯大林那样的“铁腕人物”出来整顿社会秩序，惩治腐败，收拾那些剥削和欺压人民群众的官僚和暴发户；希望能有一个像斯大林那样能干的当家人，一个像他当年领导的政府那样的高效廉洁的政府来领导建设，安排好生产和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还有一些人，其中大多是曾经生活在斯大林时期的上了年纪的人以及各种年龄的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他们常常想起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红年代和卫国战争的峥嵘岁月，想起过去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不受剥削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日子，想起虽不富裕、但是基本需要得到了保障并且实现了公平的生活，对当时的领导人斯大林充满感激之情，希望有一个新的斯大林带领他们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如同一位俄罗斯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也有一些人说斯大林的好话和投斯大林的票单纯是为了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并不是对斯大林有好感，也不是想回到斯大林时代去。在斯大林回归后并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的情况下，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力量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纷纷调整自己对斯大林的态度，总的说来，肯定的倾向有所发展。

二

进入新世纪后，政界和知识界的自由派仍继续坚持反斯大林的立场，他们继续称斯大林为“独裁者”和“暴君”，把斯大林领导的时期描绘成一团漆黑，认为他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上面提到过，在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时，自由派政客的组织“右翼力量联盟”曾在几份大报上刊登“没有暴君的五十年”的大字标语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尽管自由派在政治上已经失势，但是他们还有相当大的力量。尤其是他们仍控制着相当多的新闻媒体，并经常利用它进行反斯大林的宣传。知识界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例如上面提到过的文艺学家丘达科娃，曾任叶利钦的新闻秘书的科斯季科夫，赫鲁晓夫时期的红人、曾担任过《文学报》总编的布尔拉茨基，《斯大林》一书（中译本改名为《斯大林秘闻》）的拉津斯基以及一些演艺界和新闻界人士还相当活跃。因此，对自由派的作用和影响仍不可忽视。
对斯大林持肯定的态度的，主要是共产党人和人民爱国力量。他们从“改革”后期以来在政治上结成联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好几个共产党组织。以尼娜•安德烈耶娃为首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以舍宁为首的共产党联盟－苏共反对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主张恢复斯大林的名誉，态度比较坚决，其他组织的态度则相对地不那么明朗。这里着重讲一下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影响最大的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俄共组成人员的成分复杂，大致有激进的左派、爱国主义的中派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右派等几类人，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人担心如果肯定斯大林就会挨骂，而且有可能重复过去斯大林的错误，因而主张仍对斯大林持批判态度。久加诺夫大概为了照顾各种不同意见，在谈到如何评价斯大林时，既说他的贡献，又谈他的错误。例如1998年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只用一种颜色来画斯大林的像是不对的。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像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宇宙航行、在全球建立世界各强国之间的平衡和保证核安全这样的事实。”接着他又说：“也有错误，党已在五十年代进行了批判。这样的错误和偏离法律的行为不应该重复发生。”[10]他回避了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的问题，同时肯定了五十年代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久加诺夫讲这些话时，斯大林正在回归，群众高举斯大林画像参加集会，某些爱国者报刊以大量篇幅刊登颂扬斯大林的文章，俄共在这方面显得不那么热情。1999年在斯大林一百二十岁诞辰时，只以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没有更多的表示。
2001年1月，以舍宁为首的共产党联盟－苏共召开第三十二次非常代表大会，科索拉波夫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决定撤销苏共二十大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和苏共二十二大关于把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陵墓的决议，认为这两个决议违背了党章的准则，败坏了党及其领导人的声誉，使得多年来科学的无产阶级思想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遭到诬蔑，从而产生了明显的反革命结果。[11]2001年10月，以久加诺夫为首的共产党联盟－苏共也举行第三十二次代表大会。久加诺夫在谈到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共产党提出重新审议和撤销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和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的建议时说：“斯大林本人不需要平反。我提请大家注意，苏共中央的决议肯定了斯大林在建设和捍卫苏联社会主义中所起的杰出作用，他在领导苏联时期所犯的错误与他的杰出作用是不能相比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央全会的决定的实质在于谴责个人崇拜本身，而不在于它与什么人有关。”[12]久加诺夫对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的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他认为斯大林不需要恢复名誉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的这些话只反映了俄共内部一部分人的意见，并不代表广大党员的看法。
在这之后，俄共内部经历了几次分裂，一些党内右派人士纷纷离它而去。党的领导层思想观点的分歧有所缩小，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久加诺夫发表了纪念文章，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斯大林为“伟大的治国安邦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将愈来愈懂得二十世纪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13]2004年10月俄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了纪念斯大林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的决定，要求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久加诺夫为纪念斯大林诞辰撰写了《强国的建设者》一文，肯定斯大林是伟大强国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全民族的领袖，对他的功过进行了分析，提出要总结斯大林时代的经验，将其应用于今天的实践等等。从那时起，俄共报刊经常刊登文章赞扬斯大林的丰功伟绩，批驳对斯大林的诬蔑和攻击。2008年，久加诺夫推出了题为《斯大林与当代》一书，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今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一百三十周年诞辰。早在4月初，俄共中央主席团就通过了一项纪念诞辰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责成党报党刊发表纪念文章，并决定颁发纪念章。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还决定采取当年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的做法，为纪念斯大林吸收新党员。各个方面早已积极行动起来。估计这次纪念活动将比以往更加隆重。
俄共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态度的变化，大概是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有进一步认识相联系的。最近利加乔夫在《斯大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建设者》一文中说：“不在劳动人民的意识中清除关于共产党、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的种种臆造出来的谎言，就不能指望劳动群众会积极参加为恢复苏联人民政权、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重建联邦国家而进行的斗争。”[14]可见他们已认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如何看待历史人物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的大问题。
俄罗斯爱国者当中的强国论者对斯大林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作家兼政论家、《明天报》总编普罗哈诺夫，此外还有批评家洛巴诺夫、巴依古舍夫等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当社会上有人开始怀念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本人时，普罗哈诺夫顺势采取了行动。1997年底《明天报》推出了一个纪念斯大林的专号，普罗哈诺夫亲自为这专号写了题为《斯大林来了》的前言，其中说道：“请注意听吧，请把耳朵贴近红场的石块。请把脑袋俯在上过前线的爱国者的心口上。请挨近饱受屈辱的祖国母亲的胸膛。听见了吧？——脚步声！斯大林来了！”[15]1998年该报举行一次庆祝斯大林诞辰和授予“斯大林之星”勋章的晚会，与会者，特别是作家邦达列夫，发表了歌颂斯大林的热情洋溢的讲话。1999年12月斯大林一百二十岁诞辰时，该报用整整六大版的篇幅叙述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一天的活动，肯定他为夺取战争胜利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作出的英明决策。但是普罗哈诺夫崇敬的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斯大林，他肯定和颂扬斯大林，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把俄罗斯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最近几年，普罗哈诺夫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从强国论的观点出发，肯定俄国历史上的各个封建王朝。2006年他推出了《第五帝国交响曲》一书，其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俄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四个帝国，今天处于第五帝国即将来临的时期。他所说的前四个帝国是：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罗曼诺夫王朝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他称苏联为“红色帝国”，称斯大林为“红色君主”和“罗曼诺夫王朝的秘密继承人”。这就歪曲了历史和斯大林的形象。他本来对普京持批判和嘲笑的态度，他的不少评论文章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2001年发表的曾经轰动一时并获得“民族畅销书奖”的小说《黑索金先生》里用讽刺的笔调写普京（书中称他为“中选者”），说普京最后神秘地消失了。几年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据他说，这是因为普京保全了作为一个国家的俄罗斯，并为俄罗斯帝国的复活开辟了前景。在普京第二届总统任期将满时，他坚决要求普京连任，并在报刊上发出呼吁。最近他还表示相信普京是会“提前回来的”，说他“热切地希望能这样”。[16]
上面提到过，以普罗哈诺夫为代表的人民爱国力量曾与共产党人结成亲密的联盟，开头一起反对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叛卖行为，后来又共同揭露叶利钦的种种祸国殃民的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普罗哈诺夫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关系异常密切，他们两人会同《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奇金经常就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交谈，对当局提出批评。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改变，使他与俄共完全决裂。普罗哈诺夫的“向右转”，并在一定程度上靠向现在的当权者，使左派联盟出现了裂缝，这不能不对当前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俄罗斯政坛上，信奉自由主义、对斯大林采取否定态度的右派失去领导地位后，代替他们的是以普京为代表的中派。这些人已不像右派那样完全否定斯大林，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对斯大林的态度作了调整。
我们知道，普京上台后提出爱国主义和强国意识的口号，对叶利钦时期的方针政策作了一系列的改变。首先，以他为首的领导集团面对社会上还存在怀旧情绪和斯大林在群众中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的现实。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为了推行自己的方针政策，需要顺应民情，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的支持，这样就不能不考虑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拥护斯大林的人的意见和思想情绪。这可能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斯大林的态度的一个原因。再说这个集团既然打出爱国主义和强国意识的旗帜，提出要把俄罗斯重新建设成一个强大国家的目标，就不能像自由派那样数典忘祖，糟蹋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传统，而需要肯定它的历史成就，继承和发扬它的历史传统。苏维埃时代，尤其是斯大林领导的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自然更应该重视。同时，他们制订的一些重要方针政策，例如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垂直权力体系的做法，也需要从历史上寻找依据，以重要历史人物的成功经验作为支撑，才能更加顺利地贯彻执行。这就使得他们以新的目光来看待苏维埃时代和以新的态度来对待斯大林。根据一位俄罗斯评论家的说法，俄罗斯的当权者对斯大林采取与自由派不同的态度，还由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在安全机关任职，这些人“对斯大林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斯大林——这意味着秩序，斯大林——这意味着胜利”，他们也希望能做到这样。[17]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今天的俄罗斯需要有一个像斯大林那样的“高效的管理者”（“эффективныйменеджер”）。
2004年12月，在斯大林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之际，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斯大林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说“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无疑做了许多事情”，还说他“在雅尔塔、德黑兰的谈判过程中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同时他又指出，“在对内政策上的那些过火行为无疑不会给他增添光彩”。[18]格雷兹洛夫的这番话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消息报》认为这是政权党领导人在号召人们改变对斯大林的态度。[19]
在这之前不久，俄罗斯教育部决定重印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其作为高校历史教学参考书。可以说，此事是一个信号，说明当局对斯大林的态度将会发生变化。
至于说到普京本人，那么在他刚上台时对苏维埃时代的历史是否定的，认为国家“将近七十年都走在一条死胡同里，偏离了文明大道”。[20]他没有直接提到斯大林，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是斯大林把国家引进了死胡同。后来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看法。2005年在国情咨文中承认苏联的覆灭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俄罗斯民族来说成为真正的悲剧”。这就反过来对苏维埃时代作了肯定，同时也表明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作了一些修正。上面提到过，他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但是也反对把斯大林与希特勒并提。在这之后，普京直接提到斯大林的次数似乎不多，他的态度的变化更多地在一些具体事情中反映出来。这里首先说一说新的历史教学参考书和教科书的编写这件事。
根据《生意人报》透露，总统办公厅直接约请一些人编写历史教学参考书，就历史活动家的评价问题作了这样的指示：“斯大林好（确立了垂直权力体系，但没有私有制）；赫鲁晓夫不好（削弱了垂直权力体系）；勃列日涅夫根据与斯大林一样的标准，也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不好（他们拆毁了国家，不过在叶利钦当政时出现了私有制）；普京是最好的管理者（巩固垂直权力体系和私有制）。”[21]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和完全符合实际，但是在这之前普京曾对现行历史教科书表示过不满，这就有理由认为，新编教学参考书和教材一事可能得到了当局的支持。2007年由菲利波夫主编的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由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教育部长富尔先科和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苏尔科夫亲自出席，这显得非同寻常，而且首发式安排在全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教师研讨会召开期间举行。普京在会见会议参加者时就爱国主义以及历史和社会学在教育年轻一代中所起的作用，就教科书的作用问题谈了很多，他说：“保证教育的人文科学领域的科学性和正确的教学法方面，说得轻一些，显得滞后了，现代的教科书的编写以及专家和教育工的培养也落后了。实际上缺乏深刻地和客观地反映我们祖国现代历史的参考书。”[22]普京对在这之前的各种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对新编教学参考书的肯定。这本新编的教学参考书与在这之前的各种教学参考书和教科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苏联的历史作了比较客观的和全面的说明，称斯大林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指出在他领导下各个方面取得的胜利和成就，同时也不回避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同年出版的教科书也基本上采取这样的写法。
但是俄罗斯的当权者对斯大林的态度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就拿学校的历史教学来说，他们一方面支持重编教科书，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另一方面又强调让学生学习索尔仁尼琴的著作的必要性。2008年8月初，改任总理的普京在会见教育和科学部长富尔先科时提出必须修订教学大纲，让学生更加充分地学习索尔仁尼琴的作品。2009年7月，在索尔仁尼琴去世一周年前夕，作家的遗孀在普京会见她时提出把《古拉格群岛》作为必读书纳入教学大纲的建议，普京表示同意。[23]这样一来，如同一位专家所说的那样，一方面让学生学习《古拉格群岛》，另一方面又在历史课上对他们说斯大林是“高效的管理者”，这会使学生产生精神分裂症，最后留在学生脑子里的势必是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搞的镇压的评价。[24]
再说一说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对斯大林的看法。上面说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七十周年前夕，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把二战的爆发归罪于德国和苏联，并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并论，同时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国家也把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提加以谴责。梅德韦杰夫进行了愤怒的驳斥，称之为“肆无忌惮的谎言”，他强调指出，实际上是斯大林“最终拯救了欧洲”。[25]在这之前，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直属总统的专门委员会，让它负责反对“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篡改历史的行为”的斗争。与此同时，国家杜马也通过一项法案，以追究肆意篡改历史者的法律责任。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比较坚决。但是在涉及对内政策的问题时，他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大不相同，甚至说他犯了企图“消灭自己的人民”的罪行。[26]
从以上所述来看，近年来在如何评价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不仅否定和肯定斯大林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有人在肯定的幌子下歪曲斯大林的形象，利用它宣扬君主主义思想；有人根据斯大林曾在教会中学上过学，推断他仍保持着宗教信仰，甚至认为形成了一种“东正教的斯大林主义”；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把他与列宁对立起来，强调两人之间的分歧，在赞扬他的同时贬低列宁；有人则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活动作片面的解释，使其符合本身的政治需要等等。这些新的倾向值得注意。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仅需要继续不断地揭露各种关于斯大林的新旧谎言，进一步澄清各种被歪曲了的历史事实，批判各种诬蔑斯大林的观点和言论，同时需要同各种歪曲斯大林的种种表现作斗争，恢复斯大林真实的历史面貌，对他的功过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斯大林的研究。

三

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学者就已在研究斯大林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首先要讲一讲斯大林的遗著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一些报刊陆续发表了斯大林的不少鲜为人知的文章和讲话。以科索拉波夫为首的一批左派学者开始为出全斯大林文集而努力。我们知道，1946年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着手编辑出版《斯大林文集》[27]，本来计划出十六卷，并在《文集》第1卷的出版说明里对各卷内容作了预告。斯大林在世时出到了第13卷，他逝世后，赫鲁晓夫下令终止出版，并毁了已制好版的其他几卷。根据第1卷出版说明里的预告，第14卷为1934～1940年的著作，第15卷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6卷则为卫国战争期间的著作。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胡佛研究所出版了《斯大林文集》的后三卷，不过对这几卷的内容作了重大改变。原计划收入第15卷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没有全文采用，只取其中斯大林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将其放到第14卷，第15卷则改为收卫国战争期间的著作，第16卷也改为收战后的著作。科索拉波夫等人同意这种做法，不过对各卷的内容作了较大的增补。他们在1997年十月革命八十周年之际推出了这三卷，只印了两千册，在一两个月内就销售一空。
在这之后，科索拉波夫等人继续进行发掘、整理和出版斯大林著作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苏联当年出版《斯大林文集》时根据斯大林本人的意见，没有把他的全部著作收进去。科索拉波夫等人经过努力，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编辑出版了第17卷和第18卷，前者收集了斯大林从十九世纪末到1932年12月的诗歌、书信、电报、他起草的决议、命令和声明等，后者则包括1917年到1953年的讲话、报告、书信、电报、谈话记录、批示、命令等。他们还有可能再编辑出版第19卷。与此同时，他们还对1997年出版的第14、15、16卷的内容作了调整和增补。已于2007年出版的第14卷增订第2版收入1934年3月到1941年6月战争爆发前的著作，篇目增加了一倍多。现在只见到第15卷第1部分，其中收入了从1941年6月战争爆发到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的各种著作和文献。预计这一卷将分为三部分，内容将大大扩充。编者为他们采取这样的做法解释说：“我们预计文集会因‘过于’详细和收入从学院派的观点来看‘多余的’文件而受到责备，但还是有意这样做。我们通过这种做法彻底埋葬了赫鲁晓夫制造的‘斯大林是按地球仪制订作战计划的’这样的低级神话以及以下重复多次的谎言，即断定胜利‘不是有赖于’最高统帅发挥作用、而是‘违背’他的意志取得的。”[28]
科索拉波夫等花这样大的气力从事这项工作，大概是因为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斯大林自从受到批判以来，他已发表过的著作失去了重版的机会，他的手稿被抛在一边，没有人去进行整理和研究，更不用说发表出来了。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如此，结果人们对他的思想观点和活动已不甚了了，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是这样，他们变得比较轻信，这使得反对斯大林的人便于进行歪曲和捏造，各种流言蜚语和歪理邪说容易传播开来而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随着斯大林著作的整理出版，人们就有可能直接听一听斯大林本人是怎么说的，了解他的行为的动机和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这就有助于对事情的是非曲直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样一来，听信造谣诬蔑和赞成无端攻击的人就会减少。而对研究者来说，全面了解和熟悉斯大林的著作是一个先决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研究就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档案材料陆续解密。学者们在整理和编辑出版这些材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把材料分门别类，按照某一重要问题或某一重大事件汇编成册付梓，例如关于大家关注的大清洗和劳改营的材料就出版了厚厚的几册。有些不属于机密、甚至说不上是档案的材料，因其能说明某些事实而具有一定的价值，也整理出版。这里要说一下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日志，这日志从1924年7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前逐日记载了他会见的人员，具体写明每个前来会见的人几点几分进办公室，几点几分离开。这些日志的片段曾在杂志上发表，现在全部记录已汇编成册于2008年出版。别小看这简单的记载，它纠正了某些讹传，对恢复历史真相起了一定作用。例如，1990年某些媒体引用一份据说是美国档案馆收藏的文件，大肆宣扬1939年10月17日斯大林曾在利沃夫会见希特勒，而根据日志记载，斯大林这一天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好几个人；又如有人曾散布说，斯大林在战争爆发时惊慌失措，放弃了领导，一个人待在别墅里，谁也不接见，而日志逐日记录了他会见的人，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就会见了二十九人次，随后几天也都是如此，显然这几天他一直在进行紧张的工作，为开展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作各种决策和部署；再如马林科夫的儿子在回忆录里说，1941年10月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撤离了莫斯科，斯大林也离开了十天，只留下马林科夫一人。但是只要翻一翻日志就可知道，在10月份政治局委员常到斯大林办公室来，斯大林还接见其他许多人。由此可见，大量档案材料的解密和公布，可以起纠正被歪曲的事实的作用，同时为研究者提供了最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俄罗斯学者在研究斯大林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有一批比较严肃的著作问世，其中包括朱赫莱的《斯大林：真实和谎言》（1996）、尼古拉•雅科夫列夫的《斯大林：上升的道路》（1997）、谢马诺夫和卡尔达肖夫的《约瑟夫•斯大林》（1998）、索洛维约夫和苏霍杰耶夫的《统帅斯大林》（1999）等。据介绍，这些著作的态度比较冷静和客观，他们对斯大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研究著作有所增加。在这些著作中，不少学者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特别推重作家卡尔波夫的《大元帅》（2002）以及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的两卷本《斯大林：通向权力的道路》和《斯大林：在权力的顶峰》（均2002）。这两部书都已有了中译本。《大元帅》的卡尔波夫青年时代在塔什干军校学习时，曾因说了几句关于斯大林的话被加上进行“反苏鼓动和宣传”的罪名而被捕和判刑。他在1942年秋天上书加里宁请求允许他上前线去立功赎罪，他的请求被批准了。由于他在战斗中表现出色，撤销了当年军事法庭对他的判决。照他自己说，他完全有理由生斯大林的气。可是他不计较个人恩怨，在写书时一切都从事实出发，根据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与许多与斯大林有过交往和接触的人的回忆和谈话，力图客观地和真实地描述出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应该说，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大元帅》一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在短时间内几次重版。乌克兰的电影工将其改编为电视剧，不过它只在白俄罗斯电视台播出，未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观众见面。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这样一件事。卡尔波夫在《大元帅》一书的第4章《1942年的严峻考验》里讲到，1942年2月斯大林曾打算与德国人媾和，亲自草拟了《给德国统帅部的具体建议》，提出如果双方达成协议，苏联准备与德国一起对英美采取军事行动。书中还讲到苏方代表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曾与德方代表沃尔夫在被德军占领的姆岑斯克会晤，由于德方态度强硬，谈判未能取得结果。书中全文引用了斯大林的几条建议和梅尔库洛夫的报告。卡尔波夫认为这是斯大林有意“虚张声势”，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集合力量，虽未达到目的，但动机是好的。卡尔波夫的这种写法在俄罗斯国内外引发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延续了几年之久。有人认为如果情况属实，这将对斯大林的形象造成极大损害。历史学家、军事专家和档案学专家纷纷发表意见。首先他们对卡尔波夫引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根据他们的说法，在各个档案馆里没有发现书中引用的材料，梅尔库洛夫的报告的格式不符合当时的要求，他在报告上的签名与他在档案馆里收藏的其他文件上的签名完全不同，报告中的某些用语不符合当时俄语的习惯用法。还有根据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日志的记载，斯大林在1942年一年里没有会见过梅尔库洛夫，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很难设想斯大林会不对他“面授机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斯大林派他去与德国人谈判的可能性。同时他们认为，在当时莫斯科保卫战取得了胜利，德国人在军事上遭到了严重挫折，苏联同英美的联盟正在加强的情况下，照常理说，没有与德国人媾和的必要。此外，德国学者也提供了一些情况。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说他多年来翻遍了许多档案馆的档案，没有发现沃尔夫和别的人参加姆岑斯克会晤的材料。他还提到沃尔夫1984年去世前在写回忆录时常来找他帮忙和咨询，从未提到参加过苏德谈判。卡尔波夫本人在记者问到他引用的材料的来源时，第一次说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住宅里看到的，后来又改口说是情报机关的一位朋友给他看的。根据学者们分析，这两份材料是德国情报机关伪造的，目的在于制造苏联与其盟国之间的不和。《大元帅》的没有向专家们请教就相信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并写进自己的书里，这不能不给这部内容扎实、很有分量的作品留下一个显眼的瑕疵。
叶梅利亚诺夫的两卷本的第1卷从斯大林出生一直写到1929年，叙述了他的成长过程、从事的革命活动以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并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的经过；第2卷则写他从三十年代直到逝世的活动。根据自己掌握的大量材料，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作了全面的展示，揭露了社会上流传的关于斯大林的各种神话（在写本书前他曾发表过题为《关于斯大林的神话》的长文），肯定了斯大林的巨大的历史功绩。近年来，他还在报刊上不断发表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和谈话，并先后推出了《斯大林元帅——胜利的缔造者》（2007）和《面对侏儒们评头论足的斯大林》（2008）这两部新著。
近年来在斯大林研究方面观点比较鲜明而且作出了成绩的还有历史学家茹科夫。他先后出版了专著《斯大林：权力的秘密》（2005）、《另一位斯大林：1933～1937年苏联的政治改革》（2008）和《斯大林的人民的帝国》（2009）等专著。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值得注意的研究著作还有谢马诺夫的《斯大林：生活和活动的经验教训》（2002）、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谁站在斯大林背后：——革命地下工作的秘密》（2002）、苏霍杰耶夫的《生活和传说中的斯大林》（2003）和《斯大林的军事天才》（2005）等。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为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斯大林本人的绝大部分著作已公开出版，大部分有关的档案材料已经解密并公布，其他文献资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大量涌现的情况下，再要凭空编造就会变得比较困难。由于这个原因，对斯大林持反对和否定态度的人将会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的手段和方法。他们之中有的人将会从他们否定斯大林的观点出发，带着偏见选择和剪裁各种文献和档案材料。有的人则将更多地采用抽出个别事实加以歪曲和夸大，从中得出普遍的结论的做法。也有人则将在被迫承认某些事实的同时，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加以说明，目的也是为了用这些事实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对诸如此类的做法必须坚决反对。为了使研究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29]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0]在全面掌握事实的基础上，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研究的问题。应该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评价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物，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斯大林，不把他视为抽象的个人，而视为一定阶级的代表；不把他的活动看作偶然的、纯粹个人的行为，而将其看作是由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列宁还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1]在评价斯大林时，也应该这样做。只有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才能正确认识斯大林这位复杂的重要人物，科学地说明他的全部活动，对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综上所述，现在俄罗斯国内在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某些看法甚至还是完全对立的。由于斯大林这个人物与现实的政治斗争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他的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政治化的色彩。著名历史学家波利亚科夫在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时就抱怨至今还没有形成对斯大林的一致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是对斯大林作出“最大限度地客观的、以文献资料为依据的评价”。[32]由于斯大林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人物，人们还不大可能对他采取完全客观的和冷静的态度，因此这个任务恐怕在短时间内不一定能够完成。
但是应该指出，目前在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问题上情况与十七八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回想当时多少人往斯大林身上泼脏水，他遭到的诋毁和谩骂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斯大林本人早就预见到会有这样的遭遇。根据莫洛托夫回忆，战争年代斯大林曾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垃圾刮走！”[33]空军主帅戈洛瓦洛夫在题为《他领导了最艰苦的世界大战》一文里也提到斯大林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后会见他时说过类似的话。[34]现在看来，斯大林的这一预言正在实现。“历史的风”早已刮起来了，已经刮走了多年来堆积在他坟上的一大堆垃圾，而且还在继续刮着。
在更早一些时候，在1939年11月，斯大林在会见女革命家和外交家柯伦泰时曾谈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提到了俄罗斯的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当柯伦泰刚要说“您的名字也将载入……”时，斯大林打断了她，说：“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许多事情将遭到歪曲和污辱，首先在国外，在我们国内也将如此……我的名字同样将会遭到诬蔑和诽谤。将会把许多暴行加到我身上。”他逝世后，情况确实如此。斯大林接着对形势的发展作了估计，指出发展的道路将更加复杂，甚至复杂到极点，转折将是最急剧的。但是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样说道：“不管事态如何发展，到时候子孙后代的目光仍将关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各种事情和胜利。年复一年地将出现一代代新人。他们将重新高举起自己的父辈和祖辈的旗帜，并完全给我们以应有的评价。他们将在我们的过去的基础之上来建设自己的未来。”[35]
这里斯大林又预言他和他的同志们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后继有人。尽管俄罗斯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状况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但是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尽管人们受各种思潮的影响，思想还比较混乱，但是通过从事社会实践和接受实际生活的教育，思想也会逐步发生变化而开始觉醒。到那时候他们将会接过先辈们的旗帜，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不管时间有多长，道路有多曲折，可以相信，斯大林的这个预言也将会实现。

[1]见《莫斯科新闻》2005年4月29日～5月12日。
[2]见《苏维埃俄罗斯报》2005年4月28日。
[3]见《共青团真理报》2005年5月7日。
[4]见《真理报》2005年5月12～18日。
[5]见《俄罗斯报》2009年7月23日。
[6]见《俄罗斯报》2009年8月25日。
[7]见《真理报》2009年9月21日。
[8]《论据与事实报》2009年第36期。
[9]见《俄罗斯报》2008年7月24日。
[10]《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0月8日。
[11]见《斯大林文集》第17卷的附录，2004年，第649页。
[12]见《真理报》2001年10月30～31日。
[13]《苏维埃俄罗斯报》2003年3月6日。
[14]《苏维埃俄罗斯报》2009年10月13日。
[15]《明天报》1997年第50期。
[16]见《共青团真理报》2009年8月15日。
[17]《真理报》2005年3月4～6日。
[18]《棱角》2004年12月21日。
[19]见《消息报》2004年12月22日。
[20]见《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21]见《生意人报》2007年7月16日。
[22]《生意人报》2007年7月16日。
[23]《消息报》2009年7月29日。
[24]见《独立报》2008年9月8日。
[25]见英国《卫报》2009年8月30日。
[26]《共青团真理报》2009年11月1日。
[27]原文为《СочиненияИ.Сталииа》，我国翻译出版时译为《斯大林全集》，似乎不妥。
[28]《斯大林文集》第15卷第1部，2008年，第XXIX页。
[29]《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30]《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
[31]《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32]《新闻时报》2003年3月5日。
[33]见丘耶夫的《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一书，2000年，第396页。
[34]见《小说报》1995年第4期第11页。
[35]《斯大林文集》第18卷，2006年，第610页。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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