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推广转基因主粮是精英消灭中国人口的世纪战略目标
转基因问题是如此严峻，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暂时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来抗议这种既不科学，也不道德的商业行为。这个行为的目标，就是有计划地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人口实行基因战争式的种族灭绝。
这绝非危言耸听！笔者将以下内容展开论述：
1、 基因马尔萨斯主义：马尔萨斯主义的复活；
2、 以科学的名义有计划地消灭近7亿人口是精英们既定的世纪战略目标；
3、 基因技术提供了美国和中国主流精英联合起来消灭中华民族的关键手段。
一、 基因马尔萨斯主义：马尔萨斯主义的复活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牧师和 教授。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ism）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所创立的人口理论体系。人类的性本能决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若不加以控制，每２５年可增加一倍；因土地有限而导致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受生活资料的制约，在缺乏有效控制的条件下，便随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加。因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人口将超过食物的供给量。而食物不足会引起贫困、恶习等出现。故人口与食物间的不平衡总是通过抑制人口增长而加以改善。他提出两类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为：道德抑制与积极抑制。前者指人们通过晚婚、独身、节育来控制出生率；但若人们未能通过道德抑制控制住人口的增长，则恶习、贫困、战争、疾病、瘟疫、供水等各种形式的积极抑制将会使人口减少，以达到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间的平衡。他认为，积极抑制是残酷的，鼓励人们采用道德抑制，以避免恶习或贫困发生（百度百科：马尔萨斯主义词条）。
通过对主流精英人口政策的释读，我们发现，精英的人口政策，完全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变种。第一，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是完全一致的，即土地有限性的观点，这一点是瞎子都看得见的废话。问题在于，是何种原因导致的有限性。在目前的中国，恰恰是支持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造成了耕地迅速减少，资本的恶劣行为造成了耕地沙漠化。而人口对于食物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一分地就能够养活一个人，人类本身并不直接对耕地产生减少作用，而恰恰是人类超越生存而进行的一些工商活动导致了对耕地的需求呈现几何数的增长。将土地有限性归结为人口自身的生产，而不是归结为人口以阶级为组织结构进行的世界性物质活动，是资本的惯用阴谋。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政策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对规律相关性的描述。正是资本使土地的基本价值超越了它的本身，造成了对土地的过分开发。
第二，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完全一致的。马尔萨斯提出两类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为：道德抑制与积极抑制。前者指人们通过晚婚、独身、节育来控制出生率；但若人们未能通过道德抑制控制住人口的增长，则恶习、贫困、战争、疾病、瘟疫、供水等各种形式的积极抑制将会使人口减少，以达到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间的平衡。我们发现，无论道德抑制还是积极抑制，目前在中国都已经达到了。
（1）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目前的一项基本国策，被称为世界上最严格的人口政策。基本上执行的是“晚婚、独身、节育来控制出生率”的马尔萨斯主义政策。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有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经过批准间隔几年以后可生育第二个孩子。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民族素质，在少数民族中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做法和要求比汉族地区要宽松，由各自治区或所在省决定。
（2）恶习、贫困、战争、疾病、瘟疫、供水等各种形式的积极抑制将会使人口减少。
先谈谈恶习，恶习包括对社会一切丑恶现象形成的行为依赖。这里只简单地举出网络的例子。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成瘾症成为青少年新的精神疾病。网络成瘾症（ＩＡＤ）也称病理性网络使用（ＰＩＵ）。它是一种过度使用网络的精神状态，网络成瘾者难以摆脱上网的冲动，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上网行为，因而给自己带来精神或身体方面的痛苦，并妨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是一种与毒品成瘾、病理性赌博类似的精神疾病。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症发病率高达１５％。网络成瘾在躯体上可导致视力下降、肩背肌肉劳损、生物钟紊乱、睡眠节奏紊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体重减轻、进食过多而活动过少导致肥胖、体能下降、免疫功能下降，停止上网则出现失眠、头痛、注意力不集中、消化不良、恶心厌食、体重下降。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些问题均可严重妨碍他们身体的健康成长，不仅影响到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而且电脑污染是精子是杀手，大学生的精子质量普遍较差，生育能力低下，就是明证。
贫困，在这个号称解决了贫困的国家正在带来新的人口问题，人口不仅没有解决质量问题，而且使人口更加地丧失社会责任感和作为人的基本精神，获得的只是躯外壳的“质量”。最为严重的是，人口特权已经成为富人的专利。计划生育政策这一计划经济模式下计划人口生产的强大国家力量的干预在许多地方已经变质为市场化交换的手段。由于家庭拥有一个孩子增加了风险性和脆弱性(包括意外事故和对父母以及妻方父母家庭经济的支撑，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夫妻一人养活数人的局面将更加严重，这在中国未来的家庭趋势中也最有普遍意义)，对于农村的脆弱承受能力显然是倚重于扩大家族规模和增加对整个家族系统的依赖性。本来，根据中国人多数人口的农民可以避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但是集体经济的虚化和缺席无疑恢复了小农经济历史上惯有的局面。计划生育和纯粹的经济决定论不同。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人民的观念往往还沉浸在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窠臼中滚爬；而且文化的发达丝毫不能阻止由于文化教育的现代理念灌输机制的匮乏导致的守旧习俗的势力庞大。现代社会交通的发达，环境的恶化，不可预测情况的增多使生命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显得如此脆弱。而拥有数个孩子则使失去孩子的父母减轻了精神世界的痛苦，是小型家庭精神自我保护机制作用的结果，已经远超出了国家政策的总体思量以及理论家中旁观者的刻板化思维。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现世的民族，孩子往往维系了家庭，是父母的信仰。而一个孩子风险系数的增大导致了对孩子的过度关注，从而培养了白私、贪图享受和孤独的一代。前一段时间的畅销书《生于八十年代》就是明证。而且更加严重的是计划生育已经整体在执行中发生了扭曲，很多浮躁的地区官员往往人浮于事，放弃了说服教育、宣传等常用的手段，而直接取代以临界手段——罚款。这样过多生育实际上以变相交换的形式延续了，而且是以隐形市场的模式完成了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反动。
战争，在目前的时代似乎消灭了。但是一种新的内战已经爆发了，那就是上层精英对下层群众的掠夺战争。我们多次经历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还看到了一种历史的惯性。中国上层精英似乎总是习惯于以夺取一个或数个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得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毫不例外的是，国家政策的掠夺目标总是指向那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席的阶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层精英开始启动掠夺整个中下层国民的计划。上层精英的权力、资本、知识同盟军想尽一切办法，从民众并不充裕的腰包里掏钞票，可惜，在中国只有公务员才能全额享受社保医保住房等保障制度时，能指望民众大肆消费吗？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毕业后家底基本已经被教育产业化掏光了，大部分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开始替家庭还债，在本科起薪800元的年代，能指望民众大肆消费吗？在不吃不喝二十年才能买到一套小房的年代，能指望民众大肆消费吗？在一次感冒就要花去半个月工资一场大病足以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的年代，能指民众大肆消费吗？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改革这些都不够了，政府使出最后一记狠招，水电油气煤全面涨价，彻底刺激消费。当然现在还只是苗头，但是，这是尽早的。于是便有了如一个叫“网上行1976”的网友所说的言论：
用房子把你的钱掏空，没钱教育下一代生了儿女还打工！
用房子把你的钱掏空，没钱治病毁灭人口计划才能成功！
用教育把你的钱掏空，没钱住房子让资本家当你的房东！
用教育把你的钱掏空，没钱治病让你横尸太平间中！
用医疗把你的钱掏空，没钱住房子让你浪荡不得片刻安宁！
用医疗把你的钱掏空，没钱治读书让你不懂啥是精英！
(以上一段引用自网文《掠夺式经济使中国中产阶层迅速消失》)
由于教育投资和住宅、人际关系的投入一样增加了农民子女进城的成本，而且教育投资由于学历的贬值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大。农民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很多农民能够培养的子女数量正在降低，而农民也可能拒绝周围竞争因素的介入性影响而选择放弃对于女更高层次的教育。现在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正在发生的农民返回农村，不仅仅是以消极的方式反抗待遇的恶劣，实际上是对城市居住、生存、教育、医疗高成本的反抗。农民无法更好的教育子女从传统意义上是不合适的，这一方面约束了生育的泛滥而无节制，另外也使农村多子女家庭中女孩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疾病，是中国穷人惹不起的一件买卖。一些家庭因为无钱治疗而丧失了生命，还有一些家庭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失去了温饱。我们的国家医疗制度不仅在世界上落后于一百六十个联合国会员国，而且是世界历史上最无耻的医疗制度。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丧失无存，现行医疗体制是一个富人比穷人收益大的制度，那些反映社会问题的电视节目中，最经常播放的节目就是某某家庭被某某人的某某疾病所拖垮，有几个家庭是富人，是公务员？基本全是低收入家庭。即使是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被一些无知者漫骂的朝鲜。虽然医院条件不怎么样，可人家看病不要钱。 疾病，正在剥夺穷人的生命，是医疗制度阶级性的体现。
瘟疫，丝毫没有疑问，环境的破坏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瘟疫。历史上的瘟疫总是和人类文明兴衰联系在一起的，最大的几次瘟疫曾改写欧洲文明的版图。公元前430年席卷希腊的大瘟疫使雅典不再辉煌，公元二世纪发生在罗马帝国的黑死病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帝国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次大战结束时发生的“西班牙流感”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汪伦认为：“战争的游戏，除了力量的对比，平衡也是重要的手段。除此而外，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力和高速的经济发展，也让一些强权国家感到了某种忧虑，所以阻挠和限制中国的强大必然成为一种战略选择。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或者不能动用战争手段的情况下，靠什么阻挠与限制呢？我认为非典和禽流感的手段就非常管用”！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多的人将死于现代瘟疫。
供水，中国深陷水污染危机 七大水系均污染严重。根据《经济参考报》的报道：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曝光和无数次的诘问，但中国水污染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与遏制。据国务院八部委2008年环保专项行动的最新检查结果显示，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仍然偏低，其中243个地表水水源地中达标水源地为159个，占到65%，不达标的为84个，占35%，涉及到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个城市。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尽管一桩又一桩的无情事实在不断挑战着我国本已脆弱的水环境能力，水污染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危机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战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准与能力。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显示，自两年前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而据监察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水污染，正在消灭中华民族的肌体健康，将中国人民的卫生情况降低到世界三四流该水平。
除了以上手段以外，我国的精英在21世纪发明了一种集战争、瘟疫、疾病等各种手段为一身的现代消灭人口策略：推广转基因主粮。 张宏良 教授认为：“如同机器的使用无法容忍封建生产关系一样，由基因技术、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技术所形成的新兴产业，同样无法容忍目前的资本精英统治和官僚精英统治，因为一旦把这些新技术用于阶级统治，用于对付弱势群体和落后民族，后果不堪设想，所造成的后果必将是群体灭绝和种族灭绝。特别是基因技术不同于其他技术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后果的不可预期、不可逆转和不可终止，一旦出现问题将没有改正机会。所以目前还不宜把转基因食品大规模用做人口主粮。这与是否应该发展基因科学和发展基因产业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如果不是极端法西斯分子，不可能把两者故意混淆在一起。反对日本731部队用中国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并不是反对发展细菌医学。如果在人们强烈反对日本731部队用中国活人进行细菌试验时，有人大谈什么只有发展细菌医学，人类才有希望摆脱疾病痛苦。虽然表面看上去好像很客观很理性，实际上却是最丧尽天良最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帮凶。”
二、 最高机密：以科学的名义有计划地消灭一部分人口
基因马尔萨斯主义不仅比马尔萨斯主义更为可怕，而且还更为反动，是一种反人类、反中华民族种族的行为。马尔萨斯遭遇了历史上的各个阶层人群的批评，但是即使是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积极抑制是残酷的，鼓励人们采用道德抑制，以避免恶习或贫困发生”。这说明马尔萨斯本人也保留了作为人的良心和本性。但是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科学家和个人无良政治精英完全丧失了人的本性和良心，倾向于向美国主子邀宠取媚，为了自己作为美国公司股东的私利，致整个民族的命运于不顾，靠出卖中华民族的基因来获得私利，已经丧失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资格，甚至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资格。
1、以科学的名义行使罪恶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关于实证的学问。其根本核心是实验的结果是可验证的，即：关于结论的部分是经起反复推敲的。
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一些科学家愚弄了大众。迄今为止，世界所有国家传来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消息，全都是小白鼠食用后的不良反映，惟独中国科学家得到的结果是：绝对安全。从科学角度来说，不仅要公布整个实验的细节和过程，还要保证科学实验过程的完备性。
现在我们却看到，中国的科学家不仅不公布实验的细节和过程，而且连科学家的名单都是讳莫如深，生怕背负历史的恶名。既然如此，转基因主粮完全是不符合科学的，完全是危险的商业游戏，是中国科学家的私利在起作用。
罗兰 夫人很生气地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21世纪对人类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将是以科学名义进行的商业伪科学。对科学的迷信已经使大批虚假的事物借助科学的名义行使罪恶。如果目前转基因主粮的实验能够成为科学，那么算命比它更有科学性。
2、最高机密的核心是消灭人口
我们知道，用转基因产品替代中国老百姓主粮这一天大决定，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种族安全的天大决定，居然没有任何出处，既不是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也不是党中央的决定，甚至不是国务院的决定，即便是国家农业部的批准，也是来自于“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评估。而这个决定13亿中国人民命运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又是一个既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更不知道由什么人组成的机构。对于这个机构，无论是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询问，农业部的回答就只有两个字——保密。
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中国的其他一些相关部门透露出了一些逻辑上的联系。
根据我国主流媒体的消息，针对去年以来国内外关于“放开二胎”的争议和传闻，国家人口计生委 2月4日 特别传达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强调“十二五”（2011年~2015年）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2010年2月4日 ，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广州召开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国务院领导同志近期有关人口计生问题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符合国家和百姓的长远利益。“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要旗帜鲜明地抓好抓紧人口计生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
在阅读以上材料的同时，中国的一些学者无意中在长期以来的讨论中透露了一个秘密。1981年，宋健等几个自然科学家认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的结论，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佳方案。在国内一次高水平的人口问题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某研究员的观点是：中国的长远的人口目标应该确定为：100年后应力求降到8亿并力争更低的水平，无论如何不应高于10亿，200年后降到3亿左右的水平，至多不高于5亿。要实现100年以后8亿以内人口目标，总和生育率就必须长期保持在低于1.6的水平。
在“100年后应力求降到8亿并力争更低的水平”，但是实际上，中国目前的人口是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的。这个目标显然是属于精英的。因为对于人口单纯的生存，土地本身容量的有限性本身即是有限的。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国可以养活的人口远不止现在的１３亿人，也不是专家学者认为的１８亿人，而是要更多，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上限。因为科技是不断发展的，经济潜力是无穷的，只要任人口自然增长，无论多少都可以养活。论者并且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人口再多不但可以养活，而且可以养活得很好。因为从中国看，1980年人口总数10亿时候，生活水平比1970年人口8.3亿时候要高；1989年人口达11亿时，生活水平比1980年要高；现在人口13亿，生活水平(包括住房条件)又比1989年要高。由此得出结论，既然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说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成长远远比人口增长快。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于是，理直气壮地大声质问：谁有资格断定中国人口上限？谁敢断定中国人口上限？
但是在精英看来，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数字就是对精英的负担，因为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人从精英手里拿走一杯奶。
3、消灭中国精英不需要的7亿人口是其核心目标，而基因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
我们知道，对于精英来讲，最佳的人口数字是8亿以内，因此目前的13亿人口绝对是超越了他们的底限。 1995年9月27日 ，在美国旧金山曾召开秘密的“费尔蒙特饭店会议”。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剩，世界将分化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采用布热津斯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贫穷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二是设法逐步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有日后的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新保守主义大师布热津斯基等。美英等国的现实政策与这次会议究竟有多大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美英等国的政策效果似乎正在印证这次会议的共识。(转引自德国《全球化的陷阱》)
所谓“高技术”手段，人们应当注意到：在客观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以及生物武器技术已经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高科技手段。也就是说，现在已可以使用较"人道"的方式(而不是维斯康辛集中营的焚尸炉)，非血腥地、大规模地消灭劣质人口和文明。必须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才会真正理解美国何以对任何其他国家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此敏感，同时自己则大规模地加速研制发展这一类新式武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大家同归于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最好的武器就是基因武器，因为基因武器可以有选择地对垃圾人口进行清理。生化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隐蔽性，被攻击者稀里糊涂不知道下毒手的敌人是哪个。
我们看到，转基因主粮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同时精英为了尽快达到这一世纪战略目标，已经加快了步伐，比如在广西等省份推广，甚至以官员的名义推广。在山东一些地方，已经大规模地开始准备试种。无疑，转基因主粮，将成为21世纪美国征服中国、腐败精英集团控制中国社会的“基因核武器”。每个善良的中国人都应该行动起来，反对这种对历史和人民的犯罪行为，历史将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任大家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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