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推荐者者按：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新闻改革是极其虚假的。戈尔巴乔夫们一方面放纵反共、妖魔化社会主义的言论，另一方面对反思苏联改革、公正认识斯大林的言论则大面积封杀、封锁。比如：1988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大谈改革，发誓要与“社会主义的哭灵人”决裂。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了社会中涌动的一股股“反思历史潮流”，指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这封信即刻在全苏联引发了轩然大波。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很快被一些州的报刊转载，一些党组织就社会上刮起的“反思历史、翻历史旧帐、丑化历史”的现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所谓的“改革派”，则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的“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在雅科夫列夫的直接授意下，《真理报》于4月5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

中国正重蹈苏联后辄。

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赵强 原载《求是》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0/201021/201010/t20101030_54269.htm

　　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给予回击，反而姑息、纵容、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这种大合唱中。

　　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苏联并没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苏联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个模式清楚地表明，舆论失控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是苏联舆论失控的关键。如学者所言，在改革进行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说得更明确：“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而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却获得了西方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持续10年的动荡和衰退，使当年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备受西方挤压的国家，多少俄罗斯人反思起来为之痛心疾首。颇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一切，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

附文1：

第3集 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

全文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3/135989.html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尖锐地指出，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股所谓“反思历史思潮”，实则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逆流。她还说，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使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各种非正式组织的空前活跃，各种媒体和研讨会上拚命鼓噪的西方议会制多党制、彻底否定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等等。
这封信即刻在全苏联引发了轩然大波。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很快被一些州的报刊转载，一些党组织就社会上刮起的“反思历史、翻历史旧帐、丑化历史”的现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所谓的“改革派”，则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
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的“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
在雅科夫列夫的直接授意下，《真理报》于4月5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
《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
此后，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整个苏联历史都被描述得一团漆黑。由此，已经被撕开裂口的苏共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堤，急剧滑向崩溃的边缘。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二战后苏联第一批被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四名学生之一。
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议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候选人。过了几个月，雅科夫列夫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并开始负责大众传媒工作。
雅科夫列夫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似乎有着特殊的仇恨。他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建设的成就。在他的眼里，苏联有的只能是罪恶，能获得的只能是诅咒。
雅科夫列夫后来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说：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站不住脚的”[1]；十月革命“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在苏联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
那么，雅科夫列夫要退到哪里去呢？他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说，“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2]
戈尔巴乔夫让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所谓“改革派”进入苏共的领导核心，并掌管意识形态工作，难道仅仅是用人不当和失误吗？
苏共主管的意识形态的闸门向反共反苏势力开放，是从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那一刻开启的。
“公开性”一词是列宁开始使用的，其本意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渠道，及时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愿。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其本意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口号。
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他对新闻媒体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改革旧体制的方法：即思想方面的“公开性”和社会变革的“民主化”。
所谓的“公开性”，再加上所谓的“民主化”，便成为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
闸门一旦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便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
戈尔巴乔夫所谓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实质，是要对亲西方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和思潮“公开”、“民主”，而对安德烈耶娃这样表达了捍卫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则要进行“专政”和毁灭性打击。
“公开性”首先引发的最主要的思潮是所谓的“反思历史”。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
结果，重新审视乃至全面清算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历史的风潮盖地铺天般地掀作开来。
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如死灰复燃，汹涌成势。他们大肆渲染斯大林在肃反中被杀害的人数，成几十倍地夸大当时被错杀的人数有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之多；他们把斯大林搞的国家工业化贬损得一无是处；他们把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失误肆意歪曲、扩大，甚至否定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共和斯大林领导的结果。[3]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由针对斯大林个人进而指向了20年代至50年代苏联的社会制度，把曾经造成苏联历史辉煌的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4]
1989年以后，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转变为对十月革命对列宁主义和列宁本人的批判与否定。1989年，苏联有关部门颁布命令，取消学校中马列主义这门必修课，中学的马列主义课程，改为《社会与人》。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实际上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乃至列宁本人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官方鼓励下，意识形态领域的这场批判，进而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猛。
一些对“反思历史”特别激进的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公然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
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历史、暴露“隐蔽”材料，刊登所谓的反思小说等，发行量剧增——
《人民友谊》杂志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这部被称为“文学炸弹”的作品一经刊登，发行量即突破了100万份。
《新世界》杂志1989年借刊登索尔仁尼琴反映劳改营和流放地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发行量从4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
此后，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
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
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了主导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苏联共产党的思想被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有人想退得更远，要求回到沙俄时代的君主制。
1994年，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情景时说：“在 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不仅报刊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电视台也不甘落后。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便摆脱控制和剪辑。几位年轻记者在电视一台创办了直播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公开抨击和批判苏共。
1989年春天，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全苏进行人民代表选举。反对派抓住竞选活动这个机会，通过电视直播，合法地将各种反苏反共的声音传遍全国。
苏共的党代会和后来全程电视直播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反对派的重要舞台。
实际上已呈垄断之势的所谓开放传媒和自由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并由此成为政治上和组织上全盘否定苏共的开端。
苏联知识界也呈现出一片混乱——
原先所谓“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所谓“极权主义”的斗士；苏联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相当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其中少数的知识精英成了瓦解苏共、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吹鼓手”和“先锋队”。
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由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主编、以倡导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为主旨的政治论文集《别无选择》，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这部风行一时的文集的都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中有经济学家波波夫，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弗罗洛夫等。
这些知识界的名流批判斯大林、批判苏联的制度和体制，把从西方所谓的“治世良方”照抄照搬过来，推进着苏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那些仅能说出英文或几句晦涩难懂西方辞藻的人，往往被捧为知识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到媒体的推崇，而且不少人一步登天，由研究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或实验室主任一跃成为人民代表乃至部长、副总理。
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以炮击“苏共官僚机构”和彻底否定苏联旧体制著称。他后来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和首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人共为“民主派”的领头羊，并和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同被称为所谓的俄罗斯“民主之父”。
叶戈尔•盖达尔，市场改革派核心人物，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崇尚资本主义制度。1986年，他和一伙意气相投的经济学家在列宁格勒郊外组织了一次经济学研讨会，并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青年改革派。这是一群完全接受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年轻学者。
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间掉转了枪口，同一些党政官员、经济管理干部、灰色经济势力以及犯罪黑势力一起成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苏联思想战线上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从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解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封印开始的，结果便放出了毁灭自身的魔鬼。
思想的陷落使苏共面临灭顶之灾。
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工人、士兵们，满怀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革命理想、满怀对党的领袖的信赖，奋不顾身地投入血与火的斗争。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岁月，英勇的苏共党员、红军战士和苏联人民，高喊着“为了斯大林”、“为了祖国”，冒着法西斯的枪林弹雨、陷阵冲锋，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等到1991年，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之后，面对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危急时刻，还会有谁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
对于一个马列主义执政党来说，强有力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它凝聚党心、凝聚民心、率领自己的党和人民，统一步伐、迈步前行的理想、意志和号角。当它的号角被夺取、当它的理想和意志被摧垮的时候，这个党还能够存在吗？

[1]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2] 同上，第339页。
[3] Б.Г.Соловьев， В.В.Суходеев： ПОЛКОВОДЕЦ СТАЛИН ） ЭКСМО ，2002 г.
[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年版，第88页。
 

附文2：

20年来俄罗斯社会历史观的嬗变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513.html

张树华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4期

　　[摘要]　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苏共的失败被认为是苏联解体这一悲剧的直接根源。而苏共的失败首先从思想领域开始，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极力推动“反思历史热”、借“反思历史”大搞政治清算和社会复辟，使错误的历史观横行社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苏共自身丧失信仰，最终苏共在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下轰然崩塌。普京上台后，俄当局通过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整顿历史教材、成立总统直属委员会反击篡改和歪曲历史等措施，力图重新认识苏联历史，在思想领域“拨乱反正”。

　　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9、1990、1991三年间，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这些突变直接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政权更迭、发展道路改弦易辙、社会制度改变颜色。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给国际政治思想领域造成混乱，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苏联共产党的命运密不可分。苏共自身变质、苏共内部瓦解是导致国家分裂、苏共垮台的直接原因。今天，以苏共为代表的苏东共产党的兴衰历史仍然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为保持我们党永久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苏东剧变和苏共败亡的深刻历史教训，总结国外政党“掌好权”、“执好政”的经验教训，以防止重蹈覆辙。
　　如今，多数俄罗斯居民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一场历史性的大悲剧，而导致这场悲剧的直接根源在于苏共的失败。苏共的失败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苏共后期部分领导人纵容或直接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为敌对势力和西方思想的渗透打开了大门。苏共内部的叛徒与西方敌对势力“里应外合”，“相互策应”，导致苏共丧失了信仰、迷失了方向、丢掉了灵魂，成为“泥足巨人”，最终在内部瓦解和外部侵袭下轰然倒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随即又深陷叶利钦“西方化、自由化”泥潭，在对国家历史“挖坟掘墓”的同时，社会变成一盘散沙，社会道德和文化急剧倒退。1986～1991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改革”的这15年，如今被称为“大混乱、大失败”的15年。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1991年俄联邦议会上

　　
　　一、20年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苏共垮台的思想祸根
　　
　　人们常说，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同样也不是单一的色调。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常常会有主流和支流之分。世界如此，苏联一俄罗斯也概莫能外。一定时期一国的社会思潮往往是一幅立体、多维的画面。人们对历史常有不同的解读，这多是取决于相异的历史观和阶级立场。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讲，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如何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反思历史，绝不能心血来潮、一轰而起，或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大搞全盘否定过去，这就迎合了某些人的需要，实质上是重复了过去的错误，不仅是有害的，也是可耻的。
　　1987、1988年之后，也就是苏共垮台的前夜，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极力推动下，一些人在苏联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热潮”。一些作家、记者和编辑热衷翻历史旧帐、强奸历史记忆，鼓吹“去苏联化、去红色化”，大搞历史翻案和社会复辟。他们借反思历史之名，乘机诋毁苏共，怀疑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借用西方“极权主义”概念，污蔑苏联，怀疑和歪曲列宁，全面否定斯大林，将苏联历史妖魔化，实际上是把苏共推上历史审判台。否定历史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打开了大门。
　　苏联的历史，自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变的框框和解释。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借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被称为“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发起公开性和民主化运动，号召“新的思维方式”，多次鼓吹“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强调“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动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思想文化领域一些极端势力掀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热”。这场“历史热”来势汹涌，引发了激烈的思想冲突和政治对抗。
　　1　20年前那场历史反思热潮是由戈尔巴乔夫等人一手策划的，是其全面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舆论先导
　　当今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评价戈尔巴乔夫时期掀起的“反思历史”运动时写到，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号召填补“空白点”、反思历史等并非是对历史问题感兴趣，而是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倾向性，主要是为推行自己的政策制造舆论，实现其政治目的。
　　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他要求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说“历史问题上不应遮遮掩掩”。为保证新闻舆论思维“正确”的宣传口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经常在苏共中央与新闻界领导人“对对表”。
　　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与新闻界和艺术创作领导人座谈会上谈到，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应被原谅和饶恕。1987年苏共召开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前，由雅科夫列夫等人精心策划和起草了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以列宁的名义为掩护，对斯大林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后来得意地回忆，这个报告的创新之处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转到批判斯大林体制”。戈尔巴乔夫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实行的是40年未变的一种行政命令体制，实际上是新斯大林主义。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声称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据雅科夫列夫坦言，这份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实际上是他直接策划的，目的是推出“新思想”。雅科夫列夫在纪念大会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讲，不应把此次纪念大会上对历史的分析视为最终的结论，不应将报告中的一些结论教条化、固定化，进而继续煽风点火，为全面否定历史的势力加油、打气。
　　1988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大谈改革，发誓要与“社会主义的哭灵人”决裂。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了社会中涌动的一股股“反思历史潮流”，指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当时戈尔巴乔夫不在莫斯科。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由《真理报》维·阿法纳西耶夫亲自组织批判。4月5日，《真理报》发表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4月11日一18日，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后又主持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安排对安德烈耶娃来信的反击和打压。
　　1988年6月28日一7月1日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转折点”。他决心要完全否定斯大林建立的那种体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自此，苏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989年以后，苏联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1990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建议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作用”。3月12日～15日苏联人民代表第三次非常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自此标志着他实质上走上了社会民主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同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亲信公开怂恿他“将苏共一分为二”。二十八大是苏共的最后一次党代会，这次代表大会虽然勉强避免了苏共公开分裂，但一年后，也就是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计划秋天召开苏共第二十九次非常代表大会，将苏共一分为三：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自由党。
　　2　借“反思历史”大搞政治清算和社会复辟
　　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肃反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后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对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审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与此同时，所谓民间的“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名为“纪念”的历史教育协会。该协会的目的就是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历史真相，为苏联历史受害者建立纪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即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改变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着他们设计的道路进行。
　　1990年以后苏联社会中的激进势力利用各种“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大搞“去苏共化、去红色化、去苏联化”，一些做法登峰造极。全苏过去矗立着各种各样的列宁塑像，一夜间，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与苏共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此命运，博物馆中陈列的“红色”展品也被搬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潮。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努力丢弃与原共产党、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而沙俄时期的陈迹得到吹捧，末代沙皇被重新供奉。苏联人民的理想破灭，人们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思潮极度情绪化。否定历史引起了社会思想的混乱，社会犹如失去了“路标”，这加速了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进程。
　　3　新闻媒体等充当了“历史翻案”的急先锋
　　20世纪80年代末期掀起的这场“历史反思热”，专业的历史学家很少参与其中。而一些非历史专业的文人、写手等却充当了“急先锋”，部分新闻媒体和文学电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正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H.B.沃罗比耶夫在1989年初指出的：“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这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除极少数人积极卷入这项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数。”
　　这股反思历史潮流的目的是改写苏联历史。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取消这学期的中小学历史课考试，今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需要重新编写。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凶猛。
　　面对历史领域的混乱状况，许多史学家都深表忧虑。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历史学家座谈会，会议由苏共中央书记瓦·梅德韦杰夫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辩解：“当前的社会政治气氛取决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应维护那些应当受到揭露的东西。良心不能交易。对过去错误的清算必须进行到底，不能有任何的限制!”参加此次会议的苏联历史学界的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斯米尔诺夫、尤·库库什金、德·科瓦里钦科等纷纷发言，对“历史热”表示忧虑。格·斯米尔诺夫院士提出，他不赞成对包括卫国战争、战后恢复在内的苏联历史一概抹黑。尤·库库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论准备，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尤·库库什金院士和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学术秘书德·科瓦里钦科院士要求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面对院士们的发问，身为中央书记的瓦·梅德韦杰夫轻描淡写、一语带过。之后，此次苏共中央的座谈会便不了了之，没有了下文。
　　4　错误的历史观是导致苏共垮台的思想祸根
　　自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潜伏着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推动下，如死灰复燃，很快成蔓延之势。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公开斯大林时期历史文献档案，借一些所谓历史冤假错案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做准备。例如，在1987年6月，由苏共异己分子把持的《星火》画报。第26期披露了列宁的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严厉谴责斯大林逮捕和杀害无辜的军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等等。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中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已由斯大林主义指向苏联20～50年代的社会制度。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代表的苏联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不是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1989年以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逐渐转变为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联系。
　　1988～198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发表的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源头的掩盖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中断了俄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文章将“好”的列宁思想与斯大林“坏”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提出，1917年到1988年间苏联激进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障碍。虽然此文逻辑混乱、叙述繁琐，但由于年轻的齐普科是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特殊的身份使得此文当时在思想界影响巨大。
　　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置疑。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历史，必然导致美化沙俄统治、迷信西方文明。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苏共丧失信仰、迷失方向。历史根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成为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先兆。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对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毛泽东等几代中共领导人曾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先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丢掉了“刀子”，实际上是主动丢掉了“旗帜”、背弃了“理想和信仰”、抛弃了“历史和传统”。这样，短短不到6年的时间，苏共这样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和“先锋”，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下，丧失了战斗力、吸引力和号召力，被摄去“灵魂”，变成了丧失头脑、轰然崩塌的“泥足巨人”，必然逃脱不掉分裂、垮台的命运。
　　
　　二、20年后俄罗斯重编历史教科书、重新认识苏联历史
　　
　　历史沧桑，星移斗转。世纪之交，普京掌管俄罗斯。普京在经济领域开展治理整顿的同时，在政治思想领域也试图“拨乱反正”。2001年底，普京在西伯利亚地区视察时指出，他对“过去10年间的‘破坏’深感痛心”。当选总统后不久，普京便提出，俄罗斯应当有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历史学特别是历史教材应当团结社会，而不是罗列各种不同的观点。
　　1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爱国主义思想来团结社会、巩固国家
　　2000年普京就任总统以来，多次表达对历史教材和历史教育的不满，号召“认真思考俄罗斯历史”。2001年普京提出，俄罗斯应当有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历史学应当团结社会，而不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场所。2003年底，普京在国家(列宁)图书馆同部分史学家座谈时指出，过去史学家过于强调历史污点，造成书刊和教材中有大量糟粕和泡沫，必须剔除这些糟粕、去伪存真。普京讲话一个月之后，他亲自指示俄罗斯科学院，要对所有的历史教科书进行“鉴定和筛选”。在2004年7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委员会议上，普京再次表示，许多参加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向他表达对学校历史课程的不满。普京为此专门指示：“各个社会组织和青年团体应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应该只做一些形式上的、表面上的工作。”
　　普京号召加强对青少年爱国主义的教育，学习和珍视自己的历史包括苏联时期的历史，这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极力“抹黑”和“割裂”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2000年3月，在《头号人物·访谈录》一书中，普京曾自豪地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典型。”在2000年12月有关国家标志问题的一个讲话中，普京总统建议国家杜马用苏联国歌作为俄罗斯的国歌，并用红旗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旗。他呼吁人们记住肖洛霍夫、加加林等著名人物在历史上取得的令人自豪的成就，记住俄罗斯历史和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伟大胜利。进入新千年前后，有关列宁遗体是否安葬到故乡的话题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普京明确表示，他反对安葬列宁遗体，因为在苏联时代“许多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列宁联系在一起，安葬列宁就意味着他们是为了—种虚假的价值观奉献了一辈子，……他们虚掷了一生的光阴。”同时，这种做法也是“妨碍公民安宁和社会团结的事情”。在普京的心目中，苏联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科技成果是俄罗斯民族精神象征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1年和2005年，俄罗斯政府先后批准出台《俄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填宗旨在于发展和培养俄罗斯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意识，培养其成为具有国家自豪感与公民尊严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时刻准备保卫祖国、遵守宪法的公民和爱国者。
　　20年前，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鼓吹公开性、新思维，有意识地通过“反思历史”、寻找“历史空白点”等活动丑化苏联历史，为根本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服务。叶利钦时期则全面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企图通过实施资本主义制度，进入“西方文明世界之列”。在历史领域，肆意贬低苏联历史，美化沙皇制度，迷信西方文明，大搞政治清算和社会复辟，对历史教材放任自流。如今，普京当局准备从改革历史教学和重编历史教科书入手，从青少年抓起，教育国民珍惜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俄罗斯民族思想”。
　　2　从整顿历史教材入手，强化学校历史教育
　　2007年6月18日～21日，普京当局在莫斯科召开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专门研讨教科书及历史教学等问题。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一线教师、人文社科工以及俄教育部和科学院等相关负责人到会。这是继2003年俄教育部公开取消一部抹黑历史的教科书资格和2004年重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又一重大举动。
　　普京在出席这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俄罗斯的教科书、教学工作和教师培训都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历史教育和教材的混乱源于缺乏统一的标准。缺乏标准造成头脑中“一锅粥”：社会一锅粥，老师脑子里一锅粥。普京严厉斥责了一些不良的教材编者，拿外国基金会的钱，完成他人的订货。普京指示，出版社不单单是印刷厂，而应发挥社会教育功能，要求强化国家特别是俄教育与科学部对教材出版的调控。
　　俄罗斯学校文科教材特别是中学和高校的历史教材成为此次会议的热点话题。据参加会议的教师代表反映，苏联解体前夕，特别是近十年来俄罗斯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充满矛盾和混乱，许多教师对此已经感到厌倦。2/3的教师要求结束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材的混乱局面。会议透露，截至到2007年初仍有一大半的教科书有明显的低级错误或虚假信息。不仅教材内容相互矛盾，俄罗斯教材市场也是混乱不堪。普京对参加座谈的教师和教材编写者说，至今俄罗斯没有一部深入、客观地反映当代俄罗斯历史的教材，没有自己的历史叙述体系。多数历史和社会知识教材还是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当代俄罗斯史的许多教材中，或写得过于抽象，或是矛盾百出。
　　与会者达成共识，要改变教材领域的混乱局面。今后，历史教材只有经俄罗斯科学院和教育科学院的专家鉴定委员会认可后才能取得教科书的推荐资格。会议要求重编新版教学参考书，强化对教师的要求，抓紧改善教师培训，出台第二代教学标准。
　　在俄罗斯教育和科研部门加紧整顿教材秩序的同时，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也已经通过立法的形式，防止“思想上不可靠”的教科书进入学校。俄国家杜马前不久通过了《教育法》修正案，赋予教育主管部门有权推荐教科书，有权选择出版社出版教材。“统一俄罗斯”党的领袖、俄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说，俄罗斯需要全新的历史教科书，特别是在一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极力篡改历史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教育部门应具有责任心，对学校教材要严格把关。
　　近几年，在普京的一再要求下，俄罗斯一反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时期随意抹黑苏联历史的做法，重编历史教材，重新认识苏联历史，重新评价苏共领袖人物的作用。此次会议上推出两部教师参考书：《当代俄罗斯史(1945～2006年)》和《社会知识：21世纪全球化的世界》。其中《当代俄罗斯史(1945～2006年)》一书与过去否定苏联历史的教材明显不同。此书写道，虽然苏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也曾有辉煌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在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苏联历史绝不单单是肃反和劳改营。新编历史教学参考书中指出“斯大林是最成功的苏联领袖，建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勃列日涅夫的“内部稳定政策”有其积极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对西方过多的让步到头来却一无所获。新编教材对叶利钦的“软弱和亲西方政策”提出批评。普京在会议上表示，这两部中学教师参考书出版后，新学年即将大规模推广。在此基础上编写供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并且很快应该面世。今后政府将加大对优秀教师的奖励，更新学校教学设备，将教材编写和出版列为国家“全民工程”的重要部分。新编历史教材以及普京对历史教学的谈话引起了俄罗斯上下和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
　　普京提出，复兴俄罗斯需要人文社科等基础性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同样重要。目前，俄罗斯必须加强史学、哲学、政治学的研究。没有鲜明的、深刻的、基础性的理论知识准备，特另0是对当代俄罗斯历史的认识，就很难理顺中学、高校的教学工作。普京谈到，过去俄罗斯史学、法学、哲学流派曾享有世界声誉，有过不少经典之作。而如今，俄罗斯学术界缺乏对重大问题系统性的阐述，缺乏新的学术队伍和流派，不能提出宏大的理论或学说，不能够正确地阐述历史和现实。普京号召俄罗斯理论和教育界要振作起来，迎头赶上。
　　普京在此次会议上讲到，俄罗斯必须抵制国外教师爷的干涉。谁也无权剥夺俄罗斯民族历史传统和特性，俄罗斯也有不少值得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的地方。普京谈到，任何国家历史上都有过不光彩的一页。俄罗斯虽然有1937年的一页，但俄罗斯从未使用过核武器，也没有使用过化学武器，特别是未曾向越南这样的小国扔下7倍于二战的炮弹，更没有出现纳粹法西斯。境内外一些教科书任意弯曲历史进程，特别是二战的历史，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
　　可以看出，普京希望结束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思想混乱，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拒绝俄罗斯原罪意识，反对把俄罗斯特别是苏联历史描绘成一团漆黑，认为苏联不是“历史的黑洞”，而是整个俄罗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维护俄罗斯历史传统，应对西方思想攻势
　　人们注意到，俄罗斯新编教材的出版正值普京即将完成自己的总统任期的时刻，正值俄罗斯与西方外交和思想冲突日益激烈的时刻。西方媒体十分关注普京的“主权民主论”，他们害怕普京恢复苏联传统，担心俄罗斯怀念斯大林。2003年以来，在积极支持和策划俄罗斯邻国的“颜色革命”的同时，西方舆论界掀起了一股批判俄罗斯的浪潮，纷纷指责俄罗斯压制人权和自由、背离西方民主道路、滑向独裁和专制。欧洲议会通过所谓批判共产主义的决议，美国华盛顿设立所谓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支持格鲁吉亚设立苏联恐怖博物馆，纵容东欧和波罗的海某些国家在历史问题上对俄罗斯进行挑衅等等，这些均给俄罗斯造成强大的思想和舆论压力。对于俄罗斯重编历史教材、重评苏联历史的举动，西方媒体也大肆渲染。英国《泰晤士报》则称，这是普京在宣传自己的历史观。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在改写历史”。美国《新闻周刊》认为这是“重新回到苏联”。
　　面对来自西方强大的思想攻势，俄罗斯一方面积极准备外交上的应对，另一方面加紧统一思想、与西方展开思想文化上的较量。两部教学参考书的编者之一、俄罗斯高级经济学院社会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列·波利亚科夫谈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外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盛行的那些西化自由派论断和概念已经失去了道义及存在的理由。1990～1991年，俄罗斯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放弃了作为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实际上是在自我矮化。俄罗斯不再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斗争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引进了一些抽象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全人类价值，学会了“民主、自由、市场、全人类价值、人权、公民社会”等词语。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人家递给的一些带英文字母的积木，但老师并不告诉怎样搭建积木。至今俄罗斯仍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摆弄这些人家给的积木。而别人却可以像老师一样检查和教导我们：你们不是放弃了共产主义了吗?你们不是要建设民主吗?我们要看看，你们怎样建设民主、什么时候建成民主。随便什么人、比如来自“自由之家”组织的人，都可以拿着尺子给俄罗斯画勾或打分。无论怎样努力，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人家却说，俄罗斯的民主只是排在世界的第161位!
　　波利亚科夫认为，今后俄罗斯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模式，必须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然而遗憾的是，至今俄罗斯许多教科书仍沿袭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模式。俄罗斯理论界和整个教育界都落入了别人的“圈套”。俄罗斯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小学生。整个社会都落入了一个可悲的思维怪圈。在座谈会上，波利亚科夫向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需要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虽然俄罗斯1993年宪法规定不许有统一的主导意识形态，但俄罗斯应当有公民爱国主义思想，俄罗斯应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4　俄罗斯成立总统直属委员会，反击篡改和歪曲历史的行为
　　苏联解体后，随着北约的东扩和欧盟的东扩，一些东欧国家和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投靠西方，并日益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在历史上以各种“去苏联化、去社会主义化、去苏共化、去红军化”事件来凸显“政治自主”和“西化”。一些东欧国家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势力有意诋毁苏联和苏军在二战期间的历史作用，甚至把苏联红军与纳粹占领相提并论。波罗的海三国认定二战后是“被苏联占领”而非从纳粹铁蹄下“解放”。2007年4月27日，爱沙尼亚发生了从首都塔林市中心拆除和迁移苏军解放塔林纪念碑的事件。2008年，立陶宛政府坚持要求俄承认苏联侵占的事实并赔偿高达280亿美元的损失。同年年底，乌克兰也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议案，要求审理20世纪30年代苏联曾在乌克兰制造的“大饥荒”，并要求将此定性为“种族屠杀”。2009年2月4日，拉脱维亚也出现了亵渎苏军烈士纪念碑的事件。上述这些言行严重损害了俄罗斯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也对俄罗斯的国际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此背景下，2009年5月1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第549号总统令，成立俄罗斯联邦总统下属的反击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委员会，目的是协调各联邦机构、各级权力机构及各类组织，共同与篡改俄罗斯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其工作任务包括：针对以损害俄罗斯联邦的国际声誉为目的的篡改历史事实的事件，进行资料汇编和分析，甄别歪曲历史事实和诋毁俄国家形象的现象与行为，编写有关报告提交给俄罗斯联邦总统；制定反击和解决篡改历史事实、损害俄罗斯利益事件的战略规划：针对篡改历史事实、损害俄罗斯利益的行为，向俄罗斯总统提出对策建议；组织和协调俄罗斯联邦各权力机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等，对企图篡改历史事实和损害俄罗斯利益的事件加以反击。
　　2009年5月，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4周年，梅德韦杰夫特别发表讲话指出：“每年的‘胜利日’都富有新的意义。但不幸的是，这些含义并非总是庆祝的。我们已经越来越感到，这段历史开始被篡改。”2009年5月8日，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网络视频博客上讲到：“篡改历史的行为越来越猖獗，充满恶意和具有挑衅性。”梅德韦杰夫强烈谴责某些国家企图重写二战历史的做法。他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法西斯的贡献不容贬低和篡改。我们决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正是我们的人民摧毁了纳粹，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少2 700万苏联民众为此献出了生命，卫国战争才取得了胜利……我们将始终捍卫和坚守这一事实，任何人都不应对此有所怀疑。”他认为，上世纪40年代发生的一切并非仅仅是书本上那几页薄薄的纸，无论今天某些人多么处心积虑，历史也决不容许其重写或者篡改。因为这些历史对具有军国主义野心、种族矛盾和任何企图重构世界版图的行为起着威慑的作用。
　　针对近几年来出现的歪曲篡改历史的事件，俄罗斯当局除成立总统直属委员会外，还采取多种思想文化措施，力图恢复社会的历史记忆，弘扬历史功绩。如加大文化舆论宣传，弘扬优秀历史传统，还原历史真相；于2009年2月3日成立专门机构对二战中苏联所遭受的损失进行核算；在伏尔加格勒市举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纪念活动；提议关注卫国战争老战士的生活状况等等。
　　不仅如此，俄当局还考虑通过法律手段将歪曲篡改苏联二战历史的行为视为犯罪进行惩处。对此，俄罗斯权力部门也纷纷予以配合，献计献策。俄罗斯国防部和外交部早在2007年就提出，根据1993年1月14日通过的《关于永久保护卫国战争死难者纪念碑》的法案，必须调动俄罗斯权力执行机构以及所有相关机构的积极性，永久保护在国外的卫国战争死难者的苏军纪念碑。时任总统普京曾用红笔做出了这样的批注：“应把这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军事爱国主义和历史教育活动的组成部分予以重视与落实。”目前，这一计划正在稳步进行。根据有关资料，为完成此项任务，俄外交部先后在2008年联邦预算中划拨出了4492.5万卢布(折合160万美元)、2009年划拨出170万美元用于完成此项计划。不仅如此，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俄决定从2010年二战胜利65周年之际起每年追加500万美元来完成此项计划。
　　目前，俄罗斯正准备出台“关于反击在独立的原苏联国家境内为纳粹主义、纳粹罪犯及其帮凶平反活动”的法案。根据这项法律，对于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进行任何形式的诋毁都将被视为与鼓吹法西斯同等罪行。法案对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做出一系列惩罚性的规定。触犯法律的俄罗斯人或外国公民都将有可能受到3～5年的监禁，同时罚款10万～50万卢布。法案还对歪曲或篡改二战历史的国家提出了外交和经济制裁意见。对于触犯国，俄罗斯将有权驱逐其大使或与其断绝外交关系，有权对其实施全面的运输和通讯封锁。此外，新法案还拟定禁止某些外国组织在俄罗斯境内组织活动。
　　俄联邦委员会会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奥·潘杰列耶夫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最大的犯罪就是自己的居民侮辱自己的国家。这种行为比一般的犯罪行为更为危险。歪曲历史事实就意味着对国家的侮辱。俄自由民主党主席弗·日里诺夫斯基认为，歪曲篡改历史是一种新冷战的形式。
　　面对苏联周边国家在历史和文化领域的“反俄”、“去苏化”行为，俄罗斯社会各界痛心疾首。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如今俄罗斯所面临的外交和文化困境，实际上是苏联解体的“后遗症”，是20年前由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发动“抹黑历史、否定历史”运动的结果。20年前，正是苏联社会对自己“挖根、掘墓”，割裂苏联历史，否定苏共领袖人物，才导致今天的“自欺欺人”和别人的“忘恩负义”。
　　如今，梅德维杰夫就任总统一年多以来，事关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立场和观点还比较鲜明，但同时也存在着自相矛盾以及与普京总理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围绕斯大林的历史作用以及如何看待苏联时代等问题上仍摇摆不定，不能自圆其说，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思潮也意见不一。可见俄罗斯社会历史思想领域的探索和斗争仍会持续下去。俄罗斯主流思想还没能完全走出“历史的迷茫”，这是源于历史的困惑，还是发于现实的困顿?我们将认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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