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左翼反殖爱国坚定战士陈仁贵溘然与世长辞
张泰永辑
新加坡左翼反殖爱国运动坚定战士陈仁贵因长期患病不幸于6月14日与世长辞。噩耗传来，甚为悲痛，也感到异常突然。因为就在不久前，从报上还看到他风尘仆仆地到吉隆坡等地参加自己著述、翻译的新书：《情系5-13：1950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和反映5-13学生斗争的小说《巨浪》（英文本）的推介礼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兴致勃勃地与老战友傅树介医生一起为还原历史真相，成立了一个人民历史中心，来收集新马人民为摆脱英殖民统治进行独立斗争的历史记录、资料和文献。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活动和工作实际上是在他一只眼睛因青光眼已失明、身患癌症行动极其不方便的健康恶劣条件下，奋不顾身并坚持不懈地进行的。他的这份执着，就是一种精神，为理想、为信念、为正义，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崇高精神！
我和他素未谋面，我是在看了他有份参与编着的《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一书里由他执笔的《林清祥的政治生涯》一文后，才对他有所了解和感兴趣的，特别是他在文章里提到华侨中学“1951年的初三班”那段文字：“1951年，华中初中三共3班，有108学生。……它令人想起中国文学名著《水浒传》里的108条好汉”。当年，曾福华、方水双、龚清泉、郑有日、卢业勋、畲文锁、庄焕廷和我以及其它同学，有幸和清祥同窗，在这个初三班里一起度过了那难以忘怀的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并且结下了同窗之间那段刻骨铭心的情谊。所以，我曾在《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纪念曾福华同志逝世30周年）一文中把他上述那段文字加以引用。
他作为一位坚强不屈的左派反殖爱国战士的一生中，曾两度身陷李光耀政权的囹圄。第一次是在李光耀政权在英殖民主子和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马来西亚反动势力支持下对新加坡左派反殖爱国力量发动大逮捕的“冷藏行动”之后的1963年10月，他被无理关押了三年才获得释放；第二次是在1977年，又被扣留了一个时期。后期他曾和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合作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在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宁可放弃优厚的收入而去从事研究、寻查新马人民独立斗争历史真相的事业。到了晚年，在健康情况越来越恶劣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撰写、翻译了许多与官方版本迥然不同的著作。
2010年初出版的《‘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一书，正是他与傅树介、许赓猷老战友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成功编写的一本研究当代新马政治不可多得的重磅力作。他个人在本书里根据从英国档案馆里收集的资料撰写的《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结合当年的情况和历史事实，对李光耀如何跟左派闹分裂、如何通过合并，与英殖民主子和联邦反动势力相勾结，狼狈为奸，置新加坡左派力量于死地的全过程作了详尽和深刻的剖析和揭露，从中可以看出，李光耀此人，比起其英殖民主子的老奸巨猾、两面三刀、诡计多端方面，实在毫不逊色。
为了对这位不屈不挠的左派反殖爱国坚定战士的离世，表示沉痛的悼念，现将收集到三篇有关他离世的悼文：《敬仰仁贵可贵精神》、《新加坡前政治扣留者陈仁贵逝世》、《早期左翼工运领袖陈仁贵病逝》和他的两篇遗作：《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纪念林清祥》（诗）转载于下，让读者在瞻仰他作为一个坚强不屈的反殖战士的为人的同时，向他学习，继承他的意志，为新马人民和全人类美好幸福的明天，薪火相传，努力奋斗！
敬仰仁贵可贵精神
18/06/11
/来源：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http://suaramjb1.blogspot.com
敬仰仁贵可贵精神: 毫不妥协永不言休
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对陈仁贵同志2011年6月14日逝世的悼文：
今天我们——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FRIENDS OF SUARAM WORKING COMMITTEE JOHOR)，怀着悲痛的心情来悼念陈仁贵同志。陈仁贵同志在(上世纪) 50年代学生时期为学运领导之一，曾任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报《华惹》（Fajar）编辑、社会主义俱乐部主席、新大学生会机关报《大学生论坛》编辑等职。从新大毕业后，仁贵积极参与左翼职工会活动，并曾担任新加坡商行雇员联合会常务秘书及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SATU）第二届中央理事会副秘书长。仁贵也曾以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候选人身份参加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大选，在甘榜格南对垒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拉惹勒南，最后以微差败选。同年10月，您遭李光耀政权援引《内安法令》逮捕，无审讯扣留3年。
获释后，您到英国攻读法律，不单在那里考取律师资格，也在那里遇上了后来与您共组家庭的ROSEMARY女士。回到新加坡后，您与林清如（前社阵领袖林清祥的弟弟）合伙开办法律事务所，一直到约10年前因患青光眼视力衰退而退休。其间，您从不曾停止过关心民生社稷以及思考国家前途。如今，您慨然与世长辞，虽然不至于意想不到，但也令我们深感悲痛。
从律师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尽管健康衰退了，痛苦的经历和恶劣的环境不能磨灭您旺盛的斗志。您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从事写作与编辑工作，并在2001年编辑出版了英文书《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您的文章《林清祥的政治生涯》后来由杨培根律师翻译成华文，收录在《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一书（上册）之中。我们工委会里许多年轻的社会工和民主人士就是从这本书开始认识您的。您与您书中所撰写的林清祥，所表现的处处关心民瘼，以追求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己任的高尚情操，以及不管面对任何环境都不向反动势力低头和妥协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近几年来，仁贵同志的健康每况愈下了，您却愈发顽强地工作，陆续撰写和编辑出版了诗集和数本历史文集，您也是贺巾小说《巨浪》的翻译者之一。您不辞劳苦北上南下，出席新马两地的政治论坛以及上述几本新书的发布会，经常与民主人权工或社会主义信仰者，进行友好联系与坦诚交流，共同为争取改革国家，为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自由及公正的社会而努力工作。我们工委会成员当中，就有几个是在参与吉隆坡举办的“社会主义论坛”的集会上，第一次与您相见及结识。您在集会上对出现在社会主义运动的逆流及其错误思想的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仁贵同志，我们虽然不常与您联系交流，您一生坚韧不拔，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国家和人民坚决斗争，毫不妥协、永不言休，直到死去的那天，才不得不放下自己的担子的精神，却深深的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感情。就如您的生意伙伴所说：您本来可以在事业上攀登更高峰，但您有个人抱负，不以赚钱为人生目的。这一点，尤其值得新马两地年轻一代的社会改革者和政治工学习借鉴。您的精神必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仁贵同志，请您安息吧！
大马人民之声
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2011年6月18日
PS: 陈仁贵于2011年6月14日晚上8点24分概然离世，葬礼将于18日下午1时30分举行。
《新加坡文献馆》
新加坡前政治扣留者陈仁贵逝世
转载自《新加坡文献馆》
17/06/11
/来源：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
本刊记者撰述 新加坡前政治扣留者、左翼历史撰述者陈仁贵（Tan Jing Quee）昨晚逝世于新加坡。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SIRD）负责人张永新与同仁今天发布吊文，哀悼陈仁贵逝世。陈仁贵是在新加坡于6月14日晚上8时24分逝世。
吊文称誉陈仁贵志气宏大，堪为后世之楷模。
吊文指，尽管陈仁贵行动不便，但仍不懈写作与编辑著作，其精神令人钦佩，令后世缅怀。
陈仁贵曾追随已故新加坡著名左翼领导人林清祥，在新加坡推动左翼运动。他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就读时，曾与校内左翼分子成立社会主义俱乐部，并出版《华惹》（Fajar）会讯，提倡反殖民与左翼思想。
他最近于5月21日在吉隆坡推介《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一书，并与前左翼人士傅树介成立人民历史中心，以收集新马两地人民反英争取独立斗争的记录、资料、文献。
陈仁贵
陈仁贵曾撰写、编辑、翻译以下英文书籍：
《林清祥与他的时代》（Comet in the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2001年）
《自由之思：囚禁与流亡诗集》（Our Thoughts Are Free: Poems and Prose on Imprisonment and Exile）（2009年）
《《华惹时代风云》（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 ）（2010年）
《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 （The May 13 Generation: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2011年）
《巨浪》（翻译）（2011年）
《新加坡文献馆》
早期左翼工运领袖陈仁贵病逝
2011-06-16日《联合早报》
谢燕燕 报道
本地早期左翼工运领袖、后来的执业律师兼作家陈仁贵，前晚8时30分在中央医院逝世，享年72岁，遗下妻子钟银燕和三名儿女。
陈仁贵和陈国相、孔莉莎一起合作编写的新书《情系五一三》，刚在上个月中出版，新书打破半个多世纪来，人们对1954年那场学运的沉默。
尽管因病不良于行，陈仁贵还是在新书发布会上公开亮相和发表谈话，过后在妻子、朋友的陪同下，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槟城举行另外两场新书发布会。
过去五年，陈仁贵一直与癌症作战，但尽管健康欠佳，却坚持埋头写作，并对研究历史真相非常执着。
陈仁贵身后留下遗孀钟银燕（65岁），女儿陈美云（41岁），儿子陈川杰（37岁）和陈川文（34岁）。陈川杰从商，陈川文是律师。
钟银燕受访时说，丈夫到马来西亚出席新书发布会后便感不适，并于上个月底入院。他是在四年半以前患癌，去年脊椎骨长瘤动过手术，但后来渐渐复原。
曾与陈仁贵合作翻译与出版新书的卢妙萍（76岁），回述了他们一起到马国举行新书发布会的经过。她说，他们是在5月20日出发到吉隆坡，第二天举行了一场新书发布会，第三天开车北上槟城，并在当晚举行另一场新书发布会。
曾代表社阵参选
微差输拉惹勒南
卢妙萍说，24日他们南下吉隆坡，原本要多住一天，但因为陈仁贵投诉身子不适，于是决定在25日开车回新加坡。
英校出身的陈仁贵，曾以社阵候选人身份参加1963年9月21日大选，在甘榜格南对垒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拉惹勒南（人民行动党重量级人物之一——张泰永识），最后以微差败选。
落选后不到三个星期他因领导工潮被捕，入狱三年。出狱后他到英国林肯法学院考取法律学位。陈仁贵曾在1977年第二度被捕，但这一次被扣留三个月。
上个世纪60年代便认识陈仁贵的怡和轩主席林清如昨天受访时，以为人“真诚正直”来形容他这位好友兼合作伙伴。林清如和陈仁贵曾在1973年11月一起开创仁贵清如律师楼，陈仁贵90年代末因青光眼，一只眼睛失明而决定退休，林清如一两年后也退出律师楼。
林清如说，作为律师楼合作伙伴，两人关系犹如兄弟。他认为陈仁贵有很丰富的法学知识，本来可以在事业上攀登更高峰，但他有个人抱负，不以赚钱为人生目的。
钟银燕说，陈仁贵的最大激情是从事写作，退休后便投入这项工作。他先后出版了《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坐监和流亡诗歌与散文》和《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他也是贺巾小说《巨浪》的翻译者之一。
陈仁贵酷爱写诗，曾在自己的部落格写诗给父母、妻子、女儿、外孙等。他不久前还写了一个剧本《重逢》，但还没上演过。
陈家治丧处：加冕径3号（3，Coronation Walk）
*[email protected]
陈仁贵遗作：
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
(英国Kew档案馆特选文件评述)
陈仁贵
在这一章，我们汇集了自1959年至1963年建立马来西亚期间的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特选文件。这是解密后取自英国丘(Kew)的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虽然解密一事广为学者和历史研究者所熟知，但很多人并没有设法去接触这些长篇累牍的文件，以了解1959年至加入马来西亚期间有关新加坡历史的背景。本文只参考可获得的特选文件，不过我们相信，所参考的文件足以对这些发展事件提供一个平衡和连贯的看法。
时至今日，新加坡故事基本上是由一系列的书籍所定调:其中包括John Drysdale的《新加坡:力求成功}》(1984) 《Singapore:Struggle for Success》、Dennis Bloodworth的《老虎与特洛伊木马》 《1986，The Tiger and the Trojan Horse》及李光耀的两卷回忆录。这三部著作的共同点，基本上是解读、阐述李光耀在60年代出版的《合并的斗争》中首推的新加坡历史基本理论。基本上，为了争取民心，新加坡的历史一再叙述:第一阶段是非共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第二阶段是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的斗争，引导了独特新加坡身份和国民特性的达成。至今，相反的观点并不被允许挑战这一新加坡历史的版本。
很讽刺的是，我们不得不到伦敦档案馆从殖民地文件中拣出被隐蔽的故事，以了解头条新闻背后的真相。应该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档案馆的资料十分有用，为我们提供了从殖民地官员角度看待当时主要角色的行动和动机，然而，这些文件本身却不能构成当时真正发生的全部事实。为此，我们应该正视其它资料，以及代表新加坡历史另一面的无数其它人的直接见证。非常可惜的，这些报纸和文件不是被摧毁或失散，就是未能自由取得，而当时的主要人物不是保持缄默，就是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要重建新加坡历史，就必须先了解这一残酷的事实，而这是我们在近几十年来政治动荡所产生的结果。
只要这一资料的管道一直继续被封堵，历史就会有不足之处，我们也只能由细心的分析和推论去填补。
当然，我们有时可获得的其它来源来为历史作调整，那就是新加坡口述历史组的资料。可惜，由于许多原因，这方面的资料是非常不足的。首先，这些历史并未具综合性，经常都是在事件发生多年后才记录。这些口述历史都不是同时期发生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回忆中的角色，以及这许多历史主角后来意见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许多重要的历史角色，由于某种原因拒绝向口述历史组全面叙述他们的生活和活动。这也许显示了新加坡的自由状况。许多历史角色缺乏信心，因为他们不确定他们愿意提供的真实情况，是否会被歪曲或导致他们遭遇更多麻烦和不便。
因此，就目前来说，依靠伦敦的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暂时还是有价值的，一直到有新资料出现为止。有些学者满腔热忱地依赖这些资料，并认为这是客观和属于同时期的资料，以这些资料为基础重组当时发生的事件。他们忘记了这些资料的局限。应该牢记在心的是，这些档案的相关文件包括殖民地官员在当地起草的通讯、意见和陈述，目的是要让伦敦的殖民部了解当地形势的发展。这些都是他们决策时的参考资料。事实上，政策是由伦敦的殖民部大臣和英国内阁所制定的，有时候这些政策并没有通知当地官员，或向他们完整地解释。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进行大规模逮捕以确保顺利实行马来西亚计划。这些资料清楚显示殖民地官员试图告诉英国殖民部一些事情：新加坡左翼运动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没有联系，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指示;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在组织破坏马来西亚的暴力运动;他们没有得到北京或莫斯科的指示;林清祥甚至考虑在合并后，为社会主义的马来西亚进行宪制斗争。倘若这些意见全被殖民部大臣或英国内阁所接受，他们就没有根据来展开逮捕以将整个左翼领导层和所有组织连根拔起。殖民部最终采取长期的“战略”决策，于1963年与马来亚和新加坡政府联合采取“冷藏行动”清楚地说明: 殖民地官员当场所看到的事实，与伦敦所作的实际决策，必须被分隔开来。
1959年的宪法
新加坡国的1959宪法是一种误称。名义上称为一个国家，新加坡那时的政治地位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一个殖民地，虽然已设有一个全面民选的立法议会。然而，国家的主权仍握在英国手中。当时的期望是，在1963年举行的另一轮的宪制谈判中，才得以谈判最终成为全面自主的主权国家。
1959年6月，根据宪法组成了新政府。在国家结构的顶端是称为国家元首的宪制首长。首任为当时的英国总督William Goode爵士，接下来是首任本地首长Yusof Ishak。根据宪法也同时产生了一个一院制的议会，称为立法议会，共有51名民选议员。宪法也特别规定，三巴旺的海军基地仍由英国控制。这部宪法并未给予新加坡完全独立或甚至全面的内部自治，因为全面民选的新加坡立法议会无权控制国防、外交和内部安全。一个三方组成的内部安全理事会的设立，据称是象征着英国政府的部分妥协。诚如后来数年的事件所揭露，内部安全理事会为三方勾结一起对付新加坡左派提供合宜的掩饰。
“新加坡至1960年的形势” (C.O.S. (59) 237， CO， 1030/656的附录)报告，是一份开始了解英国对新的新加坡国的政策的有趣文件。
该文件清楚指出，英国和人民行动党“温和派”领导层认为，由林清祥领导的左翼集团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但却充满信心，认为他们手上所掌握的武器足以应付这威胁。该文件也引述李光耀的话，即预料在一年内会与人民行动党内的左翼分子起冲突。
该文件也显示，李光耀有意将职工运动重组成一个联合总会，以及其它30个联合会或某种行业的工会，再重组职工总会的秘书处，希望得以控制来自左翼工会的潜在威胁。文件也指出，英国有意利用新加坡海军基地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在本地区活动的一部分，李光耀对此并无反对意见。对于经济前景，文件引述李光耀政府呼吁与马来亚设立共同市场，但认为“联邦同意此政策的希望微乎其微”。文件也指出，李光耀有意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地工业，这政策对英国的商业利益有严重的影响。英国人希望新加坡政府会体会到:为劳动人口提供十分之一职位的海军基地，以及继续维持转口贸易的重要性。英国公司在转口贸易方面有很大的利益关系。
文件也揭露，人民行动党的“温和派”领导层在1959年宪法下组成政府的初期想法。文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内部安全理事会于8月28日举行的首次会议上，李(光耀)对于他处理林清祥的活动及其它威胁治安的问题，给予全面和坦诚的解释，并让出席者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在人民行动党1959年大选胜利后的3个月左右。
对于1963年之前的下一阶段宪制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如何处理、控制，若可能就将左翼运动从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全面消灭。显然的，英国和新加坡政府已在这一点上达到基本共识。人民行动党完全不提继续进行反殖斗争的计划。几乎从人民行动党开始执政之后，这项双边的共识便成为包括马来亚政府在内的三方反共运动协议，并以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和婆罗洲三邦之间的更密切合作作为掩饰。反共讨伐在不久后，便取代了反殖民主义斗争而成为本地区政治环境的一股推动力量。
作为新宪法下的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William Goode爵士，在卸任让本地国家元首Yusof Ishak接任之前，向其上司讥讽地评论: “把现在的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当成秘密共产党人是大错特错。把他们形容为秘密的反共份子就更为准确。” (CO: 1030/652，1959年11月23日， William Goode爵士致函殖民部大臣)
1959年之前:政治扣留犯的课题
人民行动党在1954成立之后，人民行动党的左翼便成为警方镇压的主要目标。尤其是1956年10月和1957年8月两次的大规模镇压，几乎完全扫荡了密驼路集团的整个职工会领导层和人民行动党的左翼领导干部。
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政策和立场，特别是在1959年大选中，都是呼吁释放所有政治扣留犯和废除公安法令。因此，在赢得1959年5月大选时，人民行动党宣布：除非与该党领导层的领导干部被释放，否则不会组织政府。殖民地政府接受这项要求，并释放8名政治扣留犯:林清祥、方水双、C.V. Devan Nair、 James Puthucheary、S.Woodhull、曾超卓、陈世鉴和陈从今。
释放这8名左翼领袖并不重要，因为在1959年的宪法下，他们被有效地禁止参与大选的政治活动。再者，无疑地，释放他们是有政治影响的，那就是提高新政府正直性。
与此同时，另4名政治扣留犯获得释放，还有22扣留犯被移往条件比樟宜稍好的棋樟山。( Goode致函殖民部大臣，1959年6月23日)
表面上，这符合了人民行动党的竞选诺言。然而事实上，常为人所忽略的是，除了这8名领袖之外，还有其它扣留犯仍在监牢受苦。起初，大家一般上会同意，让人民行动党的部长们有足够的时间寻求释放剩余扣留犯，该党和工会干部被要求忍耐，别施太大的压力以致破坏早日释放的机会。一般相信，政府的部长们会耐心地处理释放扣留犯的工作。
不过，几个月过去了，这些扣留犯很显然地不会很快就被释放。该党的支部和工会一再向党领袖施加压力以尽早解决这问题。
在Lord Selkirk致给殖民地大臣的一封信中，他揭露9名政治扣留犯的扣留令将在1960年2月6日到期。该信指出，李光耀并不急于释放他们。他建议内部安全理事会应“否决”新加坡的要求，但不要公开此事。( CO: 1030/1157，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1960年1月20日)
英国明显地很不高兴被当做反对释放政治扣留犯的主谋，因为程序是很清楚的——应该先要求释放，然后安全理事会才考虑是否要释放。其实，许多党员包括一些政府高级领袖在内，都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人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项要求。
新加坡政府自1960年以来，就没有要求释放这些扣留犯的事实，终于在国际劳工机构调查4名职工运动者被扣留的情况时曝光。虽然李光耀己公开说，是联邦和英国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扣留犯。( J.S. Roberts致函Wallace， 1961年7月6日)
自1959年5月被扣留的55名扣留犯之中，有26名仍在扣留中。并非所有新加坡内阁成员都知道政府根本没有要求内部安全理事会释放扣留犯。后座议员和一些部长日益不满。政府的反应是:阻碍释放扣留犯的并不是人民行动党政府，而是英国当局。( Moore致函殖民部大臣，DO:169，1961年7月3日)
“谎言越来越站不住脚，总理正在寻找能恢复其信誉的手段。”当事态紧急时，李光耀说新加坡政府会释放扣留犯，不过释放令被内部安全理事会否决。英国人被激怒了，断然拒绝这说法：“为了帮助人民行动党保住政权，而要我们一同负起继续扣留的责任是个故意歪曲的诡计，这是错误的。” (DO: 169/18， 1961年7月3日; DO: 169/18，T. No.264，1961年7月17日)
这问题被拖拉了多一年。直到1962年7月，一个在公安法令之下成立的咨询委员会建议，释放人民行动党上台前被扣留的17名扣留犯当中的9人。委员会建议取消这9人的扣留令，并以限制他们在未获得批准前不得离开新加坡的指令取而代之。政治部主任反对，而内阁也没有释放这些扣留犯。后来政府发表文告说，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未能被采纳，因为它违反内部安全理事会所记录的决定。(请参阅新加坡政府内阁会议记录(62)193，1962年6月12日)
Moore于1962年7月2日写给Wallace的一封信显示，这位英国最高专员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撒谎感到非常气愤，并向伦敦殖民部重申其立场，即新加坡当局必须先向该理事会提出要求释放扣留犯，内部安全理事会才会作出决定。
“李光耀随时都可向内部安全理事会提出释放扣留犯的建议，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Moore“认为聪明的做法是警告(李光耀)，如果他公开说内部安全理事会明确拒绝释放这些扣留犯，(英国)或许需要清楚表明，理事会根本没有接到释放的建议。”李光耀曾表明他不希望这件事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但Moore评道：“就这个课题而言，我认为他是完全不可信的。”(请参阅Moore致Wallace的信，1962年7月2日;CO: 1030/998)
1961年4月芳林区补选
很讽刺的是，大选后人民行动党党内的分裂并非由左派引起的，而是由该党财政兼国家发展部长王永元所引发的。人民行动党一成立，王永元便与党内右派关系密切。但是，为了个人和政治原因，以及他本身注意到一般民众日益不满新选出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所实行的政策，他决定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在1960年6月的党大会上提出16项议决案。那16项议决案基本上是左翼要继续展开反殖斗争的主要要求。由于王永元采取主动，左翼不知所措。这些要求基本上构成他们左翼的纲领，但他们觉得很难积极回应。左翼在原则上支持这些议决案与保持人民行动党内部团结之间支吾其词。最终，左翼选择人民行动党内的团结。这样做被认为是放弃包含在16条议决案里的反殖原则。芳林补选是确定人民态度的一个实验场。
由于王永元被人民行动党开除，因此就有了芳林补选。他选择回到他的旧选区以探测他选区对他的支持。他现在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下一阶段策划反殖事业。左翼职工会和人民行动党内的左翼领袖团结起来，并敦促人民在团结的名义下支持人民行动党。尽管有着这类后来被李光耀形容为“不够热心”的支持，王永元还是在芳林补选中成功击败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易润堂(Jek Yuen Thong)
选举结束后，新加坡的政治决定性地向左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人民不满人民行动党执政一年的表现的全民投票和晴雨表。人民的不满可归咎于1959年宪法的限制，即未给予全面的自治。因此，人民要求更进一步的宪制发展的呼声越来越大。虽然左派对人民行动党政策的很多方面都感到不满，但他们仍呼吁团结。他们无意造成进一步的摩擦，以免危害到下一阶段的全面自治的宪制发展。
1961年5月东姑宣布合并
在这些发展的背景下，二项突如其来的发展加速了、加深了新加坡的危机。自从英国首先提出马来联盟，接着又以1948年2月的马来亚联邦协议取代马来联盟之后，星马两地就被分割了。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重归统一问题，便成为两地左派的长远目标。人民行动党的战后宪制政治的先驱者——马来亚民主同盟，与国内其它的左翼集团组成的AMCJA-PUTERA联合阵线，为反对新马分割、创造两地的共同公民权而展开持续不断的运动。这些要求在1947年8月呈上的“人民宪章草案”中一一列明。英国人跟马来贵族和皇室串通以展开人为分化，不顾多元民族马来亚的愿景。从此，马来亚左派坚持的政治立场是:为马来半岛与新加坡的重归统一而不懈地努力展开运动。
1961年5月27日，东姑突然呼吁，与新加坡和婆罗洲各地区建立他所谓的“更密切关系”。东姑的建议，显示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积极合作下，马来贵族的态度突然大转变。这个新发展涉及英国殖民当局的积极合作。一个包括婆罗洲各州联合起来的更大联邦国家的提议，与星马重归统一长期概念，是有着重大差别的。不久之后就很明显，有人向东姑建议更大联邦的概念，以取代较合逻辑和符合历史需求的新马重归统一。
因此，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需分清马来半岛与新加坡重归统一的问题与东姑所提倡的马来西亚概念。新计划涉及独立的马来亚、自治邦的新加坡(马绍尔讽刺为“四分之三的独立”)、英国保护地汶莱及英属殖民地的北婆和砂拉越之间的合并。因此，对新成立的更大联邦拥有主宰权的是英国。这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东南亚的英属地区重组工作方面，英国人都不是一个被动的伙伴。婆罗洲地区的问题，是应由这些地区的人民在自主原则下作决定的。
从李光耀的角度来看，这项建议像是一个能拯救他政治前途的救生圈，于是他马上反应，表示接受该建议。对左翼来说，芳林补选后反殖斗争情绪日益高涨，为了转移视线，有些阴谋很明显地正在进行中。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的失利，说明了反殖情绪的力量以及对1959年宪法限制的不满。左翼工会领导层认为，有必要采取政治主动并重新把焦点放在反殖斗争的事业上。
1961年6月3日，以林清样为首的6位工会领袖，以人民在芳林补选中所表达的明显不满为依据，发表声明呼吁取消内部安全理事会。他也呼吁左翼团结，为下一阶段的宪制斗争作好准备。
1961年7月安顺补选
人民行动党安顺区的立法议员去世了，该区就必须举行补选。前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决定参选。补选订于1961年7月15日举行。不同于芳林补选，人民行动党内的左派未公开号召安顺选民在补选中支持人民行动党，但劝说人民行动党回归反殖斗争的阵营。马绍尔后来赢了补选。
多数观察家都看得清楚，人民行动党己失去其信誉，而一个重大政治危机正在酝酿中。公共档案局的记录清楚揭露——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领导层正在与英国勾结，决心继续其反共运动——他们在这方面已走过了头。要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回返反殖斗争，以及响应团结的号召是完全不可能的。
殖民部的记录揭露，在1961年7月16日晚上，人民行动党兵败安顺补选的结果被公布之后，李光耀即刻和吴庆瑞去会见英国最高专员Lord Selkirk及其副手Philip Moore。
在会谈中，Selkirk“发觉他们很沮丧、神经质和对政治前途觉得渺茫”。李光耀觉得“他在议会中只能依靠23张票”并暗淡地谈到“最多只能再撑3个月”。李光耀说他将“开除3名政治秘书，即林清祥、方水双和Woodhull以及8名背叛者的党籍。”李光耀将宣布释放政治扣留犯，但要释放令“被内部安全理事会主席Selkirk所否决”。为了在立法议会掩盖他的立场，他接下来将议会休会3个月。然后，他期望英国就新加坡与联邦合并问题上向东姑“施以最大压力”。如此，他“便得以在新加坡就合并问题举行公投。他认为在这课题上会胜出。”
倘若反对派制造麻烦，李光耀将“采取坚决行动，如将方水双、Woodhull、Dominic Puthucheary和Jamit Singh等驱逐到联邦”。他希望这将逼使林清祥有所反应，并“采取直接的行动，如此新加坡政府将把权力交给英国或联邦，让他们接管新加坡” 。Selkirk说“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参与此建议……。李光耀所建议的计划是令人厌恶的。”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DO 169/18 Secret No 263，1961年7月l7日)
试将这版本的7月16日晚的情况故事，与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1998年第371页)对他个人情绪的描述作比较，在情绪、语调和内容上的描述，与档案的陈述大相径庭。李光耀在他个人的描述中表示，他在7月17日向党主席杜进才博士呈上辞职信，杜博士在同一天回答说“中委会在大选后一致选出(李)为总理。”
社会主义阵线的组成
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立法议员内部也出现不同意见。7月20日，“温和派”在安顺补选失利后要求投信任票。以李绍祖医生和盛南君医生为首的13名人民行动党议员投信任票时弃权。人民行动党领导层的反应是开除13名异议的议员，同时也解除林清祥、方水双和Woodhull在官方机构的职位。因此可清楚地看到，决定主动分裂人民行动党的是“温和派”领导层，而不是林清祥或党内的“左派”。其实，左派对接下来的宪制斗争阶段，显然已无基础与温和派合作，以应付下阶段的宪制改革。但他们仍提出延续“左翼团结”的号召，也是有理由被批评的。被人民行动党开除的两组人马，于是成为在1961年9月16日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核心人物。
合并之路
随着东姑于1961年5月底戏剧性地宣布新马的“更密切合作”，整个局势迅速发展。英国殖民地政府、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不久便拟定马来西亚联邦的细节。马来西亚联邦将包括婆罗洲三个地区——沙巴、砂拉越和汶莱——以及新加坡。这项计划，基本上是二战结束时，在殖民部讨论和辩论过的旧英国殖民地“大计划”的重生。
11月16日，东姑能够宣布马来西亚计划是“十拿九稳”(1)。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在呈给新加坡国会之前，已由新加坡、马来亚和英国私下达致共识。这问题无可避免地将受到激烈辩论。新加坡的左翼及其它反对派试图对整个安排作适当和公开的讨论，但却被搁置一旁，并通过白皮书的合并条件，结果引来更多纷争。
(1)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谈判从1982年至1997年持续了15年的时间。涉及许多国家的欧盟合并计划，从1957年就开始广泛地讨论和谈判，持续了超过40年。新马合并的谈判在6个月内便完成，大概从东姑在1961年5月27日的演讲开始至同年11月16日宣布为止。难怪这种闪电结合会导致关系即刻破裂。
白皮书基本上提供2种不同的公民权。新加坡和马来亚公民将被称为马来西亚“国民”。后者又被修改为”马来西亚公民”而更加混乱，因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公民——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之外)享有不同的法律权利。虽然后来名称从”马来西亚国民”改为”马来西亚公民”，然而，两地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所谓马来西亚公民在实质的法律权利差异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改变。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所有新加坡公民将保持原有的新加坡公民地位，但不享有移居马来西亚并在那里工作的权利。新加坡将有本身的选举和立法议会，以一名总理为首，但权力比1959年宪法规定下的还要小。不过新加坡将保留其在教育和劳工方面的自治。表面上，这是马来西亚联邦对这两个领域内的歧见的妥协。作为条件，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国会将只有15名代表，按比例的代表制来看，这比其应得的更少。在合并后，内部安全权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所谓教育和劳工方面的让步无甚价值。不可思议的是，新加坡虽有分开的教育制度和劳工自主权，但在内部安全的名堂下，这些权力很容易被取消。
很显然的，如此的安排并不具有两地长久合并的条件。事实上，这也说明了联邦领袖仍不愿意接受新加坡为全面和平等的伙伴。与人民行动党分裂后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建议合并必须基于二个基本原则:
l. 所有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并享有公民地位的全面和平等权利。
2. 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国会应有按照比例的代表。
倘若这些条件不被接受，社会主义阵线准备让人民决定接下来的宪制发展阶段——是朝向他们所支持的全面内部自治，或如前首席部长马绍尔所提出的独立。社会主义阵线准备在这两种情况下，为在双方能接受的平等条件下与马来亚合并而继续努力。
人民行动党拒绝反对党的要求，即让人民决定是否接受白皮书的建议。反之，政府提出并非任何政党建议的两种替代选择。这两个选择甚至比白皮书更难让人接受。马绍尔精彩地描绘该替代方案为:要一个人选择要打母亲、太太或女儿。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阵线展开呼吁人民投空白票的运动，以表明他们拒绝所有三种合并形式。为了反击社阵，人民行动党修正全民投票法案，将空白票当成投票支持白皮书。靠全民投票法案过关的公投，为以白皮书条件为基础的合并护航。这实在不应该被允许的。
反对以白皮书为基础的合并
如何对付新加坡大规模的反合并活动，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英国、马来亚和新加坡政府为了实现马来西亚而执行政治镇压新加坡左派的政策，她们有着共同的意图但立场不同。对这方面的观察也是很有趣的。
这个邪恶三角联盟消灭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结果是:新加坡岛于1963年9月16日被逼加入马来西亚，并在两年后于1965年8月9日的喧闹声中被逼脱离马来西亚。事后回顾，针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提出挑战的人士，都一律被冠上反合并、反国家和亲共，十分荒谬。
没有一位学者曾评论这项历史性的“正义流产”应获得承认，而那些反对在白皮书条件下加入马来西亚的人士也早应被平反。反之，那些因为认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注定失败而反对合并的人士，却承受多年的牢狱之灾，一直到很多年后事实才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斗争，由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一事证明是正确的。
非常讽刺的是，这些人被扣留的理由是他们主张新加坡独立。然而，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后，他们仍然身陷囹圄。除非这个问题获得充分讨论和进行再研究，否则，研究60年代新加坡历史的学术成果，不能赢得别人尊重和被视为客观。
马来西亚计划与新加坡大逮捕的联系
英国要将婆罗洲三地区并入马来西亚计划，其目的是要借此劝说东姑接受这计划。东姑一旦同意，马来西亚一旦实现，英国在本地区的投资将得到保障，更重要的是，英国得以保持其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新加坡军港海军基地。英国、马来亚和新加坡政府对消灭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共识，是这项计划的基本和必要的凝聚点。
事实上，早在宪制开始发展的1955年，英国就抱着要以大逮捕镇压反殖运动的想法。福利工潮暴动期间，英国劝告马绍尔逮捕左翼工会领袖，但遭马绍尔拒绝。
马绍尔的继任首席部长林有福，毫无保留地跟英国合作。他于1956年10月和1957年8月先后发动两次大逮捕，企图让左派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然而左翼运动凭着其广受欢迎和强劲的复元能力，使镇压行动未能如林有福和殖民政府预期般成功。左翼工会恢复元气和继续扩展。林清祥及其同僚于1959年中旬获释，并再度领导工会，使得他们士气大振。
在60年初，英国、马来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三角组合联合起来，倾全力欲将左翼运动置于死地。在多次镇压之后仍能死灰复燃的左翼运动，他们也许视之为九头蛇。在1959年宪法下成立的内部安全理事会，将成为最终解决“新加坡问题”的综合工具。
这个联合阵线所面对的问题之一是:逮捕的时机、逮捕的规模以及他们所需负责的政治责任。马来亚被劝说后突然改变态度，是因为得到保证——y婆罗洲地区将包括在更大的马来西亚联邦内，而新加坡的左翼将在大规模逮捕下被坚决地摧毁。马来亚政府深知逮捕行动必须在马来西亚成立前进行，其时机则属于信任问题。马来亚政府准备在内部安全理事会的范围内，接受某种成比例的谴责。
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政府，比较希望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才进行逮捕，如此就可把矛头指向吉隆坡。倘若这是不可能的，李光耀要获得确保，而事实上他要从马来亚当局获得书面保证，即保证逮捕后需成立马来西亚。李光耀也将逮捕视为一项政治行动，而不单纯只是一项安全行动。那些在政治上对他构成威胁的领袖，李光耀都要把他们包括在逮捕名单内，纵使他心知肚明，他们不可能被视为安全威胁。他们包括王永元、林建寿和Ahmad Boestamam。
英国设法限制大逮捕的范围，以便更容易在国际上进行辩护。如果各造均同意为行动负起各自份内的责任，则大家便可少为逮捕的时机操心。起初，英国准备接受李光耀的逮捕时间表，但最后因马来亚在时机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英国只得说服李光耀。在这背景之下，我们应从三方的不同立场出发，以观察和考虑三方对逮捕的时机和规模的不同论点。
英国拖延行动是因为他们要找到逮捕的理由。他们也在许多场合提及：没有证据证明林清祥和方水双与马共联络，或自愿成为共产党的工具。事实上，英国人从他们的情报得出结论，林清祥在设法进行宪制斗争，逼使人民行动党政府下台并重新选举。林清祥认为社会主义阵线可在大选中击败人民行动党。英国情报部认同这些评估。其实，英国人还进一步说，他们相信倘若合并成功，林清祥还会准备建立一个长远的社会主义马来西亚。
对于英国人关心为逮捕寻找正当理由一事，李光耀的回应是建议执行挑衅计划，逼使林清祥采取非法行动，从而让三个政府通过内部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这一计划最终未实现，因为1962年12月汶莱爆发起义，形势出现转弯。
这就让三方有绝佳机会在1963年2月2日进行大逮捕。社阵被指责在新加坡涉及暴力阴谋以发动革命。其实这并没有证据佐证，甚至在半个世纪后也发掘不出这类的证据。
甚至在1961年酝酿马来西亚计划之前，李光耀一向都有意清除党内的左派。英国资料显示: “1959年10月29日(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后数个月) William Goode爵士与总理进行一次讨论，在讨论中总理说他很想进行系列逮捕行动，但为了保护自己，逮捕行动必须与内部安全理事会共同执行。”(内部安全理事会会议记录CO：1030/1102第78页)
然而，在人民行动党政府首年执政期间，李光耀是处于防卫地位，因为党支部和职工运动对他施加压力，要求他释放1959年之前被前政府扣留的政治扣留者。人民行动党毕竟在竞选运动中，曾答应取消公安法令和释放所有政治扣留者。当合并的安排成为事实之后，大逮捕课题以确保合并成功，便成为三方面所关心的中心问题。
如东姑所说，当他于1961年11月到英国财政部访问英国首相时，马来西亚计划基本上“十拿九稳”。
Selkirk写给殖民部大臣的一封信显示，“没有重要颠覆活动的新证据足以为此时的逮捕提供正当理由。”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CO：1030/1157，No. 77，1962年2月19日)新加坡政府并不赞同鲁莽的逮捕行动。
挑衅林清祥采取违反宪法的行动
Lord Selkirk于1962年4月24日致殖民部大臣的电报揭露，在1962年4月，李光耀赴伦敦与殖民部大臣Sandys讨论安全问题。(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CO：1030/1157. No. 223. 1962年4月24日) 政治部依照东姑的看法写了一份分两个阶段镇压新加坡左派的报告。
第一阶段包含各种遏制措施，如加强控制华文报刊，禁止非新加坡公民担任政党和职工会的职位……这个阶段旨在挑衅林清祥采取违反宪制的行动。
第二阶段是将反对派领袖，如方水双、S.Woodhull等遣送回马来亚，并“扣留自林清祥以下的联合阵线领袖” 。Selkirk也表示，“我们向李光耀表明，我们认为政治部的报告，与其说是攻击共产党，倒不如说是在攻击一个政党。”
1962年4月28日，Selkirk向Reginald Mauldling报告:马来亚政府拒绝出席内部安全理事会会议，因为她不满意对左翼问题的处理。“数周前，东姑斥责李光耀在逮捕问题上所耍的伎俩，并吓唬他联邦将放弃马来西亚计划”。不过， Selkirk相信他有办法说服新加坡静静地参与合并。
Selkirk也注意到“新加坡的政治部在过去3年里，根本就无法找到任何共产党人。采取镇压行动所依据的证据几乎全无。”
在这种情况下，Selkirk不愿意接受东姑的逮捕意图，虽然他知道若没有行动，合并计划可能受到挫折。在这位最高专员的眼中，李光耀“显然受到能在下届新加坡选举之前，将其政治反对派一举消灭的愿景所吸引”，大概也会“支持一项挑衅林清祥及其伙伴的政策，以便逼他们采取违反宪法的行动，从而为逮捕提供正当理由。”(Selkirk在伦敦会见李光耀之前致函R. Mauldling，报告新加坡的局势，CO:1030/998，1962年4月28日)
导致冷藏行动的事件
马来西亚计划的成功，是以反共三方的共识为前提，即新加坡左翼运动被摧毁或被消灭。三方政府在内部安全理事会的秘密会议室里，费时费力地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推敲这项行动的执行细节。
马来亚方面越来越不满和满腹狐疑，认为英国在决定逮捕时有拖延的态度。然而，汶莱起义却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以解决彼此对拖延的互相指责。1962年12月14日，内部安全理事会的马来亚代表Dr Ismail，召开内部安全理事会的紧急会议以讨论安全角势，并说明除非逮捕共产党，否则不合并。李光耀同意这项建议。“汶莱起义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千万不可错失。”
假如“公开表明三方政府同意共同负起责任”，英国政府乐见在新加坡采取行动。他们也同意发表联合声明。(1962年12月14日，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CO: 1030/1160T. No. 582)
12月15日，内部安全理事会在吉隆坡开会。大家都同意声明草案，即将逮捕行动与汶莱起义联系起来，并声称社会主义阵线乖离宪法。
12月31日， Moore会见杜进才博士。杜博士在会谈中表示，他将授权新加坡政治部准备逮捕行动，但不逮捕议员、不封杀社会主义阵线。杜博士没有答应逮捕的时机。Moore接下来会见李光耀，但得到的却是不同的反应。李光耀表示在马来西亚成立前必须先解决三个问题，即逮捕、政府之间的委员会谈判、共同市场。
李光耀担心，如果他先同意逮捕，他便向东姑“亮出了最后一张牌”。倘若政府之间的谈判失败了，则无从保证东姑的立场。李光耀说他对逮捕行动作出决定前，需要48小时与内阁进行讨论。他也表示，在逮捕之后只发表联合公报，使其影响慢慢淡化。(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 CO: 1030/1576.T. No 2. 1963年1月3日)
1963年1月4日，李光耀会见Moore，表示他担心东姑是否会在逮捕过后，反悔推翻合并的安排。李光耀要东姑在逮捕前作书面保证，即倘若进行逮捕，合并将在1963年8月31日完成。李光耀担心，倘若苏卡诺以武力反对，东姑可能会重新考虑。Moore劝告李光耀，.要求东姑保证并不实际，但他深信如果合并的两个条件被接受了，即婆罗洲被包括在内和新加坡的逮捕行动，则东姑将进行合并的安排。如果李光耀过后没有逃避责任的话。( CO: 1030/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1963年1月5日)
东姑在1963年1月6日的一封信中重申马来亚政府的基本立场，即除非在合并前进行逮捕，否则他们不会让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汶莱起义为扣留的决定提供“我们求之不得的最佳掩饰机会” (吉隆坡最高官员致函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CO:1030/1576T. Np. 19，1963年1月6日)
李光耀同意逮捕行动，根据逮捕行动的“呈现和广泛程度”方面的协议。李光耀也同意不包括他原先建议逮捕的马来亚反对党人物。三方面都同意，大逮捕行动的日期暂定为农历新年的一段时间之后( 1月26日)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CO:1030/1576 No.23，1963年1月11日)
李光耀的意见是，逮捕过后的联合声明应特别强调逮捕不仅为了保障新加坡的安全，同时也为马来亚的安全着想。他也认为，倘若逮捕过后王永元成为反对派领袖，他也要将王永元扣留。( CO:1030/1576 No.56，吉隆坡英国最高专员致函Selkirk， 1963年1月15 日)
李光耀原先建议他准备让林清祥避开逮捕，但过后又修改他的建议，只有在林清祥被扣留后才向他提出流亡印度尼西亚的选择。东姑可以接受修正的建议。殖民部大臣也认为，如果让林清祥成为漏网之鱼，三方都可能会感到尴尬。但如果他先被捕，则反对这么做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李光耀表示，他会在林清祥被捕当天写信给他，建议让他流亡印度尼西亚并给他一笔钱，唯他必须在24小时之内接受。“李光耀自认依照华人风俗，这是对手下败将的老友的一种示意。” (1963年1月25日，吉隆坡英国最高专员致函Selkirk; 1963年1月25日，英国殖民部大臣致函Selkirk，向吉隆坡英国最高专员重述; 1963年1月28日，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
三方必须取得共识的另一问题是应该被逮捕人士的名单。三方的工作委员会列出172名，分为三类:A类有100人、B类51人、C类21人。起初，李光耀挑选136人，其中包括所有A类人物，除了6名议员之外。另42人是从B和C类挑出来的，其中包括人民联合党的3名党员。联邦政府虽表示反对，但最终勉强同意逮捕3名人民联合党的党员。
接近1月底，李光耀改变心意，同意除了6名立法议员外，逮捕三类别的172名人士。他也坚持名单包括人民联合党的3名党员，使他建议要逮捕的总人数达到169人。他也直接通知东姑“除非3名人民联合党的党员包括在内，否则逮捕行动得取消”。
李光耀也坚持，被逮捕的其中29人应被限制在马来亚居住。( 1963年1月30日和31日，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CO: 1030/1577 No.60，64 )
逮捕与后续
1963年2月1日，马来亚代表Dr Ismail发出最后通牒：除非随着计划中的大逮捕之后，内部安全理事会在当天马上召开会议，否则马来联邦将取消与新加坡合并。马来亚相信英国正在拖延逮捕行动。
马来亚不愿意看到逮捕的进一步拖延。原因是编号A51 (Albert Lim Shee Ping?)将出席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亚非会议，编号A25 (Said Zahari?)将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会议。倘若行动拖延，甚至是24小时，这两个人可能会逃脱。Dr Ismail也承诺从柔佛派遣部队协助新加坡警察的行动，他们已整装待发。Dr Ismail认为英国在拖延，这将是一种考验。Dr Ismail说甚至是如果英国政府保证合并前进行逮捕，其实也没什么分别。( 1963年2月1日，吉隆坡致函英联邦公关部CO: 1030/1577 No.162)
在这情况之下，内部安全理事会于1963年2月1日晚上11时召开会议，批准169人的最终逮捕名单。李光耀也呈上他向林清祥建议流亡任何国家的信。( CO: 1030/1577 No.73，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1963年2月1日)
在1963年2月2日凌晨2时15分，“冷藏行动”开始。逮捕队伍集中在柔佛州，于凌晨3时15分越过长堤。到了上午9时，共有97人遭逮捕，这几乎包括所有领导人。( 1963年2月2日，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CO: 1030/1577 No.77 )
在1963年2月4日的一项逮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光耀表示新加坡政府“本身是不会进行逮捕行动”，暗示行动是由英国和联邦政府所主导。新加坡人民联盟领袖林有福攻击李光耀的立场。同一天晚上，根据报道，李光耀声称他是被错误报道。(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CO: 1030/1573 No.82，1963年2月4日)
李光耀告诉Moore他要记录在案，他同意大逮捕的条件是英国向他作出三项保证:联邦如所计划般进行合并;支持新加坡落实白皮书的合并建议;在经济事务上支持新加坡，特别是共同市场。Moore说英国没有给予这些保证。李光耀似乎担心，逮捕一旦完成，英国将可自由选择替代领袖。“李光耀今早也暗示，逮捕行动已完成，社会主义阵线遭摧毁，英国人可能准备考虑由另一政党在新加坡执政，甚至比较不担心合并的失败。”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DO: 169/248， 1963年2月4日)
最后部分
虽然“冷藏行动”如计划般宣告完成，但李光耀还是担心他已出了最后一张牌。东姑将可随意对以下问题采取强硬态度:新加坡对中央政府收入的贡献以及共同市场的问题。他也害怕，东姑现得以同比较能配合的新加坡领袖，主要是林有福，更密切地合作。( 1963年2月13日Moore致函殖民部大臣)
2月12日，李光耀写信给英国最高专员。他谈到他与英国之间在较早前，已就逮捕行动达致的秘密协议，想要在这封信谈谈他对这协议的“理解”。李光耀“仍然最关心东姑可能与林有福秘密串谋，意图在8月31日之前逼人民行动党政府下台。” Moore与人民联盟的A.P. Rajah谈过，后者向他保证，不会在8月31日之前取代李光耀，他们“认为李光耀是完成合并的最佳工具。当然，在8月31日之后，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到了4月底，在“冷藏行动”中被扣留的人数达120人，其中17人被送回马来亚，1人逃脱，102人被扣留在新加坡。自“冷藏行动”之后，有9人被新加坡当局扣留。( Moore致函殖民部大臣， CO:1030/1574 No.289. 1963年4月29日)
然而在4月初，如Moore所报告，盘问扣留犯之后，没找出证据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阵线与汶莱起义有关联。“唯一的新要点是:社阵可能在推却Azahari和印度尼西亚要他们给汶莱起义更强烈支持的建议。” (Moore致函殖民部大臣， CO: 1030/1573 No. 24，1963年4月2日)
合并的最终条件迟迟未拍板定案，而合并又原定在8月31日完成，东姑本身也对这缓慢进展越来越没耐性了。6月间，东姑通知Selkirk，他要向新加坡和汶来发出最后通牒以完成最终的合并谈判，并分别形容李光耀和汶莱苏丹为“一条蛇和一个老妇人”。Selkirk劝告东姑暂时搁下最后通牒，让他有时间跟苏丹谈谈。东姑要求Selkirk寻求英国政府同意，完成没有包括汶莱在内的合并。( Selkirk致函英联邦关系部， DO: 169/221 No. 1095， 1963年6月19日)
此外，东姑也开始有新的烦恼，因为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公开反对马来西亚的组成。菲律宾根据历史主张对沙巴一些地区有主权，而苏卡诺总统则强烈反对的原因是，他认为这是建立新殖民主义国，意图威胁印度尼西亚。一方面是为了缓和这方面的反对，东姑决定将马来西亚的成立延期至1963年9月16日。
单独宣布独立
1963年8月31日，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李光耀单独宣布新加坡独立。英国和马来亚发表联合声明，宣称李光耀的掌政在法律上不生效。李光耀宣布解散国会，定9月12日为提名日，9月19日为选举日。李光耀威胁：除非马来亚政府在马来西亚协议的各个要点上满足他，否则他会在9月12日宣布独立，并将让新加坡的选民以选票支持这做法。
Sandys写给英国首相的信中提到:
“李光耀(新加坡总理)厚颜无耻地利用马来西亚成立的拖延以达到他个人的野心。政治勒索或“边缘政策”(他如此向我形容他自己)是他达到目的的正常方法。当他表示对马来西亚的热忱时，他的目的是要让东姑显得软弱、思想混乱，并将自己树立为一个强硬、思路清晰的领袖，任何反对他意愿的人都会有危险。他毫无顾忌地谈到在两三年内，当东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时，他有意将他除掉。虽然他承认一个华人是不能成为马来西亚首相的，我对这是他的目标几乎丝毫没有怀疑。”(英联部部长致函首相DO:169/287，No 109，1963年9月5日)
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而汶莱则选择成为联邦之外一个分开的政治单位。从一开始，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就一直为争议所困扰。结果，联盟政府与人民行动党政府之间争端相当激烈。无疑地，从新加坡左翼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被消灭之后，这种矛盾便有增无减。
双方关系日益恶化，为了避免恶化到无药可救的地步，新加坡突然脱离马来西亚而于1965年8月9日成立独立共和国。正如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一样，她脱离马来西亚并没有事先与人民商议和获得人民的同意，而是由两地的一小撮部长作决定。自独立以来，两地各走各路，朝着不同方向发展，并取得出色的经济发展。这经济发展也许走过了漫长的路途，模糊了长期的政治代价。到时，经济繁荣给我们带来一种健忘症，一种对原有统一马来亚政治愿景的政治健忘症。
英国的“大计划”愿景——东南亚的前英国殖民地组成一个新政治单位，也断裂为三个不同部分。要了解这个东南亚小巴尔干化的长期影响和后果是很困难的。消灭新加坡左翼是建立“大计划”的奖品。很讽刺的，新加坡与马来亚分家后的数年内，由Harold Wilson领导下的工党政府被迫采取戏剧性的决定，将英军撤出东南亚。
到了6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左翼基本上已被赶尽杀绝。到了70年代，它已完全不是新加坡的一股政治势力了。从这个角度看，“大计划”成功了，也许比原策划者所期盼的取得了更大成功。“大计划”的受害者不是身陷囹圄，就是淡出政治舞台。历史事件演进证明——左派所警告的不平等的合并安排将带来种族冲突——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的事件确实证明新加坡的左翼从未考虑武装起义，而是由始至终遵循宪法地斗争以达到目标。造成新加坡左翼灭亡的是国家的镇压和暴力。
澳洲国家档案馆:文件摘要
1962年4月18日澳洲最高专员。T.K. Critchley致外交部。F. J. Blakeney
Critchley报告说他曾会见敦拉萨和伊斯迈医生。他们深信英国应该对新加坡的共产党采取镇压行动，否则马来西亚不会进行合并。警察总监Dato Fenner也有同样看法。Fenner说目前的形势好像战后的情形。早期英国对马共活动。Fenner当时主张对共产党采取镇压行动，但Gent不同意，结果马来亚自1948年以来爆发了12年的武装斗争。60年代初期，Fenner认为，除非在共产党壮大之前对其加以镇压，否则，同样的情况将会出现。马来亚领袖相信社会主义阵线已压倒人民行动党而获得群众的支持。他们也担心新加坡的共产党最终会将其影响力带到马来亚。伊斯迈医生强烈感受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和增长，特别是艾迪(印共主席一一译注)决定支持苏卡诺的政策，从而加强印共的影响力。他相信林清祥也采取同样的路线，计划接近东姑。目的是要让东姑相信，他将在宪法制度下在新加坡掌政。伊斯迈揭露，其实林清祥已准备会见东姑。伊斯迈医生担心东姑会受此一建议的影响;与此同时，据马来亚领袖说，新加坡的英国人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仍然相信人民行动党拥有政治的动力，而社会主义阵线则只等待对方犯错以便采取攻势。因此，马来亚领袖要进行逮捕，而英国人则认为保持稳定局势以确保马来西亚的顺利完成才重要。
Selkirk的论点是没有依据可在新加坡进行大逮捕，而逮捕将引起过国际的声讨，且对种族关系有不良影响。马来亚领袖回应说，大逮捕不限于社会主义阵线而将扩大到受共产党控制的群众和文化团体。至于种族冲突，他们认为在马来西亚组成后才逮捕则更糟。马来亚领袖相信Selkirk可能在“艾登园”茶会上保证不对林清祥采取镇压行动。
马来亚政府相信应该尽快实行大逮捕政策，最好是在Cobbold委员会的报告出炉之前。倘若有发生骚乱，他们希望是在马来西亚组成前而不是之后。伊斯迈医生和敦拉萨担心林清祥准备会见东姑及他们之间的通讯将使局面更为复杂。东姑决定会见林清祥一方面是受到林有福的劝说。不过，东姑提出条件，他准备会见社会主义阵线的代表团而不是林清祥本人。
新加坡政治部和新加坡领袖不反对逮捕政策。新加坡政治部主任A.G. Blades补充说，虽然新加坡同意在组成马来西亚前进行逮捕，逮捕的实际时间安排须进一步考虑。新加坡政府要实行挑衅社会主义阵线的政策以便为逮捕辩护。无论如何新加坡政府相信社会主义阵线必须会采取某些行动以阻扰马来西亚组成。马来亚政府的政策是逮捕应在平静的情况下进行，目标要准确。他们建议拟定一项三个步骤的政策:第一，先进行一连串秘密逮捕并恐吓被扣留者可能将他们驱逐出境;第二，逮捕中级领袖，可能包括林清祥，因为李光耀己认定他是共产党;第三，逮捕其它领袖和同路人。李光耀在1962年4月17日曾秘密访问吉隆坡，双方同意将大逮捕的联合计划呈交给内部安全理事会，以逼英国作出决定。李光耀也建议，倘若Selkirk加以阻扰，他们应该直接找英国首相Harold Macmillan。联邦领袖也相信，前最高专员Robert Scott同意逮捕政策。国防部长也然。
澳洲驻新加坡最高专员Gordon Jackel在1962年12月19日致函在坎贝拉的外交部秘书
Gordon Jackel报告，由联邦政府提出的大逮捕决定已定于1962 年12月23日(星期日)凌晨2时半进行。一旦社会主义阵线代表支持汶莱起义的声明，即使措辞谨慎。李光耀也发电报给沙巴的Donald Stephens，到那时为止，目标不远，但汶莱起义却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李光耀也表示，他将利用华人对印度尼西亚的怀疑和恐惧，把社会主义阵线与印度尼西亚的反马来西亚运动联系起来。李光耀也提及杜进才博士强烈怀疑印度尼西亚的企图。李光耀表示新局面为新加坡和马来西政府提供机会负起大逮捕的责任，使英国留在幕后。
Selkirk也认为这是大逮捕的适当时机，并欣喜地注意到新马两地政府在新的形势下搁下歧见，共同努力负起行动的责任而非扮演英国的走卒。Selkirk也提供说是英国改变政策的新根据:有证据显示，社会主义阵线的内部集团控制其政策而不是李绍祖医生和盛南君医生。Selkirk也对汶莱起义的突然爆发和剧烈发展感到震惊。
有关各方也同意逮捕的目标，包括180名新加坡人和50名马来亚人。这个名单包括三名社会主义阵线的议员: S.T. Bani，陈新嵘，刘坡得。马来亚也同意扣留二名议员:林建寿和Ahmad Boestaman。李光耀亲自检查联合名单并与内政部长王邦文配合修改，以便多加28个名，最后由政治部主任减至15名。Selkirk要大家同意，被扣留者应在短期内进行迅速检讨。李光耀反对，他认为行动严厉和坚决。
原定于星期六晚上10时半作最后决定，但因李光耀的决定而被取消。李光耀与他的政治部主任通电话，最后下令暂停。东姑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将林建寿和Ahmad Boestaman的名字从被扣留的名单上删除。李光耀要把他们包括在内大概是他要除掉马来亚国会的劲敌，他对逮捕社会主义阵线的国会议员也很坚持。
1962年12月21日澳洲最高专员T.K. Critchley致函外交部秘书
Critchley报告说他会见伊斯迈和Fenner并作以下的报告。1962 年12月10日汶莱起义马来亚政府要求召开内部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大逮捕问题。会议定于12月13日召开。在之前的一天吴庆瑞博士秘密访问吉隆坡会见伊斯迈。吴庆瑞向伊斯迈表示新加坡同意大逮捕。12月13日的会议在樟宜举行。李光耀提出两点:第一，逮捕以泛马基础和同样规模进行，第二，联邦必须全面负起发动逮捕的责任。伊斯迈不同意在马来亚的逮捕应以同样规模进行，虽然他认为并非象征式。12月14日伊斯迈回返吉隆坡向东姑报告该决定。隔天Selkirk报告说东姑同意逮捕一些马来西亚国会议员的建议。然而隔天早上当政治部主任提供4名将被扣留者资料——即David，Ahmad Boestaman，林建寿及Ng Ann Teck——时，东姑却阻止逮捕Ahmad Boestaman，他一向把他视为被误导的爱国者。 David和Ahmad Boestaman的逮捕证据是旧账。他们已因其而被逮捕和释放。再逮捕他们是没有证据的。其实Ahmad Boestman是在东姑的同意下到汶莱与Azahari一起出席人民党会议。
李光耀出席了星期六晚上在吉隆坡首相府举行的会议。他说除非国会议员包括在内，否则新加坡不进行逮捕。东姑不接受劝告逮捕国会议员。他觉得李光耀正在利用逮捕清除新加坡的反对派和改进他在马来西亚国会的机会。争论和互责导致彼此之间的怀疑。马来亚恐吓要退出新加坡的内部安全理事会。尽管意见不一致，马来亚仍进行较早的决定逮捕了50人而新加坡的逮捕行动的分歧尚未解决。12月20日李光耀与拉萨告诉他这项消息时，伊斯迈对此并未显出高兴。
（取自：《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
纪念林清祥
：陈仁贵
译者：赖顺吉
无情噩耗，
划破凌晨星空，
黑夜正细雨纷飞。
曙光初现，
飞车自万宜镇南驰，
绿色山峦疾逝，
清晨艳阳普照。
伯兰弗道，
沿路尽花环，
吊丧人潮不息。
用平民的葬礼，
怀念温文尔雅的英雄，
不事排场，不用仪仗。
一颗颗沉痛的心，
一声声的礼赞，
骊歌沉抑、哀伤、肃穆，
AULD LANG SYNE，（注）
萦回在送殡行列，
缓缓行进，
裴珑山上，
唤起往昔苦难岁月层层回忆。
您，
来自笨珍原乡，
到达狮子城门口，
双眼迸射着理想，
默迪卡！（注2）
您，
振奋人心的演说，
点燃熊熊烈火，
默迪卡！默迪卡！
声浪不断增长。
呼声回荡，
从武吉知马到加冷（KALLANG），
唱着自由之歌，前进！
心纯志笃，
从大马路到密陀律，
仰望着自由鸽，
飞越寥廓苍穹，
花团锦簇，爆竹辟啪。
欢庆和平、团结、自由。
注1：英格兰语。昔日，美好的往日。
注2： Merdeka，马来语，独立之意
转载自《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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