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大多数人还将这次在阿拉伯世界开始于2010年底的政治动荡称作“阿拉伯之春”。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西方媒体，还是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甚至包括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电视台，在面对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以及叙利亚境内的动荡时，都少有地保持了貌似一致的口径。发生在这些国家内的街头抗议行动，都被解读成为民主诉求。
这场“民主”运动的直接结果便是，那些在20世纪40至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世俗政府相继倒台，硕果仅存的只是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及其复兴社会党（Ba’ath）政府。而目前看来，叙利亚强人政府的倒台，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民主化还是教权统治复辟？
的确，对于政治理想主义者和局外人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这场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能更好地诠释“民主化运动”或是“群众民权革命”这类主题。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2011年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动荡，无疑同冷战末期发生在欧洲的民主运动有着同样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两者都证明了民主毋庸置疑的胜利。然而新近结束的埃及第一轮议会选举以及前不久结束的突尼斯议会选举结果却应当为这种单纯的政治理想主义提出警示：把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这一系列政治动荡称之为革命，实在为时过早。
直到突尼斯大选结果揭晓的那一刻，或许很少有观察家能预想到伊斯兰复兴党(Ennahda)能够占据超过40％的席位并组建政府。此前，无论是在外国观察家还是突尼斯知识分子的眼里，作为“阿拉伯之春”标杆的突尼斯，一定会经由议会选举为这场运动树立起理想的民主政治标杆。不久前公布的埃及第一轮选举结果则更为令人不安。埃及光明党(Al Nour) 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共同得到了62%的席位。如果说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力来自其1928年成立以来积累的影响力，那么成立不足半年的光明党的成功尤为值得深思：在这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运动背后，究竟潜藏的是什么政治元素？又是怎样的政治压力，将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逼到如今这样四面楚歌的境地？
从2011年1月份埃及民众走上街头并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开始，这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运动远不是推翻极权统治那么简单。而今看来，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阿拉伯世界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便成为伊斯兰主义教权统治的复辟，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伊斯兰教法在民众中间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那些被推翻的阿拉伯世界强人们，在统治期间都希望最大程度地减少伊斯兰教法对于世俗政治的影响。然而，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普通民众来说，回归伊斯兰主义是最直接、容易的政治选择。这绝对不会因为某种简单政治体制改革，或者举行一次民主选举而改变。
强人政治与阿拉伯社会主义
阿拉伯世界为政治世俗化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痛的。从埃及到突尼斯，从叙利亚到土耳其，从伊拉克到利比亚，无一例外都经历了所谓强人政府。但是，建立在西方宪政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语境，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历史之后，都对强人政治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抗拒。因此，无论强人政府在国家世俗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其政治合法性永远都在全球政治话语的衡量下遭到质疑。强人政府所带来政治效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其独裁性质、政府行政的不透明性消磨殆尽。所谓开明专制在现代政治语境下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其价值与政治意义。
民主的成本，绝不仅仅是现在消耗在选举过程中的大量精力与物力，其成本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所需的世俗化政治变革与社会公民意识建构。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民众运动，同样也为反思中国社会的状况提供了某种观察与思考的角度。
大多数的政治哲学家们都接受一个假定，即个人永远趋向于自利。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倾向理解为极端的机械功利主义。相反，承认个人具有自利的特性包含了对于个人政治选择能力的信任、以及对于社会及个人权利责任界线的界定。所谓民主则建立在这种个人与国家之间权利对话的基础之上，并寻求两者之间责任与义务的动态平衡。而这种动态平衡被破坏的结果则导致了强人政治、暴民政治或者是少数人的暴政。
而形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东强人政治，则更有其特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影响，其与在伊斯兰教法影响下的泛阿拉伯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政治关联，也为理解 “阿拉伯之春”，特别是情势尚未明了的叙利亚，增添了更多的迷雾。
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今天的“阿拉伯之春”更像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东战争的延续。其核心问题仍旧是巴以冲突以及穆斯林世界与世俗政治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这两种矛盾，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其本质都是无从调和的。充满整个阿拉伯半岛及周边穆斯林国家的反犹主义情绪，连同逊尼派和什叶派根深蒂固的宗教冲突则是理解叙利亚周边地区区域政治的关键。
阿萨德所领导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Arab Socialist Ba’ath）脱胎于上世纪40年代末成立于殖民地时期叙利亚的复兴党（Ba’ath），其主要政治思想源于麦克•阿法拉克（Michel Aflaq）。这位出生于大马士革一个东正教家庭、并在索邦大学受教育的哲学家具有非常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态度。他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应当联合成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所有阿拉伯人应当有权利生活在这一由阿拉伯人统治的土地上。由先知穆罕穆德创立的伊斯兰教不仅属于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的穆斯林们，更应当属于所有阿拉伯人。
这一政治主张不仅在叙利亚，而且在伊拉克、黎巴嫩、约旦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这一具有区域合作主张的政治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一种带有斯大林主义倾向的政治主张。与阿法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相比，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建立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更为强调民族独立。这一点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张极为相近。因此，该党又获得了包括纳赛尔在内的一系列同时期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支持。
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阿拉伯世界便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了反殖民民族独立运动。同时期相继成立的世俗政府与激进的萨拉非主义（Salafism），甚至是瓦哈比主义（Wahhabism）都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民族建国的意愿。因此，在反对犹太人巴勒斯坦建国，反对英美法苏干预阿拉伯地区政治等问题上，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治下的世俗政府，还是瓦哈比主义影响下的沙特阿拉伯，甚至包括海湾各个酋长国家都持非常一致的态度。
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体现在战略目标上，便是试图武力解决以色列建国，并将阿拉伯半岛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
阿拉伯世界的这一战略目标也与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不谋而合。现任叙利亚政府便由苏联1966年通过军事政变扶持上台。但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在中东地区的传统殖民势力日渐消退，而美国也加入到中东地区的利益角逐，这便使得整个中东地区变成了一个冷战时期各方势力冲突的缩影。
不过，阿拉伯国家在反犹、反殖民问题上的一致态度掩盖了其内部纷繁复杂的派别差异，因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这种矛盾冲突被表现为四场阿拉伯国家联合针对以色列的中东战争。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在“反帝”、“反殖民”口号下暂时形成的盟友关系绝对不可能具有长久的意义。今日的反帝盟友，明日就可能变成国家利益冲突下的敌人。
叙利亚问题是教权与强人世俗政权的斗争
但四次中东战争远没有解决中东地区的问题。而1979年革命之后建立的伊朗神权政府又为中东地区矛盾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强人政府在1973年之后都逐渐将政治的重点转向国内社会与经济建设。
然而，对于中东国家来说，本质冲突是其内部对于理想社会模式的认同差异所造成的激烈冲突。因此，从埃及的纳赛尔、穆巴拉克，到利比亚的卡扎菲，到伊拉克的萨达姆，再到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无一不对其境内的伊斯兰政治组织进行严酷的压制。而这类具有广泛影响的伊斯兰政治组织，除了目前处在风口浪尖的穆斯林兄弟会之外，还有更为极端的萨拉非主义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产生于上世纪的中东强人政府，恰是该地区现代化经济与世俗化政治的坚定推行者。而他们在国内关押的政治敌人，则绝大多数来自伊斯兰政治组织。
相反，阿拉伯国家内部其他在萨拉非主义影响下的国家却一如既往地支持以武力方式解决巴以问题。在最近埃及议会选举结束之后，萨拉非主义影响下的光明党以及温和派政党穆斯林兄弟会取得多数席位，这为人们带来了某种强烈的危机感。穆斯林政党当权之后的埃及是否还能够继续维持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萨拉非主义的影响还远不止停留在那些暴露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国家，在阿盟内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索马里、黎巴嫩等国家，都可以找到萨拉非主义的踪迹。
与埃及、利比亚等国家不同，叙利亚的问题更为微妙。阿萨德家族属于叙利亚境内少数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Alawite）。因此，特别是在1963年哈菲兹•阿萨德政变上台之后，叙利亚一直推行淡化宗教信仰差异的政策。而哈菲兹的继任者，医生出身的巴沙尔•阿萨德则试图实行更为开明的政策。
但是，由于叙利亚地处亚欧关键战略位置，20世纪初期便在英法扶持下成为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关键因素。独立之后，叙利亚在麦克•阿法拉克思想影响下，试图扮演地区核心角色，并进而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共和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叙利亚就被当作麻烦制造者。而今天叙利亚在美国外交话语中所谓“流氓国家”的地位，应当来源于其对于巴解组织和真主党的一贯支持，及其在中东作为伊朗唯一盟友的地位。因而，单从这个角度来看，推翻阿萨德政府非常符合美国与北约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需要。叙利亚境内的政治动荡，无疑可以成为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绝佳借口。
但是，埃及与利比亚最近的政治动向表明，“革命”推翻“暴君”之后成立的政府绝不一定是民主政府。在这些国家内部被强人政府所压制的伊斯兰政治组织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多数选票，并毫无顾忌地表明自己要在国家内推行伊斯兰教法的决心都让人感到，这似乎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逊尼派翻版。倘若阿萨德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很有可能是那些在卡塔尔与沙特支持下的萨拉非主义者。而这无疑将打破中东地区形成的战略平衡，重新将以色列推到1948年建国之初的阴云之中。
欧盟与美国目前仅仅采取经济制裁方式对阿萨德政府施压。但是，由于叙利亚的重要经济伙伴是伊朗，因而来自欧盟与美国的经济制裁也并不能对其国内产生过大的政治影响。相反，阿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是阿萨德政府的真正压力。
那些如今被推翻的阿拉伯世界强人们，都希望最大程度上减少伊斯兰教法对于世俗政治的影响。然而，在他们之后，对于广受伊斯兰教义影响的阿拉伯世界来说，回归伊斯兰主义才是最简单而直接的政治选择。在欧美眼里，阿拉伯世界推翻的是独裁者；而在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眼里，他们推翻的是不信真主的世俗政权。因此，与其将这次政治变动看作是“革命”，不如将其视为“复辟”。
以沙特为主的阿盟在埃及与利比亚强人政府倒台之后，实际上的核心意识形态是萨拉非主义。活跃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境内的新兴伊斯兰极端政党全部都公开或半公开地得到了来自沙特的支持。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及北非地区的影响力极为深远。在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伊斯兰组织虽然在强人政府数十年的压力下，仍旧活跃在边远地区与城市外围。在中下层人民中间，伊斯兰传统的影响力为强人政府倒台后的伊斯兰政党提供了大量可能的选票。而伊斯兰的宗教结构则为这类政党提供了天然组织优势。
因而，在沙特与卡塔尔的资金资助下，这些国家境内的伊斯兰政党在成立数月后便能迅速取得多数席位。也恰恰是这类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反对派们，占据了强人政府下政治罪犯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于叙利亚境内并被媒体不断扩大的抗议活动，很有可能也是在海外，尤其是沙特及卡塔尔势力支持下所进行的推翻世俗政府的活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反政府抗议者的要求是不惜借外国武装力量干涉，迫使总统阿萨德下台，而并非类似于突尼斯以及埃及抗议者那样，要求政治改革和修正宪法。这就更使得这场抗议行动变得更像是一场有人在幕后策划的政治行动。
如果说这场所谓“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爆发的时候，人们还可以天真地认为这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暴政行为，那么当这场运动发展至利比亚、叙利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看到在这背后隐藏的影响所有阿拉伯世界深层次的宗教与社会动因。
统一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驱逐阿拉伯半岛上的犹太人，这是一个中东战争未完成的目标，以沙特为主的阿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表明阿拉伯世界仍旧在向这个目标努力。
（系剑桥大学博士，阿联酋扎耶德大学政治史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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