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纳粹成为复国主义支持者——最后的闪米特人

　　当纳粹成为复国主义支持者

　　最后的闪米特人

　　文/Joseph Massad 译/玛万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在复国主义运动之初就明白，它和反闪米特主义是一个道理，也要解决欧洲异教徒所谓犹太人问题。最令反复国主义犹太人愤怒的是，复国主义的解决之道竟是反闪米特者所鼓吹的将犹太人逐出欧洲。

　　新教改革派通过“复兴”希伯来文圣经，将现代欧洲犹太人与古老的巴勒斯坦希伯来人联系在一起;18世纪语言学家们定义了包括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闪米特”语系，更加牢固了这种联系。千禧新教徒坚持认为，古希伯来人的后代——当代犹太人必须离开欧洲“回”到巴勒斯坦，以加快基督再临，语言学家的定义给当代犹太人贴上“闪米特人”的标签。19世纪的种族和遗传生物科学认为，当代欧洲犹太人在种族上是古希伯来人的后代，但进展不大。

　　在反犹的千禧新教徒制造的理论关联的基础上，19世纪的欧洲世俗要人从给犹太人“归还”(restoring)巴勒斯坦中看到了充满诱惑的政治契机。这些世俗政治家从拿破仑·波拿巴、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1785—1865)到19世纪60年代拿破仑三世的私人秘书欧尼斯特·拉哈兰奈，他们对千禧新教徒追求的加快基督再临并没多大兴趣，而是想把把欧洲犹太人赶到巴勒斯坦，在亚洲建立欧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此千禧新教徒的呼吁得到很多反闪米特者的支持。“反闪米特”是欧洲反犹种族主义者选择的新标签。这一标签来自维也纳的二流记者威廉·马尔。1879年，马尔发表了一篇名为《犹太教对德国精神的胜利》(The Victory of Judaism over Germanism)的政治纲领。他小心地将反闪米特和基督徒因宗教而仇恨犹太人的历史分开，字里行间强调着闪米特语言学和19世纪的种族理论：在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制造严格的种族区分。

　　将犹太人同化于欧洲文化

　　科学反闪米特主义坚称，犹太人与欧洲基督徒不同。犹太人确实不是欧洲人，他们在欧洲的出现引发了反闪米特。犹太人为什么会给欧洲基督徒带来这么多问题，与其所谓的无根有关，他们缺少一个国家，因此缺乏国家忠诚。在欧洲国家主义的浪漫年代，反闪米特者认为，犹太人不适合新的国家结构，瓦解了大多数欧洲国家主义的国家和种族纯洁性。因此，反闪米特者认为，如果犹太人仍在欧洲，他们只会在欧洲基督徒中间造成敌对。唯一的解决之方就是把犹太人赶出欧洲，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家。毋庸置疑，宗教和世俗的犹太人都反对这种可怕的反闪米特思维。正统派、改良派犹太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太人，世界主义者、Yiddishkeit(犹太生活方式)文化犹太人，所有人一致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敌对意识形态，想要将犹太人逐出他们的欧洲家园。

　　犹太人的Haskalah，或称启蒙运动，也出现在19世纪，追求将犹太人融入到欧洲异教徒的世俗文化中，退去犹太文化。犹太启蒙寻求打破正统犹太拉比对东欧shtetl(有大量犹太人的东欧小镇)的“Ostjuden”(犹太各支)的领导权，退去“中世纪”犹太文化，贴近欧洲基督徒的现代世俗文化。改良派犹太教类似犹太教中的基督教、新教，出现在犹太启蒙的中心。但这种同化计划是希望将犹太人融入现代欧洲，而不是从地理上把他们逐出欧洲。

　　马尔的反闪米特纲领出版15年后，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出现，它赞成所有这些反犹思想，包括认同科学反闪米特主义。对复国主义来说，犹太人就是“闪米特人”，他们就是古希伯来人的后代。赫茨尔在其教义小册子《犹太人的国家》(Der Judenstaat)中解释道，是犹太人“引发”了反闪米特，而不是他们的基督教敌人，反闪米特主义“并不存在，是犹太人在迁徙过程中带来的”，事实上，“不幸的犹太人现在将反闪米特的种子带到英国;他们已经把它传入美国”;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应该离开欧洲，恢复其在巴勒斯坦或阿根廷的“国家”;犹太人必须在文化上效法欧洲基督徒，放弃他们现在的语言和传统，而选择现代欧洲语言，或者恢复古老的民族语言。赫茨尔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采用德语，而东欧复国主义者则希望用希伯来语。赫茨尔之后的复国主义者甚至认同、确信犹太人是与雅利安人不同的种族。所有的复国主义者一致认为，应该放弃大多数欧洲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

　　大部分犹太人继续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将其视同于反闪米特，认为复国主义是犹太启蒙的延续，意欲退去犹太文化，同化于欧洲异教徒的世俗文化，复国主义与犹太启蒙的不同只是，想在把犹太人逐出欧洲地域后实现这一切。Bund或称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人总工会，1897年10月初建于维尔纽斯。而在数周之前(1897年8月末)第一次复国主义大会在巴塞尔召开。Bund成为复国主义最强烈的反对者。几个月前，正统派、改良派拉比反复国主义犹太联盟联合各支力量，阻止赫茨尔在慕尼黑召开第一届复国主义大会，后Bund加入该联盟。赫茨尔被迫在巴塞尔召开会议。欧美犹太人反复国主义得到大多数犹太人的支持，他们仍将复国主义视为反犹运动，直到进入20世纪40年代。

　　复国主义狂热支持者的反闪米特链

　　赫兹尔意识到，为欧洲犹太人未来所作的计划与反闪米特者的计划是一致的，于是在早期就开始策划与后者结盟。他在《犹太人的国家》(Der Judenstaat)中宣称：

　　“所有受反闪米特之痛的国家政府会对我们产生强烈兴趣，帮助我们获得我们所希冀的主权。”

　　他还说，“不仅可怜的犹太人”会为欧洲犹太移民基金奉献，“那些希望除掉他们的基督徒也会奉献”。赫茨尔直言不讳地在日记中吐露：

　　“反闪米特者会成为我们最可信赖的朋友，反闪米特国家是我们的同盟。”

　　于是，1903年，赫茨尔开始有意与声名狼藉的反闪米特者会面，寻求结盟。比如俄罗斯内务部长维雅车斯拉夫·冯·普拉赫夫，他负责俄罗斯的反犹太人大屠杀;比如反闪米特的贝尔福勋爵，1905年，他任英国总理，负责政府的侨民法案，该法案是为了防止逃离俄罗斯大屠杀的东欧犹太人进入英国，如他所言，保护国家免受“犹太人占多数的移民”带来“确信无疑的灾祸”。贝尔福的臭名昭著的1917宣言，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制造了一个“民族家园”，这一设计还包含其他事项，比如抑制犹太人对俄罗斯革命的支持，堵住不受欢迎的犹太移民进一步进入英国的浪潮。纳粹在这一支持狂热复国主义者的反闪米特链中同样不甘落后。事实上，复国主义者很早就与纳粹达成协议。1933年，复国主义者和纳粹政府签署无耻的迁移(Ha’avara)协议，以帮助把德国犹太人及其财产转移到巴勒斯坦，破坏了美国犹太人发起的国际犹太人对纳粹德国的抵制。依照此协议精神，复国主义者派遣特使前往巴勒斯坦，汇报犹太人在该国的殖民开拓成绩。1937年，阿道夫·艾希曼作为复国主义的客人，访问了卡梅尔山的基布兹(Kibbutz犹太移民的庄园公社)。最后他满载着种族分离派德系犹太人基布兹的荒诞成就故事，从巴勒斯坦回国。

　　1935年的纽伦堡法遭到大部分德国犹太人的极力反对，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是唯一支持该法的犹太团体。他们与纳粹达成一致：犹太人和雅利安人是独立的、可分的种族。这不是一种策略支持，而是基于相似的意识形态。纳粹开始的最终解决办法是把德国犹太人赶到马达加斯加。将独立的不可同化的犹太人种逐出欧洲这一共同目标，使纳粹和复国主义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

　　大多数犹太人仍继续抵制以反闪米特为基础的复国主义及其反闪米特同盟。纳粹大屠杀不仅杀害了90%的欧洲犹太人，也帮助复国主义者屠杀了复国主义的大部分犹太敌人——他们拒绝响应复国主义号召，拒绝抛弃自己的家园。

　　战后，欧洲国家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恐惧并未阻止他们支持复国主义的反闪米特计划。相反，这些国家和纳粹一样袒护复国主义。他们只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大屠杀。欧美都拒绝接受几十万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实际上，在1947年，阿拉伯国家提出议案，号召欧美接收犹太幸存者，但遭到其投票反对;然而，同样是这些国家，他们支持联合国1947年11月的分割计划(即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于是，他们不想接收的那些犹太难民就被赶到了巴勒斯坦。

　　纳粹支持复国主义政策

　　美欧国家，包括德国，仍延续了纳粹支持复国主义的政策。战后的西德政府称与犹太人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事实并非如此。自二战之后该国建立起，每一届西德政府，以及1990年统一后的每一届德国政府，都继续着纳粹支持复国主义的政策，丝毫没有减弱。他们从未切断与纳粹支持复国主义政策的联系。他们唯一切断的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种族仇恨，而从未间断的是帮助犹太人在远离欧洲的亚洲建国。事实上，德国人应该把他们送给以色列的大量金钱解释为，抵顶在德国安置欧洲犹太难民的成本。

　　二战后，美欧达成新共识，不得不将犹太人追认为欧洲白种人，制造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恐怖实质上是在制造屠杀欧洲白种人的恐怖。自20世纪60年代起，好莱坞关于大屠杀的电影开始将纳粹主义的犹太受害者描绘为白种基督徒长相的、中产阶级的、受良好教育的、有天分的人，与同时代的欧美基督徒没什么两样，容易得到其认同。如果电影描绘的是贫穷的、宗教的东欧犹太人(大多数被纳粹屠杀的东欧犹太人是穷人，许多人都很宗教)，大概同时代的白人就不会找到他们的共性了。因此，大屠杀后，欧洲基督徒对大屠杀的恐惧，不是建立在曾屠杀过数百万与欧洲基督徒不同的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屠杀过数百万与之相同的人的基础之上。所以，在跟犹太人大屠杀没什么关系的美国，却有着40多座大屠杀纪念碑，一座大屠杀纪念馆，却没有一个美洲原住民大屠杀纪念馆、非裔美国人大屠杀纪念馆——而这些才是美国应该负责的。

　　艾莫·赛泽尔非常清楚这个过程。在关于殖民主义的著名演讲中，他指出，欧洲基督徒对纳粹主义的回顾是这样的：

　　“不是野蛮，是极端野蛮，是所有平常野蛮的总和，是野蛮的大王，是的，这就是纳粹主义。但在(欧洲人)成为其受害者之前，他们是同谋;在纳粹加害于欧洲人之前，他们是容忍它的，他们宽恕它，对它视而不见，认可它，因为此时它只施害于非欧洲人;他们培养了纳粹主义，他们要为它负责，在整个西方被卷入之前，基督教文明就浸在它染红的水里，它从每一个裂缝中渗流出来，涓涓流淌。”

　　对赛泽尔来说，纳粹战争和大屠杀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内化，这非常正确。纳粹主义受害者沉冤昭雪、成为白人后，欧洲及其同盟美国继续他们的纳粹政策，在世界各地的非白人中间制造恐怖，其中包括朝鲜、越南、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中南美洲、中南非洲、巴勒斯坦、伊朗、伊拉克、阿富汗。

　　二战后为欧洲犹太人昭雪是美国冷战宣传的重要部分。因为美国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发展出“极权主义”理论，将苏联的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视为实质相同的政权，欧洲犹太人作为极权主义政权的受害者，成为欧美宣传展示极权暴行的一部分，就像他们宣传苏联政权在战前、战后实施暴行一样。以色列也迎上这辆宣传车，指责苏联反闪米特，拒绝允许苏联犹太公民自动离开该国，前往以色列。

　　信奉白人至上主义

　　于是，欧美保留了对白人至上主义的信奉——只是现在犹太人也成了“白人”，被称为“犹太-基督”文明。欧美二战后的政策延续着反美洲原住民、反非洲人、反亚洲人、反阿拉伯人和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传统，继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反闪米特计划，在一个远离欧洲的殖民定居者国家，将犹太人吸收进白人，这是战前盛行的反闪米特政策的直接延续。只是，反闪米特种族主义者的毒液，现在大部分喷向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不管是欧美的移民、公民，还是亚非的居民)，而对复国主义反闪米特的援助仍畅通无阻。

　　二战后，西德与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结盟，在20世纪50年代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自60年代早期始，为以色列提供经济及军事援助，包括用来屠杀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坦克，这是结束于30年代的纳粹政府与复国主义者结盟的延续。20世纪60年代，西德甚至为以色列士兵提供军事训练，自70年代起，西德为以色列提供德制核潜艇，以色列希望以此屠杀更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近年来，以色列装备了德国提供的带核弹头巡航导弹的最新潜艇，这是现在德国政府都十分清楚的事实。2012年，以色列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告诉Der Spiegel(德国一家新闻周刊)，德国人应该感到“骄傲”，他们“多年来”稳固了以色列的存在。柏林负担了潜艇三分之一的费用——每艘潜艇合1.35亿欧元(1.68亿美元)——允许以色列推迟至2015年支付。德国成为驱逐巴勒斯坦人的帮凶，现在的德国政府同60年代没太大区别，当时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悍然断言：“联邦共和国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站在巴勒斯坦难民的立场上!”

　　另外，作为大屠杀的赔偿，德国支付巨额资金给以色列政府——以色列和复国主义似乎成了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事实上，纳粹屠杀的是反复国主义的犹太人。现在的德国政府并不在乎这一事实：即便是那些逃脱纳粹、最终来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也憎恨复国主义及其计划，同时也遭到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的痛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巴勒斯坦，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拒绝学习希伯来语，而是在那里发行6种德文报纸，遭到希伯来报刊的攻击，包括Haartez，该报1939年要求关闭这些报纸，1941年再次要求关闭;在特拉维夫开咖啡馆的德国犹太人因为拒绝讲希伯来语，遭到复国主义殖民者的袭击。1944年，特拉维夫市政当局恫吓一些德裔犹太居民，因为他们在21艾伦比街的家中开“德语聚会、晚会”，“包括一些与我们城市精神不符的节目”，这是“特拉维夫不能容忍的”。德国犹太人被Yishuv(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群)称之为Yekkes，他们甚至在1941年组织活动庆祝凯撒(德国最后一任皇帝)的生日。(有关德国犹太难民在巴勒斯坦的详情，请阅读汤姆·赛格夫的《第七个百万》The Seventh Million)

　　加上德国在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画面就更完整了。2005年，柏林新建的大屠杀纪念碑仍保留着纳粹的种族隔离——“纪念遇难的欧洲犹太人”，只是为了纪念纳粹的犹太受害者。直到今天，他们仍遵循希特勒的命令，把犹太受害者同数百万非犹太人分开，后者显然也是纳粹的受害者。德国德固萨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曾与纳粹合作，生产齐克隆B毒气，用在杀人毒气室。该公司签约建立纪念碑——这不足为奇，只是证明，那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德国杀犹太人的人，现在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了，他们现在明白了：犹太人作为欧洲白种人，为着他们白皮肤，应该受到纪念，当初不该杀他们。德国支持以色列杀害阿拉伯人的政策，与反闪米特不无关系。这种反闪米特主义在当代主要通过反穆斯林的德国种族主义，继续攻击穆斯林移民。

　　欧美的反犹太人传统

　　犹太人大屠杀杀害了大部分抗击欧洲反闪米特主义(包括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们死后，今天，唯一仍在坚持抗击复国主义及其反闪米特主义的“闪米特人”，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坚称，欧洲犹太人不属于欧洲，而来自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则坚持认为，欧洲犹太人的家乡是欧洲，而不是巴勒斯坦，复国主义者的殖民主义正是源于它的反闪米特主义。复国主义坚称，犹太人是与欧洲基督徒不同的种族;而巴勒斯坦人坚持认为，欧洲犹太人就是欧洲人，与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文化毫无关系。以色列及其美欧同盟在过去65年所作的事情就是，说服巴勒斯坦人，让他们必须像纳粹、以色列及其西方反闪米特同盟那样反闪米特，相信犹太人是与欧洲人不同的种族，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国家，以色列为所有犹太人代言。今天，美国最大的两个以色列支持者是千禧新教徒和世俗帝国主义者，他们继承的欧美反犹传统，与新教改革运动时期、19世纪帝国主义时期一脉相承。而巴勒斯坦人依然坚持着对反闪米特主义的抵抗。

　　以色列及其反闪米特同盟认为，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其政策是“犹太”政策，其成就是“犹太”成就，其罪行是“犹太”罪行，所以，任何人胆敢批评以色列，就是在批评犹太人，就是反闪米特。巴勒斯坦人民不断地同这一“反反闪米特”行径进行着斗争。他们坚持认为：以色列政府并不为所有犹太人代言，并不代表所有犹太人，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殖民罪行只是它自己的罪行，不是“犹太民族”的罪行，所以它一直在进行的反巴勒斯坦人民罪行必须受到批评、谴责和起诉。这并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新立场，自进入20世纪，到二战之前，巴勒斯坦人民始终都在抗击复国主义。1974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在联合国的演讲中大力强调这一立场：

　　“殖民主义随意利用可怜的、不幸的、被剥削的人们，就像他们没有生命一样，来建立和实施殖民者的殖民主义。同样，穷困的、受压迫的欧洲犹太人被世界帝国主义和复国主义领袖所利用。欧洲犹太人变成了侵略的工具，他们变成了殖民者殖民主义的要素，殖民主义是种族歧视的密友……复国主义理论被用来对付我们的巴勒斯坦人民：目的不仅是建立西方模式的殖民主义，而且将犹太人从他们各自的家乡剥离，最终疏远祖国。复国主义……的倒行逆施是与反闪米特主义一致的，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论国籍、坚守犹太信仰，不拥戴所在国家，也不和其他非犹太公民平等——当这种号召一提出，我们就能听出来，反闪米特主义也被提出了。这种号召一提出来，犹太人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变成犹太人必须离开他们一直居住的社群、国家，当提出犹太人通过移民或强行定居到另一个民族的土地上的时候——这与那些反对犹太人的反闪米特主义者所竭力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

　　以色列称批评它(以色列国家或政府)就是反闪米特，前提是批评者相信它代表“犹太人”。以色列自称代表、代言所有犹太人，这才是最反闪米特的言辞。

　　今天，以色列和西方强国希望将反闪米特主义上升到国际原则的高度，以便他们寻求建立全面共识。他们坚持中东要想和平，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穆斯林必须像西方一样，支持复国主义，反闪米特，承认以色列设定的反闪米特标准。在复国主义者依靠反闪米特征服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民称之Nakba，意即大灾难)的第65个年头，除了独裁的阿拉伯政府、巴勒斯坦当局及其同伙之外，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和极少数幸存下来的反复国主义犹太人一起，继续拒绝接受这一国际呼吁、这一反闪米特的煽动。他们是二战前反对反闪米特和复国主义殖民运动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后代。他们坚毅地站在那里，阻挡欧洲反闪米特主义在中东和世界范围的全面胜利。

　　约瑟夫·马萨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现代阿拉伯政治和知识史。著有《持久的巴勒斯坦人问题：评论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人》(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Essay o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本文为他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团结巴勒斯坦大会”上的发言。

　　原载中文伊斯兰民刊《关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来源http://www.counterpun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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