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计划”的曝光，让美国近20年来一直成长迅速、能量巨大的“情报科技复合体”浮出水面。这一新生的利益集团正在影响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未来其影响力可能与曾经臭名昭著的“军工复合体”齐平。
硅谷和马里兰为何走到了一起
“棱镜计划”曝光后，硅谷和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国安局”都倍感压力。一时间，谷歌、微软、脸书等美国互联网巨头纷纷向外界澄清对“棱镜计划”并不知情，雅虎等公司还要求美国政府公布调用该网站数据的详细情况。然而事实上，位于硅谷的这些公司很难和国安局、中情局撇清关系，它们的发展长期依靠美国情报界在技术标准、行业规则、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与协助。虽然美国科技界不承认，但如果这些公司不给美国情报部门留一个后门，让美国政府相信这些科技产品不会被美国的敌对势力利用，那么这些科技公司的产品根本不可能进入规模巨大的美国政府采购市场。
科技界与美国情报界的合作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二战时，美国情报部门就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多家通讯公司展开了名为“三叶草”的计划，内容与“棱镜计划”如出一辙，旨在监听美国民间的跨国通讯。该计划于上世纪70年代曝光后，美国政府在压力下被迫颁布了《外国情报监视法》，对民间的监控施加更多约束。但是，美国政府并未就此放弃监控。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意识到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开始对科技界施加压力，要求后者为其提供帮助以跟踪恐怖分子。一开始，美国政府向科技界提出要在其产品中安装“后门”芯片，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给情报部门搜集发送通讯信息。这一激进计划在美国民权机构的强烈反对下最终流产。然而，科技界也明白，从长期来看，科技界被纳入政府的监管体系难以避免，最终两者间达成了由美国情报部门可依法从后门调用通讯记录的“潜规则”。
9.11事件是美国“情报科技复合体”形成的重要契机。9.11袭击让美国民间对政府监控的态度发生逆转，情报获取被认为是保护美国本土安全最重要的手段。9.11事件后出台的《爱国者法》使得美国情报部门第一次获得了监控国内民间信息的权力，对《外国情报监视法》的修订，也扩大了情报部门的职权。在此之后，情报部门和科技界先后设计了“开拓者”、“星风”及“主干道”、“码头”、“核子”项目，与科技界的合作不断深入，监控范围也不断扩大。更为重要的是，9.11事件使美国科技界的“爱国主义”精神迅速上升，为数不少的科技界人士主动向政府和情报部门靠近，为其提供帮助。据彭博通讯社披露，有上千家美国科技界、金融业、制造业公司主动给美国情报部门提供情报，这些项目的参与者被称作“可信合作伙伴”，范围远超“棱镜计划”。在一些情况下，情报部门收集的信息不仅用于国家安全，也可能用于入侵敌对国家的计算机。
除了因为反恐战争走到一起外，美国情报界和科技界也早已形成了多条利益纽带。投资、采购、认证与合作加深了两者的利益交融。在投资领域，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中情局和国防部就资助创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向民间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科技研发提供创业资助。在采购方面，美国延续数十年的情报外包机制使数百家科技公司成为美国情报界的“下线”，其主要业务是为情报界提供技术服务，甚至成为美国民间的“网络部队”，包括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等网络巨头都希望能从价值几千亿的美军信息化蛋糕中分到一块。最近两年，苹果公司向美国军方卖出了65万件平板电脑和手机产品，微软公司则从国防部手中获得了6亿多美元的大单。美国科技界不仅能从军方的采购行为中获得经济利益，也借此获得了美国军方的“权威认证”，借助这块招牌表明自己产品的安全等级已达到了“最高标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情报界与科技界的“互通有无”乃至“相互串联”更为深入。网络安全公司“迈克菲”与国安局、中情局频繁合作，前者帮助美国情报界监控全球网络攻击信息，为其提供可靠证据;后者则获得情报界的情报支持，更早得知新的网络威胁和系统漏洞，借此改进公司的产品。此外，科技界和情报界的“旋转门”也在逐渐形成。2010年上任的美国情报总监克拉珀就职前曾是斯诺登老东家“博思艾伦”的一名高管，著名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的创始人则是美国空军一位前情报官。
生存和发展的逻辑
在共同的目标和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科技界和情报界逐渐形成了在网络监控问题上的“攻守同盟”，并共同应对来自美国民权团体和媒体的反对之声。“情报科技复合体”走上了一条和“军工复合体”同样的道路。一方面，它们需要发掘出更多的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来为自己扩张权力辩护，争取更多国家预算;另一方面，它们也开始在国会和政府游说团体中培植盟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军工复合体”还是“情报科技复合体”，其生存和发展的逻辑都是要制造并夸大危机感，让美国民众在惶恐中不得不接受这些利益集团设定的政策框架，允许其动用从民众手中获得的社会资源。对于“情报科技复合体”来说，这种威胁就叫“网络攻击”。为了让这种威胁更容易被老百姓理解，它们指出“网络攻击”可能让美国人停水停电、账户被盗，甚至可能被敌对势力用来制造核事故或者破坏水坝。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情报界发布的此类研究报告屡见报端，将其渲染为超过“恐怖主义”的美国头号威胁。而美国网络部队司令亚历山大称，美国超过90%的水电站、核电站等重要基础设施由私人拥有，存在网络安全隐患。而根除这种安全隐患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让美国情报界开展广泛的监听行动，预先发现“网络攻击”;二是让美国扩建网络军备，增强网络防御和反击能力，这两者都能让承担情报外包、设备研发的科技界获得巨大收益。
这一利益集团也开始在美国政界“收买人心”。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议员们已在情报圈中难以脱身，自然成为这一集团的头号盟友。国会中的反华势力在渲染“中国黑客威胁”方面与该集团立场相同，因此也时常与其共同行动。另外，一部分选区内依赖科技产业的议员也卷入其中。一些科技公司也放下了“非政治”的身段，开始主动组织政治游说队伍。今年3月，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就开始连同其他科技界人士组建政治游说团体，主张放开对高科技移民的限制，从别国吸引更多高尖端科技人才。从当前情况看，“情报科技复合体”的政治力量虽还不足以使某项重要法案获得通过，但却可以利用听证会等方式给别国科技产业贴上“间谍”标签，或者动员美国政府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网络军队建设之中。
“科技冷战”的助推器?
虽然“棱镜计划”的曝光让“情报科技复合体”的发展在短期内会有所收敛，但从长期来看，这一利益集团的继续膨胀仍有较大可能。一方面，科技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网络军队的建设仍处于上升期，未来数年内美国国会给国安局的投入只增不减。一个更加强大的“情报科技复合体”不仅将持续推动新的针对美国民众的监控项目，还可能会促使美国在科技产业上更加倾向“保护主义”，过分突出科技产业利益在美国国内外决策中的地位，逼迫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议题上向别国施加更大压力。这么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引发新一场“科技冷战”，助推全球网络军备竞赛，降低科技扩散给全人类带来的福利效应。可以想见，这样的“情报科技复合体”不仅不会有利于中美间的网络合作，而且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中作用明显的负面因素。
虽然奥巴马政府不希望美国政治被这股力量裹挟，但实际情况是，在媒体的不断渲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界、国会议员倒向了这个新生的利益集团，使得奥巴马不得不开始严肃考虑该集团提出的政策议题。所谓的“中国黑客威胁”，正是在“情报科技复合体”的不断催促下，从一个纯民间的纠纷演变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首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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