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领袖达成了妥协，几个小时之后，他却在逃亡的路上了。乌克兰议会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了一次权力更迭的“革命”：前总理季莫申科被释放并宣布将参加总统大选，亚努科维奇被解职;新的临时政府已经运转，新议长图尔奇诺夫协调组建联合政府。一场持续三个月的民主革命似乎取得了成功，但是乌克兰东南部的几个州随时会宣布自治，在民主胜利的背后却是国家的失败。
乌克兰民主危机的背后是国家的裂变，没有国家制度基础的民主终归是如油浮水，难以稳定。乌克兰的危机也远远超越了向东还是向西的外交抉择，而是如何在大众民主时代构建一个稳定的国家，而不是在街头政治与寡头政治之间逡巡游荡。
去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拒绝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亚努科维奇转身接受了普京150亿美元的援助，强烈要求入欧的乌克兰人进入首都基辅示威游行。表面来看，这不过是外交选择引起的抗议活动，但是实质却是国家认同的危机;西乌克兰人入欧心切，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而东乌克兰还坚持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加入普京倡导的欧亚联盟。西乌克兰人对欧洲的认同可能要超过对乌克兰这个国家的认同，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西南部的利沃夫州在2月19日宣布“自治”，言下之意，如果不能加入欧盟，那就从乌克兰分裂出来。同样，2004年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也提出“自治”的要求，而亚努科维奇在逃遁之前也表示不会离开乌克兰，但东南部比较安全，因为那是他的大本营。由此可见，乌克兰的危机不仅是谁来当总统的问题，而是乌克兰是什么的问题。
从2004年的“橙色革命”以来，乌克兰周期性地陷入震荡之中，虽然权力的更迭是通过选举进行的，但是选举的争议并不是通过宪法渠道解决，而是不断修订宪法。更严重的是，宪法的纷争与地域认同夹杂在一起，东西乌克兰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就像林肯说的，一个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而乌克兰这栋房子恰恰间在一条断裂带上，街头政治的乱象甚至暴力冲突根源于国家政治深层的断裂，就像岩浆喷涌只是地壳运动的副产品一样。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乌克兰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虽然披上了国家制度的外衣，但是得其形而不得其神，不断修订的宪法就是例证。
何谓国家，国家就是权力的容器，是定义和积累合法性资源的组织，公民的权利必须要在国家框架之下界定。如吉登斯所言，现代国家实现了内部的绥靖，提供了一种非暴力的政治秩序，虽然暴力是政治的底色，但是当政治只有通过暴力来解决的时候，国家就失败了。乌克兰持续数日的暴力冲突使国家濒于失败的边缘。乌克兰广场上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并非普罗大众，而是训练有素的退伍士兵甚至特种兵，政治分歧从议会变乱变成了广场械斗，这不仅是民主的失败，更是国家的失败。
政治学家福山提出，政治秩序需要三种要素：国家、代议制和法治，而国家是政治秩序的基础。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国家模式普及到全世界之前，帝国才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主角，其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才真正迎来了一个国家的时代。乌克兰则只在冷战之后，从苏联帝国中裂变出来的。领土是国家最核心的要素，也为主权的行使提供了空间，现在被称作“乌克兰”的那个空间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权力空间，而是四分五裂，其形成过程持续了近一千年。
转换一下视角才会发现，乌克兰其实是不同的帝国边疆拼接而成的，从基辅罗斯分裂之后，这块地方一直没有在一个国家(或帝国)统治之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乌克兰是在波兰以及波兰—立陶宛的统治之下，1648年，也就是现代欧洲关系诞生的那一年，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起义反抗波兰—立陶宛的统治，起义失利之后，1654年与俄罗斯签署了别列亚斯拉夫条约，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俄罗斯进而将第聂伯河东岸的领土纳入统治范围。而西岸的领土则通过三次瓜分波兰而被纳入俄罗斯帝国治下，而克里米亚半岛直到1783年才从奥斯曼帝国划归俄罗斯帝国。西乌克兰也就成为俄罗斯帝国与欧洲拉锯的地带，1920年苏联与波兰签署里加条约承认波兰对利沃夫地区的统治，而到了1939年苏联与德国第四次瓜分波兰，又将这一地区重新纳入苏联治下。
在苏联时期，第聂伯河的界线并没有消弭，东乌克兰成为重工业地带，而西乌克兰依然以农业为主，东乌克兰被整合进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之中，而西乌克兰则没有享受到苏联帝国的优惠。冷战结束之后，乌克兰独立，学者们称为“转轨”，但乌克兰面临的问题却是“建国”，在帝国边疆的废墟上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何其难也。现代国家区别于帝国的根本在于边界的封闭性，最核心的是国家认同，但是现在“乌克兰”这一认同远远不能缝合几个帝国留下的碎片，西乌克兰对欧盟的亲和力要远远超过对东乌克兰的好感，正因如此，亚努科维奇暂停入欧进程引起了一场示威的风暴。而当亚努科维奇逃遁，甚至被审判或者扔进监狱都不会改变乌克兰国家分裂的状况。
当乌克兰的建国与民主化并肩同行之后陷入了双重的困局之中：民主没有规则，真正的民主化应该是改革派精英与被动员起来的大众之间的合作，但乌克兰的民主其实就是少数权力精英利用大众的压力达到夺权的目的，没有国家制度和认同，民主就沦为寡头之间的缠斗，而大众则充当了炮灰。无论季莫申科还是亚努科维奇都不是职业政治家，而是贪腐自肥的权力精英，国家只不过是他们获得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在这样的场景之下，国家陷入了公地悲剧。
巴尔干半岛曾经是帝国的碎片，更是冲突不断的火药桶，而现在巴尔干渐渐被整合欧盟体系之内，冲突地带转移到了乌克兰。帝国碎片的“底色”成为乌克兰民主难以摆脱的阴影，没有一个统一的乌克兰，民主并不能带来一个民治与善治的新世界。(任职于中国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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