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以来，持续数月的乌克兰反政府运动骤然升级加速。反对派占领了政府机关，迫使原总统亚努科维奇出走，原来的反对派随即上台，宣布成立过渡政府。此后，克里米亚在3月16日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并请求加入俄罗斯。第二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克里米亚代表签署协议，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60年后，又回到了俄罗斯。
一石激起千层浪。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此举反应强烈，声称将采取制裁措施，甚至有人认为，将会导致俄罗斯与欧美间的军事对抗，或者重新回到冷战。俄罗斯对欧美的这些表态显得无所畏惧，态度十分强硬。而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等地也出现了要求回归俄罗斯的呼声，甚至连乌克兰以西的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东部地区也出现了类似呼声。
打开局势逐步恶化的潘多拉盒子的钥匙不是别的，正是乌克兰的反政府运动，而在此前欧盟与美国对此高度支持，并将之誉为反对腐败、专制的亚努科维奇政府的“民主运动”。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参议院麦凯恩等先后访问乌克兰反对派，并对他们的行动明确表示支持。但在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却发出“民主怎么了”的质疑，称乌克兰的反政府运动并不是民主运动，而是民粹主义。
早在2004年就经历了“橙色革命”的乌克兰，今日又出现了“民主运动”，民主运动一波又一波地袭来，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经济陷入长期衰退，这显然不是当初参加和支持“民主运动”的普通民众想看到的结果。到反问“民主怎么了”的时候了。
乌克兰的三波民主化浪潮
这不是乌克兰第一次出现“民主”运动。
早在19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主导的苏联“改革新思维”之下，“民主化”潮流就已开始在乌克兰潜滋暗长，同时提出乌克兰独立的诉求。1989年后，苏联“呼啦啦大厦将倾”，树倒猢狲散，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与俄罗斯合并已经300多年的乌克兰也不例外。1990年，乌克兰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独立。随后，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样，前苏联的政治体制在乌克兰也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完全照着欧美国家的样子，照葫芦画瓢，政治上实行民主体制。包括原来定义为民主必备要素的宪政、选举、多党制、国企私有化等，都先后在乌克兰实现了。这可以视为乌克兰民主化的第一波。
不过，乌克兰的政治体制虽然变了，但掌权的仍然是原来曾在乌克兰和苏联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的人。1991年12月1日，曾在前苏联时期担任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国务委员会成员的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民选总统”。之后，乌克兰和前苏联地区的其它国家一样，采用西方提供的“休克疗法”，经历了激进的转型过程，从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直接一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纷纷被瓜分，社会迅速走向两极分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一般民众生活困难，民众的不满情绪增加。1993年下半年，乌克兰政治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为避免危机爆发，克拉夫丘克主动向议会提出，建议在他的任期届满之前就举行大选。1994年6月举行的大选中，克拉夫丘克落选，而在1992年被克拉夫丘克任命为总理的库奇马则在几个党派的联合推荐之下当选。乌克兰第一任民选总统克拉夫丘克履职仅两年半，就被迫提前结束任期，乌克兰的民主开局不能算很好。
克拉夫丘克的继任者库奇马是乌克兰独立以来任期最长的总统，在乌克兰政坛的地位堪比“国父”。最近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中，欧美指责克里米亚公投不符合乌克兰宪法，这个宪法就是库奇马主持制订的，可以说，他为乌克兰后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即使如此，他的任期也并不太平。1996年，库奇马任命的金融专家拉扎连科被发现有贪污行为，库奇马将其解职。随后，拉扎连科则反戈一击，奔上梁山，扯起大旗，发动了乌克兰国内的第一波反对库奇马的政治运动。此事以拉扎连科被迫于1999年逃亡美国结束。美国对拉扎连科的审判认定，他在担任总理期间在天然气交易商受贿1亿多美元，拉扎连科则坚持认为自己受到了库奇马的迫害。不过，从美国对库奇马当时的政治对手的处置方式也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尚无将库奇马拉下马的打算。个中缘由在于，库奇马自以为是平衡术高手，所以他尽可能与美国、欧洲和俄罗斯都保持良好关系。但人算不如天算，他的平衡术的结果是各方都对他十分反感。2000年，一个揭露库奇马担任总统期间乌克兰政府大量存在腐败的记者被暗杀，当时最大的反对派领袖莫罗兹向媒体公布证据称，幕后主使者是库奇马。2002年，乌克兰出现大规模反对库奇马的社会运动，甚至美国也带话给库奇马，希望他主动下台。虽然他并未在这次反对浪潮中被淹没，但2004年他任期届满后，乌克兰却出现了库奇马想通过修订宪法谋求第三次连任的消息，这给他本来就不太平的任期画上了一个不怎么圆满的句号。
2004年举行的大选中，主要的竞争者是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尤先科是前苏联培养出来的银行家，他担任乌克兰国家银行行长期间，创立了乌克兰货币，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他采取的措施使乌克兰避免了受到俄罗斯金融风暴的冲击，在国内外广受好评。1999年，尤先科被任命为总理，但不久他和时任副总理季莫申科因为受到在煤矿和天然气井持有股份而被弹劾，于2001年被迫辞职。之后，他在2002年开始投入议会斗争，并自己组织了政党。亚努科维奇则在库奇马任期的最后两年担任总理。在两人竞选过程中，初期结果显示亚努科维奇获胜，但尤先科及其支持者认为，亚努科维奇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从而组织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最终迫使乌克兰最高法院裁定选举无效，重新选举。由于尤先科在竞选时采用橙色作为其代表色，因此抗议活动都用橙色旗帜，连搭建帐篷也用橙色，这场抗议运动也就被称为“橙色革命”。最终，尤先科如愿以偿地当选为总统。这可谓乌克兰民主化的第二波。
虽然尤先科在革命后达成所愿当上总统，但即使是在重新进行的选举中，他的得票率也只有52%，而他的对手亚努科维奇的得票率仍然高达44%，这个优势并不明显。在没有拥有绝对优势的成熟政党政治的乌克兰，这意味着尤先科必须始终与其它党派保持良好的关系，否则这些政党就会倒向亚努科维奇一边。为此，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多次上演分分合合。他们本是反对库奇马的同盟和战友，橙色革命时季莫申科也支持了尤先科。尤先科上台后，先任命季莫申科为总理，但只过了七个月连个人便陷入决裂，尤先科解除了季莫申科的总理职务。在“橙色革命”中失去到手的总统宝座的亚努科维奇也没闲着，马上成了最大的反对派。2006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亚努科维奇成功得到一些党派的支持，成为议会多数派，尤先科被迫任命他为总理。2007年，尤先科提前解散议会，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由于在政治上受到亚努科维奇的强大压力，尤先科被迫再次与季莫申科合作，之后被迫再次投桃报李，任命季莫申科担任总理。过了不久，又将季莫申科的总理职务解除，季莫申科也变成了尤先科的反对派，并在议会联合其他党派，限制总统权力。
在乌克兰中西部地区，作为金融专家的尤先科实际上支持者颇众，在库奇马解除其总理职务之后，他的支持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升高，一度超过库奇马。也正是因此，尤先科可以被视为乌克兰中西部地区的利益代表。在政策取向上，尤先科与喜欢搞平衡术的库奇马完全不同，他强烈亲欧亲美，同时强烈反俄，导致俄乌关系严重恶化，俄多次以切断天然气威胁乌克兰。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战争之后，乌克兰语俄罗斯的关系也更加紧张。与此同时，尤先科担任总统期间，乌克兰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均衡结构，长期处于政治动荡状态，几乎每年都会爆发较大规模的政治危机。
2010年，尤先科任期结束，谋求连任，但在竞选中输给了亚努科维奇，亚努科维奇出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以“橙色革命”的终结者自居，在当选后，他在阐述自己的执政目标时，特别强调首要任务是团结乌克兰，消除因两大政治阵营对抗而造成的东西部社会分裂现象;在国内，推行大规模改革，促使乌克兰克服经济危机，争取10年之内跻身世界最发达经济体前20强的行列;对外政策将会建立在同时与俄罗斯和欧盟发展互利友好关系的基础之上，优先与俄罗斯解决能源稳定供应问题，继续与北约合作，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亚努科维奇本人带有强烈的乌克兰东部色彩，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一度被视为俄罗斯傀儡。但同时也应当承认，亚努科维奇的政策对乌克兰来说是务实、理性的选择，他担任总统的时期，乌克兰的经济开始逐步恢复，虽然速度缓慢，但毕竟已经开始从谷底逐步回升，结束了不断萎缩的局面。而且，在外交上，他也并未一味亲俄反欧，而是在积极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问题是深陷金融危机的欧洲自顾不暇，根本无力背起乌克兰这个已经陷入经济衰退多年的包袱，因此乌克兰的入欧之路坎坷不平，不能完全怪亚努科维奇。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是他下令终止入欧谈判，从而引发反对派的大规模抗议，并进而演变成后来的政治危机。这一波可谓乌克兰民主化的第三波。
但是，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乌克兰的民主又怎么样呢?
乌克兰的同行者
乌克兰长期持续的政治动荡的深层原因在于，独立以后，乌克兰由于政策措施不当，经济迅速衰落，一些经济寡头迅速崛起，并在幕后操纵政治。同时，乌克兰的人口中，乌克兰族虽然占人口的70%，俄罗斯族并不占绝对优势，但乌克兰族中有不少人是说俄语的，在文化认同上倾向于俄罗斯。大致来说，乌克兰东部倾向于俄罗斯，西部则倾向于欧洲。在波兰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后，乌克兰成为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前沿，俄罗斯则有“卧榻之旁他人酣睡”的担心，因此成为欧洲与俄罗斯拉锯的战场，乌克兰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在亲俄与亲欧之间来回摇摆。正因此，亚努科维奇才在当选总统后提出，要让乌克兰团结起来，消弭“橙色革命”以来东部与西部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当他下令停止与欧洲的入欧谈判时，反对派即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抗议，直至他最终被迫下台流亡。西部获得政权，东部的克里米亚趁机回归俄罗斯，另外也有一些乌克兰东部地区提出了回归俄罗斯的诉求，东部与西部之间的裂痕更进一步加大。
乌克兰不是孤例。新世纪以来，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都先后出现过类似的大规模反对派运动，而这些运动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街头政治的形式。而且，这些事情还都是发生在已经实现了“民主”政治的地区和国家。
最近的例子是我国台湾地区。2013年6月，两岸签订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是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所签协议之一，是为了加强两岸经济关系，本是一个两岸双赢的协议。但一部分台湾民众认为，这个协议签署后，如果大陆服务业进入台湾，将会造成台湾本地服务业从业者失业，因此一直有人反对。2014年3月以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以学生为主力的抗议运动逐步升级，直至冲进了台湾“立法院”。随着此事的持续发酵和升级，逐渐成了马英九政府的政治危机，台湾民进党领导人苏贞昌等一些深绿人士也到场鼓励和支持学生，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抗议运动的矛头有逐渐从反对服务贸易协议转向反对马英九政府的苗头。此事如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会成为马英九政府的重大政治危机。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长期占据台湾政治主要议题的统独问题，不少参与抗议的学生表面上是担心更多台湾人失业，实际上是担心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从而逐步走向两岸统一。
稍早之前的例子是泰国。现任泰国总理英拉是泰国前总理他信的妹妹、另一位前总理颂猜的小姨子。2008年，泰国爆发反对他信的“黄衫军”运动，该年底泰国发生军事政变，他信被迫流亡，财产被没收，本人受到泰国政府通缉，至今不能回国。之后，泰国建立了阿披实政府，他信的支持者发起“红衫军”运动，并在2009年发动了封锁国会的行动。2011年，英拉在大选中，承接其兄长的政治遗产，取得胜利。他信家族虽然是电信大亨，但在政策取向上，却更倾向于草根阶层，尤其是农民，反对他的则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这也是红衫军和黄衫军的主要人员结构。2013年11月，英拉领导下的泰国政府提出一个特赦法案，如果该法案通过，他信就可以被特赦，从而回国。这项法案马上遭到了反对他信的人的抗议，黄衫军卷土重来，一直持续至今，英拉政府深陷危机，风雨飘摇。
再早一些，则是2013年被军方推翻的埃及总统穆尔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民主运动”席卷西亚北非，在埃及执政已有30多年的穆巴拉克也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逼迫之下被迫退位，之后的2012年，穆尔西成为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虽然穆尔西在穆巴拉克时期曾经是反对派的重要领袖人物，但当选之后，马上也有了自己的反对派。2013年，民众的示威活动持续不断，穆尔西无计可施，又无法得到军队的支持，最终军方再次出面，宣布将穆尔西逮捕，任命了临时政府，筹备下一次大选。之后，军方任命的过渡政府对穆尔西提起诉讼，又导致穆尔西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引发新一轮的街头政治运动。
民主去哪儿了?
众所周知，在现代西方民主理论中，一直有“忠诚的反对派”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参与政治竞争的各方都在尊重规则的前提下进行选举，一旦在选举中失败，要么退出，要么沉潜下来，等待下一次选举，而不去挑战既存的游戏规则，不在竞选结束之后采用非常规手段迫使对手提前结束任期。
而在乌克兰、中国台湾、台湾和埃及出现的却都是，竞选中失败的一方立即变成反对派，拉拢自己的支持者和对手的反对者，一旦对手在施政过程中出现失误，就立即发动普通民众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这种活动的目标就在于给对手制造麻烦，如果大规模群众运动长期持续而无法结束，就会使对手陷入政治危机，从而不得不妥协。更进一步的则是煽动民众，直接提出对手提前结束任期的要求。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在最近的乌克兰政治危机中，据媒体披露的消息称，是反对派自己雇佣狙击手，打死与维持治安秩序的军警部队发生冲突的民众，促使民众的不满情绪加深，最后直接占领了国家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迫使亚努科维奇流亡，之后再在议会罢免了亚努科维奇。泰国和中国台湾最近的局势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更早的埃及总统穆尔西则因为无法结束政治危机，由军方发动政变，提前结束其任期。
西方把这些反政府运动一概称之为“民主运动”，尤其是执政的领导人的政策取向不利于西方的时候，欧美国家除了在道义上支持反对派的政治运动，甚至会直接干预。比如在乌克兰的反对派运动中，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和参议院麦凯恩就曾先后访问乌克兰反对派，明确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一旦在台上的政府采取强制措施以结束危机，西方国家就迅速举起人道主义的棍子，对其进行制裁，进一步向执政的一方施压。
但在今天，尤其是全世界的人们目睹了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之后，如果还把反对派的政治运动称之为民主运动，未免有些指鹿为马，自欺欺人。乌克兰、泰国和中国台湾的政治危机由来已久，早非一日，整个社会和民众都深陷两派政治势力的角逐之中无法自拔，族群裂痕日益加深，无论哪一方发动的反政府运动都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许多非理性、不合理的成分，很难一概称之为进步的民主运动。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中指出的，那个发动群众走上街头就代表正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走上街头并不必然代表正义，很多时候只能证明反对派的政治动员能力比较强，准确地抓住了对手的政治失误，成功地将民众动员到了街头广场上。而这些走上街头的民众是否能够完全代表真实的民意，尤其是整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这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绝大多数人在这种时候往往是沉默的，而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真实诉求往往在这种政治激流中被忽视。也正因此，当一个反对派成功夺取政权的时候，另一个反对派就会走上街头，出现新一轮的反对派运动。
民主需要的是最大多数人的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如果只有后者，那就是民粹政治，而不是民主。民主还需要规则与程序，无视规则与程序，发动民众走上街头，冲击国家政权机关，这是典型的民粹政治的表现。如果人们不健忘的话，就会记得，二战之前的希特勒正是这样上台的。当民粹成为政治主流的时候，民主也就消失了。
第三波的终结
20世纪后期，许多原来被认为是威权体制和极权体制的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民主运动”，终结了其原来的政治体制，走向西方式民主体制。这被视为威权政治的失败和欧美民主国家的胜利。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冷战格局被打破，更被视为西方民主体制的最终胜利。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将这一结果称之为“历史的终结”，即全世界将在此之后进入欧美民主的终极政治体制时代。
相比福山的过度乐观，他的老师、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显然要谨慎很多。1991年，亨廷顿写成其重要著作《第三波》，该书把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置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民主和专制的扭结交替过程中间，对这次他之所谓民主化“第三波”的实质、原因、过程、特征和趋向条分缕析。该书不仅总结了威权体制何以失败的原因，还试图教导已经实现了民主化的国家如何运作民主，并给仍然处于威权体制之下的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派提出了不少行动建议。
有人说，该书是21世纪以来新一轮全球民主化运动的教科书，实则不然，至少在乌克兰和中国台湾，“民主派”显然没有遵循亨廷顿的教诲，或者说亨廷顿的药方并不完全对症。
不能否认，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过程中，街头政治运动仍然有其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在通过正常渠道已经无法实现其诉求时的一个合理选择，并确实推动了一些国家的政治转型。但从结果来看，民主化之后，原来已经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一些国家在卷入全球化体系之后，其国内社会、经济生态迅速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加深了人们的不满。而在尝到街头政治运动的甜头之后，人们当然不会再用原来的正常渠道去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是希望采用更简洁、有力的措施，发动大规模街头运动当然是最佳选项之一。精明的政客们显然也明白了如何在“民主”的名义和框架下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所以，他们常常将自己的政治利益包装为普通民众的诉求，策动街头政治运动，从而使民主运动的成果变成民粹政治。
在乌克兰，由于长期存在亲俄和亲美两种政治倾向，乌克兰也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甚至以纳粹自居，希望能彻底摆脱俄罗斯，更进一步倒向欧洲。但就乌克兰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而言，这种诉求显然不切实际。据媒体披露，此次乌克兰的政治动荡中，反对派的街头政治运动中，冲击国家机关的骨干分子就带有纳粹色彩。因此，俄罗斯总统将反对派称之为一群反犹、反俄的纳粹分子。这样，乌克兰的政治运动甚至已经不再属于民粹政治的范畴，而走向了暴民政治。
令人担心的是，乌克兰出现的这种事情正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如在我国台湾最近的反服贸运动中，就有一些学生打出了带有强烈反华色彩的口号和条幅。在香港，所谓的民主派一面发动民众占领中环，一面打出了一些强烈反华的横幅。泰国的反对派运动中，也有类似的苗头。
这就是说，人们曾经为之欢呼的第三波如今已经从民主运动走向了民粹政治乃至暴民政治，一个简单地将街头政治称为民主运动的时代过去了，欧美在全球各地大力推广的民主运动带给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可能不仅仅是民主，也有持续的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乃至战争。因此，对那些打着民主的旗号所进行的政治运动需要更多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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