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挑战着美国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发展模式，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国是否在走向衰落的讨论。实际上，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政治和战略上的。美国正经历着空前严重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失范问题，也在进行着重要的战略转型。对正处在崛起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准确把握当下美国的战略走向，对于作出正确的应对来说至关重要。
一、内外失范
首先，美国国内政治面临的挑战显得更加突出。一是政治极化依旧、两党斗争激烈。共和党为了阻挠“奥巴马医改”的实施，在联邦政府预算问题上与民主党和行政当局较量，最终迫使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关门长达半月之久，这是17年来的首次，不免令人忆起1994年共和党全面控制国会后咄咄逼人的态势，更揭示了今日华盛顿政府“超级党派斗争”的激烈程度。有人认为，华盛顿政府的政治分裂是美国内战以来最严重的。美国的政治极化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个人因素。从结构性因素看，美国的两党制本身就内嵌了某种程度的极化，而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党政府签署《民权法案》以后，民主、共和两党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政策上的分歧固化，近年来围绕“奥巴马医改”的博弈就是这种分歧的典型体现。结构性因素也体现在国会众议院议员的选区划分和共和党议员的构成上，国会众议员选区的划分方式使得两党内部持极端立场者更容易当选，而众议院中活跃而强硬的茶党议员也对多数派的共和党发挥了“绑架效应”。从个人因素看，奥巴马作为第一位黑人总统，引起了一些带有种族意识的共和党人的不满，这种不满就常常通过党派斗争表现出来。
二是奥巴马政治地位陷入弱势。由于医改问题处理不当，加之共和党的牵制，公众对奥巴马执政能力的评价大幅下滑，2013年11月，奥巴马的支持率为42%，创就任总统以来新低，其政治影响力快速下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民调，只有40%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能有效管理联邦政府，而53%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不诚实、不值得信赖。一般来说，美国总统在第二任期内的最后两年政治影响力都会逐渐式微，但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的第一年即显疲态，确属少见。当奥巴马步入其执政的第六年时，他的支持率之低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总统中仅次于小布什。2014年6月12日，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当天公布的最新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由于最近的退役军人医院丑闻和美政府与塔利班交换囚徒风波，总统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创下新低。有52%的美国人对奥巴马持负面看法，创下他2009年上台以来的最高纪录。
从深层次看，不管是政府关门还是奥巴马陷入弱势，都反映了美国“否决政体的”弊端。所谓“否决政体”，用美国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说，就是“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在弗里德曼看来，国会制衡权力的扩大、两党政治分歧的加剧、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的上升等，都是导致权力碎片化和整个体制瘫痪的重要原因。
政治极化的加剧和“否决政体”的形成无疑不利于美国的发展。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尖锐地指出：“任何人，只要在华盛顿政界工作过，都有充足的机会体会巨大的挫折感。在美国政界，几乎每个人都感到，有很多事非做不可，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却又做不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加里·伯特利斯称，共和党和民主党无法就应采取的最佳经济政策达成一致意见，这妨碍了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正是美国政治上的分裂阻碍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弗里德曼则断言：“只要我们是一个否决政体而非民主政体，我们就不可能是伟大国家”。美国长期视自己的制度为民主的典范，如今该制度的运作频频失范，使许多美国人深感挫折。正如萨默斯所言，“如今在美国，人们对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普遍感到担忧”。《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在2014年1月26日进行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总统奥巴马和国会两党能否采取正确行动把国家引向光明未来，普遍感到悲观。只有35%的受访者表示，美国正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而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已经严重偏离了轨道。
其次，美国社会的失范也变得突出。奥巴马在2013年底发表的一次被《金融时报》形容为他就任总统以来“最让人心灰意冷”的演讲中，列举了今日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不断下降的社会流动性，坦承这种局面“给美国梦、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所代表的东西造成了严重威胁”。长期以来，“美国梦”所代表的不仅是成功的机会，也包括一个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和社会的流动性。然而，在财富的分配机制越来越不合理以及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在下降，整个群体不断萎缩。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中等家庭收入水平在1999年达到巅峰，之后稳步下降，扣除通胀因素后，2012年的中等收入水平低于1989年的水平。皮尤研究中心估计，在1971至2011年间，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从61%降至51%，他们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从1970年的62%降至2010年的45%。与此同时，美国的贫困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扩大。2010年，美国的贫困率达到创纪录的15.1%， 并连续三年保持在这一水平，这是1965年以来美国的贫困率首次连续三年在15%以上。另一方面，自2009年年中经济衰退以来，收入增长量的95%都进了占全国人口数1%的最富者的腰包;5%最富裕群体和20%最贫穷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美国统计局自1967年开始监测以来的最大值。美国已成为发达世界中最不平等的国家。
美国社会的失范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美国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的萎缩会导致美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更使人们对美国的价值观和未来失去信心;不平等和贫困的加剧则会危及美国的经济增长，损害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有鉴于此，作为一位民主党人，奥巴马发誓要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之前重建中产阶级和通往中产阶级的阶梯，并扭转经济上两极分化的趋势。虽然今后几年预期较快的经济复苏和失业率的下降有利于奥巴马推进其上述议程，但是由于社会的失范与政治的失范存在着重要的关联，而政治的失范又严重制约了奥巴马的行动能力，因此奥巴马在任期内的剩余时间里能在这方面有多大作为，不容乐观。
最后，在国际层面，斯诺登事件暴露了美国道德的失范。斯诺登大揭秘向世人展示了美国作为一个“监视国家”的形象，在让世人感到震惊之余，也加深了人们对美国国家特质的一系列消极印象。一是美国对其力量优势的滥用。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但如何恰当地运用这种力量优势去谋求合法的国家利益目标，是美国政治精英面临的独特挑战。正如同美国依仗其军事优势频频对外发动战争一样，华盛顿也在利用其科技优势监视全世界，这反映了美国滥用其力量优势的毛病是根深蒂固的。二是美国对世界的控制欲。驱动美国对全世界包括一些盟国的领导人的监视行为的，无疑是华盛顿要掌控全世界的霸权心理，这种欲望虽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受挫，却在电子世界中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三是美国政府的虚伪。美国近年来不断指责中国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把自己描绘成网络黑客的无辜受害者，而斯诺登大揭秘表明美国才是网络世界的超级黑客，美国对中国的高调指责则是“贼喊捉贼”，充分显示其虚伪性。美国向来怀有强烈的道义优越感并乐于向世界展示其软实力，而斯诺登事件无疑揭示了美国道德的严重失范，它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虽然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奥巴马在2014年初宣布了对国家安全局秘密情报监控项目进行一定的调整，如限制情报机构获取美国民众电话数据的权限，保护被偶然收集电话数据的外国民众的隐私，停止监听盟国领导人等，但这些有限的措施既没有制止美国利用其技术优势去监视全世界，更不能消除世界因斯诺登事件而对美国产生的严重的负面看法。
二、战略内向
奥巴马本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看法与小布什有很大不同。他是美国优先论者，主张美国首先要把自己的经济搞好，同时也是国际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时要充分依靠国际合作。2010年奥巴马政府制定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奥巴马为此报告所撰写的前言，提出了指导美国战略的一些基本原则：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源自美国国内;美国的军事手段必须与外交、国际发展等手段相辅相成;承认美国力量的有限性和难以完成其在国内外所做的所有“承诺”;奉行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加强国际准则和机制，等等。奥巴马执政后即着手推动美国战略的转型，其第一任期内的转型努力主要体现在结束伊拉克、阿富汗这两场战争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上。2013年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化武事件的应对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改善等举措，凸显了外交政策上“奥巴马主义”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减少对外军事干预。由于认识到美国面临的许多安全挑战包含了外交、经济、文化等因素，难以仅仅用军事手段解决，而是需要平衡和综合地使用各种力量手段来应对，奥巴马政府强调必须“明智、准确和审慎地”使用军事力量，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武力是最后的手段，它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的是支持而非主导作用。对叙利亚化武事件的处理体现了奥巴马政府对外用兵的新的原则。实际上，对运用军事力量的谨慎态度源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教训及其所产生的厌战情绪，也与美国的预算压力有关。
其次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包括与盟友和其他大国的合作，来处理国际热点问题。这既是基于成本分析，也符合民主党的外交理念。在伊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充分抓住了伊朗新总统鲁哈尼上台所提供的机遇，顶住国内来自保守派和亲以色列势力、国外来自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压力，坚持在“6+1”框架内就伊核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从而打破了伊核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僵局。在伊朗核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意义在于，它不仅(至少是暂时地)证明“奥巴马主义”是行得通的，而且也为推动巴以和谈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是有选择的介入。美国在海外的实质性介入，无论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将取决于美国的利益关联度以及解决该问题的预期成本和可行性。奥巴马在2014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他只会在“真正需要”的情况下才会派兵参战，并且不会让美军卷入无底洞式的冲突中。这意味着今后美国只会在有限的地区实质性地投入军事资源。
最后，美国将主要依靠无人机和特种部队打击海外恐怖组织，避免派出大规模地面部队。这既符合奥巴马结束“反恐战争”的政治需要，又能减少美军士兵的伤亡，并且在击毙本·拉登等恐怖分子头目的行动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虽然无人机打击因造成了不少平民伤亡而受到批评，但奥巴马政府将会继续使用这一手段打击海外恐怖组织。
“奥巴马主义”的实践受到了共和党的批评。奥巴马在军事介入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的谨慎做法被以参议员麦凯恩为代表的鹰派批评为软弱，小布什时期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嘲笑奥巴马是自己有生之年遇到的最软弱的总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主义”所代表的美国战略内向的趋势未来会进一步发展。从美国公众的情绪看，皮尤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64年以来，首次有超过一半的应答者认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应少管闲事，让别的国家自己尽其所能去应对”，这表明，由于两场战争带来的厌战情绪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公众对美国开展积极外交政策的支持度达到历史新低。以理查德·哈斯为代表的外交政策精英认为，美国正处在一个外交政策休整期，它需要克制海外行动并恢复国内实力，从而延长这个休整期。从决策者的理念和政策偏好看，作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没有“新干涉主义”的冲动，他主张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在目标上应该是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在手段上要更多依赖外交与国际合作。奥巴马的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坦言：“在经历了10余年代价高昂的、充满争议的并且有时是看不到头的战争之后，美国正在重新界定其在世界上的角色。与此同时，更多的美国人，包括当选官员在内，越来越怀疑我们国家对外部事务的参与和对外责任的承担”。此外，从能力上看，美国国防预算的削减无疑也会制约其在海外的军事行动。
三、趋势判断
美国战略内向的趋势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如果是周期性的，这个内向趋势会持续多久?如果是结构性的，其变化的主要动因为何?
从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史看，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也经历了一段战略内向时期，然后在80年代中期转为外向。现在美国在经历了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后也开始了内向的战略转型。这似乎反映了某种周期性的变化。这里或许可以借用美国外交周期理论的解释。按照美国外交周期理论，美国正在进入下一个外交周期，这个周期的前半段是大约20年左右的战略内向期，内向期的特点是决策者和公众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国内事务，减少对外部事务的积极干预，特别是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如果这一理论适用的话，2014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有可能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美国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战略内向期。
然而，当前美国的战略转型或许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导致这一变化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其他力量中心的兴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俄罗斯重返国际舞台的中心，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谋求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一些国际和地区组织作用的增强，这些都在改变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独步天下”的局面。世界在变，美国也在变，在此背景下，华盛顿势必要寻找参与国际事务的新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当下的美国战略转型，不管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都不意味着美国战略的全面收缩。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奥巴马执政以来，在结束两场战争和调整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方式的同时，打着“亚太再平衡”的旗号，加大了对亚太的资源投入，政治、经济、安全多管齐下。政治上积极参与和介入地区事务，加强与本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经济上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力图打造美国主导的新的地区合作平台;安全上提升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推出“空海一体战计划”，大力推进与有关国家的军事与安全合作。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和领导，防止美国影响力下降和被边缘化;制衡力量和影响力快速上升的中国，应对多种安全挑战;促进美国在亚太的经济利益，有效牵制东亚合作。该战略经过数年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影响，例如美国在亚太的存在感和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度提高，影响力有所上升，与本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和加强，也给中国的地区政策和与某些邻国的关系制造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注：本文是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的亚太布局与我国的亚太方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83>成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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