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宣布了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弗格森市枪击事件的裁定结果。大陪审团认定枪杀非洲裔青年男子迈克尔·布朗的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使用武器合法，将免于被起诉。此裁决一出，弗格森市及其他城市相继爆发抗议示威活动。11月29日，涉事警察威尔逊宣布辞职，但这一行为没能平息抗议和示威，枪击事件的余波仍在持续，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警察执法行为界限及其背后社会问题的思考。
美国警察选择性执法
对于弗格森市枪击事件，双方证人各执一词。但由于案发地没有视频监控设备，布朗是否对涉事警察威尔逊造成威胁尚不可确定。
美国允许私人拥有枪支，警察日常执法环境相对复杂，遇到的案情危险性更大。加州圣迭戈市一名退休警官对记者说：“警察学校的培训课程很难完美应对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情况，警察在街头执行公务时必须有高超的生存技能。”警察在执法时受到威胁通常会选择开枪，并未超出法律的许可范围。但是，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威胁程度是否严重到让警察必须开枪自卫，这个问题经常引起争论。除了过分使用暴力、对轻微违法惩罚过度严厉以外，美国警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根据执法对象的种族、经济地位进行有选择的作为或不作为。
除了案件本身外，在处理弗格森民众抗议活动时，弗格森市和圣路易斯县警方也采取过一些不当措施。圣路易斯市议员安东尼奥·弗伦驰在观察抗议活动时被警方逮捕，他说：“这些警察抓错了人，这些人都是为实现和平而努力的。”此外，警方强行驱逐新闻记者的行为尤为引人诟病。《华盛顿邮报》和《赫芬顿邮报》记者曾先后被警方强行驱逐。据《纽约时报》报道：最初对抗议活动执行警戒任务的弗格森市和圣路易斯县警方，由于对民众和新闻记者采取了严厉措施而受到广泛批评。这导致密苏里州州长杰伊·尼克松不得不使用州巡警来接替县市地方警察的警戒任务。
对此，鲁东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高春常对记者说：“犯罪问题本身与种族无关，应一视同仁。但是，客观上非洲裔较高的犯罪率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即当警察执法时，遇到非洲裔嫌疑人可能会有过度反应。”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这种过度反应也绝非当下发生的偶然情况，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梁茂信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警察在执法时过度敏感和紧张很常见。作为职业警察，他们在执勤时会随时面对可能持有枪支的嫌疑人，因此他们时刻保持防范、准备攻击对方，先发制人以自保。从社会心理上看，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人是崇尚武力的民族，警察的执法有时会演变为一种暴力活动。”
贫穷成为骚乱催化剂
弗格森市枪击事件引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和骚乱，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因警察暴力执法而引起的重大群体性事件。1992年罗德尼·金事件引发的洛杉矶暴动就曾给洛杉矶带来巨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深刻的种族背景。
美国政治评论家韦斯利·洛里等人在《华盛顿邮报》政治专栏撰文表示，在弗格森市枪击事件中，后来的骚乱是种族因素引起的。圣路易斯是美国种族分隔现象最严重的大都会之一。据统计，该地七成左右人口是白人，不过作为圣路易斯的91个市/镇级行政单位之一的弗格森市，2/3的城市人口是黑人。然而，在弗格森市执勤的53名警察中，只有3名是黑人，且该市市长、警察局长和多数市议员都是白人。密苏里州总检察长的2013年年度报告显示：在执行公路停车检查任务时，弗格森市警方抓捕黑人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洛里认为，迈克尔·布朗的死带来的巨大余波背后，是当地长期以来十分紧张的警民关系。可惜的是，事发后，弗格森市警方才认识到这一点。当地居民科里·克劳福德说：“人们感到愤怒和沮丧。这里需要正义，在这个社区里很难找到一个相信警察的人。”对此，弗格森市警察局长托马斯·杰克逊表示：“(修补)种族关系是首要任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弗格森市局面的失衡，《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蒂姆·罗根表示，“弗格森市的局面已积累几十年，郊区化导致的贫困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抗议者最初都来自圣路易斯最贫穷阶层。贫穷成了骚乱的催化剂。”对此，梁茂信告诉记者，“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白人、黑人两个种族采取的是‘制度隔离’措施;二战后‘制度隔离’难以为继，不过郊区化带来了中上层白人集中居住的效应，也带来了在居住空间上的‘自然隔离’。”郊区化还进一步导致黑人经济地位的降低。梁茂信说，“郊区化使一些适合黑人工作的企业搬出市区，但多数黑人经济能力有限，无力支付长途交通开支，只能就近在市区从事一些低端服务业工作。而这些岗位也有限，不少人走上了盗窃、抢劫和贩毒等犯罪道路。对于大多数经济能力较差的黑人家庭来说，出现了‘穷人永远是穷人’的难以逃脱的经济陷阱。”可见，当今一些非洲裔美国人的犯罪问题不完全是非洲裔自身的过错，而是美国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
非洲裔“问题链”难解
11月24日，密苏里州大陪审团的判决是示威活动高涨的导火索。高春常表示：“美国可以出现非洲裔总统，但当下各级议会和陪审团等立法组织、司法组织以白人为主，他们会维护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梁茂信解释道，“源于英国的大陪审团制度在形式上是司法正义的体现。实质上，由于制度设计，黑人在任何选区都难以占到多数，这一制度很难合理反映黑人在选区中的人口比例。”
梁茂信认为，当下美国非洲裔已经形成了一个贫困率高、失业率高、受教育程度低以及犯罪率高的“问题链”。对此，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采取过“平权措施”对非洲裔等弱势族裔进行帮助。但此举以种族为标签实行优待，忽视了人们在学习、教育中的能力因素，成了一种逆向歧视，最终被废止。高春常说，“解决种族冲突，要回归真正的平等竞争，不要在政策上过度强化种族问题。”
美国的自由经济体制实际上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意愿和帮助力度都十分有限，“美国富人更需要自由，他们不希望被政府限制，而穷人更呼吁平等，希望政府多给予帮助，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冲突，所以非洲裔‘问题链’的最终解决还需要更多时间。”梁茂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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