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不同以往,不是一场大战之后即成的体系调整,而是循序渐进地反映冷战之后国际关系的种种变化。回顾世界秩序变迁的历史轨迹,分析当今世界秩序演变的动力机制,对于我们判断世界秩序构成的现实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欧洲的“无序”逐渐瓦解了东方的“有序”
所谓“世界秩序”应该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全球性制度安排,这只能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史演进中能够出现的现象。世界秩序最早产生于欧洲,是欧洲率先进行国际关系变革的产物,也是新兴的欧洲列强向全世界不断扩张的结果。在这之中,1648年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构建的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构成单位的国际秩序,是世界秩序的雏形。当时的欧洲强国之间按照主权平等的规则处理彼此的关系,但却在世界其他地区拓展势力范围,构建各自的殖民帝国。
历史地看,这种主权国家形式先是成为欧洲列强组织自己的一种手段,后来又被欧洲列强殖民地人民所效仿,成为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压迫的奋斗目标。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产生之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以奥斯曼帝国为中心的“穆斯林世界”和以政治分裂为特征的欧洲秩序共同构成了当时欧亚大陆上的三大区域秩序。它们各具特色,相对隔离。对比教权和王权纷争不已的欧洲秩序,东方的帝国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但这种欧洲的“无序”逐渐瓦解了东方的“有序”,逐步构建起一种囊括全世界的世界秩序。
“第三世界”修正两极对抗格局,为世界秩序增加新的稳定力量
从在欧洲确立起主权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列强构建起来的维也纳均势,再到一战结束之后欧美拼凑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世界秩序基本上由欧洲大国来主导,每一种世界秩序的建立都是一场战争结束之后对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都反映一种新的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这些大国所奉行的价值观。维也纳秩序是欧洲国家在围剿法国革命、击败拿破仑帝国和恢复欧洲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正统原则”恢复被推翻的封建王朝,以“补偿原则”协调各君主国的利益范围,以“均势原则”维持各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开始了一个所谓的均势“黄金”时代。基辛格非常欣赏这种“均势”,认为它为战乱不已的欧洲制造了“一个世纪的和平”。欧洲列强正是在这“最持久的和平”中蓬勃发展起来的,并把它们的势力拓展到全世界,成为世界的主宰。
但每一种世界秩序的“有序”和“无序”都是相对的,稳定和动荡都是交替的。在维也纳秩序“和平”的表层下面,是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不时涌动与喷发,是战争手段和方式的升级和换代,是欧洲均势的不断破坏与重组。欧洲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一时期逐渐被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国家利益取代君主利益而成为各国最高的追求目标。同时,意大利特别是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大国的力量对比,推动了欧洲传统均势体系的崩塌。尽管俾斯麦精心维持一种“大陆体系”,防止法国的复仇并让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中去,但随着德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和德法、德俄、德英之间矛盾的加剧,欧洲的均势最终还是被两大集团的对抗所取代,整个世界被欧洲列强的争斗拖入到一场残酷的、规模空前的杀戮之中。
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秩序被建立起来。这一体系已经越出了欧洲范围,将全世界都纳入到欧洲列强所构建的国际秩序中来了。这一秩序的目标是防止战败国德国的再起,同时满足或平衡战胜国家的既得利益。中国也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但中国的利益却没能在战后秩序的安排中体现出来,由此促发了五四运动。日本在战前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秩序的主导,赢得了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奥斯曼帝国崩塌了,帝国的核心部分通过凯末尔革命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但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维持了不到20年就土崩瓦解了。美国在一战后又重回孤立主义,新兴的苏俄被排除在欧洲和世界秩序安排以外,再加上战后风起云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很快就被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冲垮了。爱德华·卡尔以“二十年危机”来形容这一时期世界秩序的失序,有其深刻的道理。
1945年二战结束后形成的雅尔塔秩序,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直由欧洲国家主导的力量格局,美苏两大战胜国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主宰,按照自己的利益划分了世界范围,但东西方冷战很快就成为此后近半个世纪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今天看来,虽然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剑拔弩张,并且接连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进行了残酷的局部战争,但世界大战的火焰没有再次燃起,世界秩序相对稳定。究其原因,除了“核平衡”的形成阻止了美苏之间直接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的冲动之外,“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新兴力量的兴起,中国从向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一边倒”,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修正了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为世界秩序增加了新的稳定力量。
世界秩序重构在所难免,不通过大国间的战争胜负而重构或有可能
冷战终结之后,世界秩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这是近代西方崛起为世界主导力量之后,世界秩序第一次不是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胜负来重构的。对比以前世界秩序的变迁,冷战世界秩序的重构是缓慢的、渐进的,既延续了某些冷战的因素和影响,同时又与冷战后世界的发展变化及其所积累的结果融合在一起,因此在短时间内也是难以明确地预测和判定的。但在冷战结束之后20余年的今天,世界秩序重构的动力机制在这样几个方面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第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非西方大国在经济上迅速成长起来。大国的数量在增加,大国之间、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变化,这种变化还没有在既有的世界秩序中反映出来。第二,以苏联解体为标志,冷战宣告终结,美国认为这是美国及西方冷战策略的胜利,而二战结束之后一系列的战后制度安排,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又主要体现了美国和西方的意志,因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认定冷战时期西方所设定的秩序和规则就是今日世界的秩序和规则,西方和崛起的“他者”在构建世界新秩序方面的博弈在所难免。第三,经济全球化既增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也给传统地缘政治力量的释放增加了新活力;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冷战形势所掩盖和压抑的部族、种族、宗教和教派矛盾纠结在一起,以更为激进的形式爆发出来,民族国家构建面临困局,世界秩序没有应对这种突变的准备。全球性问题更是呼唤一种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世界秩序的重构在所难免。
冷战虽然终结了,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对抗不复存在了,但西方仍然把非西方认定为异己的“他者”。很明显,西方对“他者”的认同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真正惠及全球的世界秩序的建立。
(系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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