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赫“后欧洲”史观：解构西方文化霸权

　　原标题：拉赫“后欧洲”史观揭示欧洲秘密

　　解构西方文化霸权 重拾自我反思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沃勒斯坦与萨义德相继发表了奠定各自学术声誉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和《东方学》，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术思想转型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世界体系》和《东方学》分别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角度展示了西方霸权的构成。因此可以说，这两本著作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如果从知识谱系上追溯其西方源头，也许可以看到排在那个长长的思想家名录前面的维科，甚至还可以联想到古希腊的“审美主义”。所以，寻求修辞意义上的“第一个”意义不大，关键在于看到某种汹涌的思潮背后的时代性问题。

　　比沃勒斯坦和萨义德稍早，1965年，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唐纳德·F.拉赫出版了他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发现的世纪》的第一、二册。拉赫的研究源自他对既往的历史叙述的深刻怀疑，或者说源自一种确定无疑的假设——欧洲和亚洲的遭遇必定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拉赫最初的研究动机中暗含着一种探险心理，因为亚洲对西方的影响如何，必须通过自己的研究才知道。但等到60年代中期，拉赫在发表其书稿时，应该完全有信心讨论他关注的问题了，因为此时法国后现代主义者们的激进锋芒已经几乎穿透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西方的历史哲学领域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从这个意义上看，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知识贡献正好体现在他本人的学术实践与当时西方学界间的想象关系上。虽然拉赫没有明确提出批判西方史学思想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但探讨亚洲如何影响西方，这本身就已经明示了一种“后欧洲”的史学观。因此，《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也可以归于《现代世界体系》和《东方学》所属的漫长思想序列之中了。

　　拉赫著作的学术风貌

　　在该著第一卷里面，拉赫首先回顾了古代与中世纪欧洲想象与接受亚洲知识的传统，接着在此知识背景中考察了16世纪亚洲知识在欧洲的传播过程与方式。拉赫把其研究的时间起点定在十五六世纪之交，但从古希腊、罗马再到中世纪的亚洲知识构成了近代欧洲想象亚洲的重要背景。回顾了欧洲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亚洲知识之后，拉赫详细地讨论了16世纪欧洲人的亚洲观。新航路的发现和开辟使欧亚之间实现了面对面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不仅使得亚洲影响欧洲成为可能，而且欧洲开始真正地深入了解亚洲，内容涉及地理、物产、风俗、制度、宗教、信仰等诸方面，全面而深刻。那么，亚洲的知识如何影响了欧洲?欧洲在与亚洲接触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是第二卷的内容。在地理大发现早期，亚洲知识在欧洲发生的冲击效应颇为明显，它不仅波及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商业、航海、海外拓殖)领域，还导致了欧洲社会的观念价值(文艺、学术、思想)的变革。第三卷《发展的世纪》重点讨论了17世纪的欧亚关系。17世纪的欧洲，自身危机重重，动荡不安，荷兰、法国、英国渐次取代伊比利亚人，取得海上霸权，但其军事扩张基本被阻断在东方帝国的边陲地带。根据拉赫的研究，17世纪欧洲人在亚洲的最大收获在于制度和文化层面。相对于南亚和东南亚，此刻的东亚，或者说是中华帝国的文明对于欧洲克服自身的精神危机、实现理性启蒙的意义尤其重大。17世纪的欧洲，开始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看待印度和东南亚，开始把关注的重心投放在中华帝国，并视之为一个理想的“他者”进行自我批判。总之，17世纪欧洲所掌握的亚洲知识为18世纪的全面“东方启蒙”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准备。

　　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超前”性，使之与萨义德等人反写“欧洲中心主义”的实践具有不同的学术风貌。后者因明确借鉴了以法国为中心的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分析方法，在整体上具有一个清晰的论述框架或一套理论体系可循。拉赫的研究仅暗示了思想意识，呈示了史料素材，但缺失了理论方法，或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的话说，该著“成在‘史实’，失在‘史识’”。然而，如果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某些方面的缺失，与中国问题叠合并还原至中国脉络，也许正好可以促使我们进行自我反思。

　　欧洲崛起的秘密启示当代中国

　　中国作为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其当下的诸多文化征候都在昭示着一个事实：西方“中国的崛起”论述正在或已经演变为本土“崛起的中国”论述。路易斯·哈茨指出，严复在阅读欧洲人的著作时，“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人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严复认为，除开西方的们所说的诸多‘个人主义’或‘放任主义’以外，‘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运动”。在西方对于“浮士德—普罗米修斯式”的追求中，严复意识到了近代西方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自由、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等“公心”。严复阅读欧洲的方式和眼光令人神往。遗憾的是，大国崛起进程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及科技等方面的增长数据的罗列、对比所营造的数字乌托邦，在我们阅读欧洲的视野中形成了徘徊不去的云翳。在这一情势下，出于重述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动机，当代中国思想不自觉地被裹挟在西方“中国的崛起”论述与本土“崛起的中国”论述大潮中，对西方后学理论的过度倚重几乎失却了自我反思的意识。

　　全球化的进程编织了我们今天的问题脉络，中国知识界当前面临的似乎是“后启蒙”时代的文化自觉命题。后学理论，特别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成为当下最重要的思想路径之一。这类理论旨在强调解构西方文化霸权，但其对本土自我批判立场的忽视，不仅潜在承认了西方的思想垄断能力，且把批判锋芒压倒性地集中于想象中的西方，将为本土权力结构留下莫大的滋长空间。这种充满敌意的思想状况不利于深度全球化时代的跨文明对话和自我反思，距离我们“文化自觉”的命题和诉求似乎越来越远，不符合一个崛起进程中的文明大国的文化战略目标。后学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也不完全具有契合性。不加反思地依赖于后学理论话语讨论中国的文化自觉，可能导致自我的心灵走向封闭。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对当下中国的启示意义正是在上述问题脉络中呈现出来的。

　　开放的心灵：欧洲崛起的真正秘密

　　正因为拉赫的“后欧洲”历史叙事“成在‘史实’，失在‘史识’”，所以在那些浩如烟海的史料素材中，我们无从梳理出某种单一而明确的解构西方的理论线索。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为了到亚洲收获灵魂的耶稣会士们勤奋、克己、谦逊、劳碌的身影，还有未能来到亚洲的欧洲读者们对于异域知识的渴望、学习、吸收、转化的能力，更有为了到亚洲收获财富的商船，以及军队进取、勇敢、强硬、蛮横的姿态……从艺术、科学、思想、制度、经济和社会实践等方面，拉赫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亚洲的知识、财富和技艺在欧洲的传播过程，同样暗示了欧洲对于亚洲的诸多知识的掌控过程。那么，究竟是亚洲影响了欧洲，还是欧洲利用了亚洲?至此，拉赫的研究动机似乎在反证着一种书写或阅读上的“意图谬误”。从《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后欧洲”历史叙事裂隙中泄漏出来的意义，与其说是一个解构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模式，不如说是三个世纪前欧洲在全球崛起的真正秘密，即文化观念上的包容与政治经济上的强硬互为表里。换句话说，近代欧洲的崛起，其实正是因应了其开放的心灵。拉赫在“后欧洲”立场上为我们讲述了这一秘密，那么我们该如何在本土立场上阅读这段“后欧洲”的历史叙事，这将有效地检验我们的学术眼界和思想能力。也许，严复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阅读欧洲的方式中已经包含了一种启示。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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