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打造新反恐共识

　　2014年1月6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有关加强反恐措施的宪法修正案，允许政府建立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恐案件。这是巴基斯坦最近宣布的一系列反恐措施的一部分。去年12月17日，巴总理谢里夫批准对恐怖分子恢复死刑——巴为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从2008年起暂停执行死刑。12月25日，谢里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成立武装组织，取缔任何名义下运营的非法机构，加强网络媒体管理以打击极端势力的宣传触角，并采取措施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此外，巴政府还将进一步完善在巴阿富汗难民的注册登记，推进宗教学校的改革，等等。巴内政部长尼萨尔宣布政府将组建一支5000人的反恐部队，由军方来进行培训。此外，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计划对与武装分子有牵连的宗教学校采取行动。、

　　这一系列措施，是对2014年12月16日白沙瓦恐怖袭击的直接回应。当日，巴基斯坦反政府武装袭击西北部白沙瓦市一所军人子弟学校，造成至少137人死亡、245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为学生，另有9名武装分子死亡。巴基斯坦塔利班宣布对此袭击负责，称旨在报复军方在北瓦济里斯坦地区实施的清剿行动。

　　这一系列措施的宣布，是巴基斯坦政局趋于平稳、谢里夫领导权相对巩固的结果。在反恐问题上，谢里夫初步实现对各派政治势力的整合，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在以往，巴基斯坦的反恐一直以来都受到政局不稳、各派政治势力缺乏共识的掣肘。

　　根据澳大利亚一家研究机构的统计，2013年全球发生恐怖主义袭击约10000起，造成17958人死亡，其中巴基斯坦死亡人数2345，排名第三。作为一个恐怖袭击高发区，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进行了持续性反恐活动，但为何收效甚微?

　　首先，美国政府难辞其咎，其长期干涉阿富汗地区的战争是该地区处于混论的根本原因，针对基地组织不定期、不彻底的清剿活动更是将巴基斯坦陷于尴尬之境。阿富汗国内战争结束后，国内种族和部落纷争不断，塔利班残余势力不断制造各种恐怖袭击，被政府打击之后就藏匿到巴基斯坦境内，这对两国的双边关系及双方反恐维稳都是很大挑战。美国多次清剿均告失败，其军事力量又无法为巴基斯坦提供有效保护，这也是巴为何长期反恐却越反越恐的原因之一。

　　其次，复杂的地缘环境使巴基斯坦反恐环境恶劣。巴基斯坦与印度是世仇，与阿富汗互相指责对方培育反对势力，与中国虽然交好，但中方的疆独、藏独势力对其反恐也造成了巨大压力。三则，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各为其主，各谋其利，巴政府很难一视同仁。巴境内现有各种民团武装约60多支，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与巴基斯坦本国为敌，大多汇聚于“巴基斯坦塔利班”旗下，主要在巴西北部的开普省和联邦部落区活动;第二类针对北约联军和阿富汗政府军，以“哈卡尼网络”为代表，基本藏匿在与阿毗邻的巴部落区;第三类针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主要集中在巴东部旁遮普省;第四类为逊尼派极端主义武装，主要打击什叶派穆斯林，分散在全国各地，尤以西南部俾路支省为甚。巴基斯坦政府对这些武装区别对待，对其中将攻击矛头指向阿富汗境内和印度的武装，往往网开一面。而这就使得一些受政府打击的极端主义组织可以改头换面，继续存在下去。

　　但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势力的过度“碎片化”，政治精英阶层很难形成强力反恐的共识。巴军方与文官政府长期之间存在矛盾。巴基斯坦军方曾于 1958 - 1971 年、1977- 1988 年和1999- 2007 年期间三度掌握国家政权，至今仍在巴基斯坦国家权力结构中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保持着干预政局的能力。而就文官政府自身而言，巴基斯坦党派林立，很难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过半数议席，通常只能是多个党派形成执政联盟，这使得政局经常受到政党关系破裂的影响。军方和政府中各派势力都试图通过宪法法院影响政局，这使得宪法法院的地位凸显出来，在巴政局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也经常成为争议的来源。

　　现任总理谢里夫分别于1990、1997与2013年三度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第一次总理任期内，谢里夫与军官关系闹得比较僵，加速了自身的倒台。 第二次担任总理时，谢里夫汲取教训，介入到军方内部的人事安排之中，提升并重用了青年人穆沙拉夫，作为自身的军事“靠山”。然而，在1999年爆发的印巴边境冲突中，谢里夫试图撤换穆沙拉夫，反而导致穆沙拉夫发动军事政变。2013年巴基斯坦国会选举后，谢里夫领导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的126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谢里夫就任总理之后，再次出手培育军方同盟者，选择了拉希勒作为新的陆军总参谋长的接班人。拉希勒资历较浅，在军队内部自身派系力量不大，较少涉足政治，也比一般重视对付宿敌印度的军方将领更重视反恐问题，主张严厉打击巴基斯坦塔利班和俾路支斯坦激进组织。 从目前来看，拉希勒较好地扮演着谢里夫的政治同盟者的角色。2014年8月，反对党组织了针对谢里夫的示威游行，要求谢里夫下台。拉希勒率领军队高级将领发表声明称“危机应该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不浪费任何时间，也不诉诸暴力手段。”军队保持中立，不“落井下石”，对于谢里夫领导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有了拉希勒这个“反恐将军”支持，巴基斯坦的“反恐”大大推进了一步。谢里夫与拉希勒召集各党派形成初步共识，而其基本方向，是将军方推向反恐的第一线。这次反恐在几个方面不同于以往：

　　首先，由于政客恐惧自身的人身安全， 巴基斯坦政府长期以来对恐怖组织采取“绥靖政策”，态度暧昧;巴基斯坦的司法机构也存在诸多问题，难当大任。巴通过修宪让军队成为反恐主力，设立军事法庭，取代普通司法机构担任恐怖主义案件的司法审理。

　　其次，巴基斯坦一改往日分“好、坏”的态度，决定彻底肃清，“不允许任何民间武装团体开展活动，被禁组织不得改换名称继续存在”。这就防止危害巴基斯坦安全的组织改头换面继续存在。

　　其三，改土归流，“加快部落区改革”。巴部落区即 “联邦直辖部落区”(FATA)，靠近阿富汗边境，部落民主要是普什图族人。长期以来，部落区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与自主权，逐渐成为“基地”组织与塔利班人员庇护所。巴政府决心对这些部落区实行更为深入的控制，打破部落利益为先的地方认同，以统一思想，共同反恐。

　　最后，巴社会已经开始对“越反越恐”的局面进行深入反思。过去舆论常将恐怖袭击归因于 “美国入侵”和“印度阴谋”，晚近的讨论越来越重视巴基斯坦内部的问题，甚至有人提出了反思巴基斯坦精英从小所受的教育中包含的宗教极端主义定势思维。社会的觉醒，是对反恐最坚实的基础。

　　中巴铁路直通瓜达尔港

　　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火如荼之时，伊斯兰堡的恐怖袭击再次提醒两国中巴合作之路必然坎坷万分。政府通过修宪将军队置于反恐一线，这也凸显了其执政能力之虚弱，这里就不得不再次提及俾路支省。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最后一站，瓜达尔港位于巴国最大省俾路支省，俾路支人虽然在印巴分治时出于宗教原因加入了巴基斯坦，但一直怀有强烈的民族分离情绪。多年来该地区一直饱受贫困和武装破坏之苦，一是因为部落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这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力。第二，伴随外资而来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并未让当地民众得到利益满足，工程是外商的，工人是外地的，而消耗的资源却是自己的，这让很多俾路支人视投资开发为殖民掠夺。这都构成中巴经济合作的障碍。

　　巴方加大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是一个有力支持。但反恐是一个系统工程，措施不当还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的回潮。中国在巴国土地上没有治理权，但具有影响巴方的渠道，如帮助巴方加强反恐力量建设，并在两国合作中，对巴方的治理手段提出明智的建议。巴国的反恐经验，必将对中国的反恐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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