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14年2月的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一年多了，最近局势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进展。国际社会首先看到的是2015年1月乌克兰东部政府军和非政府武装之间冲突的加剧；继而是2月初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和欧洲政治家们在是否加强对乌克兰政府军的军事援助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认为武器援助没有用，“乌克兰的武器已经够多了”；而向来持强硬态度的美国国会议员麦凯恩则认为，“光有地毯和食物无法抵御坦克的进攻”。美国总统奥巴马本人其实一直以来倾向于默克尔的看法，即要有“耐心”、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战争是在“做蠢事”，但在国内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表示美国政府并没有排除支援乌克兰政府致命性武器的选项。美国国务卿克里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界定为“战术性”而非“战略性”的，但在许多倾向于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国家、政治家和观察家看来：战术性的错误最终会带来战略性的失败，即西方国家威信扫地，而基于自由和法治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俄罗斯将会继续按照自己的设想中的那样扩大势力范围。
不管国际社会对于西方世界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出现了何等分裂的看法，有意思的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大国领导人（英国领导人卡梅伦或许是个例外）依然在坚持不惜代价的外交解决方案。法国、德国领导人付出了巨大努力，劝说普京和乌克兰领导人2月12日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签署了一个新的停火协议，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这一协议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乌克兰政府军和非政府武装撤出重型武器、建立缓冲区的内容，也有到2015年底前赋予东部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以某种“永久性的特殊地位”，以及选择语言、独立司法和保持与俄罗斯经济联系的权利等等。这个协议一出，便获得了“七国集团”领导人的欢迎，联合国安理会认为认真落实新的明斯克协议是实现乌克兰和平的基础。不出所料的是，奥巴马政府继续表示“谨慎的欢迎”，强调俄罗斯方面必须认真落实协议的内容，否则美国方面将加大制裁的力度。英国首相卡梅伦的风格似乎看起来更像一个愿意承担风险和采取实际行动的政治领袖。他宣布英国将会在2015年3月开始向乌克兰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团，以及开展一项陆军培训计划、协助乌克兰加强军力。
俄罗斯或成为乌克兰危机最终赢家
西方媒体则普遍认为，俄罗斯是这一协议的赢家，而如果说有和平也只能算是“耻辱的和平”。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无疑也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他几次在国会否认乌克兰已经同意给予东部地区以自治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经典的战争边缘游戏中，不管谁是赢家，双方都不会愿意真的将危机升级为一场全面的战争。乌克兰冲突双方实际上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乌克兰政府军很难攻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东部民间武装也很难再扩大自己的占领范围。这也是为什么普京表示绝不会出现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这样一场灾难的原因。尽管俄罗斯有绝对的力量优势，但真的开始这样一场战争只会将普京个人和国家都拖入深渊之中。其实，不管是哪一方都明白，俄罗斯可以暗地里以各种形式援助乌克兰东部的非政府武装，但它不可能正式挑起一场战争。这样做，就意味着西方世界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回旋余地，奥巴马即便不想“做蠢事”也可能不得不做。因此，俄罗斯方面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实际利益——更具体地说就是使乌克兰东部获得高度自治，但并不并入俄罗斯。俄罗斯可以借此继续深度介入和操控乌克兰的内部政治，但并不需要获得这一领土以增加自己的经济负担。而对于美国、法国和德国等重要大国来说，只要乌克兰东部没有直接独立出去，那么他们就可以避免和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冲突。因此，西方世界和俄罗斯在新的明斯克协议中找到共同点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受到直接损害的可能还是乌克兰。
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上的顾虑
但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西方国家已经如此缺乏勇气来实质性地介入乌克兰危机，以至于在自己具有明显的战略优势、情势并不复杂的情况下捉襟见肘？是否如麦凯恩等人所指的，只是因为奥巴马这样的领导人的“幼稚”、“软弱无能”？事实上，西方一些媒体已经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英国《电讯报》首席驻外记者科林·弗里曼就抱怨说西方国家在面对一个大秀肌肉的普京时，实在是太“文明”了。这不禁让人想起美国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法国和德国等“老欧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化”的指责。以“后现代”自许的欧洲国家是否过度“文明”而丧失了进入战争的勇气？在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政策面前，占据道德高姿态的美国和欧洲似乎没有还手之力——这么说也可能有失偏颇，经济制裁的确已经发挥了作用、严重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经济。但正如许多观察家所看到的，经济上的压力并不会改变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上的政策。不管各方接下来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走向取决于大国政治——这在2015年2月的明斯克协议中表现得很明显，那么乌克兰危机中的大国政治集中地表现出了哪些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或许已经可以下一个结论，即美国单极力量优势下并没有自动实现所谓的“霸权稳定”。这的确源于奥巴马政府缺乏小布什政府那样强势领导全球事务的勇气和决心，也源于其个人对于国际关系的战略判断。奥巴马本人优柔寡断、害怕承担责任和风险，这在他处理叙利亚问题时表现得很清楚。但奥巴马本人将其辩护为“不做蠢事”的优点。奥巴马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得比欧洲国家强硬，并不是他本人真的愿意如此，而是出于国内的巨大压力。正因为此，我们才看到美国对乌克兰政府的帮助大多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程度。美国去年答应的1.2亿美元对乌克兰非致命性武器的援助迄今只到位一半，2014年12月的《乌克兰自由支持法案》承诺的3.5亿美元军事援助迄今也未拨付。如果美国这样唯一有能力正面和俄罗斯抗衡的霸权国家都不敢在正面对撞中抛头露面，那就不可能指望其他国家会愿意去这么做。还必须注意到的是，即便出现了乌克兰危机这样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大变动，奥巴马仍然一厢情愿地推动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把中国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主要对手。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奥巴马的精力和削弱了他对抗俄罗斯的勇气。其结果是，在美俄关系跌到谷底的同时，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也是跌宕起伏，反而不如小布什时期的中美关系。
其次，国家利益而不是某种普遍道义仍然是主导大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主要动力。对于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显然“过度文明”并不是对它们在乌克兰危机中“坚定求和”政策的充分解释；和美国相比，它们在国家利益方面受到俄罗斯更大的影响，同时也不愿意为自己的安全承担足够的责任和开销。欧盟一直不愿意给俄罗斯关键部门以美国式的制裁，原因是欧洲许多国家都依赖于俄罗斯出口的能源。普京曾十分高调地说，没有俄罗斯的资源，欧洲就难以生存。德国40%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俄罗斯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英国为首的一派欧盟国家支持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另一派欧洲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反复提到对俄罗斯的制裁如何影响到了他们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出口，损失有多大。法国和德国积极为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奔走，也就可以理解了。和平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仅仅因为减少了平民的伤亡，更是因为关切欧洲一些国家的切身利益。看清楚这一点并不难——在新明斯克协议中克里米亚完全被忽略了；（中西部）乌克兰人对新明斯克协议和欧盟的评价不高也是一个例子。
最后，对于经济制裁、外交制裁等非军事手段在大国政治中的作用需要认真地再评估。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制裁的手段主要是对中小国家作用比较大，但在大国政治中作用有限。奥巴马本人坚持认为他的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是明智的方法，既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对抗，又实质性地影响到了俄罗斯的国内经济。虽然经济制裁没有带来政治效果，但的确应该进一步提升对于经济制裁等非军事手段有效性的认识，而且从长远来看，经济制裁可能会产生政治效果。人们肯定会问，当俄罗斯的经济停滞、财政吃紧时，普京政府又能如何继续维持现有的民生和福利开支，以赢得俄罗斯民众对他的支持？
（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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