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陈伯达学派”和指鹿为马的马克思主义
主题：“后陈伯达学派”与指鹿为马的马克思主义
主讲人：老田
时间：2008年11月16日星期日下午2：30
地点：书社（海淀区苏州街18号院1号楼长远天地C座1单元901室，电话：010-6276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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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陈伯达学派”的提法原因有二：一是陈伯达是我党少数几个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研究的同志。二是陈伯达曾经在八大决议上加上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著名论断。这句话在八十年代后获得了崇高地位。原因在于这句话背后蕴含了“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什么”的重要问题。而这，是一个笼罩性的覆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问题。虽然这句话本身不直接和马克思主义相关，但它后来被作为一个核心来理解再现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发展生产力”。
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怎么看的问题，是思考和解决社会主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应该在什么地方实现它的进步和突破的前提。在公有制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重要的压倒一切的社会关系，那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也就是政党和普通民众的关系。社会制度的核心和变革方向就在这里。这个判断就导致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而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正是这样。这个判断必然导致“谁是这个社会变革的阻力，谁是变革的动力”问题的提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回答。
1959年毛泽东在评价赫鲁晓夫访美的时候，认为赫已经完全变修。跟大多数人认为的这是由于“赫鲁晓夫个人道德品质的败坏，意志的不坚定，认识的错误和选择的迁移”所不同的是，毛认为苏联之所以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因为苏联的社会基础已经变了。苏联出现了一个和多数人利益不同的高薪阶层，而且这个高薪阶层对内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简而言之就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那么既然苏联出了一个高薪阶层，并且这个高薪阶层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这一切会不会也发生在中国呢？如果出现，会是哪一部分人变成中国的高薪阶层？根据当时的社会结构来看，高薪阶层只能产生于那些掌握社会意识形态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掌握行政权力的党政高级干部中，就是说这些人以后是极有可能变修的。
毛泽东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曾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样，它就已经超过了当初马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未来社会做出的展望，它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建成以后，在内部结构中人民和管理者中间出现重大问题以后提出的新概念。这个也构成马克思主义。
既然有这么一个判断，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整个上层都是不得意的。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和此前一系列群众运动在我国社会上层那里也肯定是不受欢迎的。那么反过来把整个社会的任务定为发展生产力的话，显然符合这些人的需要。既然要发展生产力，技术就很重要，知识分子的待遇就应该提高。这样当然就符合上层的利益。
当要解释这个剧烈社会变革合理性的工具很难学会而现实又有迫切需要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不得不重新进行解释。从今天来看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毛泽东思想，变革的结果是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实事求是；另一个变革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发展生产力。因为政治人物说话有一个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于是他们找来找去，在八大决议里找出这么一句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既然这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毛泽东以那样一种方式搞社会主义就是不对的。毛泽东背离了八大的领导集体和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这样，他们在政治上就有合法性了。
根据事后邓力群和胡乔木的回忆，陈伯达说这句话的时候，只有康生一个人响应。毛，刘，周，朱，陈，邓没有任何一个人过目。在陈伯达晚年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后，跟他儿子有这样一个说法。他当时在八大政治决议的报告中把这句话加上以后，已经是早上了，没有时间给毛主席看。但后来在讨论中，毛泽东确实是当场表示反对。我们补充这些，是想说明陈伯达的这些话能够在后来扩展成那样，跟当时的历史背景完全没有关系，而是满足了后来这些人的需要而已。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统治集团或者一个政党，当它以科层化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后，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处在社会高层和底层的人，利益是不一致的。高层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跟整个大众的目标相反。这个东西在西方表现得也相当明显。布林顿提出一个概念，就是热月反动的一个规律：“革命之后必然有一个对统治阶级和强势集团的一个妥协，革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一个反动的东西”。后来也有人把这个用到对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分析中。
如果说中共跟苏共有什么不同的话，中共的反动是分几步完成的：第一步是“反右扩大化”，反右扩大化实际是整个官僚阶层和共产党的干部群体对提意见群众的报复和打击。是要在这个管理系统内消除批评的声音，消除对他们既得利益和地位的威胁；第二次是文革初期的五十天；第三次就是76年以后，对整个造反派和支持毛泽东的那些老干部的系统的清算。从76年抓捕四人帮一直到84年的清理三种人运动。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经过这三次反动以后就基本走入常规了。
在共运史上，把马克思主义进行资产阶级决定论这种解释也不是第一次了。在第二国际，也就是米歇尔说的“寡头统治铁律”起作用的时候，第二国际就在竭力的宣扬经济决定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这个东西。他们不认为苏联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应用来分析他们自己的社会，而是变成肯定他们社会里的一些权力，一些地位和社会结构合理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就变成了彻底的经济决定论。
但仅仅是这样的话，还不能反映“后陈伯达学派”的最新成就。因为生产力决定论还是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后陈伯达学派”的一个最新进步是在生产力前面加上“发展”两个字。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发展生产力比生产力标准要涵盖的范围广得多。那到最后就变成了“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效益优先就是资本积累优先。后陈伯达学派发展到最后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可以把资本的积累作为最优先的一种跟发展生产力等同起来，然后通过发展生产力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生产力决定论，从而跟马克思等同起来。既然可以这样等同马克思，那么就可以把马克思作为批判毛泽东的一个手段来应用，既然把毛泽东批倒了，那么毛泽东搞的这些就是错误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调整过程就是非常有道理的。
经过这四步以后，马克思就开始开口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辩护。那么这样一个东西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来以前我们也不敢说，但现在他们自己说要放弃这个东西了。一个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说，我们要放弃这种指鹿为马的马克思主义，既然他们要放弃了，那么我们在这里说也就无关政治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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