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汇率改革(以下简称汇改),一言以蔽之,去固定联系汇率。
笔者是汇改的坚定支持者。此事做晚了。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不过,晚做总好过不做。
国人可能并不明白固定联系汇率的真实含义。所谓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就是一种将本币转换为外币兑换券的制度。中国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就是将人民币在特定时间中变成一种美元兑换券。而且,这是一种不完全自由兑换的兑换券。
此制度的本质是,通过将本币低估,并锁定在特定汇率水平,形成本币计价资产的溢价,从而吸引国际资本向中国流动。简单一点说,就是通过让渡一部分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从而增加投资、生产和就业。
应该说,这是中国在特定发展时期采取的权宜性策略。事实上,这种策略,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和发展空间。
然而,凡事都有极限。过犹不及。
联系汇率制度带来三大问题:
第一,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大规模流失。
第二,货币发行主权基本丧失。
第三,国际贸易失衡。
我们在享受联系汇率好处的同时,没有积极处理联系汇率的弊端。特别是,没有在最佳时机进行有效调整。以至于,联系汇率的弊端已经尾大不掉了,慢慢形成下一轮经济危机的动因。
德国经济学家西梅尔的著作《货币哲学》是值得中国管理层认真学习的。哲学的意义在于辩证地思考。货币是一种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价格尺度。所谓汇改,就是改变尺子本身的长度。当然,你也可以改变被衡量物的长度。按照西梅尔的逻辑,所谓的汇率改革,本质上是一次资产价格的重置。中国人习惯地称之为物价改革。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闯物价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目前汇改可能出现的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是,我们将“低估值”的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从而降低中国资产的溢价。
第二种结果是,我们迅速提高“低估值”中国资产的价格,从而降低中国资产的溢价。
第一种结果是外国人希望看到的。
第二种结果是地产发展商希望看到的。
毋庸赘言,这都是非常糟糕的结果。
西梅尔认为,货币问题如果试图依靠货币手段来解决,必然是无解的。中国正在陷入这个误区当中。解决货币问题的真正出路在于财政。
按照西梅尔的逻辑,正确的做法是,通过降低资本收益率,提高劳动收益率,来平衡资产的溢价。从而间接提高人民币估值。以稳定人民币汇率。以稳定业已形成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价格。实现双稳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权且将此种方法导致的结果,称之为第三种结果。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第三种结果应该是一种最佳的结果。
问题在于,降低资本收益率,提高劳动收益率,需要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系统工程。而且,由于涉及到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几乎相当于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改造”。这就需要政府拿出足够的道德勇气。当然,这也需要达成全民共识。
这第三种结果更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之所在。
政府要做的事情并不复杂。
增加针对资本利得的税赋;增加针对资产持有的税赋;增加针对资产转让的税赋。一句话,增加针对资本和资产的课税。同时,建立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福利保障卡,提供国民无差别生活、医疗、教育的基本保障。
除了上述制度性安排外,笔者还建议采取非常性措施:
一,在二零一二年之前,全国兴建三千个公民临时庇护中心(可容纳三百万人)。
二,在二零二零年之前,全国兴建足以容纳三亿人口的廉租屋。
如果,政府能够落实上述建议,将会直接降低资本收益率,间接提高劳动收益率。从而,改善人民币估值过低的现状,稳定人民币汇率。亦可以同时稳定资产价格。避免经济剧烈波动。
可能,很多人,其中包括管理层和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们,仍然无法理解资产价格与货币价格之间的关系。希望有关方面在认真阅读《货币哲学》之后,去越南考察一下越南盾。当你观察一种剧烈波动的货币,你就会发现资产价格与货币价格之间的关系。当然,你就比较容易理解财政转移支付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你就容易理解通过财政手段解决货币问题的奥妙。
中国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不是一个错误。中国取消联系汇率也不是一个错误。但是,将联系汇率当成中国经济问题形成的原因,一定是一个错误。我们可能被误导了。我们可能本末倒置了。联系汇率是一种稳定价格的机制,而决不是决定价格的依据。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很确定,有些人“住境”了。他们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无法自拔。或许,还有一些人也“住境”了,在特殊利益的陷阱中无法自拔。可能,多数人是被误导了。也可能,一部分人看明白了而不愿意改正。
我还很确定,我的建议很难真正实行。在当代中国,针对资本和资产进行课税,差不多是一件堪比登天的难事。那需要何等的胆识和魄力啊!
笔者最后再一次提醒管理层。汇改,不是简单的货币政策调整,这无疑是一次资产价格重置,也可以理解为闯价格关。就本质而言,这不可避免是一次剧烈的社会再分配。我们在一九八九年为闯价格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一次,希望悲剧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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