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在让利”与“让利于民”是两回事
看到强坛一篇帖子，题目是《收入分配改革，"让利于民"不是一句口号》。开篇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让利’——最近有媒体在报道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引用国家发改委官员的一句话来总结这一改革的核心思想。”但后面内容，全部是政府如何“让利于民”的内容。这篇帖子让贫道又警惕起来：精英们这些年来的基本把戏，就是将政府和中央任何精神都想办法扯到消除国有经济，减弱政府调控能力，以便给资本开路。这个帖子将“重点在于让利”改造成“让利于民”，就是这套把戏。
本来，帖子中说到“这位官员进一步阐述说，‘让利’包括政府对民众的让利，以及企业对职工的让利。”也就是让利并不只是“政府让利于民”，还包括“资本让利于劳”。但写着写着，就只有前面部分了。最终读者都以为所谓让利就是“让利于民”了。怎么利用中央精神给资本家站台，表演得淋漓尽致。
政府怎么让利于民？这个民究竟主要含义是谁？这里大有学问的。
首先，在西方经济学中，所谓政府让利于民，就是政府不要与资本家争利，不要与富人争利。所实施的措施，无非一是减少政府直接经营的部分，也就是减少国有经济，让给资本家，也就是我们说的“民间资本”。其次是减税，而由于西方都是采取累进税制，所谓减税，一般都是给资本和富人减税。小布什减税政策主要优惠了富人，这是所有人都看到的。也就是说，西方所谓让利于民，一般体现在政府让利给资本家和富人。
但是，西方并不是一直在“让利于民”。就国有经济来讲，西方国有经济有时候大，有时候小。高的时候30%左右，低的时候10%左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国有资本大幅降低。但这次经济危机后，国有资本又大幅上升。西方国家目前国有资本占金融资本已经超过一半，美国最大制造业通用公司最大股东是美国政府了。因此，西方也是一会儿“国退民进”，一会儿“国进民退”。当然这个“民”都是资本家而不是普通人——普通人没有资本。
就税收来讲，西方总体不是让利于民，而是“收利于民”。1890年，美国联邦政府税收占GDP比重只有0.2%，但100年后的1990年达到20%，增加100倍。西方国家在上世纪初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很低，10%都不到。但现在都在45-50%左右，尤其是经济危机以来，这个比重更高。那么这些被收对象主要是谁？也是资本家和富人。因为他们实施的是累进制税收，谁的收入高谁缴得多，谁的房子大谁缴得多。美国有一半人基本不交税或象征性地交税。
西方国家无论“让利于民”还是“收利于民”，这个“民”都是指资本家和富人，从来没有对着普通劳动者的。因为这个“利”不是别的，是“利润”。
对于一个政府来讲，国有经济比重高了还是低了，税收高了还是低了，根本与分配无关。国有经济比重高了，利润多了，可拿出来做福利保障的资金就多了。税收多了，尤其是从富人和资本那里收的税多了，拿出来做福利保障支出的资金也多了。只要政府自身支出，也就是雇员工资部分不因财政收入增长或下降波动，那么多出的钱是只能用以福利保障的。这在西方财政预算要严格通过议会决定有很大关系。
其实，中国所谓让利于民也是这个概念。以前盐铁国家经营，中国经济学家就说这叫与民争利。与那个民争利呢？实际就是老板们争利，这个“利”是“利润”。对于从事盐铁生产销售的普通劳动者，无所谓的事儿。拿老板的工资还是拿官府的工资，没啥差别。
因此，凡是主张“让利于民”的，都是为老板，为富人们说话的。
而“重点在于让利”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这里，政府让利的这个“利”，不该是利润，而是支出项目。也就是要减少政府运作成本，增加通过福利保障部分支出，让“全体公民”得到实惠。现代政府通过占有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功能是主要功能之一。西方国家政府支配了45-50%的财富再分配，北欧国家更高。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的基本功能和特征。我们学西方，让利资本的学得比西方还厉害，抑制资本调节收益方面基本不学。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而基尼系数远高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不搞社会主义也罢，连资本主义也不学，会好到哪里？
中国的情况几乎所有人都清楚。首先，每年创造的财富中，劳动者报酬从占GDP的52%下降到39%，资本收益从35%上升到46%。而美国的这个数字是劳动者报酬是57%，资本收益是37%。也就是说，首先的问题是一次分配中资本收益过高，劳动者报酬过低。那么需要让利的是谁呢？是资本。资本不让利，占15%分配的政府能有多大能力调节？因此，发改委官员说的“企业对职工的让利”显然是第一位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中国劳动者报酬提高三分之一恢复到占GDP的52%，资本收益减少22%，恢复到35%，贫富分化会大幅度减缓。而劳动者报酬增加的13个百分点，政府是拿不出来的，因为政府只有15个点。只能靠资本拿出10个点才行。连这账都不算，解决分配问题就是空谈。说难听点就是糊弄老百姓。
其次，我们会看到，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39%，而居民消费占支出法比重只有35%，少了4个百分点，哪里去了？储蓄了。谁储蓄了？主要是富裕阶层。也就是说，实际上真正普通劳动者分配的GDP连39%也不到，而是只有35%。拐回头看西方。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57%，而居民消费占70%，多了13个百分点。美国人储蓄少是真的，那也不能挣的少花得多吧？多出的13个百分点哪里来的？政府通过“与民争利”然后实施再分配来的。中国政府在一次分配中收入达到GDP的14-15%，美国不足10%。这块税收是经营环节上的税，对象是企业。但是，美国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财产税，美国政府实际税收要占GDP的35-40%。多出的近30个百分点哪里来的？主要从富人手里拿走的，因此是与民争利得来的。这些钱，政府拿出一部分用以全民福利，于是居民实际消费就多出13个百分点来。
这样看，政府现在不是要减税，而是要加税。主要加税就加在财产税或者叫房产税上。中国目前央地两块总收入，加上土地出让金等大约占GDP的25%，比世界平均值都低，比西方45-50%数几乎低一半。为什么会缺少一块？简单一算就知道了。主要少了房产税，其次是所得税征得不坚决，大量黑色收入征不到税，而且存在大量非税收入，也叫灰色收入。西方地方政府也是一大半是收来自房产，但他们是同存量房产收的。地方财政通常要占全部财政一半以上，因此西方财政中房产税是很大一块。如果开征房产税，严格所得税，减少出口退税（那叫“让利于美”），让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35%左右，增加部分全部用于福利保障。这样就给普通劳动者再增加10个百分点的分配。
一个13%，一个10%，总计23个百分点，居民所得和消费就可能从原来的35%上升到58-60%。而这个数值什么概念？无非于欧盟国家、日本等国家接近，略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因此，中国解决贫富差距的路子绝不是什么让利于民，让利于民只能扩大贫富差距。但中国解决贫富差距的路子也不是简单的“收利于民”，因为利收了，如果支出不加控制，腐败更严重，老百姓没得什么。因此，加强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和结算的审核，预算和结算列支要更加详细，并且透明公开。人大还要制定用于福利保障支出每年增加速度和份额要求，保障增加的税收用于民而不是官府。
至于怎么在一次分配环节上由资本让利于民，看来政府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发改委说的全部是政府。一次分配问题，发改委什么也做不了的，因为发改委不是立法机构。看到 刘国光老 先生最近的文章，觉得看起来空，其实并不空。因为刘老提出一次分配必须解决，这是党的大事。
一次分配怎么解决？提高最低工资？稍微提高点，老板们就跑了，这不，富士康要往河南迁厂了。再闹得紧些，干脆迁越南了。贫道真的看不出来一次分配政府有什么办法解决。
贫道倒是可以有些建议，但恐怕难以实行。就是人大立法决定：所有国有企业纯利润用于再生产的不超过30%，其余部分上缴财政用于福利保障支出。所有私企，纯利润用于再生产不超过30%，其余部分按劳6资4分配，也就是年终所有工人参与分红。所有外企也是这样，只是比例可以研究。
这种方案其实是谢涛他们提出的，是炎黄春秋们的意见。贫道只是加工得再严厉些罢了。贫道倒是另有想法，大致意见是从农村再次合作化做起，此前帖子说过，这里再说就太长了。
总的来说，大家看吧，主流们将利用贫富分化问题再一次掀起削弱国有经济，降低政府实施再分配的可能性的高潮，其基本旗帜将是“让利于民”。
贫道对这些精英们也真是佩服得紧，怎么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话题，无论形势好坏，他们都能将矛头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对准他们想对准的对象，将盾牌护住他们想保护的对象。有人还发明什么“右派大笨蛋定理”，恐怕有些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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