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撰文，认为崇尚自由市场令西方身陷危机。
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推入万劫不复。即使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全盛期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直到 2007年美国式去监管化资本主义也只是被后给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的最富有阶层带去了更多的物质享受。事实上，在这一意识形态长达30年的全盛期中，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年复一年地减少或是停滞不前。
此外，美国产出的增长在经济学上是不可持续的。太多的美国财富流入了太少的人的腰包，因此增长只能通过消费维持，而消费又只能通过越积越多的债务来融资。
我希望金融危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教育一下美国人(也包括其他国家的人)，让他们明白，我们需要增进公平、加强监管、促进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右翼经济学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其背后的推手无他，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耳。右翼经济学重振旗鼓将再次威胁全球经济至少是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因为右翼经济学思想在这些地区最为盛行。
在美国，右翼重振旗鼓其追随者显然是在试图否定数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定律正在威胁迫使国债违约。如果国会要求支出超过收入，那么就会产生赤字，而有赤字需要融资。但右翼并不是小心衡量每笔政府支出项目的收益和由此带来的增税融资成本，而是意欲采用大棒政策不允许国债增加，这将迫使支出限定在税收水平之下。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支出最重要如果不是支付国债利息的支出的话，那么违约就难免了。此外，目前由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导致的危机还在继续，远未结束，此时削减支出将不可避免地拉长衰退时间。
10年前，当经济处于繁荣期的时候，美国出现了大笔盈余，以至于国债有被根除之虞。但入不敷出的减税和战争、大衰退以及暴涨的医保成本(部分原因是乔治?布什政府做出的放任制药公司自由定价的承诺，为此不惜投入政府资金)很快就把巨额盈余变成了创出和平年代纪录的赤字。
为了解决美国赤字问题，人们立刻采取了如下药方：刺激经济，让美国重回工作轨道;停止无意义战争;控制军事和药品支出;还有增税(至少是对特别富裕阶层增税)。但右翼所想的并不是这些政策，而是对企业和富裕阶层进一步减税，同时削减投资和社会保障支出，这将把美国经济的未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还会破坏保存下来的社会契约。与此同时，美国金融部门还在竭力游说放松管制，以便让它们回到先前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的鲁莽行事模式。
但欧洲的形式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希腊和其他国家陷入危机时，欧洲人开出了老方一帖收紧财政和私有化，这样的措施只会令实施它们的国家积贫积弱。这一药方在东亚、拉美和其他地方均以失败告终，这回在欧洲也难逃失败命运。事实上，在爱尔兰、拉脱维亚和希腊，这一药方已经失败了。
遗憾的是，金融市场和右翼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将问题往后拉了一大把：他们相信，紧缩将带来信心，而信心又会带来增长。但紧缩根本就是有害于增长的，它将恶化政府的财政状况，至少不可能像紧缩的鼓吹者所描绘的那样带来大幅改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信心都会受到打击，而最终的结果将是下降螺旋。
我们真的需要在屡败屡战的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又一场高成本实验吗?不!但事实表明，我们可能得再忍受一次这样的实验。只要欧洲和美国任何一方没能回到稳健增长的康庄大道，对全球经济都是一种打击。而如果欧洲和美国均告失败，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就算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能够实现自我实现的增长也救不了世界。不幸的是，除非明智派胜出，否则世界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他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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