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金融机构官员来华求援

　　据《香港商报》27日报道，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行政总裁雷格林，将会在28日访问中国，讨论欧元区面临的经济挑战，以及欧债危机解决措施。

　　此前，欧盟领袖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表示，希望寻求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的支持，解决欧元区债务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7日表示，欢迎欧盟和欧元区峰会为应对危机达成的共识，支持欧盟采取积极举措应对当前危机，并愿一道为维护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做出努力。

　　有业内人士建议，中国可购买EFSF债券以提振市场信心。花旗银行财富管理部研究与投资分析主管邱思甥建议，中国可考虑购买EFSF债券，该债券或将被分成不同等级，中国政府可认购其中等级较高、风险较低的部分EFSF债券，虽然利率较低，但承担风险也较小，德法两国仍是最大风险承受者。另一方面，中国的这一做法将促进欧美市场的反弹，有助于平衡国际形势。澳新银行中国经济师周浩亦表示，中国出于政治诉求可考虑购买EFSF债券，但购买时候要注意该债券中的等级分别。

　　但路透社的文章指出，中国有可能会绕开EFSF，选择和欧洲各国单独启动救助谈判。文章引用分析人士的话称，与从欧盟层面入手相比，上述做法让中国在投资、进口、贸易和其他方面获得让步的难度更小；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国以分别同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达成协议的方式参与救助。

李韬葵：救助欧元区符合中国长远利益

　　中国人民银行经济学家李稻葵周四(10月27日)表示，帮助欧元区解决债务危机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但是不能挥霍了中国纳税人的钱。

　　李稻葵说："救助欧洲符合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和最终利益，因为欧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首要问题是中国政府如何说服老百姓接受此项建议。"

　　他说："中国人最不想看到的是挥霍国家财富，这些钱被西方称作是傻瓜资金。"

中国不该当购买“垃圾级”欧债的冤大头

　　——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

　　王羚

　　面对欧债危机，中国应当有何作为？中国资本走向欧洲乃至海外，又会遇到什么障碍和挑战？又应如何去应对？近日，通过《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日内瓦高层中国论坛上的访谈，以及随后的电子邮件交流，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给出了他的答案。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认为现在欧洲正处于欧债危机中，实体资产价格相对较低，是中国资本出手的时机，您怎么认为呢？欧债危机对于中国对欧投资到底意味着什么？

　　梁国勇：正常情况下，知名品牌、先进技术等中国公司亟须的战略资产，欧美企业一般不会拱手相让。但是，危机背景下，原先不可能卖的，现在卖了；原先只肯高价卖的，现在“打折”了，这是“时”。反观国内，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和相关金融支持不断完善，力度很大，这是“势”。

　　这种时势之下，机会显然存在。2008年以来，我所见竞争型行业中，中小企业的成功案例不少，但大公司大手笔并不多。时至今日，债务危机方兴未艾，投资机会仍然很多。欧债危机的扩散和恶化动摇了对欧洲经济的信心，其短期心理影响和长期实质影响的落差正意味着投资机会。

　　欧债危机对股票市场和公司估值的影响因国家和行业不同而差异很大，因此，并购机会存在与否，不可一概而论。操作层面的具体时机取决于危机持续时间及其影响程度。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面对机会，中国企业应切忌机会主义的投资行为，具体投资决策要服从于企业长远战略规划和特定阶段的战略重点。

　　也就是说，现在资产价格可能确实便宜一些，但你的投资行为不应该是因为价低而购买，而要看这个资产跟你的资产配置是否合适，是否能够对你的企业发展有提升价值。

　　日报：前一段时间国内出现中国要不要参与救助欧债危机以及如何参与的争论，在目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您如何来看待中国的角色定位？

　　梁国勇：我的观点可以概括为：面对道义层面的两难，追求操作层面的双赢。

　　目前情况下，美、欧、中等各大经济体之一出现重大问题，都可能使世界经济超越临界点，陷入长期衰退。因此，各国理应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这无论从道义还是功利的考量上，都是合理的。

　　但另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又决定，让中国出头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不符合国内民众的利益和诉求。相应地，中国的介入程度很难超越“口头支持”和“有限帮助”的限度。

　　那么，面对道义上的两难，是否就应该无所作为呢？在操作层面其实存在双赢的可能。

　　首先，在目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排除直接购买相关欧洲国家主权债的可能性。换言之，中国不应充当购买“垃圾级”国债的“冤大头”。其次，参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但也非上策。

　　较理想的是以适当的方式通过IMF介入援欧行动，稳定欧洲和世界经济的同时，力争中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有所提高——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而言，争取8%～10%的投票权并不过分，而增加部分理所当然地应来自欧洲。

　　最后，在排除直接购买相关欧洲国家主权债券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债务换资产”模式的可能，值得研究和探讨。

　　日报：现在中国对欧投资规模整体还不大，您认为中国企业对欧投资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应当怎样克服这些障碍？

　　梁国勇：在欧美实施并购，中国背景在很多情况下是宝贵的资产，比如政府支持、财力雄厚、本土市场巨大等，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成为某种“负债”。

　　首先，一些收购项目面临当地工会组织的反对，因为它们担心企业被中国公司收购后将大幅裁员，并将生产转移至母国。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在欧美收购会面临一些政治障碍,对特殊行业（能源、基础设施、高科技等）、国有企业和大型项目的影响明显。

　　就业和劳工问题始终是欧美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更是如此。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宜从新建项目入手，在投资目的地站稳脚跟后，再以当地分支机构为主体通过并购进一步发展。因为并购与新建投资不同，它本身并不直接创造就业，甚至可能对已有岗位带来威胁；而来自低收入国家的收购者更可能加重工会等有关利益集团的关切。

　　同时，中国企业应尽量本土化，在当地创造就业和价值，以减轻方方面面的顾虑和防范。诸如此类，均非一朝一夕之功，都要求企业家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时间经营。

　　日报：最近几年中国对外投资增加迅速，但是也有不少重大的失败。您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国勇：失败的原因有几方面：首先，企业自身实力不够。赴欧美投资，在主流跨国公司的家门口与其竞争，强大的竞争力是基础。没有足够的资源、知识和竞争优势，企业就难以克服这些挑战。实际上，仅仅置身海外的不利因素（liability of foreignness）就可能使一个项目或一家公司陷入困境。

　　其次，照搬国内运营模式，无法适应海外环境。中国企业在欧美面临的商业文化及运营环境与中国存在巨大差异，很多困难都与所谓“制度距离”（institutional distance）有关。

　　再次，激进、冒进的战略决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部分中国公司如华为和中兴通讯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从亚洲邻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入手，然后伺机切入发达国家市场，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国际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有公司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策略，在国际化早期即长驱直入欧美市场，因此有了联想和TCL遭受巨额亏损，不得不重整业务或人事的案例。

　　能源、矿产、冶金行业的“国家队”在海外买资源方面肩负重任，应加强协调，抱团出海，切忌同一项目自相残杀，抬高价格。

刘二飞：不赞成中国买欧债 现在买等于买白条儿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 杨可瞻 发自成都

　　“你批评我们，告诉我们该怎样做，烦人！你说讨厌欧元，不想加入欧元区，现在却要干涉我们的会议。”在周三的欧盟第二轮峰会上，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英国首相卡梅伦直言道。

　　这种公开吵架本身反映的是危机笼罩下的当前欧盟困境。所幸的是，在欧元区将要进入存亡的时刻，欧盟最终就解决债务危机达成了协议。

　　昨日（10月27日），欧元区首脑在经过近8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后，终于就希腊债务减记、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银行注资以及加强金融监管等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

　　在三大救市方案公布后，欧洲股市特别是银行股应声大涨。截至北京时间昨19时41分，泛欧600指数大涨2.8%，为8月4日以来新高。法国CAC40狂飙5.1%，英国富时100涨2.5%，仅德国小跌0.5%。银行股方面，法国巴黎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涨幅均超过14%，零售业巨头法国巴黎春天百货集团 （PPR）则大涨近6%。同期，欧元对美元报1.4021，涨幅0.9%。

　　减：银行业减记50%希腊国券

　　首先，欧盟与银行之间达成协议，允许对希腊债务减记50%。由此，希腊债务减记1000亿欧元左右。债券互换将在明年1月进行。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希腊目前债务合计3500亿欧元，其中有1450亿欧元不在减记范围内，余下2000亿被减记50%，相当于总债务减少28%，而非50%。

　　对希腊减记50%，意味着私人和银行承诺各自免去该国欠下的一半债务，这相当于对穷困潦倒的希腊进行“大赦”。德国总理默克尔称，由于希腊债务将减少1000亿欧元，故允许对其提供1000亿欧元新增贷款。到2020年，力争将希腊债务占GDP比重削减至120%。资料显示，2010年，希腊债务占GDP比为124.9%，高出第二名意大利逾8个百分点。据欧盟预测，该比重将在2013年见顶，达到186%。

　　根据峰会声明，私人部门参与对希腊债务可持续性非常重要。这样才能确保希腊债务占GDP比重在2020年降至120%。为此，私人持有者将通过参与自愿债券互换项目，对持有希腊债券减记50%。同时，欧元区成员国会提供300亿欧元贷款，官方则计划在2014年前再提供1000亿欧元，即合计1300亿欧元。这比7月时计划还多出210亿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