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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网（www.mshw.org）转载自国企新闻网（www.chinasoe.com.cn）
（注：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韩德强 10月21日在“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发表的演讲实录）
“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现场直播：
http://www.chinasoe.com.cn/2011_gq_forum/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韩德强
韩德强：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很高兴在这讲一讲国有企业与中国模式。我想从哪里讲起呢？我跟耿总多次接触，我感觉到他有一种焦虑症，就是被民间舆论给骂的，因为他办国企杂志，把撒给国企的气给撒给《国企》杂志了，国企被妖魔化，《国企》杂志也被妖魔化，但是妖魔国企的舆论哪里来的？我想恐怕就是来自核心地带，来自政策设计部门。为什么呢？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言论，实际上说国有企业从制度设计上，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缺乏效率，缺乏竞争力，国有企业从根本上就是产权不清晰，因此再改只能是叫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要从国营变为国有变为国资，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逻辑上说也就没有国有企业了，也就没有国营企业了，都变成国资，各自去获取利益，每个企业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负责社会责任，不承担宏观调控的义务。我感觉这个就是妖魔国企的根源所在，国企一肯定搞不好，假设搞好了那是垄断，假设不因为垄断，竞争性的国企搞好了怎么样，那是暂时的，总之国企就是搞不好。国企做出点成绩，他说你是垄断沾点光，如果有了点问题，他说你本来就是问题重重，这样我们形成一个围剿国企的舆论。这个舆论背后实际上是把市场给神圣化了，把私有制，把市场经济自由化给神圣化了，一方面相信市场可以自动配置资源，对资源配置不但要起基础性作用，现在看来还希望对市场配置起主导性作用，这样就形成市场的迷信，我这个人是属于对市场迷信比较敏感的人。我主张的体制实际上叫混合经济体制，这里头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既有民企，也有国企，谁要妖魔谁都不可以，国企或者公有企业去妖魔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说成十恶不赦的，这是过分，这种舆论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万恶之源。但是我们现在倒过来，国有企业公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个颠倒实在是太大了，混合经济体制思想也不是今天中国人的发明。如果要说起来的话，连西方的经济学家也承认混合经济体制的必要性，也知道现实的经济体制实际上都是混合经济体制，从美国到德国到法国到日本，哪一个国家真正有纯粹的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哪一个国家做得到？从来都没有做到过。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华尔街的游行，看到的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它造成了极度的两极分化，华尔街游行的口号就是1%对99%，美国的财富在这样一个比较高度市场化的社会里头，财富集中到了1%的人的口袋里头，制造了严重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按说今天这个时代跟三十年前不一样的是，实际上是西方世界在展示他们的破产，他们新自由主义理论遇到了破产，但是这种理论在国内仍然有市场。我也多次听朋友讲，咱们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要资产证券化，要上市化，甚至要整体上市化，这个逻辑实际上还是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子继续往前推进，但这个往前推进最后的结果恐怕也要出一场华尔街革命，在北京估计是复兴门那一带被占领，而不是去占领天安门广场。
这个结论要是出来，实际上就意味着1992年党中央所提出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成立，我在92年就感受到理论界的两种思潮，一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批人的解读，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过渡，最终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公有制，我感觉这两种都是走极端的。可能正常的状态，可取的状态它恰恰是允许国有和私有，公有和民用长期共存，和平共处。这种混合经济体制里面的比例都可以调，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根据我们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官员的道德水平、觉悟水平，你可以调整这个比例。但这两个成分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推到毛泽东时代，真的完全消灭市场了吗？没有，资本主义的尾巴也是割而不尽的，那时候是计划成分的高，而不能说是绝对的计划经济。混合经济体制有可能是作为目标模式出现的，这个才是叫中国模式。
我们今天有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但是政策制定部门有相当多的人不把中国模式放在眼里，就是中国模式非驴非马，要搞只有跟西方接轨，只有美国模式，只有西方模式。我是想讲一个历史故事，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通过搞混合经济体制，使得民富国强的有很多重要的历史可以提及，一个就是齐桓公手下的管仲，管仲为相，他完成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建立了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九个国营商业机构，包括粮食局、烟叶局，建立了九个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国有机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民间的私有和市场交易，靠这么一套混合经济体制，管仲使得齐国实现了民富国强，齐国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来汉武帝时期又有一个盐铁论，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管仲时期汉武帝时期都提出这么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体制，这种模式就是中国模式。为什么要重农，为什么要抑商？实际上商是最有社会活力的一个群体，但是他太有活力了，一不小心可能就把社会全部财富集中到少数商人手里，造成财富两极分化，造成流民遍地，所以商一方面是繁荣，一方面是发展，一方面是充满活力，另一方面是稀释社会财富的巨大力量，任何一个王朝必须要对商业扩张抑制。怎么抑制呢？在中国古代社会缺乏遍及全国的比如说工商局，比如说税务局，比较低成本的抑商措施就是对商人进行贬低，迫使赚了钱的商人要把财富转移一部分给社会，剥削的时候你也得仁慈一点地剥削，这样就维持可持续剥削，可持续发展，这实际上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有历史积淀的，是有长期的中国历史作为经验教训的借鉴来源，也是有我们二战以后的全球各个历史所证明的，所有国家当他顺利发展的时候，当他社会良性运行的时候，都有一套抑商的机制，都不可能是重商的。反过来1980年以后全球开始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开始放纵商人的力量，结果短短30年时间，全球变得高度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以后就是恐怖主义，而不单是利比亚出恐怖主义，伊拉克、伊朗出恐怖主义，阿富汗、印尼出恐怖主义，连挪威也是因这个全球化浪潮出恐怖主义。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对商人的力量不知道怎么摆布，一会儿贬低到地狱，一会儿抬高到天堂。按中国思想，两个极端都不会走，中国思想就需要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的一个组织，一个机构，恶与恶制衡这是西方思想，中国思想说不行，大恶会灭了小恶，弱肉会强食，表面上是利益制衡，实际上是利益失衡。这就是华尔街为什么是1%对99%的抗衡，美国有一套利益平衡机制，但是它失衡了。怎么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既发挥商人的创造力，但是又抑制商人的破坏力，这就必须走中国重农抑商的模式。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附：
“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
http://www.chinasoe.com.cn/news/soe/2011-10-21/12732.html
10月21日，由吉大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国企》杂志社联合主办，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协办的“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局副局长、中央党建领导小组秘书组副组长唐方裕，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乔莫•桑德拉姆（Jomo Sundaram），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宏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新城，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斌，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汤吉军等专家学者将发表演讲。
另外，论坛邀请了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和企业家，他们将就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国有企业与中国模式、国有企业与世界未来发展等核心议题与中国的学者和企业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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