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由美元势力主导、因欧元区财政统一的延宕，因而持续恶化的欧债危机可能已经见底。欧元区的未来走势也许会表明——2012年1月13日，标普对法国等9个欧元区国家信用等级的下调，将可能是一件充满喜剧色彩的事件，其不仅不可能导致“欧元区进入最艰难时期”，反而可能成为欧债危机彻底见底的标志。
欧债危机可能已不存在，如此论断也许过于大胆。但是，这样的论断，不仅适合“谷底即迎转机”的投资逻辑，1月13日美元和大宗商品的波动走势似乎也提供了相对客观的论证。
回顾持续2年多的欧债危机，标普对欧元区相关国家信用等级的4次关健性调降、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元汇率和大宗商品波动很具有参考意义。
首先，2009年12月16日，标普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降至BBB﹢，当日美元指数下跌0.58%、原油和铜分别上涨2.29%和1.78%，此次堪称拉开本轮欧债危机帷幕的调降，对于全球金融资本而言可谓突然，故而形成了瞬间恐慌，并造成美元和欧元齐跌、大宗商品近乎齐涨的错乱局面。
可是，上述“调降欧元区信用评级→美元迅即升值→大宗商品应声下跌”的连锁反应，在调降力度更大的2012年1月13日并不明显。当日，标普对包括法国在内的9个欧元区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同时下调，在当日部分媒体“欧元区进入最艰难时期”恐慌性言论下，当日美元仅仅升值0.79%（幅度远小于前两次）、原油仅下跌0.30%、而大多数金属指数却呈上涨趋势（铜涨幅更是高达1.15%）。
在此次标普对欧元区信用评级调降力度更大的时刻，美元及大宗商品却呈与前两次相悖（一定程度上）的走势，可能已经说明欧债危机见底。
与此次标普调降所引发金融市场相对反常的走势，相对显性说明欧债可能已无危机相比。更多的例证，却早已隐性对此说明：其一，一度高达7.87%高风险的意大利半年期国债收益率，早已回落至5%以下，2011年12月28日拍卖的90亿欧元意大利半年期国债，其收益率更是降至3.251%。其二，一直声称深度看空欧元的对冲基金教父索罗斯，早已在2011年11月上旬投入20亿美元巨资，接手曼氏金融所持有的意大利短期国债，至今已浮赢近2亿美元。
这是高明者的游戏，在由评级机构连续调降所造成的连续看空欧元的舆论中，以美元势力为主导的对冲基金，却在欧债危机濒临谷底前“预先半步设伏”，当然能够获得不菲的收益。
当然，对冲基金在唱空尾声中做多，并非完全依赖其阴谋式的感性思维，因为欧债危机结构性的反转条件已经相对形成。首先，欧债危机在IMF、欧盟和德法等国持续性的救助、以及债务国大幅收缩财政支出之下，其边际风险已经大幅降低，有关欧元区财政统一的议题亦已基本达成共识；其次，与美国、日本相比，欧元区的整体债务并不严重，美国和日本债务总额占比GDP已分别高达100%和185%，而当下欧元区仅为85%左右；再次，在美元力量持续阻击欧债长达两年之下，美元指数上升已高达近5%，全球金融资本大幅向美元回流，美国经济亦已相对复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阻击欧债反衬美元升值，不仅不适合美国增加外贸出口的需求，更可能导致全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从而祸及美国自身。
欧债可能已无危机。此时，如果仍然陷入由评级机构所主导的看空氛围中不能自拔，不仅可能错失阶段性“利好”的投资良机，更可能因看空的“羊群效应”而导致巨额的投资损失。
（注：本文仅代表观点）欧元区陷入恶性循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沃尔夫冈•明肖
人们刚兴奋了短短一周，周五就重新回到了现实。
在某种程度上，上周五的消息并非真的出人意料。法国评级被下调是预料之中的结果。私人投资者与希腊政府关于自愿参与债务减记的谈判破裂也在意料之中。一个从一开始就不现实的提议遭到了拒绝，我们不应假装对此感到意外。
然而这两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向我们表明了今年事态的可能演变途径。欧元区已陷入一个评级被下调、经济产出不断下降、债务日益上升、进而评级进一步被下调的恶性循环。衰退才刚刚开始。希腊目前很可能无法偿还大多数债务，甚至还可能不得不退出欧元区。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全球注意力将会立即集中到葡萄牙，接着会开始新一轮的降级循环。
欧洲火力不足的纾困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目前也可能被下调评级，因为它的评级依赖于其成员国的评级。EFSF的结构方式意味着，其有效贷款能力将因此下降。即便法国评级被下调是意料中之事，但欧元区成员国也没有为此准备“B计划”，只是制定了少数几个临时性的紧急方案。它们可能决定同时运营EFSF及其永久性的后续机制（即欧洲稳定机制(ESM)——译者注），也可能立即向后者提供所有资本配额。但在光景不好的年份里，这会导致国家预算出现缺口。
通过下调法国和奥地利、而非德国和荷兰的评级，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还成功影响了欧元区最终解体的经济地理预期。下调欧元区所有AAA级成员国的评级，在政治上会容易应对得多。德国目前成为欧元区唯一一个拥有AAA评级的大国。这一决定将让德国更难接受欧元区债券。法德之间的评级差距将让两国关系更加不平衡。
上周五消息引起的本能反应还提醒人们，危机及其解决方案是在两个平行宇宙中发生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认为欧盟现在应迅速签订财政协定的言论，就是这种脱节的典型例子。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德国人都用财政纪律来应对。这种危机应对措施未能认识到私人部门在欧元区内部失衡中的重要角色。签署财政协协议——欧盟政客们目前把这作为头号要务——充其量是一个与解决危机无关、还会分散注意力的举措。更有可能的是，它将强化趋势，让欧洲更容易走向我们曾在希腊见过的那种顺周期紧缩政策。我还预计，欧盟会在监管上针对评级机构实施一些报复措施。无论合理与否，这也是在转移注意力。
不久前我说过，去年12月的欧盟峰会是全面重启体系的最后机会。当时，人们本可以设想达成一份全面协议，包括制定整个欧元区层面的共同预算、发行欧元区债券、推出解决欧元区内部失衡的政策体制，以及在此背景下实施严格的国家预算限制。默克尔及其在柏林和布鲁塞尔的追随者把去年12月8日至9日的峰会成果看做一个胜利，因为除了预算平衡之外，峰会没有就上述任何方案达成一致。
如今她已经得偿所愿，于是体系继续瓦解。恶性循环每转一圈，有效解决问题的财政和政治成本就会增加一些。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如今选民们和他们的代表们已经不愿意为修补体系支付日益高昂的成本。上周，执政党基民盟(CDU)的几位资深议员（我原以为他们是温和派）表示，希腊退出欧元区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人们的期望瞬息万变，对极端结局的容忍度也在不断变化。
同样，欧洲央行(ECB)大手笔的流动性刺激也解决不了问题。我无意低估这项决策的重要意义。欧洲央行阻止了一轮信贷紧缩，这值得称赞。重新向市场注入无限量的长期资金，甚至可能对银行参加国债拍卖的意愿产生轻微影响。幸运的话，此举有望帮助我们度过今年春季紧张的债务展期阶段。但是，注入大量流动性的举措，解决不了缺乏宏观经济调整这一根本问题。
即使是经济改革（出于其他原因，或许是必要的）也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欧洲的另一个错觉。当前，我们似乎认为：要有效地解决危机，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财政机构，这个机构必须具备在整个欧元区征税和配置资源的权力。这当然实现不了。
这就是上周评级下调事件的最终后果。我们已经错过了技术手段能够起作用的时机。所有工具都已经用光了。
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凯
英国《金融时报》正在就资本主义展开辩论，但真正辩论的主题是市场经济的未来。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但在他发表《资本论》(Das Kapital)之后，这个词开始用来描述让工业革命变得可能的企业组织体系。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企业组织体系对经济格局至关重要。德国的维尔纳•西门子(Werner Siemens)、美国的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以及英国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的继承人们，他们或独自、或者和一小群经营合伙人一起建造工厂，并拥有这些工厂及其中机械设备的所有权，而他们雇佣的劳动者则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工人阶级。
尽管如今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这块招牌只会告诉你正在打交道的公司名称，但在当时，你看到“阿克赖特纺织厂”(Arkwright’s Mill)的招牌就会知道，这是理查德爵士的工厂。任何一个路过该厂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企业领导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源自他们对资本的所有权，以及这种所有权所赋予他们的对生产和交换工具的控制权。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在经济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然而资本主义这一由19世纪企业批评者创造的术语，却一直被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沿用着，尽管工业格局已今非昔比。马克思时代通过的法律允许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建立，这让建立极为分散的股权所有制成为可能。这种组织形式直至19世纪末才流行开，但随后便迅速扩展。到20世纪30年代，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撰文探讨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与此同时，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也证明了，一群职业经理人是如何对大型多元化企业实施有效控制的。
因此与阿克赖特和洛克菲勒相比，如今的企业领导人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现代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源于自己在企业中的职位，而不是资本所有权。他们获得这些职位靠的是自己的组织政治技巧，与以往主教和将军们在教会或军队中升迁的方式类似。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是企业组织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那么下半叶就是企业成功要素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原材料价值只是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实物资产价值只是大多数现代企业价值的一小部分。如今企业的核心资源不是其大楼和机器，而是其竞争优势——组织体系、在供应商和客户当中的声誉以及创新能力。无论从哪种相关意义上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这些优势。
本文大部分读者都是坐在一幢写字楼里、对着一张电脑桌的白领。他或她或许不知道这些物品的所有者是谁。很可能的情况是，每件物品的所有者都不同——养老基金、房地产企业或租赁公司——没有一个是他们的雇主。
人们之所以不知道他们劳动工具的所有人是谁，是因为答案并不重要。如果你的老板欺压你、盘剥你或者占用你的剩余价值，那也与资本所有权没有什么关系。尽管生产和交换工具的控制权对于企业组织和社会权力结构至关重要，但它们的所有权却无关紧要。
混乱的语言导致了混乱的思想。如果继续使用19世纪的术语“资本主义”来描述如今已变得面目全非的经济体系，我们很容易会误解市场经济的力量源泉，以及资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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