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印度）的高官向路透表示，金砖五国会议讨论了下届世界银行行长的甄选流程，强调应该对所有国家开放，拒绝这一职位自动美国人担任的传统。

问及是否新兴经济体会推举自己的候选人时，这位官员回答

这当然是我们会讨论的。

该官员还透露，联合国的世行行长提名人选还没有公布周知。

现任世行行长佐利克同日接受采访时称

我希望美国感到对国际系统的责任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有一个合适的美国人选，我认为对联合国与世界银行都是好事。

Grantham：这不是为股票欢呼的时候

• 投资

2012年02月25日 21:06　　　

文 / 若离

全球资产管理公司GMO创始人Jeremy Grantham最新出炉的季度公开信号称“迄今为止最长的季度公开信”。

信中他认为标普500被高估，非美国地区股票和美国高质量股票的平均回报之略高于正常水平，只是比过去20年的高估程度要好。但股票是长期内的有效对冲工具。

在公开信的“第三部分：新年投资观察”中，Grantham谈到对股票的看法

全球大部分股市都离公允价值很近。只有标普500实质上被高估，我们预计7年间实际回报约为1%，因为标普高质量的季度有5.5%的实际公允回报，标普有75%的情形为少许负回报。1月全球其他地区股市平均实际回报接近7%。

所以，非美国地区的股票和美国高质量股票的合计平均回报略高于正常水平（正常实际水平约为6.1%）。这实在不是欢呼的时候，但和过去20年典型的高估情况相比，这不算坏。

不过，Grantham认为，股票可以很好地对冲通胀。他这样写道

要记住，股票是被低估的通胀对冲工具。绩优的企业有实际的资产，雇用真实的员工，有时甚至生产实际产品，即使是小东西也融入了好创意（比如一部iPad），或者服务就是一种产品。

在不同的年月、不同的地方，股票都经历了多次考验，证明它们是非常有效的对冲工具。

短期内，地下的石油矿藏和铜矿产、森林和农田当然也不错，很可能比整体股票好得多。黄金可能也好。

但要将股票用作通胀对冲，就必须有多年的打算：短期来看，通胀上升可能严重伤害股票。通胀通常是有力的负行为输入。

投资者痛恨通胀高涨，因为通胀急剧提高了不确定性。很快地，收益总会赶上步伐，多年通胀高涨以后，最终整个市值与GDP百分比会处于正常范围，而常规的债券会大受影响。

下图可见美国股票（红色）、30年期债券（蓝色）和黄金（黄色）的5年年化回报和这期间的年化通胀

阿根廷，请别骗我

• 时政

2012年02月25日 18:47　　　

文 / xiaopi

经济学人宣布停止公布阿根廷通胀数据：

想象一下没有统计数据的世界。政府将在黑暗中摸索，投资者将浪费金钱，选民们将会让他们的政治领袖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何《经济学人》每周公布超过1000个类似产出，价格和就业的各国数据的原因。我们不能确定是否这些数据都有价值。各国的统计局在技术能力和应对政治压力方面大相径庭。例如，中国的数字不可靠；希腊低报其赤字，带来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但总体来说，政府统计数据的信誉较好。

如今有一个显眼的例外。自2007年起，阿根廷政府公布的通胀数据几乎没人相信。这些数据显示价格每年上升5%-11%。独立经济学家，各省统计办公室以及通胀预期调查数据都显示通胀比例超过官方数字2倍以上。政府通常依据这一通胀数字确定工会薪金涨幅。

这看起来是处于避免坏消息的愿望，这个国家有着恶性通胀的历史，而这一愿望也导致INDEC这个曾经是拉丁每周最好的统计机关的堕落。这家机构的屋子里如今到处贴着支持总统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的海报。独立的员工被自称“Cristinistas”的员工所代替。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滥用职权的显著案例，阿根廷的独立经济学家被迫放弃公布自己的通胀预测，因为政府用罚款和起诉的威胁。错误的指数已经欺骗了通胀相关债权投资者数以十亿美元计的金钱。

我们看不到事态快速恢复常态的迹象。领导攻击INDEC的商务秘书Guillermo Moreno仍然是总统最亲密的顾问之一。IMF已经“注意到”阿根廷未能履行义务提交可靠数据，并提出建议和设定最后期限要求后者改进。然而，当阿根廷选择忽视这一建议时，IMF却只是紧握着双手，哀叹“缺乏进展”，并且软弱的设定了新的最后期限。

在2010你那，我们在自己的统计表格里加上了警告附注。从本周起，我们已经决定完全弃用INDEC的数据。我们厌倦了成为欺骗选民和投资者的帮凶。

。。。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很快再使用阿根廷官方CPI数字。这需要INDEC由不被妨碍的独立统计师来运作。只有到那个时候，读者才能获取更准确的已经发生的真实情况的描述，而不是官方的假货。

哈佛经济学家：应让希腊暂时退出欧元区 德国已是全球化的赢家

• 经济

2012年02月25日 18:33　　　

文 / 若离

2001-2003年间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的哈佛经济学家Kenneth Rogoff认为，即使严行紧缩，希腊也难以留在欧元区，为此应让希腊暂时退出，重启德拉马克，恢复了社会经济水平后再回归。如果没有政治联盟，欧元债券和财政联盟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德国靠高品质产品成为全球化赢家，南欧国家应降低工资，提高产品质量。

Rogoff接受《明镜》采访的主要观点有：

1、即使希腊严厉紧缩，希腊也很难留在欧元区。希腊连续第五年衰退，要摆脱经济停滞，国民工资必须减半，但这在政治上不可行。

2、不能断定希腊危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希腊的问题不是普通的衰退，而是全面的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崩溃比一般经济下滑严重得多，通常都要更久才能恢复。

3、欧元区国家应该授权希腊暂时离开欧元区，同时保留欧元区成员的资格，保证希腊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然后希腊发行德拉马克货币，比欧元价值低得多的德拉马克会让希腊拥有出口和旅游竞争优势。一旦希腊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就可以回到欧元区。

4、如果希腊暂时退出欧元区，市场会要求回答两个问题：①哪些国家应该绝对保留欧元？②欧洲准备为此付出多少代价？问题就是欧洲国家一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5、欧元对德法这样的国家是合理的风险，但对所有的南欧国家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大多数南欧国家没有在经济方面做好起用欧元的准备。

6、欧洲国家要么彻底让欧元区崩溃，要么由核心成员把欧元区转变为真正的政治联盟。没有中央政府，财政联盟根本不够。

7、欧洲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欧洲联盟可能因为这次危机的动力提前到来。

8、在目前的情况下，欧元债券绝对是错的解决方法。政治联盟建立以后，欧元债券才有意义。

9、南欧国家不能指责德国出口太多。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他们的工资增长太高，却声称较简单的产品，失去了竞争力。如果没有重大的经济改革，这些国家就不可能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而德国创新的工业生产高品质产品，满足新兴经济体的需求，所以成为了全球化过程的赢家。

10、不应该让德国增加工资。只有让南欧国家大量投资教育，生产更高品质的商品，同时他们得降低工资，保持与金砖国家的竞争水平。

11、如要保证现在所有成员都在欧元区，德国要继续负担越来越多的别国债务，最终会连累到自身经济增长放缓，南欧国家经济增长会长期停滞。

希腊CDS的拍卖能公平吗？

• 经济

2012年02月25日 19:51　　　

文 / xiaopi

希腊正式发布PSI互换文件，其中明确集体行动条款CAC将引入PSI互换，这意味着CDS可能被触发

举个例子解释希腊的CDS吧：

假设你拥有一套非常棒的Bose音响。它实在太棒了以至于你为他投了10000元的保险。不幸的是，在春节的时候，你邀请全家过来，你最可爱的侄子侄女毁了你的音响，使他的价值跌倒了2500元。如今它甚至不能完整的放CDs，音质完全就是垃圾。

在接到理赔电话后，保险公司解释道他们非常乐意就你心爱的Bose的损失给予赔偿。多棒啊！

就在按计划将要获得音响贬值损失的金钱偿付的前一天，一些不速之客出现在你的门口，告诉你他们拥有法律授权要将你的Bose换成低端的Amstrad。在他们拖走Bose的时候，你只能低声缀泣。

第二天，保险公司的人来。他们通知你，新的Amstrad符合所有关于这个机型的规格。他们拒绝支付一分钱，因为这一机型并未贬值。除了大声的哭泣，你无可奈何。

好了，先收回你的眼泪，让我们回过来谈谈希腊。

对于希腊，PSI互换的达成是其获得第二轮救助的前提条件。投资者们将获得新的（英国法系下）发
行的债券。

由于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愿意接受互换，希腊法律因而将集体行动条款（CAC）写入希腊债券条款。

在CAC条款下，只要大部分债券持有者同意债券互换，将强迫所有人参加。

只有CAC实际使用时才会触发CDS，因为这一条款“强迫所有的投资者”。这一信用事件意味着将会
有一场拍卖以决定最终支付给CDS购买方的金额。

小规模（但非常重要）的希腊债券信用事件拍卖

在CDS市场，通常需要超过1周事件来安排一场拍卖。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时间甚至官方确认这一信用事件的发生。最终结果却是，当这场拍卖最终发生时，每个人手里却只有新的Amstrad。但为何这很重要呢？

事实上，拍卖运作的机制是少量的债券在大银行之间交易。这一少量交易决定了清算所有CDS合约所
需的现金支付量。

为了让拍卖显得“公平”，拍卖价格必须在减值债券的公平价格附近清算。比如已成垃圾的Bose-它
的面值是10000元，但一旦成了垃圾，它在淘宝上就只能卖2500元，及25%的面值。如果公平的话，
保险应该赔付7500元。

但问题是一些不速之客出现了，将坏了的Bose（原希腊债券）换成了全新的，但质量较差的
Amstrad(新希腊债券）。Amstrad由于是新的，在淘宝上可以接近原价卖出。如今，尽管新希腊债券
可能不会以接近原价交易-由于其极长的期限和希腊债务状况，但仍可能比原希腊债券价格高。

因此，如果新希腊债券在信用时间拍卖中出现，给予CDS购买方的赔偿将远少于其损失金额。

美股评论：二十年外包之祸

http://www.sina.com.cn年02月24日 23:16  新浪财经微博

　　　导读：美国工商理事会专家托尼尔森(Alan Tonelson)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外包是美国经济当前的重大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正是美国推行了二十年的错误的外贸政策，现在必须对贸易政策进行调整，才能将生产和就业机会拿回国内。

　　以下即托尼尔森的评论文章全文：

　　如果奥巴马总统真的希望将那些至关重要的，被外包到其他国家的生产和就业机会搬回美国国内，那么他就必须明白，仅仅他的制造业复兴计划中的税务优惠和其他的刺激还是远远不够的。

　　既没有预算支持的政府津贴，又没有税务或者社保成本的戏剧性下调，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内包”的目的的，因为，所谓外包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正是来自美国推行了二十年的错误的贸易政策。

　　总统先生在国情咨文当中提出的策略，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是颇有些道理的。美国的创新能力和生产力目前还是全球领先的。接近美国市场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竞争优势。相对于全球整体而言，美国人的薪资水平正在降低。再加上一些税务方面的好处，加上更好的员工教育……奥巴马最后的结论是，国内制造的整体成本完全可以和外包竞争，甚至还有一点优势，尤其是在那些劳动力成本很低的先进行业当中。

　　如果我们的外包主要是包到了德国和日本那样的第一世界国家，那么奥巴马的方法确实可以生效。和美国不同，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都为制造业提供补贴。这些国家的薪资水平不比美国低，而且监管还更加严格，更加强调保护环境，保证劳工和消费者的安全。

　　问题在于，我们的外包实际上是走向了中国那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那里的工资不仅仅是比美国低，而且是低了很多。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监管不仅仅是比美国宽松，甚至可以说不存在，或者至少是没有什么强迫力。至于税率，依然不仅仅是比美国低，而是事实上常常是免税。公司建立或者重建工厂，以及出口，都可以从当地政府那里得到好处。

　　在1990年代早期，那些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吸引世界级别的，巨大的跨国综合企业，其实只要再增加两个魅力点就足够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有足够多的和足够富有的消费者来购买新产品，这些收入很低的经济体常常没有能力吸纳的新产品；其次，让这些工厂有效运转的能力。

　　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都是在那时开始出现的，但是其提供者却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不错，这些政府通过采纳一些自由市场原则和升级教育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地位，但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其实还是来自华盛顿。

　　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为起点，一路走到了最终永久性削减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一系列新的贸易行动的最终结果就是，无论总统还是议会，都不可能阻止跨国企业将其海外工厂的新产品源源不断运回美国销售，哪怕是美国陷入衰退——就像我们现在所目睹的一样。

　　一旦确保了这些产品可以进入美国市场，跨国企业自己就可以向第三世界合作伙伴提供第二个要件了。第三世界的劳工、科学家和经理人成本低廉，而且可塑性很强，他们可以对其予以教育和训练，让他们知道如何生产出先进的工业品，就像他们可以生产出廉价和简单的消费品一样。换言之，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常常引以为荣的经济成长神话，很大程度上正是发端于企业的董事会。大家都知道，大多数技术都是由美国公司传过去的。

　　外包者可能会辩解说，无论他们生产的是什么，这些产品其实主要都是供应所在国的客户和消费者的，而不是主要针对美国。因此，他们在美国的工厂和工人，没有多少会因此而被替换掉。甚至情况还可能变得更加理想，因为他们在海外的新工厂将长期需要大量美国制造的设备和元件，因此实际上会推动美国产出增长，带动就业率上升。

　　可是今天，这些跨国公司的第三世界工厂实际上仍然是两眼盯着美国市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公司会使得全球贸易平衡发生改变，让我们从1990年代晚期的适度盈余走到了今天的巨额赤字。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贸易赤字要相当于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近两倍，而且增长速度，前者相当于后者的近六倍。换言之，正是外包导致了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转移，总统先生现在也多少认识到了这一点。

　　可是，奥巴马必须明白，是美国的贸易政策使得外包这一有害的实践成为了跨国公司几乎无法抗拒的选择。他们可以供应美国这样的第一世界国家市场，却不需要面对美国这样的第一世界国家相应的各方面的成本和监管，因为他们的工厂是在这些负担几乎都不存在的第三世界国家。更为糟糕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外包而获得了巨大的贸易盈余，他们可以用这些盈余来为新的，更先进的制造业提供补贴，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当地的整体成本。

　　由此可见，如果美国真的想要达到内包的目的，就必须想办法缩小成本的差距，这就要求增加预算用于津贴和税务优惠，同时对大宗进口更严格地监管。必须对那些最基本的政策错误进行矫正，正是这些错误成全了外包，使得海外的生产商能够和国内的对手竞争，尽管前者所提供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是美国国内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接受的。

　　二十年的外包历史已经造成了美国对进口的高度依赖，甚至那些先进的制成品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很可能需要以关税为手段，来消除外包的成本优势。此外，关税还必须是灵活机动，可以调节的，因为目标国家当然会做出反应，比如增加补贴和税务优惠之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保护主义的做法反而可能会保持，甚至强化美国的竞争，造就往往是国际贸易才会培育出的效率。对于制造业而言，他们将彼此竞争，以获得在内部供应美国市场的机会，就像1980年代，美国的贸易壁垒反而吸引了外国资金大量流入美国的汽车和钢铁行业。尽管制成品的价格肯定会上涨，但是美国人的工资也会上涨，因为廉价的海外供应链必然要被新的美国工人代替。

　　奥巴马总统是第一位意识到外包存在问题的总统，这是真的钦佩的。不过要解决问题，他首先需要检查美国的贸易政策，他必须想办法确保那些想要赚美国人钱的企业同时也必须在美国国内生产，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子衿)
【胡佛研究所文摘】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被反贴的标签

译者： 孤城落日 原： 小查尔斯·沃尔夫

奥巴马打着自由派旗号扩大政府，这在中国、俄罗斯甚至日本或许都近乎于一个笑话。那么美国在经济政策上自由与保守之争的渊源又是什么呢？

当今的民主共和两党仅有的一点明显共识就是使用“自由”和“保守”的标签分别来标榜政治上的左与右。在这些标签上的共识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因为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所抱有的经济政策恰恰是世界其他国家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对立面。

最鲜明的对比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是挣扎着由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了市场驱动的市场经济。但同样的例子也在日本和欧洲存在着。

在中国，最近大多数的改革措施都旨在限制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这被执政的共产党精英和媒体看作为“自由化”政策的结果，因此这些政策的拥护者都是顺理成章的“自由派”。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这个词同时有着批判和表扬双重含义。

自由化改革措施反映在私营企业的快速成长中，最近的数字说明中国超过55%的GDP都来自于私营企业，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攀升，因为经济成份中私有部分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国有部分。中国的自由化进程同时也反映在由于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而日益开放的国内市场，以及为了遵守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而逐渐对外国开放竞争的金融业和银行业。自由主义化还反映在私营企业主开始加入共产党，这表示了共产党越来越认可（尽管有时不情愿）他们的重要性。

支持国营企业并反对市场自由化的坚定保守派（有时叫做左派份子）对这些举措表达了激烈的反对。而最近在共产党拥有的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自由派改革者们被提醒“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走回头路”。

中国的党内最高领导层是由衷支持自由化政策还是迫于内外部压力而不得已为之，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001年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这使得资本家身份的企业主有资格成为党员，这个自由倾向的革新着实令人感到吃惊，因为这种声音发自那个曾被视为党内坚定的保守派之口。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最心仪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揣测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主席和温总理的倾向，他们是由衷支持自由主义政策呢还是迫于被要求改革更多的情况下而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作为缓和呢。当下正在党内进行的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弥合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关系并找出一个适度的改革时间表。

在俄罗斯也一样，激烈的争论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进行着，前者赞成普京政府扩大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在石油天然气、电信和其他关键领域的干预，而后者积极的反对这些，尽管有些徒劳。这些显得聒噪的自由派包括几位前叶利钦政权的高官，比如前总理伊格尔·盖达尔、前经济部部长叶夫根尼·亚辛，此外还有普京的前经济顾问，但现在失宠了的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

这场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造成经济相对高速增长的原因，俄罗斯自2006年起的平均增长率已经超过了6%，三倍于其他G8成员国的平均速度（虽然这些国家实际上更富裕）。俄罗斯自由派说这种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价格飙升那里捡了个便宜。他们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兰德公司调查的佐证，俄罗斯增长的40%来自能源价格上涨而非政府的政策。

自由派还说俄罗斯的增长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如果干涉主义的普京保守政权同时对国内和国外无差别充分放开市场以利于竞争的话，未来的增长还会更强劲。自由派同时批评说如果俄罗斯利用激增的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引进投资和进口消费品，现在国内经济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也将得到缓和。

简单的说，俄罗斯自由派希望政府减少干预和控制，而在这个问题上普京代表的保守派则正好相反。

                                    自由派力挺私有化

虽然自由-保守之争更多的出现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之中，但也同样出现在日本和欧洲这种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想想日本最近颁布的将日本邮政私有化的计划，日本邮政作为政府运营的储蓄和人寿保险体系，其超过3万亿美元的资产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介体系。自成立之日起，该体系就为政府所有并免于竞争的吸储者。将该体系私有化是前小泉政府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以至于这项改革需要依靠全民公决才能让小泉所在自民党内的反对派闭嘴。

反对这项改革的人被视为（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保守派，他们包括了日本有影响的大官僚们以及大量选民，这些选民长久以来将该体系当作安全可靠而且熟悉的储蓄系统。私有化的支持者包括大部分日本现代金融和商业组织，这部分人被当作了自由派，他们将这次改革视作解除市场监管的一个契机。小泉的继任者安倍晋三首相致力于日本邮政储蓄的私有化和其他“自由化”政策，比如缩减政府支出和向外国开放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市场。

总而言之，根据弗雷泽研究所（一个倾向于自由市场导向的加拿大智库）最近的研究，由于繁多的许可证、执照以及冗长的审批时间，在日本开展生意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在美国的两倍。在日本，痛恨这些的被视作自由派，而支持这样做的被视为保守派。

类似的标准和与之相应的标签同样普遍存在于欧盟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当然，历史上欧洲无论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集权保守主义的贡献都无可置疑。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强调自由市场、开放的国际贸易以及创业精神的益处，这些理论来自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英国的曼彻斯特学院运动、以及十八十九世纪法国以弗朗斯瓦·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和稍后奥地利人约瑟夫·熊彼得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的贡献。

另一方面，无论是直接拥有生产资料，还是间接作为私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欧洲人毋庸置疑也是国家控制经济理论的建立者。虽然卡尔·马克思和欧洲社会主义因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糟糕纪录而蒙羞，但福利国家的概念依然是“社会市场经济”（欧盟几个成员国青睐的一个词语）的核心部分，这已经成为了欧洲保守派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招牌。

这些历史逆流的一个例子就是欧盟积极的反对终结其传统农业政策，这一政策偏袒了欧洲的高消耗农民。“保守派”在这种偏袒政策和其他农业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上表现的要比支持取消这些的“自由派”更强大。结果就是，贸易“自由化”多哈回合的谈判要求欧美开放农产品市场，但欧美郭诺阻力过大，以至于谈判不得不中止。

现在正被成本和交货问题困扰着的欧洲商用飞机财团空中客车公司（欧洲航空防务及航天公司为其最重要所有者）提供了又一个与美国的现实相对照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对抗的例证。空客大部分股份所有者是法德两国政府，而这种所有制被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和他的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这样的“保守派” 所捍卫，同时也为“自由派”商人势力和媒体评论者所指责。

                                       美国，扭转的含义

为什么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含义被逆转了？这一切都要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说起，那时伴随着罗斯福总统治下的新政而来的是政府对经济权责的不断扩大。在他1937年的第二次就职演说时，罗斯福表达了他的信仰——“在解决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方面，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能力”。政府权责的扩大带来了充分就业、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公共教育、市场监管和环境保护，从而测试并进一步延伸了罗斯福所称赞的“与生俱来的能力”。

 “自由派”在罗斯福和民主党的带领下，成为了以社会公正之名行扩张政府之实的吹鼓手。“保守派”却接受了这张标签并成为了他们的对立面。这些标签的含义在美国已经完全反转，这也可以说是美国特殊性（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又一个完美例证，一种有美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状况。

本文发表在2007年第一期《梅肯研究院评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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