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萨米尔·阿明对中国经济发展基本判断的探讨
郑彪
萨米尔·阿明是跻身于当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行列的，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埃及)的经济学家之一，这在西方国家长期垄断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猖獗一时的条件下，尤其难能可贵。《不平等的发展》一书是他的代表作，在国际上“一直被认为是对依附理论的一大贡献”，该书的中译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发行，流传很广。1988年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中拒绝接受东亚正在“赶上”中心国家的说法，并提出一个“非常不同的结论：通过西方大国五大垄断的行动，全球化的价值法则产生了新型的两极分化，使得强大外围国家的工业居于从属地位”，他明确地指出：“中国如果进一步结合进国际分工的话，也逃不脱这种演化。”换言之，萨米尔·阿明早在1988年就断言，中国无法避免走发展中国家的依附道路。这种断言，在当时很有些“雷人”，也必然引起争议;二十三年以后，再来研究这个观点，仍然还会有争议，但已经不会那么“雷人”。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二年来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绝大部分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程度不同的明显改善，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复兴伟业已经起步，这是改革开放的主流，不容怀疑，更不容否定。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复杂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领域和部门也出现了某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依附经济倾向。这种倾向，应是可以克服的，但首先需要正视。
所谓依附经济，是指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主要由于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在世界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进而经济上处于被掠夺和剥削、政治上完全丧失或不同程度地丧失独立自主能力的一种经济形态。旧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是西方国家资本掠夺的原料产地、被剥削的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新中国成立以后，赶走了帝国主义，没收了外国资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中国在近代以来第一次有可能也有能力按照本国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新中国并非闭关锁国，在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中国虽然不是经互会成员，但实际上从20世纪50 年代初期就参与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国际分工，这也是对外开放。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苏联的大国主义作风，经互会的国际分工不够平等，但是毕竟同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不可同日而语，也与东欧剧变以后这些国家重新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悲惨处境不可同日而语(将经互会国际分工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国家经济拉美化的国际分工加以比较研究，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实际上，相对于经互会成员国，中苏之间的国际分工不仅是互惠的，而且一开始就是相对平等的，这在1949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就已经从与毛泽东的接触中意识到并明确表示的。这也是由于中国革命胜利是靠自己打出来的，这一点与大多数东欧国家有根本不同。新中国在苏联贷款的援助亦即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十六字方针指引下，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搞出了两弹一星，既不依附于苏联，更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和制度前提以及必要的经济基础。在1949-1978年短短三十年期间，中国人民在一个很低的半殖民地起点上，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和自身积累取得的这个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相比，其实也并不逊色的。新中国建立后的两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簇争相斗妍的美丽花朵，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新中国这棵万年青所绽放的一簇最新的花朵，但还不是最美的花朵，最新最美的花朵，还在前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国际分工和贸易遭到削弱，香港的窗口地位上升，中国既未闭关，也未锁国，但是在国际政治、外贸和外交上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197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转变和内政外交形势的明显好转，1972年终于又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1973年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国外共引进51.4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包括后来的追加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1.7米轧机和透平发动机、斯贝发电机等。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底陆续建成投产，正好赶上为改革开放添彩。这件事在极“左”条件下的影响很大，也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先于经济改革，有事实根据。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工作也是好戏连台：1971年10月 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以压倒性多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7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开始结束持续 20多年的对抗，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同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总计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1972年底两年零三个月中，还有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土耳其、伊朗、墨西哥、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41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 1949-1969年20年间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总和(47个国家)。
回顾1949-1978年这一段历史，是为了说明新中国非但没有闭关锁国，而且主要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过了一段虽不无艰难曲折，但无疑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也有其重要的成功经验、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地位，这一切不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成就的底气和基础所在，更是现实中克服经济领域某些依附经济倾向的历史依据和重要条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对外依存度一路攀升，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因此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历史上最深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济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一般在20%左右，中国则高达70%，以致多年前国内经济学界就在惊呼中国经济的“拉美化”倾向。何为拉美化?就是“依附”化，是一条通往贫弱而不是通往富强之路。片面的出口导向走向极端，就是自相残杀的价格内战，而在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价格“外战”(压价)中落败。更有一桩不足取，如国家安全部研究员江涌所指出的：“1992年中国匪夷所思地确立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在诸多领域诸多行业基本放弃了研发，改由同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通过开放国内市场来换取‘先进技术’。如此，中国便陷入了‘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和陷阱，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对外技术依赖。据中国科学院统计，中国数字设备进口依赖程度是：光纤设备100%，高端医疗设备95%，集成电路设备95%，石化设备85%，纺织设备80%。在中国的发明专利授权中，3/4为外国人所拥有;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关键技术的专利基本上被外企所垄断。(111)(江涌：《危险的不对称依赖》，《环球视野》第359期，转引自毛泽东旗帜网2011年3月29日)此外，2009年中国的机械和电子行业出口额占世界总量的60%，但其中近70%是由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企业完成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科技需求的50%依赖于外国，在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对外技术依赖分别高达70%和95%。(112)(数字来自中国报刊，转引自((美)大卫·佩纳：《21世纪社会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四个要点》，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 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国苏州)目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约占 0.03%，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此外，“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贴牌制造’，如今中国有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商品。”(113)(江涌：《危险的不对称依赖》，《环球视野》第359期，转引自毛泽东旗帜网2011年3月29日)据发改委公布的数字，我国现有28个产业中有21个为外资所控制;在技术上，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农业和农村的科技水平较低，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对外依存度高，科研实力不强，优秀拔尖人才匮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世界制造业每一个员工创造的增加值，中国为17913美元;日本为124397美元，为中国的 6.94倍;美国为183734美元，为中国的10.25倍。(114)(引自何伟文：《为什么中国不算世界经济强国》，《环球时报》2011年3月28 日)在制造业领域，由于我国实际上将自己定位为制造业大国，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销售六大环节为欧美国家掌控，我方没有定价权，致使绝大部分商品的利润为外资所有，在制造环节只能拿不到10%的利润。这种情况是中国制造业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地位的表现，作为其必然结果，就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员工的工资十年不变地被锁定。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9，远高于欧洲的0.24和日本的0.36，而高基尼系数与低人均收入的组合使得中国的社会风险急剧放大。在金融领域，我国长期持有美国债券已经达到一万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而且在金融风险充分暴露以后，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并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和重创各国经济之后，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数额仍在攀升，并在2009年创出新高。只是在各界舆论的强烈批评下，特别是在中央直接干预下，从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后，这一数字的绝对额才开始下降。这方面，包括中国持有的美国“两房债券”在内，已经遭受和正在遭受而且今后仍将要继续遭受的金融资产的损失巨大，触目惊心。令人深思的是，现在是在前一轮自由贸易中赚得钵满贯满的富国转向实行贸易保护，大打贸易战之时，而受尽剥削的穷国却高调坚持自由贸易。这里有难言之隐。富国赚足了钱，却发生经济衰退，竞争力下降，失业太多，贸易上需要“攘外安内”;穷国经济结构具有对外依附性，陷入越是出口越是穷，越是穷越要出口的怪圈，但是离开自由贸易又惟恐影响起码的生计和安定，所以两者面临的是不同性质的问题。马耀邦先生评论说：“中国之所以陷入这种困境，只能怪自己。因为一直以来，中国拥护全球化，过度依赖对外贸易，从而将自己置于全球生产链的底层。由于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丧失了保护农民以及对商品出口和分配实施国家垄断的能力;对于外国控制其电信、保险和银行业等一些敏感型行业，中国也失去了限制手段。而且，根据当前的贸易安排，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得不在悲惨的环境中劳作，拿着微薄的工资，生产出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消费品，给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这些消费品出口至美国，换来被称作美国国库券的纸片，这些纸片将永远不会得到兑现，最终将变得一文不值。在给予国内外资本平等待遇的旗号下，西方跨国公司加速了其控制中国经济所有部门的努力，从制造业和消费者市场到电信业，最后是金融业。”(115)((加)马耀邦著，林贤剑译：《国民生产总值与中国》，网2011年4月1日)这里说中国“陷入这种困境，只能怪自己”，事实上也确有值得检讨之处。近年来，美国迫使中国接受每半年进行一次(后改为一年一次)所谓经济战略对话，在2008年爆发金融海啸造成美国财政金融极为困难的背景下，2009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由希拉里国务卿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竟然包括了200多名高官，不仅对中国政府和各部门的日常工作造成巨大的干扰，更给外界一种经济扫荡的恶劣印象，因为多年来形成的惯例是每次中美博弈的结果都是以中国作出令美国满意的让步告终。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原本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却成为美国的内政，多年来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持续施压，粗暴无理地干涉中国内政，形成一道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景观，而且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可谓穷凶极恶，莫此为甚。江涌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代价也巨大，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经济对外依赖第一大国”，“由此使中国未来发展战略愈发处于被动”，“带给中国的事越来越多的不祥之兆”。(116)(江涌：《危险的不对称依赖》，《环球视野》第359期，转引自毛泽东旗帜网2011年3月29日)
从事实看，萨米尔·阿明早在1988年就断言，中国无法避免走发展中国家的依附道路，至少难以避免依附经济倾向，这话在当时虽是一种经验式的推理，却不无根据。其根据，理论上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包括国际分工的规律，实践上是根据拉美国家的经验。而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确实出现了拉美化倾向，证明阿明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的有效性。但是，从新中国62年的全部历史看，特别是从未来中国发展的长期趋势看，拉美化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那样的道路没有)，历史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不走弯路，改革开放以前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也是如此，这也符合唯物论的认识论规律。十七大报告说，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能一帆风顺，就包括会走弯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不在于完全避免走弯路，而在于中国有能力克服一度出现的经济拉美化或依附倾向，而走出独立自主和自主创新的正确道路。其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中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的地缘政治优势。
第一，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久经历史考验的成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的领导。在经受了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猛烈冲击和严峻考验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更加懂得“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更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实现中华复兴伟业的根本保证。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轮廓更加清晰。早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建国早期，中国已经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一成功的也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这也是对新中国早期成功建设经验包括计划经济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在经历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长期艰苦探索，特别是在经历了前三十年“左”的错误和改革开放以来右的思潮影响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07年十七大以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轮廓已经更加清晰。相形之下，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和影响虽然在一段时间里较为突出，但是毕竟由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演进，其影响已经式微。
第三，中国的最大地缘政治优势在于有13亿伟大的人民，有几千年历史引领东方并在20世纪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的伟大中华文明的支撑。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史，就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前赴后继地牺牲奋斗的光辉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欲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复兴伟业，也必须牢牢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中华复兴，归根结蒂意味着中华文明复兴。
所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受到国际大气候影响，在一些领域和部门产生某种依附经济倾向，既有其难以完全避免的主客观原因，也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假以时日，是可以克服和纠正的。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但是必须看到，当前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已经破产，资本主义已经走向崩溃，世界经济政治也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中国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盲目乐观固不足取，悲观失望也是没有道理的，为此继续付出一些代价也是难以避免的。
(本文系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第三章“当代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若干理论和实践分析”的第三节的一个目，该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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