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作为中共十八大报告的热门词汇正在从文字变为现实,十八大刚刚结束不久,就有多个省市声称自己“两三年内”就可完成收入倍增计划。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像黑龙江、贵州、甘肃等西部偏远地区,调门最高,纷纷表示已经或正在筹划制定本地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西部地区典型代表的甘肃省甚至已经在11月20日审议通过《甘肃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计划(2012-2016年)》,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以实现未来5年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各种消息表明,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倍增,“普遍在2015年前后即可完成”,反而是东部省份则受制于经济形势的走向。但这一切现实吗?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对此问题的解释是,这应该说是一个危险的趋势。
根据十八大报告,到2020年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重要文件首次将经济总量倍增与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同时提出。陈功指出,我虽然还没有看到各地制订出来的收入倍增计划,但我个人以为,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人均收入翻一番”,如果根据十八大报告的全文来理解和认识,这依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提法,这样的提法与西方国家所搞过的收入倍增计划,还是有明显差异的,不能用来简单比较。因为很显然的是,如果用西方国家收入倍增计划来认识和理解“人均收入翻一番”,那么有很多问题就是无法回避的。
首先,“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否考虑了通胀水平?如果没有考虑通胀水平,显然这个翻一番仅仅是收入提高,而并非是西方国家相关计划那样的“收入倍增”。因为只要通胀高企,那是怎么都能完成的,甚至也许用不了两三年。比如津巴布韦,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收入一个月就“倍增”了2000倍,这样的倍增有何意义?要知道,这可是我们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案例,并非是遥远的历史经验。
其次,西方国家的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单纯的涨工资。日本政府池田勇人内阁在1960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还包括充实社会资本、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为企业和个人收入减税等一系列的措施。最后,日本用了7年时间,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与之对比,我们如果要搞西方意义上的收入倍增,那可能搞不定的事情就多了去了,最后这个事情也就可能停留在概念上了。
第三,中国的通胀计算和统计非常繁杂,使得国民收入倍增也变得异常复杂。中国的GDP增长率各地的统计从来都与中央统计数字不一样,各地的累加从来不等于最后出来的国家GDP增长率。同样的问题也将发生在通货膨胀率上,人均收入是按照中央计算的通胀水平计算,还是按照各地的通胀水平?这个问题绝对没有想像的那样简单。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非常的戏剧化。
所以,总体看来,我个人认为,西方国家的收入倍增计划与中国的人均收入翻一番,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对于人均收入翻一番,还是应该实事求是,要克服急躁盲进,追求表面化的、概念化的东西。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角度来看,人均收入的翻一番,其实解读是简单的,就是通胀稳定的情况下,让老百姓的名义收入翻一番。像西部省份,与其谈论“翻一番”,还不如着力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我国现在的贫困人口依然有1亿多之众,而且西部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是赤贫人口集中的地方。这些问题不解决,“人均收入翻一番”势必将减色不少,与十八大的主基调也是相背离的。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理解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考虑,而这样的提法与西方国家的收入倍增计划也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些都是客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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