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暴露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组长张鸣称黑窑事件是一起“极个别的黑恶势力团伙犯罪”（«全国总工会：黑砖窑案是黑恶势力团伙犯罪刑事案» 2007年6月18日 中国新闻网）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告诉人们：在山西的运城和晋城一带，窑厂特别多，至少有1000家以上。因为山西人口少，用工紧张，很多窑厂主都在非法用工，从人贩子和黑中介手中买来窑工，变成“黑人”。
根据山西省公安厅统计的数据，“目前查处的小砖窑数量为1039座，而确切的数据仍在统计之中。”（见《无序竞争衍生山西砖窑黑工头》 2007年06月25日 光明网）
可见至少在山西，黑窑事件不是个案，而是广泛存在的现象。
其实，这类现象不仅存在于山西。仅被正式媒体揭出的就有：
北京房山砖厂包身工事件；
天津市大港区南抛砖厂强制劳动殴打工人事件；
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西姬砖厂奴工事件；河北定州砖窑包身工事件；
辽宁盘锦现代包身工事件；
哈尔滨康师傅包身工事件；
长春川王府包身工事件；
山东莱阳市谭格庄镇东吴家砖厂包身工事件；
河南女人贩每年贩卖上千名包身工事件；
上海日资景条针织公司包身工、童工事件；
浙江杭州江干区无证加工村工人待遇恶劣事件；
安徽省蒙城县一砖窑非法强制民工劳动事件；
湖南耒阳市锡里砖厂流浪汉包身工事件；湖南长沙望城县靖港镇复胜村多名青年被贩卖到沿海“黑工厂”事件；
福州市晋安区前屿村福州祥盛电脑机绣有限公司非法用工事件；
广东黑中介让外来工沦为包身工事件；广东惠州黑砖厂使用奴工的事件；广东东莞包身工事件；广东被公开谴责的20家血汗工厂；
耐克公司“包身工”事件；
成都市新都县大丰镇大丰涂料厂使用、虐待女童工事件；
云南昆明呈贡县马金铺乡灵坛村的一家砖厂奴工事件；
甘肃兰州范家坪包身工事件；
新疆乌鲁木齐砖厂强制劳动事件；新疆奇台县塔塔尔乡砖厂强迫劳动，打死工人事件；68个打工仔在新疆某农场采棉的“包身工”经历；
……
恕我无法一一列举。在百度上搜索“包身工”一词，能得到398,000条信息，搜索血汗工厂能得到776,000条，搜索“奴工”能得到1,040,000条。可见这类现象存在之广泛。
那这类现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2007年6月15日，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称，“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即已存在（«山西公安厅：黑砖窑问题上世纪90年代即存在»2007年06月16日齐鲁晚报）
1995年，珠海市南山工业区瑞进电子公司韩国女老板金珍仙命令120多名来自河南、四川、江西、湖南等地的打工者跪下。这一事件开始让沉溺于经济增长中的国人关注劳动者的生存现状与人格尊严。1998年湖南省石门县省人大代表陈建教，从山西榆次解救150名砖厂“包身工”，这是笔者所知最早的黑砖窑事件。
如此广泛存在的现象，显然不是偶然的，它背后的机理是什么？让我们沿主流经济学的思路观察一下。
4.2 为理性经济人算账
由于黏土实心砖毁坏耕地、浪费能源、污染环境，早在1999年建设部、国家经贸委、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建材局以建住房[1999]295号文联合发布了《关于在住宅建设中淘汰落后产品的通知》，明确规定
“自2000年6月1日起，各直辖市、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和人均占有耕地不足0.8亩的省的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逐步限时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限时截止期限为2003年6月30日”。
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再次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工作的意见》（发改环资[2004]249号），明令禁止使用黏土砖，推广空心砖、水渣砖等新型建筑材料。
然而，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的调查，制砖取土用地年租金为300元/亩，按年产1000万块标砖规模测算，生产一块实心黏土砖的原料成本仅为0.02103元。一般年产2000万块标砖规模的简易砖厂，所需投资不超过50万元，投产一年可净赚利润40万-60万元。与此相比，等规模的小砌块（空心砖）企业需要投资80万元，折算标砖成本为0.12元，黏土砖的成本仅为其17.5%。
于是黏土砖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山西土厚煤多，发展黏土砖得天独厚。于是，在别的地方禁止黏土砖时，山西的砖厂蓬勃发展。由于进入门槛低，制砖就像养猪，一但市场行情好，大家纷纷都上马；一旦市场饱和，大家就竞相压价抛售。结果制砖行业利润稀薄。在利润压力下，这个行业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业态”。
首先，建造违反政策的黏土砖厂既需要土地资源，又需要政治资源，以保障砖厂的运转。只有本地拥有官方背景的人能扮演这个角色，如此次大出风头的洪洞县三条沟村黑窑主，其父就是村支部书记、县两届人大代表。
山西的黏土砖售价在每块9分到1毛4分之间，由此计算每一万块砖售价在900到1400元之间。精细的专业分工使窑主不管生产，只是把生产承包给包工头，按照出砖的数量支付报酬，一般的价钱是1万块砖360-400元之间。可见售价的55.6%—74.3%，落入窑主的腰包。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窑主，自然追逐利润极大化。由于充当窑主需要特殊的政治资源，窑主与包工头之间不存在对等的“双向选择”关系，窑主有能力选择要价最低的包工头，于是包工头间竭力压价竞争。由此诞生了黑包工头。洪洞县三条沟村黑窑的包工头衡庭汉，要价低就到300元/万块。窑主所得分额之高可想而知。
包工头也是理性经济人，也要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实现自己的利润极大化。在300元/万块的价格水平上，根本不可能考虑给工人工资，连工人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无法满足。而这样的报酬/工作条件，根本不可能由“双向选择”找到“理性经济人”来当工人。于是就形成了寻觅并管理“非理性经济人”（对不起，杜撰了这个术语）的客观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提供并管理“非理性经济人”的行业应运而生。
有资格充当“非理性经济人”的有两类，其一是智障者，其二是未成年人。于是在北京、郑州、广州等外来民工聚集的地方形成了诱拐劳工的网络。例如河南至山西早有运输线，专门贩卖未成年人往山西从事苦力劳动。由于这些诱拐来的劳力并非“双向选择”的结果，剥夺他们的选择空间，使他们只能认命，就成了这个产业链运行的必要前提。于是监工、打手、狼狗就成了“理性经济人”的唯一选择，而猪狗食、牛马活、两手空空就成了劳工的宿命。黑包工头完全可用经济学理由为自己申辩：不这样做我就得赔本。
由此，我们看到山西黑砖窑事件背后高度的经济理性。现存经济体中，经济理性是地道的“普世价值”，不但存在于砖窑这样的“低素质”环节，也存在于IT这样的“高素质”领域。
富士康发生职工12次连续跳楼事件后，2011年08月02日，英国《金融时报》席佳琳北京报道：“富士康(Foxconn)董事长兼总裁郭台铭表示，这家全球营收最高的代工电子制造商计划在三年内在中国工厂大量采用机器人，使其在数量上赶上工人的人数。”
报道称：富士康“雇有100万名工人，但目前在生产线上只有1万台机器人。”“郭台铭表示，富士康集团明年将拥有至多30万机器人，到2013年将拥有100万机器人。”
这意味着郭台铭打算在两三年内用机器人替换几乎全部工人。
众所周知，作为全球最大的包工头，郭台铭的巨大财富建立在数以百万计农民工血汗的基础上，廉价劳工是他最大的竞争优势，没有这个优势，他在苹果、戴尔们眼中一文不值。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山西黑砖窑的窑主没有质的区别。
对郭台铭的这个大转身，摩根大通(JP Morgan)硬件技术研究主管郭彦麟(Alvin Kwock)表示，“这表明劳动力成本已不再低于资本成本。”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启动机器替代人的过程。
站在郭台铭的立场，权衡成本是理性经济人的本能反应，何况机器人不会跳楼，不会闹工潮，不会被极端思潮煽动，无论看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这都是最理性的选择。
网络上，有人伤感地问：“这些被取代了工作的工人，又该投向何方，学些些什么新技能呢？”逻辑上,郭台铭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有人愤怒地要求：“一直以来，我相信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员工的低收入，低保障，高技术。企业的盈利是这些工人带来的。现在公司不能拍拍屁股，就可以用机器人了，应当把这些年所欠福利返还给员工，比如欠员工的能够在整个社会所用的技能培训福利，教育福利等等”。这说说泄愤无妨，却于法无据，当初政府就是靠廉价劳力“招商引资”的。从法制社会的立场，说郭台铭违法，需要证据。
当今主流的经济体制讲究资本利润极大化，郭台铭无疑是其中的优等生；当今主流的社会理论基础是法制、契约，农民工向郭台铭出卖劳力是你情我愿，不是山西黑煤窑那样拐骗捆绑，何过之有?
既然问题不在郭台铭，就只好寄望于农民工自己了。富士康方面称：希望雇员“向价值链上方攀升，超越基本的制造工作”。网上有人就此提出：“人类应该从事更多具有点智商的工作。”多么美好的愿望。但若你是长期从事单调重复劳动的农民工，想变成程序员或系统分析员，岂非镜花水月？即便你已是程序员或系统分析员，谁不在忧虑自己的职业寿命？
更深一层，利润极大化机制在中国运行30年，就导致了资本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产能与购买力日渐扩大的失衡，导致了资本和劳力的同步过剩。根据«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2008年新增的逐利资金中已有20%无法在实业中找到投资机会。这样的机制若再运行30年，被机器替代的岂止是农民工？事实上，现在大学生和“海归”们都已经面对着就业困境。
照此下去，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能力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越来越少的“高智商”工作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没了饭碗，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利润极大化的经济机器中失去价值，成为“垃圾人口”，而越来越小的精英集团靠资本、智力、权力就可以自成一体，多么美好，----这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Olympus）之巅吗？
其实，无论在哪个行当，有可能扮演资本家（窑主）和管理层（包工头）角色的绝对是国民中的极少数。只有这极少数人有能力追求利润极大化，有能力扮演“理性经济人”的角色，而这一角色能否成功，端视其能否剥夺劳动者的理性选择的空间。于是在高端行业，劳动者感受到的是饥饿纪律，是“女生当作男生用，男生当做畜牲用”；而在低端行业，劳动者就只能服从棍棒纪律了。
由此我们看到，以自由选择、自由流动为基本诉求的主流经济理论，在实践中只能导致大多数国民的非自由状态，从而压缩他们“理性选择”的空间。在这样的机制下，黑砖窑、奴工是必然发生的现象。
在中国的企业中，工人曾经普遍具有一定程度的主人翁意识，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人物绝非个案。而今这种意识在工人中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的名言：“我最讨厌的就是主人翁意识”。
90年代中期以后，企业内关系变成了劳资关系、雇佣关系乃至主奴关系。“不是工作需要你，是你需要工作”成了许多企业培训员工的主题。随着企业性质的改变，饥饿纪律替代了“主人翁意识”。而广泛存在的黑砖窑案中，棍棒纪律又替代了饥饿纪律----在这里，已经被降解为“要素”的劳动者，在暴力的威胁下，成了奴工，“要素自由流动”、“双向选择”之类说辞，沦为被撕成碎片的遮羞布。在“新自由主义”盛行二十余年后，人们现在真切地看到了“通向奴役之路”，不知哈耶克先生的高徒们，作何感想。
面对这样的“必然现象”，理性的经济学家们或许会辩称：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
“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的大旗下，我们容忍了多少无法容忍的罪恶？难道不应该想想到底是谁的“发展”？什么“发展”？
在山西洪洞县三条沟村黑窑的案例中，得到“发展”的首先是窑主一家人，然后是包工头。如果经济学家们去对奴工们论证他们如何得到了“发展”，真不知会得到什么反馈。
然而“发展”是实实在在的。低廉的砖价降低了建筑业的成本，保障了建筑商的利润，更大的利润自然由房地产商获得，有能力获得新房的人自然也“发展”了，如果他能控制大批房源并高价倒出，“发展”就更有效率，看看烈火烹油般的房地产市场，可知他们“发展”得何其神速。
掌握相关行政权力的部门，也有机会“发展”，工商、环保、劳监、质检、公安各部门只需睁只眼、闭只眼，识相的窑主们自然会将“发展”送上门来。如果像山西的劳监部门那样，顺手将被解救的童工再次倒卖，或者像山西的警察那样帮着包工头阻止亲人解救童工，“发展”会更有效率。
不但一个个角色可以得到“发展”，“社会”也会大大的“发展”。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符合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产业链如何在区区十余年间发展、完善起来。它分工明确、职能清晰、效率奇高，不但足以摆平被他们猎取的奴工，也足以摆平当地政府，连山西省政府也眼睁睁看着它“发展”了十余年而无所作为。如此发展下去，“发展”的精英们还有什么不能摆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啊！
纵观数千年的历史，精英集团的“发展”，其实就是聚敛；聚敛效率越高，多数国民越困顿；多数国民的困顿，必然危及经济系统的运行；生产领域的困境，必然催生奢侈与赌博领域的繁华。其后果如何，史鉴历历。
或许，这正是他们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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