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可见此时就业压力此时已经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当局不得不思考转变政策方向了。
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完成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于2005年6月首次由共青团中央公布。
报告显示:我国青年的失业率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在登记求职的人群中,青年占到70%。大部分青年就业无保障，工作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工资低，依靠“青春讨饭吃”。低龄青年和农村青年尤为如此。
就业青年中将近30%的人的平均月收入在600元以下,月平均收入在600-1500元之间者占60%,月平均收超过1500元以上者仅10%多一点。
38%的就业青年没有任何劳动合同，还有20%的签订了1年以内的临时合同，36%的签订有1至3年固定期限合同。就业青年平均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按每周工作5天计算，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是9.6小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每周工作时间在50小时以上。而15至19岁青年以及农村青年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均为53个小时平均每天工作10.6小时。
青年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生长期被视为“精英”群体，然而每年两百余万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50%左右。在武汉劳动力市场举办的外来务工人员招聘会上，进场求职人员中，应届大学毕业生居然占了三分之一左右，与农民工和下岗失业人员争夺就业机会。（见中新社记者艾启平 «中国求职市场三分天下大学生与农民工争抢饭碗» 中新社武汉2005年2月27日 中国新闻网）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人口的3.8%，每年两百余万的高校毕业生，对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不过杯水车薪。连这一点高教育程度的劳力都尝到了“毕业即失业”的味道。
南京市2004年第四季度就业情况分析显示，学历越高可选择的岗位越少：平均每个需求岗位的求职者，大专学历为2.53个，本科学历为2.56个，而硕士以上学历为3.51个。
实事上，失业已经波及到研究生，中新江苏网南京2005年2月27日电：根据劳动部门统计的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四季度南京市有158名硕士以上高学历人员到劳动力市场登记失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曾几何时，“海归”就是“金领”的同义词.200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关于“海归搜索行动”的一项调查表明，有71%的“海归”是在归国6个月内才找到工作，一年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占10.2%。（«海归陡增就业压力加大» 2005年07月11日 搜狐新闻 http://news.sohu.com/s2007/haigui/）。
同年，世界HR实验室对1500个海归样本的统计结果，35%以上的海归存在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待业而成为海待，受访者中已有3个月未找到工作的占30%，另有15%在5个月内都没有找到工作(见《广州日报》，2005年11月3日)。
而到了2006年，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关于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花了3～6个月时间才找到工作，甚至有6%的被调查者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找工作（见王辉耀«中国海归回国待业现象全解析» 2008-02-18）。以至于许多人无奈地自嘲：“海归”变“海待”了。
所谓“高端”劳动者都这样，“低端”劳动者就可想而知了。当我们的青年无法被社会吸收，当高教育程度者陷入失业，当低教育程度者根本看不到希望，将有什么在前面等待我们的社会？
人们对中国失业统计数据争论不休，官方与学者的数据相差甚大，笔者不想纠缠于此。就业显然已经成为困扰社会的严重问题，让我们来探寻就业问题的症结所在。
当前关于我国失业问题的主流观点是人口太多，劳动力供大于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说：“无论采取哪一种可能的生育率假设来测算，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的局面都是无法改变的”。他测算，“1995年的劳动力资源是8.2亿，2000年为8.6亿，2005年将超过9亿，2025年将超过10亿，其后一直到2050年都会保持在10亿以上”。具体到我国城镇，李培林认为，城镇劳动力供给过剩状况较前几年更加严重，2000年我国城镇能提供就业机会为700—900万个，而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在2000万人左右，劳动力的实际供给过剩高达1100—1300万人。（转引自宋丰景 «国内失业问题研究最新进展» 城市问题总第 123 期 2005 年第 1 期）
然而，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不变价格计，2005我国的GDP比1995年增加了1.3839倍。按李培林提供的数字，从1995年到2005年，劳动力资源增长也就10%左右。撇开经济学家们高深的术语，经济无非是人民劳动以获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经济增长了十三成以上，却无法为仅增长一成的劳力提供就业机会。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论证：失业率的变化方向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反。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奥肯定律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认同。
而我们令世人瞠目的经济增长率，却不能为严格计划生育下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由此，人口数量绝非就业问题的症结，我们必须另寻答案。
于是，许多人将问题归咎于“结构性失业”。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就是：“结构性失业是指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一致所导致的失业”说白了，就是“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
为什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产业结构变化（图2.17）。产业结构最明显的变化是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这提示我们，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应下降，而二、三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比重应上升。
图2.17：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
但与此同时，1996年到2003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并没有下降，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反而下降了，下降的部分由第三产业吸收（见图2.18）。这就是所谓“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一致”。
图2.18：三次产业在就业中的比重
观察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GDP比重”，能更清晰地看出症结（见图2.19）。如果各产业均衡地承担就业压力，各自的“就业比重-GDP比重”都应是零。大于零意味着承担了过分的就业压力，而小于零意味着提供的就业机会偏少。
图2.19：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GDP比重
数据显示，我国农业一直承担着过大的就业压力，建国60多年了，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从1952年的50.50%降到2009年的10.35%，而它超载的就业压力却依然维持在高位，单位农业产值承担的就业压力反而日益加重。与之对应，二、三产业始终未能有效地提供就业机会。这势必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隐形失业，并通过人口流动强化对全社会的就业压力。
我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开始改革开放时，60%的劳力以农为业。国家的工业化要求将农民转换为二、三产业就业者。60%的劳力面对的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国民素质的根本改造：从单一的农夫变为成千上万种行业的专业人员。.
实现这种改造最基本措施的是义务教育。日本早就明白这一点，1886年，就规定普及四年义务教育，1905年又把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为六年。而我们直到1986年4月，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而立法后的整个90年代，教育经费集中于大城市，集中于“与国际接轨”的贵族学校。而广大国民所在的农村，“义务教育”成了农民自己的义务，农民被孩子的学费压得喘不过气来，失学、辍学之事不断见诸媒体。传媒只能将广大国民受教育的希望寄托“希望工程”上，而这“希望”靠的是募捐。国民整体素质的现代化事关民族存亡，而我们的教育系统对此麻木不仁，其基本目标事实上定位于培养“精英”。
前述《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求职时,超过60%的失业青年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文化水平低,农村青年的这一比例高达75%。
2005年5月2日，新华社济南报道的一个案例，尖锐地显示出因缺乏教育给青年们造成的荒唐悲剧：
翟瑞平，29岁，初中文化，到济南打工已有五六年，靠打零工勉强生活。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干一些粗重体力活，挣钱很少，而且经常完工后讨不到工钱或被工头任意克扣。吃了这么多没文化的苦头，翟瑞平想通过培训机构学习一门技术，但大多学费昂贵，价钱便宜的又往往不正规。一次，翟偶尔看报纸，看到对监狱的正面宣传，再加上平时接触过有前科的民工，听说过在监狱里不愁吃不愁穿，还教给技术，于是，他抢劫了一名女被害人之后马上到公安机关自首，指望借此到监狱里学习技术，赖以谋生。（见«一在济南打工青年抢劫之后忙自首 只为入狱学技术» 2005-05-02 新华网山东频道）
翟瑞平学技术的想法源现实生活中的苦楚，他也想过正规的培训，但无力负担，相比之下，到监狱里学技术免费而可行，遂产生了被称为“荒唐”的想法。其实，他不过做了一个极为务实的选择，难度仅在克服“监狱”这个心理障碍。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这绝非不可逾越。
理性的选择导致“荒唐的想法”，这表明选择者处境之“荒唐”：正路不通、监狱可行。而这“荒唐”处境的根源何在？或许，我们可以取消监狱对囚犯的技术培训，这样监狱之路也不通了。然而，监狱对囚犯进行技术培训，目的在于给予一技之长，以便出狱后能维持生计，减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断掉此路，避免了小的“荒唐”，必将造成更大的“荒唐”。
其实，真正“荒唐”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号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国度，一个29岁的农村青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此“荒唐”一也；该青年想学技术，却无正路可走，此“荒唐”二也；监狱不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却不得不担负技术教育的功能，此“荒唐”三也；由此引出第四个，也是最大的“荒唐”：罪犯的受教育权高于守法公民。
其实，监狱进行技术培训的费用还是来自财政，这让人想起不知哪位哲人的名言：“不办学校，就得办监狱”。翟瑞平不过通过犯罪来“考取”监狱这所学校罢了。由此可见，教育系统荒唐的战略性定位，是所谓“结构性失业”的症结之一。
然而，仔细分析所谓的“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会发现，这两者不是对等的。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2003年，城镇劳动力供应总数为2896.3万人，而城镇劳动力配置总数为1595.5万人。供应超出需求81.5%。
2005年，湖北省人事厅主办春季首场大型人才招聘会，四百家用人单位提供了约七千八百个岗位。开幕当天即涌入超过一万名求职者，沈阳人才市场一次招聘会提供了2000多个工作岗位，而求职者多达数万。
这绝不是“结构性失业”能完全解释的，我们还要另找原因。
投资，是经济学家们研究就业的重要视角。2005年，笔者在百度上敲入“投资 就业”，搜出了“相关网页约489,000篇”。诸如：“美国风险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国家投资拉动旅游就业”、“启动民间投资解决就业难题”、“外国投资拉升法国就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未来投资应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国债投资创造就业岗位500万”、“115亿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等等。
谁都知道，就业岗位需要资本，投资会创造就业岗位。那我们的投资如何？从1991年到2003年，按不变价格计，全社会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433%。而同期所谓“经济活动人口”仅增长15.1%。可见就业困境的根子不在总体投资不足。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投资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相关性。图2.20对比了全社会固定资产与就业人员的增长率，由于两者相差太大，为在同一图中显示，将就业人员增长率乘了10。图中1990年的就业增长率付阙，原因是这一年的就业数据显著高于前一年，算出的增长率远超出前后各年之值，在统计年鉴上又找不到解释。只能猜测，从1990年起，就业数据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前后数据不可比。
图2.20：就业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
图2.20中，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1990年以前，就业增长率的变动与投资增长率的变动大致同步，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两者明显正相关，相关性达0.758，这与一般经济理论相符。而1990年以后，两条曲线各走各的，相关系数为-0.393，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投资增长率上升带来就业增长率下降。整个这段时期，就业增长率远低于前期，最高为1.3%，而前期最低为1.83%。
数据提示我们：关注1990年以后的经济运行。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1979年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只有国有企业的数据，此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类型分划几经调整。据此，整理出前后口径一致的分划，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如图2.21：
图2.21：各类经济占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
其中，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服务于底层国民就业，两者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演化见图2.22：
图2.22：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
数据显示，自1980年到1988年，两者所占比重从30.54%上升到36.47%，在哪个时期，社会就业压力明显缓解。然而此后，两者的比例开始下降，到2004年竟出现了急跌，到2009年两者之和仅7.74%。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额也明显下降，到2008年竟降至28.18%。同时如第一编第一章1.3节图1.7所示，国有企业就业强度/资产存量强度明显下滑。这一过程伴随着3500万国企职工下岗和国企高管的MBO浪潮，利润极大化成了国企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则。
由此空出的份额主要由“其他”经济体占有，它们包括：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其他等主体，这些经济体无疑均以资本利润极大化为首要目标。
对照投资构成的演化，我们来观察就业构成的演化。同样，就业构成的经济类型分划亦经过调整。据此，整理出前后口径一致的分划，其在全社会就业占的份额如图2.23：
图2.23：就业构成演化
（说明：«中国统计年鉴»中，就业人员的所有制统计分为城乡两大类，其中城镇就业细分为：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经济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外商投资、港澳台商、个体、股份制经济单位、城镇其他经济单位；乡村细分为：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但这三项之和小于乡村就业合计，笔者将其差额称为“乡村非企业”，绘图时单列出国有、集体、“乡村非企业”；将城、乡个体统归为“个体”，另将外商投资、港澳台商归为“外资及港澳台资”，其余统归并为“其他”）
中国就业最大的份额是乡村非企业就业，1985年占到60.33%，到2009年虽然显著下降，仍有33.19%，为第二大就业类型。
另一个份额下降的类型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到2009年分别降至8.23%和0.79%，几乎是微不足道。
而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个体企业和“其他”企业则份额扩张，尤其是其他企业，包含股份合作、联营经济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制经济单位、城乡私营企业、城镇其他经济单位等，这些企业均以利润极大化为首要目标，视劳动者为生产“要素”，力图以最低的代价获得，以最高的效率使用。这些企业在就业份额中扩张最快，2009年“其他”企业占就业分额的47.17%，位居第一。
对比图2.21和图2.23，发现国有企业占固定资产存量的分额即使经大幅萎缩后，在2009年仍占到32.65%，而它提供的就业机会仅为8.23%。
1992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工业统计年报1988》的数据，笔者曾用Cob-Douglas生产函数比较过全国工业与乡镇企业的要素配置效率,结果如下：
全国工业 乡镇企业
净产值增长率% 11.29 16.95
资本增加的贡献% 12.80 1.05
劳力增加的贡献% 3.79 14.09
生产率增加的贡献% -5.30 1.81
资本贡献的比重% 113.34 6.20
劳力贡献的比重% 33.59 83.14
生产率贡献的比重% -46.92 10.65
净产值/固定资产原值 0.406 1.383
职工人数/万元固定资产 1.366 7.457
当时，“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中的比重微乎其微，“全国工业”基本上就是国有企业（那时叫“全民所有”企业）
分析表明国有工业的增长主要靠增加投资，而乡镇企业的增长主要靠吸收农村剩余劳力。国有工业的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对增长的贡献是负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增加的作用。反之，在人们像印象中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的乡镇企业，其生产率却有所提高。乡镇企业的资本产出率远高于国有工业。
值得注意的是，万元固定资产装备的职工人数，乡镇企业为7.5个，而国有企业为1.4个，乡镇企业是国有企业的5.5倍。
显然，当时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既不是投资不足，也不是负担过重，而是管理不善。然而，90年代前期，从管理下手的改革遇到工业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于是转向“承包”、“优化组合”、“减员增效”、“MBO”，让工业官僚放手拿广大职工开刀，把大批劳动者推向社会。
图2.21和图2.23告诉我们，随着国有企业份额的萎缩，以利润极大化为其首要目标的“其它”企业大幅度膨胀。德隆、科林格尔等许多案例告诉人们，这个随“国退民进”而爆发的集团是怎样聚敛社会财富的，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重头工作之一是：帮助他们剥离、安抚“下岗职工”。
由此，我们找到了就业问题的症结之二：少数人对资本的垄断，使其他多数社会成员缺乏创造就业机会的资本。
创造就业机会需要资本，还需要“有效需求”，即你生产的东西要有人买。那“有效需求”来自何方？来自社会成员的收入。在第一编第一章1.1节，我们详细观察了社会购买力。从多个角度的指出：不迟于90年代初，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即开始了相对萎缩，同时在1.4节进一步指出：此间逐利资金高速膨胀，造成产能远超过内需的迅速扩张（见图1.9、图1.10）。供需双方一增一减，平衡被打破，社会生产能力远超出有效需求。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本编在前一章，更深入分析了“刺激内需”的政策为何无效。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以降低劳动者的收益份额为代价的。必须注意的是，在此同时，以前不花钱或花钱较少的住房、教育、医疗领域，在这二十多年内先后“改革”，都变成需要劳动者大笔支付的事项。更为严峻的是，这三个领域的供应都控制在行政垄断与大资本结合的集团手中，这个集团有极为强烈的聚敛冲动，普通百姓对他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百姓只能捏紧钱包，“有效需求”也就成了稀缺资源。
当然，“有效需求”还有另外的来源：资本利得或公款消费。我们看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资本家和官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一片“内需不足”声中，昂贵的高档奢侈品出人意料的畅销，为何公款消费如火如荼。
来自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约占全球销售额的12%，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新财富》通过对9家奢侈品品牌及品牌代理商的采访与调研发现，这些奢侈品品牌近两三年在中国市场的增长率都保持在80%以上，远远高于他们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10%左右的增长率。因此预计，中国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最大买家。（《全球奢侈品齐赴“中国盛宴”》新财富总第46 期 2005年2月）
世纪之交有本书轰动一时：《谁动了我的奶酪？》老板们热衷于把它送给即将失去职位的员工。然而，这本书并没有回答到底是谁动了奶酪？而是教导员工不停地奔忙，去寻找新的奶酪，还暗示人们只要去找，就能找到更大更香的奶酪。
然而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奶酪正是被送书的先生们偷走了。在这场奶酪争夺战中，第一获益者是资本，第二获益者是财政，而劳动者是彻底的输家。在这样的游戏格局下，劳动者无论如何奔忙，其结果都是注定的。
不过，这场游戏中的赢家也无法真正高兴。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没有不散的“盛宴”。奢侈性消费昌盛历来是王朝末期的信号，因为奢侈性消费品毕竟只涉及很小的一个生产领域，富豪们毕竟不能靠赚自己的钱实现“可持续发展”。况且，当多数社会成员被置于看不到希望的境地时，会发生些什么，史有明鉴。
就业需要三个基本要素：对产品的有效需求、资本和能力。我们看到，造成目前就业危机的症结恰恰在这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国民生产的分配失衡，作为社会成员多数的劳动者，所占份额下降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致社会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能力明显萎缩；
其次，资本的高度集中，少数社会成员集中了多数社会资本，在那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多数社会成员缺乏创业所必须的资本；
第三，在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社会教育系统最重要的任务是将数亿农夫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公民，而我们的教育系统一直忽视这个事关民族存亡的根本任务，以致众多国民在工商文明中缺乏起码的生存能力。
将就业困境解释为劳力市场信息不畅，显然尚未触及皮毛。将就业困境解释为人口过多，显然是在掩盖问题。将就业困境解释为资源不足，同样难于自圆其说，资源不足首先制约生产，然后连带制约就业，而我们GDP的增长速度比劳动力增长速度高一个数量级。至于理论家们深奥的“机器替代劳力”学说，不过是为资本拥有者辩护的理论，机器是人生产的，让人被机器逼进死胡同，这样的理论家不是思想懒汉，就是别有用心。
现在我们看到，正是利润极大化造成了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导致了雇佣需求下降，这才是就业困境的根本原因。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回避客观的逻辑、不顾明显的事实，玩弄生僻无聊的术语，意在为某个强势集团辩护，心中哪有国民的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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