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第一编《货币循环观察》第七章 “逼宫”—到底是谁在逼谁？
7.1“逼宫”：难解之谜
媒体广泛报道：由于杭州房价持续猛涨，炒房之风甚嚣尘上，杭州已连续发生多起“逼宫”开盘事件。2009年12月2日傍晚六点左右，杭州九堡某楼盘的现场售楼处前突然有多人自动排队，至晚上8点左右已聚集上百人。该楼盘原定12月5日开盘，昨天尚未领出预售证，但在众多排队者“逼宫”之下，开发商不得不于当晚群发短信给此前登记的意向客户，通知他们前来排队等待放号。
事实上，杭州房价已达历史最高位。据杭州透明售房网11月17日数据，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这五城区的商品房住宅预售均价已到达20,317元/平方米(《杭州房价已达历史最高位 现在买房怎么降低风险》2009年11月19日 钱江晚报)。如此高位的房价，卖得如同当年抢购大白菜。如此强大的购买力，何愁内需不旺?
然而，查一下《中国统计年鉴2010》可发现：在2009年，杭州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3946.59元/年。为买一间70平方米的住房，这位“平均水平的杭州职工”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32.36年。不吃不喝是不可能的，由年鉴数据可算出2009年杭州的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6426.50512元/年，为收入的60.13%。如果扣除这一部分，他买房需要积攒81.17年，而一个人的工作年限不过30-40年。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给出了另一个解释：双方父母和祖父母为独生子女购买婚房的“第三方埋单”现象，扭曲了房屋的市场价格(《父母为子女买房扭曲中国房价》2009年10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看来，姚景源认为房屋购买力中应加入4-8个人的储蓄。作为国家统计局的总经济师，他当然应知道，2009年杭州居民人均储蓄不过38,354元/人。第二编第二章2.3节将通过分析统计数据指出：居民储蓄中相当大一部分不来自居民的货币收支盈余，这部分存款高度集中于富有群体，市民的多数远达不到平均值。即便按均值计算，8个“平均水平”的老人，其全部储蓄可买24.71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只有4个老人，就只能买12.36平方米。而且，如果他们这样做，老人们的余年中将无分文积蓄可恃。国家统计局的总经济师竟给出如此荒诞的解释，无怪乎公众对官、学两界达人们的信任降到了冰点。
显然，杭州居民的平均支付能力不足以解释火爆到“逼宫”的房屋购买力。
7.2“房奴”：门槛何在？
作为房地产的外行，笔者的疑惑显然会贻笑大方。事实上，这些房子根本就不是给“平均水平”盖的。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多次强调过这个观点。2009年12月，他再次表示只有高收入者才有资格购买商品房，而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应靠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来解决。(《任志强：只有高收入者才配购买商品房》新华网12月6日)
杭州的“逼宫”显示了那里高收入者强大的购买力。媒体总在强调“房奴”的悲情，事实上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想当“房奴”都没有资格。那什么人有资格当“房奴”?
假定一个人一生的工资收入中，有1/3用于买房，1/3用于日常消费，1/3用于应付养老及不时之需(即，这只是一个生活无虞但不可能“以钱生钱”的人)。在杭州买一间70平方米的住宅(均价20,317元/平方米，即钱江晚报2009年11月19日报道的水平)，共需142.2万元，这意味着此人一生的货币总收入在426.7万元以上。假设他工作40年，则平均年收入在10.7万元以上，即杭州人均工资的2.92倍以上。
由于事实上工资分布向高层倾斜，其结果是，平均值大于中位数。即平均工资以上的人少于平均工资以下的人，而且两极分化越严重，两者差距越大。超过平均工资2.92倍的人，显然是人口中的极少数。
注意，2009年年收入10.7万元只是当房奴的“门槛”，火爆的“逼宫”提示我们，强大的购买力另有来源。
7.3“房托”：购买力还是噱头？
2009年四月开盘的杭州嘉里·桦枫居，计划开盘房源仅三百一十套，但十日起开始接受预约登记时，成为VIP的客户已经达五百多个。于是完成了二百余组客户的排号后，现场发生混乱。一些排队的购房者称，队伍里不乏有名民工模样的人，“穿着打扮都不像是来买房的”，也有十多个学生模样的人，“即便家长出钱买房，应该也是个别吧。我看这是开发商的一种噱头。”有专家质疑“雇人排队抢房，制造热销景象”。(《杭州某楼盘取消开盘遭质疑 房托排队抢房》2009-04-14 中国新闻网)
其实在杭州，这并非今年的创新，2005年就发生了耀江·文鼎苑花钱雇民工排队买房的事件，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有记者试图调查真相，发现“这些排队买房的人都说自己是民工，因为有人出钱雇他们排队，领到的号子可以卖100元到400元。至于老板是谁，没人肯说。”
至于对此举的评价更是两极分化，一方面斥之为“无耻”、“好笑”、“可悲”、“卑鄙”;另一方面却认为“只要能把人吸引进来，把房子卖出去，你我就不得不佩服。”“只要能卖掉，管人家用什么手段，只要不违法”。(《真相调查：“文鼎苑”有否雇民工排队买房》2005年10月27日 今日早报)
然而，即便存在“房托”，这些民工自己是没有购买力的。无论“房托”们表现得多热闹，也无法将“房奴”门槛外的人群变成购房者，而他们才是人口的多数。房价节节升高的原因，只能到真实的购买力中寻找答案。
7.4“炒房客”：温州的名片
“房奴”资格线附近的人们，毕竟是为自己居住买房，他们似乎没有动机将房价炒高，但炒房是明显存在的现实。
“小板凳、帐篷……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杭州又出现了彻夜排队买房的火爆场面，这种场面对于蒋伟来说，已经见怪不怪。
来自温州的蒋伟正是楼市‘发烧友’中的一员，这位资深的炒房客在半年前还在犹豫要不要抛出手中的一套杭州房产，但不到半年，他就迅速改变了主意，不仅没有抛出，反而又在杭州的九堡购进了两套商品房。
今年5月17日早晨，位于杭州近郊九堡的某楼盘开盘。当他赶到现场时，楼盘销售处已经挤满了人，甚至有人已经提前一天在排队，由于‘僧多粥少’担心排不上号，他花钱买了一个号。‘200块一个号，火爆的行情也肥了黄牛。’蒋伟表示。”
“‘那种场面，让人真无法形容，买房子就像买白菜一样，去晚了还没得挑。’蒋伟说，他那次排队近3个小时才能进入售楼大厅挑选房源，可这个时候，自己中意的房源已经被人挑走了，‘没办法，只能随便挑了一套。’”
“蒋伟在温州的一些资金富裕的亲朋好友，行动也和他出奇的一致，在忙着奔跑于全国各地寻找房源无果后，他们还是把目光集中在了杭州——这个他们曾经征战过的浙江的最美丽的城市。蒋伟说，据初步统计，从今年4月份开始，仅他的这个圈子就在杭州买入了10套以上的房产，总金额超过2000万元。”
(《杭州楼市抢楼潮重现北京房价涨到令开发商害怕》 2009年07月31日 第一财经日报)
“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房价飙升。根据杭州本地媒体报道，位于杭州滨江新区的楼盘——蓝色钱江，开盘当日前来买房的几乎全是温州人，售楼小姐形容他们“一不看房，二不问面积，三不管户型，只要有房就下单，一买就是一个单元，有的一下子可以买下三十几套”，一名远在西班牙的温州人居然一个电话就买下两套价值1000多万元的远郊排屋。(同上)
2008年，曾有媒体报道“温州约有10万人在全国各地炒楼，而动用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温州炒房客大撤离：奥运前售光各大城市房源》2008-06-20 财富时报)
看来真正推高房价的不是房奴，而是炒房客。
7.5从“万万年”到“一蓬烟”
众所周知，温州人精明、勤奋、肯吃苦。在GDP挂帅的30年中，他们如鱼得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那进入本世纪后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炒房?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CBN记者表示，在温州，以外贸为主的服装行业等轻工产业的产能已经开始出现过剩，有些企业不可能再继续扩大产能，一般不会有大投入，通过多年“起早摸黑”积累起来的实业资本急需寻找一个稳妥的投资渠道。
前述炒房客蒋伟并不讳言，他的圈子中就有来自传统产业的资本。他表示，在温州，“丈夫经营实业、妻子炒房”并不是传闻，而是随处可见的实实在在的案例，“这到后来，就发展成了‘太太炒房团’”。(《杭州楼市抢楼潮重现北京房价涨到令开发商害怕》 2009年07月31日 第一财经日报)
“温州模式”的核心就是放手发展私有经济。在“亲商”政府的“保驾护航”下，利润极大化原则畅行无阻，资本积累速度奇高。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民间流动资本6500亿--7500亿元，另有1.2万亿元投入到固定资产上。(《温州模式走到十字路口》 2009年08月06日 第一财经日报)
资本追逐的是利润源。利润极大化使工资性收入相对于财产性收入持续下降，社会购买力相对于产能持续下降，利润源相对于逐利资金必然萎缩。于是高速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就成了渴求利润而不可得的“老虎”。为了维持经济运转，经济管理当局不得不超额发行货币，于是货币的增长速度远超出可交易财富的增长速度，通胀的阴影一直在资本拥有者心中徘徊。
证券分析师高善文的“资产重估”论，就代表了逐利资金拥有者在这个大背景下的视角与思路：货币相对于资产在持续贬值，此时合理的目标不是经济学家们定义的利润(从整体上看，这是不现实的)，而是与货币贬值的速度赛跑。为此，“资产”被重新定义为“稀缺性”，所谓投资，就是将手中的货币换为具有“稀缺性”的东西，以规避贬值的风险。(高善文《货币过剩与资产重估》2006 年4月7 日)
多年来，温州资本靠海外市场弥补内需的不足，使利润极大化原则得以维系。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敲断了这这一重要支柱，使问题急剧恶化。利润源急速萎缩，使大量的资本处于“蛰伏”状态，逐利资金不赢利就会贬值，资本寻找出路的冲动急速膨胀。
在此背景下，温州炒房团的举动令国人侧目。北京、上海、杭州、重庆、广州、深圳等地都能看到它的实力与手笔：“一出手就是一栋楼”。
除了炒房，任何被视为具有“稀缺性”的东西，都可能是其目标。山西的煤矿、新疆的棉花，黄金、白银、甚至镍都被温州富豪大炒特炒。
务实的温州人以实业起家，民谚云：“种田钱，万万年；手艺钱，数十年；生意钱，眼面前；机会钱，一蓬烟。”长期以来温州人靠家庭工业发财，对股市敬而远之，而今成为声名远播的炒家，这种转变传递出什么信息？
7.6唯生产力论：不归之路？
由实业家而来的温州富豪变为炒家，这暗示我们：三十年来促成大量财富“涌流”的生产关系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迫使这种生产关系中的主要受益者，于今也不得不扑向“一蓬烟”的“机会钱”。
长期以来，唯生产力论是理论界、学界事实上的主流思想。学者们总是力图回避生产关系领域的研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亲商”、“保驾护航”就是这种思想的政策外化。即使在实践中陷入困境，依然指望靠“技术”和“创新”来解决问题。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见在他心中，技术依然是生产力层面的因素。“创新”之所以名噪天下，源于熊彼得，他用“创新”来解释利润的合理性，以批驳马克思。统计数据和逻辑告诉我们，利润极大化必然导致一系列的失衡，使经济系统的运行无以为继，这是宏观货币循环层面的问题。而熊彼得的分析根本不涉及宏观的货币循环，又何以指导我们摆脱困境?
与唯生产力论相应的另一口号是“藏富于民”，它显得非常人性化。然而这“民”指的到底是什么?即便富庶如杭州，“民”的主体连当“房奴”的资格也没有。而那些出手阔绰的富豪们，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其“富二代”之嚣张已令世人侧目。用“民”这个笼统的词汇将早已两极分化的人群混为一谈，在学术上是不诚实的，由此不可能提出任何真问题，充其量只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说教。
当年香港房市暴跌，意气风发的炒房客们高举“负资产”的标语上街游行，将港府逼到进退维谷的位置上：维持房价吧?如此高入云霄的房价还能怎么上升?不维持吧?房价持续升高是炒房客得以发财乃至生存的前提，如果听任其破产，标榜“以民为本”的港府又岂敢得罪自己的票仓?其实，宋代的辛弃疾就描绘过当年政府的处境与心态：“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辛弃疾《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
炒房炒到“逼宫”的地步，表面上看，是炒家在逼房地产商，其实是生产关系将由“实业家”发迹的富豪逼成“炒家”，在前边等待他们的只是民谚中的“一蓬烟”。“负资产”早晚会爬上媒体头版的通栏标题，那时进退维谷的将是谁？
务实的杭州政府没工夫琢磨这些不着边儿的事，它信仰“清谈误国，实干兴邦”，忙于寻找学习的榜样。
7.7“杭州拉高标杆学迪拜”
不要以为这是笔者的杜撰，这是长江日报2008年9月2日头版的标题。从当地报刊连篇累牍的高调报道中可知：
“去年(2007年)，浙江大学一位教授给王国平(杭州市委书记)写信称：‘迪拜这座沙漠之城，崛起速度之快，令人震撼，值得一学。’”
“2007年底，王国平书记应阿联酋迪拜市政府、越南国家工商会和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邀请，率杭州市代表团访问了阿联酋、越南、马来西亚三国。
“回国一段时间内，王国平书记几乎逢会必提迪拜，明确要求尽快组织赴迪拜开展学习培训、经贸洽谈、旅游促销活动。”
“王国平认为，……迪拜却创造了‘无中生有’的奇迹，成为了‘沙漠中的绿洲’，杭州就是要学习迪拜，做“无中生有”的文章。”
“市领导许勤华、洪航勇、朱金坤、张建庭、许迈永，以及市有关部门、开发区和区、县(市)党政主要负责人，还有杭州的企业家代表，也正各自奔向阿联酋迪拜……。组织如此强大阵容，远赴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开展学习培训活动，这在杭州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面对迪拜这一新标杆，市委、市政府拿出了这样的胆识和勇气。”(见《杭州拉高标杆学迪拜》长江日报 2008-09-02 头版、《台湾中时集团访问杭州 王国平答台湾记者问》2008-06-16杭州网、《杭州：迪拜，不虚此行》2008-05-20杭州日报)
迪拜是靠房地产起家的典型，其实圈内国人中早就有人精通此道。当年的北海就演过“无中生有”的喜剧，几乎全国各地都有资金被吸引到那里炒地皮。可惜流年不利，绚丽的泡沫遇上了宏观调控，留下一堆烂尾楼。如果当时北海的泡沫已经大到“不能破灭”的地步，中央政府只好挽救它。其结果将是局部挟持整体：以整体失衡加剧的代价使局部得以“无中生有”，“率先实现先代化”。而无论当局救市靠的是加税、涨价还是印票子，终归是大众为富豪买单。
可见北海-迪拜之道要旨有三：
其一，讲一个漂亮的故事，要漂亮得足以吸引逐利资金。这不算太难，任何地区、任何时代，总有利令智昏的人，只要将盈利可能性讲得栩栩如生，不愁没人自投罗网;
其二，让先投入者获利，“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比讲故事更有说服力。投入者自然滚滚而来，用后来者的投入支付先行者的利润，就此车轮滚滚，走上指数增长的坦途;
--你这不是“庞氏骗局”吗?
“庞氏骗局”?小儿科。好好听着，最关键的要诀在第三条：要尽早将全局经济体系的安危绑架在手，使“项目”成为“不可破产者”。策划者是高手还是庸才，端在于此。北海炒作，未能绑架全局安危，使当局者决心壮士断腕；而迪拜则能迫使阿布扎比投资局和阿联酋央行出手相救。结果，一个下地狱，一个上天堂。真正的高手其实在华尔街，他们不但绑架了美国，也绑架了全世界，又有谁指责他们玩的是“庞氏骗局”？
学迪拜的杭州当然学到了其中的精髓，2008年房价出现下行的态势，政府马上出台《关于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主要措施是：对房地产商“增加有效的信贷投入”，对购房者减免各项税费，对可能的突发事件建立处理机制，对舆论加强宣传引导。其目标在于“营造房地产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此举引发了全国的强烈非议，王国平就此回应：
“一旦杭州楼市大落、房价大跌，土地市场必将进入不景气周期，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会大幅减少，相应地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资金也会大幅减少，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更严重的是，资产缩水、失业增加、公共服务减少，最终必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此外媒体还报道：
“个人购房贷款余额达1077亿元。一旦杭州楼市大落、房价大跌，这些家庭的资产就会大幅缩水，部分贷款购房的家庭甚至会变为“零资产”、“负资产”，并可能因此引发大量“断供”事件，甚至拖垮银行。”(《杭州市委书记称房价大跌最终受害者是百姓》2008年10月23日浙江在线)
看，杭州的房地产不但绑架了银行，也绑架了政府，甚至绑架了社会。高，实在是高。
7.8从“率先”到“逼宫”
其实，热衷于房地产的城市何止北海、杭州?全国的大城市那个不是这样?许多人将其归之于地方财政需求，甚至归之于腐败。这年头讲话要有证据，笔者不可能获得相关凭证，对此不能置喙。但笔者注意到，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口号“率先实现现代化”。迪拜在一片沙滩上都能做到，我们何以不行?
“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背后，是“非均衡增长”理论。这是理论界、学界的另一个主流思想。它表现为“梯度发展”战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财政“分灶吃饭”和由此而来的各地区间GDP竞争。“率先实现现代化”就是这一竞争中强势者的心声。
笔者分析了2007年的胡润富豪榜上榜者的地域分布(见图1.46)，发现上榜者集中的地区，正是在GDP竞赛中领先的地区，是最热心“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同时也是房价高企的地区。可见不但国民出现了两极分化，区域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然而从全国范围看，这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富豪聚居区，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历历孤岛。
图1.46：2007年胡润榜上榜者分布----地市级行政区
社会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它在不断运动的同时，必须保持许多关键的平衡，否则就会走向解体。当年批判均衡论的一个最有力的论据是：经济现实中均衡是偶然的，而不均衡是普遍的。这当然是事实，然而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本应是：必须时刻关注系统对均衡的偏离，建立起维持均衡的稳定机制。
而我们的学界却将“非均衡增长”当作国家的发展战略。其政策取向就是：用行政手段将资源、货币与特许权引向特定的地区，人为地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先富之人成了老板，而广大地区的国民就只好离乡背井，去给这些“先富”们打工。“先富”地区靠这些异地打工仔的血汗“率先实现现代化”，至于打工仔的未来，则与“先富”们无关——劳力不过是要素，利润极大化原则要求“先富”们以尽可能低的代价获取，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利用之。于是有了血汗工厂、有了劳动派遣制度、有了黑窑奴工。至于“先富带后富”，在“先富”们看来，那又不是我喊出的口号，谁喊的你找谁去。“先富”的理论家温柔一些，给了穷光蛋们一个充满希望的称谓--“待富者”，您就耐心地“待”着吧。(厉以宁 2008年11月13日 在强国论坛答网民)
理论家的温柔有作用吗?就在厉以宁温柔创新的次年，社科院2009年《社会蓝皮书》调查发现：公众在收入差距上的公平感明显下降。任何关注网络舆情的人都能注意到，极端愤怒的言论越来越多。现实中，所谓“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社会显出明显的分裂态势。
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几乎无法沟通的群体，一个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先富”们，一个是国家广大地区不得不外出打工的国民。两者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共同的价值标准，没有共同的行为准则，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
当年最令孙中山痛心的，是国民成了一盘散沙。而今在唯生产力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价值观从整体观转为个体主义，国民被重新消解为一盘散沙，各层面的矛盾高速集聚。由此观之，到底是谁在逼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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