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两极分化观察 第六章 “两极分化”辩

 第六章 “两极分化”辩6.1 刘吉：“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

我们的权威学者一再否认中国存在两极分化，厉以宁关于基尼系数的高论众所周知，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干脆直言：“社会差距是好事，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朱红军《刘吉：社会差距是好事 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2007-2-8 南方周末）。

“社会差距”是否是“好事”，这是价值判断，取决于判断者的立场。地位不同，立场相左，判断各异，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

而是否存在“两极分化”是事实判断。而事实是：不足0.8%的国民拥有不低于99%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明显的有产者群体，他们靠“财产性收入”为生；而99%的国民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不足0.2%，这是明显的无产者群体，只能给有产者打工，靠工资为生。而位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人口总量不足0.5%，占资产总量不足4.65%。

数据显示：无产者群体占有绝对的人口优势，而经济实力近乎零；资产者群体拥有绝对的经济实力，而占人口比重微乎其微；至于被经济学家寄以厚望的“中产阶级”，无论从人口的角度还是从资产的角度，都无足轻重。可见在30年内，国民从接近平均主义的状态十分清晰地分化成了两大集群。

两个集群清晰分化的背后，是人与资产的分离：由国民创造的财富，变为了外在的异己力量，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至于“私人银行”业关注的“高净值”人群，作为食利者，本能地追逐利润极大化，“人格化的资本”是他们必然的角色。事实上，有产者之所以能获得“财产性收入”，是因为几乎全体国民依赖于“工资性收入”。

在这确凿无疑的事实面前，继续辩称“不存在两极分化”，难免让人怀疑：经济学家到底是学者还是有产者群体的意识形态辩护士。

6.2 西尼尔的视角

感谢赵弘，在观察利润来源分布时，他提示了一个有效的视角：“支配力”。我们看到：从行业角度，金融保险业与农业的差异在于支配力；从产业链角度，“利润池”最深的部位不是生产一线，而是支配力最强的环节；从地域角度，与支配力密切相关的是资本和行政特权的富集程度；从企业规模角度，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与小型企业、规模以下企业的过度竞争地位展示了支配力与财产性收入来源分布的相关性。

观察财产性收入来源分布，再次证实了资本与国民的分离。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大多数国民就业于资本稀缺的环节中，而极少数国民就业于资本富集的环节，而正是这后一环节，提供了利润的主体。

从实现资本利润极大化的立场出发，这是一个最合理的产业生态。一个经济体，只要以资本利润极大化为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则，就必然演变成这样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资本拥有者能最有效地汲取经济体生产的财富，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直接面对广大的财富生产者。

这样的格局是好是坏，是善是恶，这是个价值选择问题，立场不同，自然评价各异。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教导：经济学不讲道德。笔者理解，其本意是经济学不介入价值选择。这种主张源于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他认为应把政治经济学改造成为纯粹的、实证的经济科学，只以财富为研究对象。

作为“科学”，可以回避价值选择，却不可能回避事实判断。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用各种闪烁其词的理论来掩饰资本与财产性收入分布的事实，同时竭力兜售各种强化两极分化的政策：

“抓大放小”、“做大做强”、“行政垄断”、“提高产业集中度”，这类政策导致资源向大企业集中。

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创建“＊＊城市”，这在京、沪、广、深很明显。很多省的“十一五”规划都将提高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当作目标，盛极一时的“市管县”改革则被基层讥讽为“市刮县”。所有的大城市都在讨论“限制低素质人口”，这些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源向大城市集中，向居住其间的精英群体集中。

“减员增效”，“优化组合”，“亲商”，“政策优惠”、“划拨”、“特事特办”、“三零政策”（用零资金，零税收，零地价招引外来客商）等，这是很多地方都在实施的政策，所有这些都促使社会资源向由前官员转化的商人集中。

一方面拼命强化两极分化，一方面否认两极分化的事实，即使站在西尼尔的立场上看，在事实判断上如此撒谎，也堕落到了伪科学的地步。

6.3 “姓社姓资”？

国民与资产的分离，已经回答了多年纠缠不清的“姓社姓资”问题。

有人从“所有制”的角度看问题，虽然在各种所有制中，国有经济已不占绝对大头，但资本占有量仍居第一，能否据此判断经济体的性质？

对国民而言，感受经济体性质的是就业状态，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可算出2007年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国民，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8.34%，在“其它”企业就业者占83.58%。前已讨论过，这两类企业都追逐利润极大化，劳动者与之的关系都是将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出卖给的企业。两者合计占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91.92%。从“以人为本”的视角看，正是这91.92%就业者的处境，决定了社会的性质。

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国有企业，一个显著特点是其职工实际所得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同等素质劳动者的收入。这是否是就社会主义特色？这一特色为社会公众广泛诟病，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就是为公众诟病的、破坏公平的主义。正如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刘福垣指出：这是国企职工“侵犯了全民产权的结果。”

国有企业的另一显著特点是身份制：正式工、合同工、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甚至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刘福垣指出指出，它是“封建等级制度按权力分配的超经济剥削关系。”（刘福垣《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可谓一针见血。

国有企业的资本按字面意义属于全体国民，其利润也应归全体国民，但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未向财政提交一毛钱的利润，反而从1985年起，一直从财政领取大量的“亏损补贴”。即使按照2006年12月财政部发布《企业财务通则》，国企上缴利润的利润也低于总额的10%。况且2008年以后《中国统计年鉴》没有关于国企利润上缴的数据，公众无从得知《企业财务通则》的实际执行状况，

即使国企上缴了利润，有什么实际运行的制度、规则保障这些利润能转化为实在的“全民所有”？国民感受到的是，“社会保障”要靠自己积累，而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出国旅游、公务消费根本不受国民的制约。

“姓社姓资”还需争议吗？

6.4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面对客观存在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如何应对？经济学家林毅夫称：“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林毅夫：缩小中国贫富差距关键是让穷人富起来》2005年10月19日 19:11 新浪财经）。于是“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口号。

如果提出这一口号的是位文学家，倒情有可原。然而提出者是经济学家，难免令人怀疑他不是学养太差，就是伪善。这其实是法国人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在《和谐经济论》中的论点，他断言在资本的增长中，劳动从中提取的绝对额和相对额都会增加，这就“证明劳动者及其雇主之间显然就存在着利益的和谐”。但这之前、之后的经济史和左、右翼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表明，在资本的增长中，资本家手中的资本越来越多，劳动者的相对提取额在降低。事实上，只要利润极大化是要素配置的首要机制，逻辑上资本集中就是不可遏止的趋势，历年胡润榜就证实了这一点（见本编第五章图3.108）。

每年同一位次的财富都较上一年显著增加（注意，图3.108的纵坐标为指数坐标）。这暗示我们，尽管具体的上榜者，其财富有增有减，整个财富顶端的群体，其拥有的财富增速可观。表3.9将上榜富豪的财富与全国的GDP货币发行量对比，可见在社会总财富中，财富顶端的群体占有比重在加速扩张，在这样的经济机制下，如何能“让穷人富起来”？

表3.10：用GDP和货币发行量衡量胡润榜上榜者财富

在为利润极大化原则辩护方面，我们的经济学家远不如马尔萨斯诚实。马尔萨斯认为：社会永远是“分成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并以利己心作为那庞大机器(即社会)的主要动力”。他进一步指出：“仅靠劳动阶级的消费能力无法促进资本的利用，认识到这一点确实是最重要的。……工人阶级消费的巨大增长必然大幅增加生产成本，这一定会降低利润，减少或者毁灭积累的动机。”（转引自夏小林《读“经济思想史：—种批判性的视角”札记》）

“财产性收入”源于利润，马尔萨斯事实上承认是利润极大化导致了劳资利益对立和两极分化。

6.5 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

数据显示，靠家庭小生产和非金融企业部们为生的劳动者占就业劳动者的96.76%，他们在资本面前异常弱势。与之相比，在拥有特权的政府部门与金融企业部门就业者，不到就业劳动者的4%，他们在资本面前不像前者那样弱势，他们甚至可以在相当长的期间让自己所得份额扩张。两者交替强势的历史暗示我们，他们甚至可以操控税收等政策以相互竞争。

公共传媒上关于所得税征起征点的激烈争论，证明这个集团可以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那六成就业于家庭小生产的“被抛弃者”，在公共传媒上则是“沉默的一群”，他们只能通过恶性、群起性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祥的是，这样的“声音”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更为强势的是财富之巅那不足国民1%的人口。这个群体长期控制着公共传媒的价值标准，控制着学界的价值取向。他们曾通过哈耶克的嘴大声说出自己追求的理想境界：“财富控制权力”。他们的代言人在媒体上广泛宣传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故事，将纳税额与政治权利联系起来。这一故事在中国现实下的真实逻辑是：96.92%的劳动者，收入在3500元收入所得税起征点以下。更有六成以上的国民就业于家庭小生产，他们不但无力缴纳收入税，对生产税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两相对比，对政府的财政基础而言，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显然，基于这样的经济体系，“财富控制权力”是顺理成章的。数数各级人大、政协成员的构成，可以看到这逻辑的现实性和力量。事实上，它曾使各级政府长期公开标榜“亲商”。另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媒体广泛报道：2011年的福布斯富豪榜首富，已经过组织部门考察，可能进入中共中央。

由此，我们方可理解国民的实际生存状态；理解现实的经济、社会现象；理解各种思想潮流的社会基础。

6.6 史鉴历历

我们三十年来的经验再次证实,利润极大化机制必然造成三大失衡：资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产能与内需失衡；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这三大失衡导致经济体中的货币不可逆地淤积为逐利资金，终将导致货币循环无以为继。

马尔萨斯时代的英国，同样的失衡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其一是如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唤起的、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持续地满负荷运行，以保障资本拥有者的利润；其二是如何保障广大的社会公众的起码的生存条件，以防激起民变。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了当时英国工人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处境。史实告诉我们，英国的应对之策是向全球扩张。英国本土只有24万平方公里，1800年，英帝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万人口；1900年英帝国拥有1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9亿人口；到一战爆发时，英帝国拥有127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4.31亿人口，占当时全球总人口的1/4及全球面积的1/4。英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殖民大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

到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这样描述当时的英国：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The Coal Question - An Inquiry Concerning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出版社：London: Macmillan andCo.，第一次出版时间  1866年)

扩张使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能以全球为其原料来源地和市场，并建立起了英国的垄断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英镑从国内货币扩张为事实上的全球货币。来自海外的原材料与利润使英国有可能缓解内部矛盾。到1892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译文写序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对此，恩格斯分析道：

“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未曾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

事实上，扩张是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得以生存之必需，它不但为英国的历史证明，也为其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苏）的历史所证明。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都必然触及先发国家的核心利益，都遭到先发国家的铁腕遏制，其最终的结果无不是战争。

1840年以来，在西方工商文明的强势攻击下，中国一直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道路。所有的努力都归结为追求“现代化”。其所“化”的对象就是存在了数千年的自然经济。目前巨大的民工潮说明，乡村中自然经济瓦解过程已近完成，我国劳动力的主体已经转化为商品，而货币的主体已经转化为资本。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视角看到，国民的经济地位已经两极分化，这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内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的核心矛盾。但我们可以追随先发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矛盾的出路吗？

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人口中的比重极小，这使他们有可能靠巨大的外部利益输入缓解内部矛盾。2006年，G7国家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1%，杰文斯描述的场景对这少数人而言是可行的。而中国就占世界人口的20%，况且人口大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都在追逐“现代化”，中、印、巴、俄四国占全球人口的42.12%，这条道路依然可行吗？它们的扩张空间何在？

当年资本主义工商文明踹开中国大门时，李鸿章看到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儿女奋斗了一个半世纪，终于与这个“先进文明”接轨后，却遇到了一个人类社会从未遇到过的全球性困境，这对中国的学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面这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学界应该做甚么？是在“不争论”的旗号下继续散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教，还是为愤激的情绪所支配？

作为学界，唯一的选择应是直面现实，深入思考，直言不讳。学术上有不同的见解是正常的，但诚实是学界的基本品格，诚实地面对现实，诚实地阐述自己的见解，是学界之为学界的底线。否则暧昧躲闪的理论加上华而不实的口号，只能将国家引向灾难。

一位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称：

“在解放战争中困长春是不是GCD的污点战役，现在的GCD是不是对此事只字不提？”

“那些妄图让这段历史归于尘土的想法是反人民的，是违背事实的。多少长春人的爷爷奶奶都跟他们讲述过这段历史。只要是不刻意隐瞒包庇当局，都会承认至少饿死30到60万。请问南京大屠杀举世闻名，为什么困长春却无人问津？相比于华盛顿的奴隶主毛泽东所领导的GCD所犯的战争罪行如何受到审判？”

围长春之事网上有文章讲过，我不掌握相关史料，不足以对其真实性作出判断。由历史背景看，当时两军对垒，东北正是双方强弱转化的关键点。高强度的暴力对抗中，势必导致无所不用其极，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导致了高强度的暴力对抗，而不是在这种对抗中谁更仁慈。当年共产党曾与国民党一同反对北洋军阀，而4.12大屠杀几乎将共产党杀绝，有文献称，连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也被屠杀殆尽。这迫使共产党拿起了枪，此前，他们只想通过政治鼓动实现自己的政纲。有了的这样的经验，共产党根本不可能相信可与国民党和平、合法共处。抗战胜利后，当中共中央发文件大讲“和平民主新阶段”时，林彪就致电毛泽东，力陈战争的危险，“请主席清醒之”。

更进一步思考，大革命时国共两党为何有不同的政纲？共产党的价值标准建立在底层百姓的基础上，而国民党则更多偏向城市精英群体。近来“民国范”时髦起来，而这“民国范”，其实反映了当时城市精英群体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准则。而这个群体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极小，甚至不到1%（1949年，城市人口仅占10.64%，其中绝大多数是贫民，有资格摆“范”的，十无其一）。这些人的“民国范”，建立在99%人口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之上。可见社会撕裂到何种程度。

在这样的土壤中，激进主义不可避免，而精英群体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不可避免地选择“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被广为赞扬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蒋介石“清党”的策划者之一。由此，要避免社会暴力，关键在于避免社会分裂，一旦社会分裂到“99：1”的地步，动乱与暴力势难避免。这时，只有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团能重新安定社会。从历史的视角看，这时社会悲剧已然酿成，已经没有选择空间了。由此观之，那些促成社会分裂的政策倡导者，才是历史悲剧的真正责任人。

如果哪一天中国再现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暴戾、惨烈的场面，其真正的责任人是那时在其中叱咤风云者吗？非也，他们不过是造化随手拈来的傀儡，没有张三、必有李四、没有李四必有王五……。从历史视角看，正真的责任人是那些鼓吹“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制定者，是那些面对令人触目心惊的社会分裂，却顽固宣称：“社会差距是好事，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的御用文人，如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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