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接轨观察:牺牲自我 保障外资

　　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第四编 “接轨”观察 第二章 国内经济局格观察(下)

　　2.4 区域差异演化趋势

　　某个参数当年各地区值的标准差，反映出该参数分布不均衡的程度。观察标准差的时间序列，可看出区域间的差异是在扩大还是在收缩。为此，计算了每个参数每年的标准差。

　　表征各地国民支付能力的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其标准差从1995年到2002年在高位波动，且小幅上行。2002年为90.36%，到2009年降至60.33%，这显示各地国民支付能力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值得欢迎。但表征各地国民经济回旋余地和“财产性收入”能力的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其标准差一直在85%以上，可见资金在区域间分布差距未能缩小。(见图4.96)

　　图4.96：参数的标准差演化

　　(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城乡居民储蓄)

　　表征各地生产能力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与谷物产量，其标准差的演化见图4.97。

　　图4.97：参数的标准差演化

　　(生产能力相关指标)

　　数据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标准差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可见各地生产能力的差异没有明显变化。但人均工业总产值的标准差则从1999年的130.19%降至2009年的74.60%，反映出内地承接沿海淘汰工业的效果。另一方面，人均谷物产量的标准差则从1995年的34.17%上升到2009年的57.17%，谷物产地明显向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辽宁集中(见图4.59)，反映出国家的粮食产能日益依赖越来越少的地区。

　　陆运货物运周转量和能耗涉及能源矿产生产，这两个指标的标准差演化见图4.98。两者的标准差都在上升。人均能耗数据时间段太短，不足以看出趋势，人均陆运货物运周转量的标准差1995年到2002年间波动着微幅下行，但2002年后明显上升，从58.07%上升到73.29%，增大了15.22个百分点;陆地货物周转量向内蒙古、宁夏、山西集中(回顾图4.83)，反映出煤炭产地的集中。显示经济系统日益依赖少数地区的能源矿产供应。

　　图4.98：参数的标准差演化

　　(能源矿产相关指标)

　　进出口商品总额与水运货物周转量反映“外向型经济”的分布，其标准差演化见图4.99。人均进出口货物的标准差有缓慢下降的趋势，但2009年仍为207.50%，远高于其他各类参数，可见“外向型经济”的分布只能集中在少数地区。人均水运货物周转量的标准差则更高，虽然有所下降，但2009年仍高达462.29%。这期间的下降趋势很可能是其它港口竞争的结果，例如，1995年，上海港占到全国沿海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的20.67%，到2009年降为10.40%;同期，宁波港扩张为宁波-舟山港，从8.55%升至12.13%超过上海，居全国第一位。

　　图4.99：参数的标准差演化

　　(“外向型经济”相关参数)

　　最后两个参数是客运周转量和基本建设投资(见图4.100)。

　　图4.100：参数的标准差演化

　　(客运周转量和基本建设投资)

　　客运周转量是相对地位标准差最小的参数，且还在减小，这意味着经济机会的巨大不平等造成了国民的广泛流动，致使各地区间人均客运周转量的差异远低于经济地位的差异。

　　基本建设投资相对地位标准差值得关注，从1995年的122.31%，降到2009年的41.94%，下降了80.37个百分点。可见国家为均衡投资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即使在2009年，相对地位高于全国人均值120%的依然是内蒙古（182%）、天津（232%）、辽宁（171%）、上海（158%）、北京（158%）、江苏（148%）、吉林（141%）浙江（125%）、山东（121%），可看出其重点依然是特大城市建设、东部沿海的工业化和为东部工业保障能源。

　　而2009年相对地位最低的则有贵州(38.21%)、甘肃(53.95%)、云南(59.58%)、广西(64.89%)、海南(68.82%)、湖南(72.35%)、新疆(75.97%)、西藏(78.48%)、黑龙江(79.08%)。其中贵州、云南、广西、湖南、西藏连成一片，位于国家的西南部，且是最大的连片贫困区。

　　投资的效果具有时滞性和积累性，多年偏向东部沿海的投资已造成国家经济系统在地域上的巨大差异。经多年矫正，直到2009年，投资仍明显倾向于东部沿海，这意味这在可见的将来，国民的区域间经济地位之差异看不到缩小的可能。

　　图4.101比较了各指标历年标准差的均值。

　　图4.101：各指标历年标准差的均值

　　可以看出，标准差最大，亦即最集中于少数地区的，是水运货物周转量，其次是进出口商品总额。两者明显地高度集中于沿海几个工业省市。可见“外向型经济”是拉开地区差异最强大的因素，紧随其后的是工业总产值，这是工业布局服从于“外向型”所需的必然结果。再其次是城乡储蓄和基本建设投资，它反映了这一格局下的社会资金区域分布。

　　位居末位的是客运周转量，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广大内地省份的国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沿海工业区谋求生计，导致客运周转量在面上呈相对均匀的分布，而谷物产量受制于自然环境，只能呈面状分布，因而位居倒数第二。排在最后四位的，顺次为客运周转量、谷物产量、能耗、陆运货物周转量，反映出现行经济体制下内地的主要功能：为沿海外向型工业区提供劳力与资源。

　　2.5指标相关性分析

　　至此，我们涉及了11个指标，都是用当地人均值/全国人均值进行观察。分析这11个指标的相关性，有助于我们打开认识区域差异的视野。为了反映尽可能近期的状态，又减少数据年度波动的影响，我们对每个指标取2007-2009年这三年的均值。据此计算任意两个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

　　计算表明，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系数最高的，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9766），可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显著影响当地国民的经济地位。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系数高于0.8的其他因素顺次为：人均城乡储蓄(0.9565)、人均进出口总额(0.9274)、人均工业总产值(0.8588)、人均基本建设投资(0.8249)。人均城乡储蓄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反映当地国民的经济地位，两者相关性高在意料之中。其余三项表明，进出口、工业和基本建设投资显著影响当地国民的货币收入，从而影响其消费能力。由此不难理解各地对这三项的高度重视。

　　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性最弱的是人均客运周转量，相关系数仅为0.1798。用这两个指标作散点图，用指标的全国均值将图分为4个象限(见图4.102)。

　　图4.102：散点图：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客运周转量

　　两个指标都在全国均值之上者，有浙江、广东、江苏、北京、辽宁。这些地区消费水平高，且国民偏好外出。尤其是浙江，人均客运周转量位居榜首，究其原因，一则浙江商人的生意做到全国，二则大量外来者来此务工，他们的返程推高了浙江的客运周转量。

　　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人均值之上，但人均客运周转量在全国人均值之下的地区有天津、湖北、内蒙古、山东、吉林、福建、上海。这些地区消费水平高，但国民不偏好外出，尤其是上海，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次于北京，但人均客运周转量仅略高于最低的云南。云南人外出少，可用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解释，而上海完全没有这两个问题，这反映出上海人独特的偏好。

　　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人均值之下，但人均客运周转量在全国人均值之上的地区有湖南、安徽、新疆。湖南、安徽均以输出农民工著称，新疆人亦大量进入内地，且因距离遥远而导致客运周转量大。

　　两个指标均低于全国均值者有江西、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广西、海南、青海、宁夏、重庆、黑龙江、四川、山西、贵州、西藏、云南。西南地区全在此列，西北除新疆外也全在此列。可见对西部地区而言，交通是个重要的瓶颈。

　　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性次弱的是人均谷物产量，相关系数为-0.3378，呈微弱的负相关。两者的散点图见图4.103。

　　图4.103：散点图：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谷物产量

　　两个指标均高于全国人均值者有吉林、内蒙古、山东、江苏、辽宁、湖北。这些地区富裕呈度与粮食安全大体均衡。唯江苏粮食安全令人忧虑。历史上太湖流域向为鱼米之乡，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江苏不仅可以喂饱自己，还可以输出粮食，是“南粮北调”的重要基地，但1995年以来的数据显示，江苏人均谷物产量持续下滑，已降到了全国人均值附近。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2015年前，将降至全国人均值以下(见图4.104)，以后江苏将成为缺粮省份。

　　图4.104：江苏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谷物产量发展趋势

　　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高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福建、浙江、天津、广东、北京、上海，包含三个直辖市、三个沿海工业省份。这些地区需靠外来粮食输入生存。

　　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低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高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黑龙江、河南、宁夏、安徽、新疆、江西、湖南、河北，这是中国的主要农业区。但这些地区的国民货币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下，务农的动力远不如务工。其中人均谷物产量高于全国人均值120%的仅黑龙江、河南、宁夏、安徽、新疆。只有这些省区和前述吉林、内蒙古有潜力成批量外调粮食。可见，我国粮食回旋余地十分小，仅依赖黄、淮、海地区（河南、安徽、河北、山东）和东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东部）两大块。

　　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人均值者有：四川、西藏、重庆、广西、云南、山西、陕西、甘肃、贵州、海南、青海。这个地区经济上贫困，粮食仅勉强自给甚至不能自给。不根本改变这个地区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社会安全是没有保证的。

　　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系数最高的，除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外，是反映各地国民经济处境的另一指标城乡居民人均储蓄(0.9565)，可见两个高度指标相关。它与其他指标的关系类似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其他指标的关系：进出口总额(0.9548)、地区生产总值(0.9302)、工业总产值(0.7693)、基本建设投资(0.7245)、水运货物周转量(0.5758)、能耗(0.4026)、客运周转量(0.1128)、谷物产量(-0.4240)。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和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都与人均谷物产量负相关，表明在现行的经济体系内，种粮食与国民致富相悖。这种状态从长久看势必危及粮食生产，并进而危及社会的安全。

　　地区生产总值

　　站在地区生产总值的视角观察，与之相关系数最高的是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0.9766)，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应是相互推动。其他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系数高于0.8的指标有：城乡储蓄(0.9302)、进出口总额(0.9292)、工业总产值(0.9205)、基本建设投资(0.8662)，这些因素无疑都有助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

　　令人深思的是地区生产总值与能耗的相关系数仅（0.4940）、与客运周转量的相关系数仅（0.1552），可见这二者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关系不大。高能耗行业提供的是工业基础材料,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提升能力有限,客运周转量与劳力输出密切相关,劳力输出的地区,又则能提升自己的地区生产总值?

　　至于与谷物产量的相关系数则为-0.3441，显示出负相关性。这再次证实追逐地区生产总值势必压抑农业生产。

　　相关性弱的指标

　　各项相关系数中，最接近于0的是人均谷物产量与人均能耗(0.0145)，用这两个指标作的散点图见图4.105。

　　图4.105：散点图：人均谷物产量—人均能耗

　　两个指标都高于全国人均水平者有内蒙古、宁夏、辽宁、河北、新疆、山东、吉林、江苏。这些地区既粮食丰裕又大量耗能。

　　人均谷物产量高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能耗低于全国人均值者有：黑龙江、湖北、河南、湖南、安徽、江西。这些地方是以农为主的地区。

　　人均谷物产量低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能耗高于全国人均值者有：上海、山西、天津、青海、北京、浙江。这些地方农业条件薄弱，其中3个直辖市自然能耗偏高，而山西、青海、浙江都偏于发展高能耗产业。

　　两个指标都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者有广东、福建、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广西、海南、西藏。注意西南部的川、渝、黔、滇、桂尽在其中，可见这一大片国土上既不盛产粮食，又难于发展高能耗的产业。

　　负相关的指标

　　各项相关系数中，最为负相关的是人均进出口总额与人均谷物产量(-0.4715)。用这两个指标作的散点图见图4.106。

　　图4.106：散点图：人均进出口总额—人均谷物产量

　　两个指标都高于全国人均水平者仅有江苏，其人均谷物产量仅略高于全国人均值。

　　人均进出口总量高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低于全国人均值者有：福建、浙江、天津、广东、北京、上海。除了3个直辖市都是沿海出口大省，而他们的人均谷物产量均明显低于全国人均值。

　　人均进出口总量低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高于全国人均值者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宁夏、安徽、新疆、山东、江西、湖南、河北、辽宁、湖北。这是中国主要的农业区，所谓“外向型经济”对他们意义不大。

　　两个指标都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者有：四川、西藏、重庆、广西、云南、山西、陕西、甘肃、贵州、海南、青海。它同样包含了西南部的川、渝、黔、滇、桂。对这个地区而言，无论农业还是“外向型经济”都难。

　　2.6 区域间发展程度分异

　　从“增长”、“发展”的视角看，这11个指标被视为具有正向意义----指标越高越意味着“发展”。这11个指标相当于展开了一个11维空间，每个省市区对应于这空间中的一个点。两点距离相近，意味这两地国民经济处境类似，他们更可能有共同的偏好、倾向、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两点距离远，意味着两地国民经济处境差异大，他们更难于有共同的偏好、倾向、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计算任意两地间的欧氏距离，再从小到大排序。发现最大的29个距离（在18.41到21.47之间），是上海与各地间的距离，包括除天津外的全国各地。其次的29个最大距离全是天津与全国各地（不含上海）的距离（在14.00到16.95之间）。再其次的26个最大距离全是北京与全国各地（不含上海、天津、江苏、广东）的距离（在6.52到9.46之间）。

　　至于这三个特大城市间的距离，上海距北京18.80、天津距北京16.69、上海距天津6.44。上海与天津是沿海商业城市，故距离较近，可归为同一类;而北京是内陆政治城市，故距津、沪较远。

　　在“距离谱”的另一端，相互距离小于0.5的区段，发现了两个集群，其一是湖北、湖南、江西，其二是四川、云南、贵州。前者占全国人口的12.58%，后者占全国人口的12.57%，合计占全国人口的25.14%，

　　将尺度扩大到相互距离小于1，可识别出一个相互关联的更大集群：除包含上述两个集群外，还有重庆、西藏、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广西、安徽、甘肃、新疆。这个大集群占全国人口的49.25%。

　　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国民，经济处境相当类似，他们有共同的感受、诉求，并极有可能采取共同的行动。这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均发生在这个舞台上。当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亦主要分布在这个地区。

　　此外黑龙江与吉林的距离亦小于1，但不与上述集群相关联，它们占全国人口的4.99%。这两个集群合计占全国人口的54.23%。

　　如此众多的国民，经济处境如此相似。与之相对应，三个特大城市的国民，其经济处境远远异于全国各地，尤以上海为甚。这三个城市的总人口占国民的3.72%，然而中国的政界、财经界、传媒界、知识界均主要生活在这些特大城市，它们以“主流”的态势控制着学术、经济、舆论、政策，这些“主流”的生存状态远异于绝大多数国民的生存状态，与绝大多数国民隔膜是必然的，其长期后果很难不使各种矛盾积累乃至激化。

　　与上海距离最近的顺次为：天津(6.44)、浙江(18.41)、辽宁(18.55)、北京(18.80)、广东(18.92)、江苏(19.05)、福建(19.61)、海南(19.73)、山东(19.88);

　　与天津距离最近的顺次为：上海(6.44)、辽宁(14.00)、浙江(14.35)、海南(15.14)、江苏(15.17)、福建(15.32)、广东(15.42)、山东(15.45);

　　与北京距离最近的顺次为：广东(5.11)、江苏(6.25)、浙江(6.52)、福建(7.65)、山东(7.95)、辽宁(8.01)。

　　由此看出，距3个特大城市最近的，是东部沿海的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辽宁。这个地区占全国人口的30.35%。这是3个特大城市之外最富裕的地区。它们相互之间最近的是浙江与江苏(1.34)，其次是山东与福建(1.50)，然后是广东与江苏(1.697)，以及辽宁与山东(1.699)。

　　2.7 地区经济结构聚类

　　用欧氏距离可以观查各地发展程度的差异。但我们还需观察各地经济结构的差异。从11维指标空间的视角看，各地对应于这空间中的一个点。任意两地间的相关系数，对应于从原点到这两点的两个矢量间的夹角之余弦。相关系数为1，相当于夹角为零，意味这两地经济结构相同，差异仅在于发展程度。相关系数越小，两矢量夹角越大，两地经济结构差异越大。相关系数为0，两矢量夹角为90度，好比一个向东，一个向北。相关系数为-1，则两者结构相反，此之强项正为彼之弱项。

　　于是，可根据各地区间的相关系数，识别各主要经济结构区。为此，计算了任意两地间的相关系数。全面观察所有的相关系数，将相关系数大于0.9的两地视为经济结构相似之地。

　　数据显示，与任何其他地方相关性均小于0.9的地区有(括弧中为与其相关系数最大者)：西藏(云南0.8981)、江苏(广东0.8903)、陕西(甘肃0.8788)、海南(天津0.8468)、重庆(西藏0.7018)、山东(内蒙古0.4747)、辽宁(天津0.7445)。这些地区独特的经济结构，既可能与独特的资源禀赋相关（如西藏、海南），也可能与独特的发展模式相关（如江苏、重庆、山东）。

　　只有两地相似而与其它地区均不相似的有：上海～天津(0.9543)、黑龙江～吉林(0.9462)、北京～广东(0.9290)、福建～浙江(0.9226)、贵州～新疆(0.9153)。

　　如果A～B且B～C，则视A、B、C的经济结构“联通”，虽然A与C的相关系数可能小于0.9。由此可识别出两个大的区域：南方农业区和北方矿业、农业区。

上海～天津：外向型港口城市

上海与天津相关系数为 0.9543，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5：

表4.5：上海与天津的各项指标

　　这是典型的外向型港口城市，名列前茅的指标（水运货物周转量、进出口总额、工业总产值），都与进出口有关。这两个城市高度发达。两者都低于全国人均水平的指标只有客运周转量与谷物产量，另上海的陆运货物周转量亦明显低于全国人均水平。两个城市发展水平接近，上海略微领先。在涉及外向型特征的三个指标上，上海都强于天津，而在涉及内向活动的陆运货物周转量、客运周转量、谷物产量方面，上海都低于天津，可见上海的经济结构更偏向海外。

　　多年来我国事实上实施的是外向型工业战略，沪、津二市则是“与国际接轨”的“脐点”。国内资源和国民创造的财富通过这样的“脐点”输出，导致“脐点”远比国内其他地区富裕，其经济结构迥异于国内其他地区。

　　注意到15年平均，人均水运货物周转量最高的地区顺次为天津、上海、海南、浙江、辽宁、山东、广东、福建、江苏。笔者猜测，如果有分解到地市级的统计数据，可能深圳、广州、宁波、大连、青岛、厦门、海口等也会归入这一类

　　北京～广东：外向型消费区

　　北京与广东相关系数为 0.9290，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6：

　　表4.6：北京与广东各项指标

　　北京与广东一北一南，一市一省，外观上看差异甚大，但其经济结构如此相似，令人诧异。这个地区排前3位的指标是出口、储蓄和消费，排后3位的是陆运货物周转量、水运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可见这是资金富集的外向型消费区。相比之下，北京比广东更富裕，广东高于北京的指标有：人均工业总产值、客运周转量、水运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可见广东更偏于生产性。这种差异很可能源于北京是个政治性城市，而广东是个省。

　　福建～浙江：外向型工业区

　　福建与浙江相关系数为 0.9226，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7：

　　表4.7：福建与浙江各项指标

　　这个地区排前3位的指标是进出口总额、工业总产值、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后3位的指标是客运周转量、陆运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可见这是个典型的外向型工业区。这个地区的地质环境源自中生代末的一次褶皱运动, 李四光称之为“闽浙运动”，清代曾设“闽浙总督”署理此地，论者通常将其并称为“闽浙”有其根源。比较各项指标，浙江较福建富裕，福建仅人均谷物产量高于浙江。

　　黑龙江～吉林：东北农区

　　黑龙江与吉林相关系数为 0.9226，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8：

　　表4.8：黑龙江与吉林各项指标

　　平均下来，前3位指标顺次为谷物产量、基本建设投资、能耗;后3位指标为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水运货物周转量。除了前3位指标外，均低于全国人均值。而谷物产量是全国人均值的2.4668倍，是最重要的粮食外调区，但比工业化地区相对贫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平均下来陆运货物周转量位列第4，但在黑龙江位列第2，而在吉林位列第6，可见粮食外运在黑龙江比在吉林影响更大。

　　贵州～新疆：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

　　贵州与新疆相关系数为 0.9153，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9：

　　表4.9：贵州与新疆各项指标

　　这是一个典型的产业薄弱区，位居第一的指标居然是能耗，其次是陆运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而位居后3位的是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水运货物周转量。贵州的所有指标都低于全国人均值，其城乡储蓄、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只及全国人均值的35.61%和32.23%，新疆略强于贵州，也仅能耗、陆运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客运周转量超过全国均值。新疆是个少数民族贫困区，贵州比新疆更贫困，也同样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39.7%，其中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省苗族有430万人，占全国苗族人口的48.1%;布依族有279.82万人，占全国布依族人口的94.17%;侗族有162.86万人，占全国侗族人口的55.01%。

　　南方农业区

　　南方有8个省区，通过大于0.9的相关系数相互关联(见表4.10)

　　表4.10：南方8省区相互关联情况

　　表4.10中每行标出的各省均与黑体字标出的省类似(相关系数大于0.9)，可见这个地区以湖南江西为核心，其第二梯次包括广西、河南、湖北、四川，安徽因与江西相似、云南因与四川相似而联入其中。

　　以各地在表4.10中出现的次数为权，计算这个大类的各指标均值，得这个大区的代表性经济构成，见表4.11。

　　表4.11：大区中心平均指标

　　其经济结构明显以农业为重，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水运货物周转量居于末位，仅分别为全国人均值的48.63%、13.13%、12.36%。可见外向型工业对这个地区的国民意义不大，它主要依赖农业，姑且统称之为“南方农业区”。

　　其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从高到低顺次为：河南150.03%、安徽127.69%、江西117.61%、湖南115.29%、湖北102.55%、四川88.06%、广西76.96%、云南75.82%。平均下来为 108.63%，略高于全国人均值。这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粮食产量主要在于自给，可供外调的余地不大。其中的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60年代困难时期有10个省市靠从四川调粮度灾，而今四川已成缺粮省份。

　　至于其它指标，这个地区的均值均低于全国人均值。

　　表征国民经济处境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全国人均值的67.90%，最高的湖北略高于全国人均值，为102.58%，最低的云南仅44.59%。城乡储蓄仅为全国人均值的60.27%。最高的湖北为71.58%，最低的广西仅49.02%

　　涉及外向型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仅为全国人均值的48.63%;最高的河南仅70.44%，最低的云南仅29.01%。进出口总额仅为全国人均值的13.13%;最高的湖北仅17.36%，最低的河南仅8.70%。

　　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基本建设投资，仅为全国人均值的74.08%。最高的河南仅85.16%，最低的广西仅61.55%。

　　可见相对于全国，这个地区处境之困难。2009年，这个地区有4.978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37.82%。一方面，这个地区之困难与沿海出口型工业区的发达，正是现行体制的一体两面，互为依存。另一方面；这个地区困难的现状，潜伏着对国家兴盛与稳定的威胁。

　　北方矿业、农业区

　　用同样的方法可识别出另一个经济结构相似的大类(见表4.12)

　　表4.12：北方6省区相互关联情况

　　这是北部中国一大片联通的区域，其核心是河北，主体包括宁夏、山西、内蒙古，甘肃因与河北相似，青海因与山西相似而联入这一区域。用同样的方法计算这个大类的各指标均值，得这个大区的代表性经济构成，见表4.13。

表4.13：大区中心平均指标

　　其经济结构的特征是：陆运货物周转量、能耗、谷物产量顺次名列前三位。这个地区以生产、输出矿产、粮食为主要特征。

　　陆运货物周转量为全国人均值的206.66%，最高的内蒙古达337.15%，最低的青海也是130.84%。这个地区以煤、石油、盐化工、钢铁为发展支柱，其作用在于为沿海外向型工业区保证能源和原材料，所以陆运货物周转量和能耗高居榜首。与南方农业区相似，其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水运货物周转量位列末位。可见这里无论是工业还是进出口作用都有限。

　　这个地区的粮食生产与南方农业区类似，但各省差异更大，最高的内蒙古为全国人均值的189.50%，而最低的青海仅全国人均值的31.49%.。

　　因此，姑称之为“北方矿业、农业区”。表征国民经济处境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为全国人均值的75.08%、城乡储蓄为全国人均值的87.97%，可见这里国民的经济地位也是脆弱的，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人口的12.69%。

　　这个地区的矿业（尤其是煤矿）是全国工业生产的基础，然而高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矛盾尖锐，指望矿业带动这里的经济，其远期后果堪忧。

　　安徽与浙江：两大类经济角色的典型

　　综上，“南方农业区”与“北方矿业、农业区”的共同特点是向沿海外向型工业区提供基础物资；其差异在于，南方农业区更多地提供廉价劳力，所以其客运周转量位居各指标的第二名；而北方矿业、农业区更多地提供矿产资源，所以其陆运货物周转量和能耗位居各指标的前两位。总体上，这两个地区是为沿海外向型工业区提供廉价劳力与基础物资。2009年南方农业区与北方矿业、农业区共有国民6.649亿人，占全国国民的50.50%。

　　由此，我们看到沿海外向型工业区与内地劳力、物资供应区的角色分立。

　　由各项指标相关系数的最大负值，可直观地看出这种鲜明的分立。最大负值出现在安徽与浙江之间(-0.8840)，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14：

表4.14：安徽和浙江的各项指标

　　进出口总额为安徽之最低，却为浙江之最高;而陆运货物周转量为安徽之最高，却为浙江之次低。作出两地指标的散点图能更清晰地看出两地的差异(见图4.107)

　　图4.107：安徽-浙江各指标散点图

　　除人均客运周转量外，凡浙江超过全国人均值的指标，在安徽均低于全国人均值，反之亦然。图中各指标分布在一条指数曲线附近。安徽高于全国人均值的指标仅人均客运周转量、陆地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各指标的分布提示我们，安徽主要是提供粮食、物资和劳力，而浙江则据此生产工业品，并向海外出口以获取利润。这样的分工使浙江远比安徽富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安徽的2.893倍、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安徽的2.9944倍、人均城乡储蓄是安徽的3.0773。虽然二者地理距离并不远。

　　两地的对比鲜明地显示出当前经济体制导致的区域角色差异：劳力、物资供应者从属于为海外市场服务者。

　　2.8 对区域分化的思考

　　“利润极大化机制”不但带来纵向的社会分化，导致中国经济体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导致“与国际接轨”的政策取向。其结果是横向的区域分化。上述从区域视角的观察，发现了两个层次的问题：

　　其一，从经济结构的区域分布看，最明显的特征是：最大的两类区域是“南方农业区”和“北方农业、矿业区”，其宏观功能是向沿海“外向型加工工业区”提供劳力、粮食、工业原材料；而沿海外向型加工工业区则经由沿海港口城市输出产成品。这是一种典型的新殖民主义经济结构。

　　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以来，中国逐步演化成了列强倾销过剩商品、汲取自然资源、利用廉价“苦力”的场所，而沿海通商口岸则成为“与国际接轨”的“脐点”。这样的经济体制一方面造成了十里洋场的奢华，造成了买办资本集团远优越于绝大多数国民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导致内陆原本自我循环的经济结构瓦解，资本(尤其是海外资本)强势地聚敛各类资源，而将众多国民转化为一无所有的流民。

　　正是这样的经济结构演化，为清末的频繁“民变”和民初的乱局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列强则靠从中国获得的资源与利润，缓解了自身的社会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列强将自身的内部矛盾倾销到了中国。于是，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取代了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而中国则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生存空间，相反是与“三座大山”以死相拼的共产党赢得了战争。

　　而今，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外向型工业”导致的基本格局是：内地广大省份向沿海出口工业区提供劳力与资源，而沿海出口工业区则籍此向海外输出产品，赚取外汇。这样的格局导致了区域间发展程度、经济结构的差异，成为国民经济处境差异的根源。而这差异之巨大，触目惊心，这是一种典型的新殖民主义经济结构。

　　这一经济格局下，利润、货币收益是最本源、也最强大的动力。前述各地区不同的经济结构都可以用这一动力解释：对资本（尤其是海外资本）而言，这是实现其利润极大化最有效的格局；对各地而言，当前的经济结构是必然的归宿，因为这是当地条件下最能迎合资本利润极大化需要的结构。

　　前述大量数据已经表明，这样的结构是如何导致不同区域间国民经济处境的巨大差异。本编只描述了社会成员在地理上的横向差异，如果再考虑到第三编展示的,社会内部更为鲜明的纵向差异，社会的认同与向心力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

　　其实，拉美学者们早就在自己的国家看到过类似的格局：本来，阿根廷沿海地区是全国最落后、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十七世纪,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四百户人家,不过是一个大村庄。但外向型经济使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港口城市控制了全国。布宜诺斯艾利斯垄断着关税收人、银行业务和货币发行，它以牺牲内地各省为代价迅速发展起来。拉美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制度：

　　“拉丁美洲各大港口是把从地面和地下开发出来的财富运往遥远的权力中心的中继站，它们成为征服和统治所属国家的工具，又是挥霍国民收入的溢洪道。所有的港口和首都希望自己像巴黎或伦教,而在它们的背后却是沙漠。”(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第二部: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p203)

　　“从外国主子和我们那些充当代理人的资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制度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制度却非常不合理，它越是向前发展就越会加剧国家的不平衡和紧张局面，以及白热化的矛盾。甚至于连依附性的、迟到的、安逸地同大庄园和不平等结构共存的工业化，也不是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而是播下了失业的种子。在这一块拥有不停地繁衍的、没有工作的大批劳动力的地区，贫困在蔓延、财富在集中。新工厂屹立在享有特权的发展中心，即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等，但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该制度没有预料到这一小小的麻烦人口过剩。人口激增人们毫无顾忌地狂热做爱。被抛在路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农村没有活干，因为大庄园主占有广澳的荒地;他们在城市同样无事可干，在这里机器主宰了人。这一制度排斥着人。美国传教士们给大批妇女做绝育手术，分发药丸、节育环、避孕工具和有记号的日历但是婴儿还在出生;拉丁美洲的儿童仍在顽强地诞生，以争得在这块慷慨的土地上有立锥之地的天然权利，这块土地可能向所有人奉献出一切，又几乎向所有人拒绝一切。”(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序言:暴风雪中的一亿二千万儿童 P17)

　　注意，拉美的生态环境远优于我国，所以，它可以“向所有人奉献出一切”，使“拉丁美洲的儿童仍在顽强地诞生，以争得在这块慷慨的土地上有立锥之地的天然权利”。而我国则面临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未看到的严重生态问题。由此引发了第二层次的问题。

　　其二，社会经济系统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压力最大的区域在胡焕庸线两侧。因而这个地区的生态保护，事关中华民族的可持续生存。然而当前的主流政策倾向是“区域间经济竞争”，这个政策背后的潜台词是：将区域间关系视为国家间关系，用国际上的“国家竞争力理论”指导国内“区域间经济竞争”。这是生态破坏最大的动力，也是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最危险的因素。

　　社会系统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上，与之耦合成一个更大的复合系统。社会系统能否持续生存，取决于这个复合系统能否持续生存。而这个复合系统的生存，则取决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能否良性互动。如果社会系统的发展建立在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随着自然生态系统的凋敝，社会系统只能走向崩溃，这样的先例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

　　对此内蒙古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前述的诸多数据，展示出内蒙古异常高速增长的地区生产总值。而这是建立在矿业的基础上。内蒙古矿业超速发展的动因则是：山西煤矿已近晚期，大量耗能的工业不得不另寻能源。而我们的工业集中在沿海，相当大程度是在为海外市场生产。

　　山西拥有70%的现存宋代建筑，晋商曾谱写了中国商贸与金融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晚清之前，山西本是丰饶富庶、人文荟萃之地。然而以煤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山西为东部的发展提供了能源，却断送了自己的发展空间。而今的山西，最令世人瞩目的，恐怕就是破败的山河与骄纵的煤老板了。

　　内蒙古的生态环境比山西严酷得多。这里的先民在世世代代的生存经验中得出的智慧，归结起来，一是要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二是要与当地各物种共生。这样的生存方式当然不可能成为GDP赛场上的优胜者，但却保证了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谐调，保障了人类社会上千年的存在。

　　自2002年起内蒙古的地区生产总值开始加速上升，自2003年后，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一直居于各省首位。其根源在于工业总产值的加速上升，“工业强旗”、“工业立旗”，是内蒙古许多地方的战略。

　　内蒙古工业产品中占全国比重位居前列者见图4.108。

　　图4.108：内蒙古主要工业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份额

　　1999年以前，其占全国总产量比例最大的竟然是木材，好在此项数据于2004年后消失，希望这意味这内蒙古停止了工业化伐木。然而此后原煤的比重迅速崛起，到2009年占到全国总产量的20.22%。图4.105告诉我们，内蒙工业靠两个基础支撑：其一是采煤和依赖于煤的火电、冶金、水泥;其二是采盐和盐化工。在水资源极度缺乏、生态环境高度脆弱的地区，靠这样的产业结构谋求“崛起”，此路会导致何等结局?

　　刘书润忧虑地指出：“他们把内地的陈旧设备、已被取缔的重污染企业引入。更娇气的草原，成为纯原料产地，甘当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靠采矿谋发展，一旦地下资源采空，而地表生态系统又被破坏，这里的人们该如何谋生?许多“资源耗竭型城市”已是前车之鉴，内蒙古难道不该深思?

　　更为严重的是，内蒙古的煤田与煤矿主要分布在其中、东部，正位于胡焕庸线两侧(见图4.109)。

　　图4.109：内蒙古的煤田与煤矿分布

　　(图中黑线为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两侧生态环境脆弱，且通过水资源、风沙等因素对全局生态环境影响巨大，被称为生态敏感区。这里的生态破坏，其影响是全局性的。然而问题在于，这条道路已不是内蒙古自己的选择。图4.110展示了全国主要产煤省在原煤总产量中的比重演化。

　　图4.110：主要产煤省在原煤总产量中的比重。

　　数据显示，多年来山西在原煤总产量中独占鳌头，其它主产省的份额远低于山西，但2005年后山西总的趋势是下降的，有效崛起而补充其份额的是内蒙古，到2009年内蒙古的份额(20.22%)已经超过了山西的分额(19.98%)。可见这一结构已经与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密不可分，内蒙古已经不可挽回地走上了依赖原煤的发展道路。换而言之，国家外向型工业化格局导致了内蒙古今天的道路。

　　与内蒙古高速“崛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胡焕庸线西南端的川、滇、黔。前述数据分析显示，几乎在所有的指标上，这个地区都敬陪末座。图4.111-4.113展示了三省主要工业产品中占全国比重位居前列者。

　　图4.111：四川：工业产品中占全国比重位居前列者

　　图4.112：云南：工业产品中占全国比重位居前列者

　　图4.113：贵州：工业产品中占全国比重位居前列者

　　这个地区的主要工业生产，除个别产品外，大多数是为其他地区提供能源与基础原材料。这样的产业结构驱使人们把“西部大开发”搞成了“西部大开挖”，严重危及这里脆弱而敏感的生态环境。

　　这个地区的自然基底有两个醒目的特征，其一是大范围的喀斯特地带，其二是川、滇、藏地区的横断山脉。

　　西南喀斯特地带主要分布在川、滇、黔，还涉及广西、湖南、湖北(见图4.114)，这里分布着大量的贫困县。

　　图4.114：西南地区岩溶山区及贫困县分布图

　　1--岩溶县(自治县);2--岩溶贫困县(自治县)

　　(摘自王明章《西南岩溶石山区地下水开发在石漠化防治中的地位》

　　贵州地质2006年23卷第4期(总第89期)

　　千年以来，各少数民族一直生活在这里，他们竭力适应环境，与各物种和谐共生，保护了生长在喀斯特地带上的亚热带植被。然而资本利润导向的经济体制，驱使人们伐树、采矿，向东部输出初级资源，其结果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2007年贵州省提出“保护青山绿水也是政绩”(胡跃平«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2007年11月02日 人民日报;«贵州省长林树森：保护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 2008年01月25日科学时报)，将环保放到“立省之本”的地位上。然而环保无助于提升GDP，无助于增强政府与商家的财力。

　　政府换届后，在地区间竞争的压力下，新一届政府的感受是：

　　“‘十二五’时期，各兄弟省、区、市特别是西部省份将呈现新一轮加快发展、竞相发展的逼人态势，我省面临既要‘转’、又要‘赶’的双重压力、双重任务，既要缩小在‘好’的方面存在的差距，更要把‘慢’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好。我们已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

　　于是本届政府关注的重点转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壮大工业经济规模”、“加强城镇规划建设”、“全面推进招商引资”、“推进以快速铁路、高速公路、民航机场等为重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壮大支柱产业，增强电力、煤炭、烟酒、装备制造、民族医药等产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切实提高建材、化工、冶金、林产品等产业的竞争力”等等(见省长赵克志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贵州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zgov.gov.cn/gzgov/218994128950657024/20110126/257773.html)“清山绿水”则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消失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在贵州省人民政府网站上，只能打开2007年和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而2008-2010年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打不开了。

　　这样的战略定位下，贵州大兴土木，其生态后果不言而喻。

　　位于川、滇、藏地区的横断山脉，形成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西藏高原的隆起。横断山脉的急剧挤压、隆升、切割，高山与大江交替展布，汇集了雪山冰川、峡谷急流、草甸、丹霞及高山喀斯特等多种地形地貌，形成世界上独有的三江并行奔流170公里的自然奇观，成为世界上蕴藏最丰富的地质地貌博物馆。

　　独特的地质环境使这里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集中了北半球亚热带、温带、寒带的多种气候和生物群落，集中了6000种植物种类和超过全中国一半的动物物种，被誉为“世界生物基因库”。

　　历史上，众多民族沿着这些南北向的平行山谷迁徙，学界称之为“民族走廊”。这里生活着纳西、傈僳、藏、白、彝、普米、怒、独龙等众多少数民族，是世界罕见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多种宗教信仰、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和多种风俗习惯并存的汇聚区，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丰富的“文化基因库”之一。它对人类未来适应变化的环境，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然而，大规模的水电与矿产开发，正在破坏这一切。“十五”期间，四川林业部门批准的林地占用构成见图4.115，电力项目建设成了破坏四川林地的最大因素。注意这还只是政府批准的，大量未批先建的工程尚不在内。

　　图4.115：“十五”期间四川林地占用构成

　　(数据来源：四川省森林资源管理总站)

　　这样的开发如此有力，因为其背后有强大的利润动机，然而当地国民因此能得到什么?2008年10月四川省水利厅地方电力局在一情况份汇报中提到：

　　“中央水电企业占据了我省大部分水电资源”

　　“中央企业对四川资源的占用至今没形成对地方的合理补偿机制，尤其是近几年水电发电机组80%以上都以较低的价格进入了国家电网，又以较高的价格买给我省。”

　　同月四川省移民办则在一份情况汇报中陈述道：

　　“没有形成资源输出地与电力消耗地、水电企业与移民群众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机制”

　　“在某些大型水电工程移民实物调查中无视科学种田、立体农业的事实，给移民只算其中的某一种作物，按水平投影面积去计算山坡上生长的零星经济林木，而不愿意花功夫去照实点数，公然侵害移民群众切身利益，草率地对移民群众依法诉求的合法权益采取高压、强制手段。”

　　“库区不稳定因素时有发生。”

　　内蒙古在胡焕庸线的东北端，川、滇、黔在胡焕庸线的西南端，一个有全国最高的GDP增长率，一个处于经济低端。但资本利润极大化导向的经济体制在这里导演出相同的剧目：有水快流地发掘资源，以保障沿海外向型工业区所需。至于留给当地与后代的是什么，就无暇考虑了。

　　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不惜破坏自己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以保障海外资本有钱可赚，保障西方国家在滥发钞票的前提下，还能避免通货膨胀。由此是否换来了西方国家的认同与接纳?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