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第四编 “接轨”观察 第二章 国内经济局格观察(上)

　　第二章国内经济局格观察

　　中国国土辽阔，区域间自然、历史、人文条件差异巨大。各区域间既竞争更互补，逐步聚合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数千年来，这个共同体总的趋势是逐步扩大。从经济共同体的视角观察，各区域间国民的经济处境是趋同还是分化，将最终影响共同体是稳定、扩张还是瓦解。这样的波动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不可不察。

　　为此，需观察、比较区域间国民经济处境的相对演化。限于可得的统计数据，观察的客体为各省级行政单位，所用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发布的数据(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可比统计数据不包括港、澳、台。

　　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幅员、人口差异相当大。为客观比较，需寻找可比的指标。本章的目的是比较各地区国民的经济处境，因此一个适当的指标是人均值。用“本地人均值/全国人均值”作为各地“相对地位”的指标，用“相对地位”的时间序列观察各地区相对地位的演化。

　　2.1国民的经济处境

　　在统计年鉴中有许多指标看起来可表征各地区国民的经济处境，但其中一些并不适宜作区域间比较。例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可以在城镇人员间进行比较，但我国国民的六成以上靠家庭小生产为生，与单位工资无关。在上海、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有较大比例的国民靠单位工资为生，但广大西南农区，靠单位工资为生的国民比重甚小。仔细翻检历年统计年鉴，发现比较能表征各地区国民的经济处境，且有一定时间长度的指标有两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征当地国民的货币支付能力，而人均储蓄存款表征当地国民经济上的回旋余。用这两个指标可大体上表征各地国民的经济处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5年覆盖到到2009年(见图4.31)。

　　图4.31：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

　　数据显示，各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差异巨大。多年平均最高的是北京，最低的是贵州，2009年北京是贵州的9.2倍。历史上差异最大的是1999年，最高的上海为430.5%，最低的贵州为33.7%，上海是贵州的12.76倍。

　　多年平均值高于全国均值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福建、山东、吉林、湖北11省市(见图4.32)。

　　图4.32：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人均值者)

　　多年平均值明显低于全国均值的地区有广西、江西、安徽、宁夏、青海、西藏、甘肃、云南、贵州9省区(见图4.33)。值得忧虑的是，这9个省区均显出相对地位持续下降的态势。到2009年最高的广西为57.00%，最低的贵州仅32.6%。其中江西、安徽偏于东部，其余7省区均为西部省区。

　　图4.33：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

　　(明显低于全国人均值者)

　　从趋势的视角看，用后4年的均值减前4年的均值表征演化趋势，排序相对地位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的省区包括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山西、陕西、河南、四川8省区(见图4.34)。其中内蒙古升势最显著，升高了43.8个百分点，其次是山东，升高了34.7个百分点。

　　图4.34：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明显升高者)

　　排序相对地位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的省区包括福建、云南、甘肃、宁夏、广西、青海、黑龙江、辽宁、海南、新疆、天津、广东、北京、上海(见图4.35)。

　　图4.35：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

　　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

　　统计数据中可表征国民经济处境的另一指标是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人均储蓄存款越高，表征国民在经济上的回旋余越地大。人均存款余额越多的地区，越能产生出靠财产性收入生存的群体，反之越少的地区，人们的生存就更依赖于工资性收入，靠出卖劳动为生。

　　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可查到的这一指标，从2001年延展到2009年(见图4.36)。这9年均值，最高为北京(437.36%)，最低为贵州(32.37%)，北京为贵州的13.5倍。高低差异最大的是2003年，最高的北京为450.31%，最低的贵州为29.23%，北京是贵州的15.41倍。这个差距远大于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的差距。

　　图4.36：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

　　超过全国均值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山西、福建（见图4.37），除山西外，全是东部沿海省市。而山西靠煤使一群煤老板暴富，留下的是破败的生态和贫困的百姓。

　　图4.37：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人均值者)

　　位于最低端者顺次为湖北、四川、河南、青海、湖南、江西、甘肃、安徽、云南、广西、西藏、贵州（见图4.38）。西南各省区除重庆外尽在其中。地理位置偏东的江西、安徽，排位之低，值得关注。

　　图4.38：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

　　(位于最低端者))

　　相对地位上升的省市有上海、浙江、江苏、山西、陕西、重庆、内蒙古、湖北、四川、青海、湖南、安徽、西藏、贵州(见图4.39)。

　　图4.39：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者)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有北京、天津、广东、辽宁、河北、吉林、黑龙江、海南、新疆(见图4.40)。其中新疆、海南值得注意，既排位偏低，相对位置又明显下降。

　　图4.40：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

　　国民的经济处境分组

　　用这两个指数对各地国民的经济处境分组。希望既反映近期的状态，又减少年份波动的影响，用2007—2009这三年的均值进行计算。由此得出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人均居民储蓄存款的散点图见图4.41。可见两个指标高度相关，各地数据分布在一条幂函数两侧。用全国人均值将图像划分为4个象限，则两个指标均高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2009年，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人口的24.13%。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两个指标均高于全国均值的两倍，其人口仅为全国的3.72%。

　　一个指标高于全国人均值而另一个指标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山西、山东、福建、内蒙古、吉林、湖北，这个地区占全国人口的20.82%。

　　而两个指标均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黑龙江、重庆、河北、湖南、河南、陕西、四川、海南、广西、安徽、新疆、江西、宁夏、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这个地区占全国人口的55.06%。显然，一半以上的人口分布在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

　　图4.41：散点图：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居民储蓄

　　2.2生产能力

　　物质财富由生产创造，各地国民的经济处境受到生产能力的极大影响。基于可用数据，取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谷物产量表征一个地区的生产能力。

 　　地区生产总值

　　生产能力是国民生活状态的重要基础，由地区生产总值可大略地观察各地区的生产能力。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可查出各省级行政单位自1993年至2009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由此可算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996年以前，整个四川盆地都是四川省，1997年后重庆分出。为使数据可比，1997年后，分别计算四川与重庆，而整个1993年至2009年则计算四川与重庆之和，称之为“四川盆地”。由此得出的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均值见图4.42。

　　图4.42：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数据显示，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异明显，由1993-2009年均值看，最高的上海为全国均值的345.16%，最低的贵州为全国均值的36.00%，上海为贵州的9.6倍。

　　这16年平均，超过全国均值的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辽宁、福建、山东、黑龙江共10个省市(见图4.43)，其余21个省市均低于全国均值。其中位于低端的有重庆、陕西、宁夏、四川盆地、四川、江西、安徽、广西、西藏、云南、甘肃、贵州。(见图4.44)。

　　图4.43：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人均值者)

　　图4.44：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

　　数据告诉我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均值的省市均在东部沿海，而东部沿海省市除河北外均超过全国均值，可见国家生产能力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

　　而西南五省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位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低端，此外，偏于东部的江西、安徽亦在这个区段。

　　从发展趋势看，用最后四年均值减最早四年均值，来表征相对地位的变化。相对地位上升的省市见图4.45，而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见图4.46。

　　图4.45：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者)

　　图4.46：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

　　数据告诉我们，相对地位上升且始终位于全国均值之上者，为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山东。这5个省市无疑是17年来经济演化的最大受益者。位于全国均值之下，且相对地位明显上升的有内蒙古、山西、重庆、河南、宁夏、陕西、西藏。其中由全国均值之下升入全国均值之上的只有内蒙古。然而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的大跃进建立在矿业和房地产之上，这样的“模式”，在这个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区，是否可持续，值得忧虑。

　　地位明显下降者有上海、广东、辽宁、福建、黑龙江、新疆、海南、安徽、广西、云南10省市区。其中的上海直到2009年依旧是全国最高，而云南不仅明显下降，且2009年已降至全国倒数第3位，仅高于贵州、甘肃。

　　以上观察基于省级行政区划的统计数据，笔者手中有《城市统计年鉴2005》，它以地级市为单位提供了2004年的统计数据。1982年以来，我国推行市管县体制，在大多数省份，287个地级市瓜分了全部国土，至于一些省区未被地级市囊括的国土，多是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之地，可将其处理为一个单元：“其他”。基于地级市的层次的数据，可看到一个“截面”上更细致的分布。将各地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低到高排列，再计算其与全国均值的偏差，以此为纵坐标，横坐标则取累计的人口比例，由此得到图4.47：

　　图4.4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布

　　数据显示，在占人口68.11%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值。而占人口10.08%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全国平均值高出1.18倍以上，这些地区包括京、津、沪和广州、浙江、江苏、山东的主要城市，以及福建的厦门、辽宁的大连，一个钢铁城市：包头，两个石油城市：大庆和克拉玛依。

　　图4.48显示了地区生产总值在区域上的分布。

　　图4.48：地区生产总值分布

　　数据显示：70.12%的地区生产总值，聚集在10.06%的国土上。按聚集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多少，这些国土主要顺次分布在：江苏(全境)、山东(除菏泽)、广东(含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湛江、茂名、惠州)、浙江(除衢州、丽水)、河北(除邢台、张家口、承德)、河南(除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辽宁(含大连、沈阳、鞍山、盘锦、辽阳)、福建(含厦门、泉州、福州、莆田)、四川(含成都、德阳、自贡、内江)等省，另外就是分散在各地的经济密集城市，如四个直辖市及武汉、长春、大庆、长沙、西安、昆明、南昌、合肥、太原、岳阳……等省会或经济活动聚集的城市。

　　其中，除了四川的成都平原地区和重庆、西安、昆明、太原等城市外，全部属于“东部”。而在“东部”之内，又高度集中于沿海诸省，这里我们看到，在每个大区内，存在复杂的内部结构。

　　另一方面，在高达60.23%的国土上，仅有3.07%的地区生产总值。这些国土全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涉及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云南、四川、西藏。

　　由此我们看到，东部沿海城市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占有绝对优势，而绝大多数国民所在地，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注意，计算图4.95的曲线时，并未涉及地区内部的差异，因此它反映的只是区域间的经济实力差异。这种差异与人口分布差异相关，但比之更极端：越是靠近东部，人口越密集，人均生产能力越高。　

　　工业总产值

　　生产能力中，最大头的是工业生产能力。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各地工业数据，能够一贯连续的有工业总产值，其时间跨度为1995—2009年，其间2005年无数据，姑用前后两年的均值替代(见图4.49)。最高者为上海，最低者为西藏，上海是西藏的67.33倍。

　　图4.49：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历年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的有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北京、广东、山东、辽宁、福建9省市（见图4.50），它们全在东部沿海。

　　图4.50：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均值者)

　　低于全国均值1/2者有安徽、陕西、重庆、青海、湖南、甘肃、四川、江西、云南、海南、广西、贵州、西藏（见图4.51）。西南四省区尽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广西位列倒数第三，仅高于贵州、西藏，可见广西与广东差异巨大，倒是更接近西南四省区。

　　图4.51：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低于全国均值1/2者)

　　从趋势看，相对地位上升者有江苏、北京、山东、吉林、内蒙古、宁夏、陕西、重庆、青海、江西10省市区（见图4.52），其中内蒙古升势最强，由1995年的49.73%升至2009年的106.07%，是唯一一个从低于全国人均值1/2超过全国人均值的区域。

　　图4.52：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者)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有：上海、浙江、广东、辽宁、福建、河北、湖北、安徽湖南、黑龙江、广西（见图4.53）。其中广西值得注意，这里不仅相对地位低，且处于下降态势中。

　　图4.53：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

　　《城市统计年鉴2005》提供的数据，给出了2004年工业产值在地级市这个层次的地域分布(图4.54)：

　　图4.54：2005年工业产值的地域分布

　　数据显示：在10.7%的国土上聚集了84.34%的工业生产能力，这些国土主要顺次分布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天津、辽宁、福建、北京。全在狭长的东部沿海地带。

　　2005年，出口商品金额中，工业制成品占93.6%、进口商品金额中，工业制成品占77.6%。由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各地区进、出口额与工业总产值的关系，来分析各地工业对海外的依赖程度(见图4.55)。

　　图4.55：2005年各地进出口与工业总产值之比值

　　数据显示：最发达的沿海工业地区（包括广东、上海、北京、福建、天津、江苏、浙江），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海外，而非为自己的国家生产消费品与生产资料。而出口比重低于10%，主要为国内生产的地区，大多是工业相对不发达的地区。

　　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江苏、海南等沿海地区，进口占了很大的比重;而绝大多数内陆地区，进口低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10%。

　　对比图4.98、图4.99，可清晰地看到，从工业的角度，国土事实上被分为两个部分：狭长的东部沿海地带，聚集了主要的工业生产能力，并且对海外的联系和依赖远高于对内地的联系和依赖；而广大内陆地区，相对而言工业极不发达，同时，与海外的经济关系薄弱。

　　这种态势，是二十多年“政策倾斜”、“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的必然后果。它彰显出了我国“二元经济”的地理分布：一个狭长而严重依赖海外的沿海工业带，和工业落后、相对封闭的广大内陆地区并存。

　　从分工的角度看，工业集中分布并不是严重问题。然而工业集中区与国家其他地区的关系则必须认真对待。如果工业集中区热衷于充当“世界工厂”，无制约地消耗国内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和廉价劳动力，利用自己在GDP中的优势地位挟持公共事务决策，谋取政策优势，而对广大内陆的生态破坏和经济凋敝无动于衷；如果一方面靠内地的国民当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视之为“低素质人口”、“不安定因素”，必欲挡在门外而后快；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国民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方面差异巨大，在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方面无法沟通，势必危及国家的统一。用这样的手段“首先实现现代化”，无异于取乱之道。

　　谷物

　　农业在GDP中份额不大，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在我国谷物是粮食的主体，有必要观察谷物生产的区域分布。统计局网站提供的谷物数据，从1995年覆盖到2009年(见图4.56)。数据显示，谷物生产呈明显分化的态势，一些地区有所增强，而另一些地区则显著下降。

　　图4.56：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

　　多年平均，人均谷物产量超过全国均值的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宁夏、新疆、河南、江苏、山东、安徽、湖南、江西、河北、辽宁、湖北(见图4.57)

　　图4.57：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均值者)

　　多年平均，人均谷物产量明显低于全国均值的有贵州、浙江、海南、福建、广东、天津、青海、北京、上海(见图4.58)。

　　图4.58：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

　　(明显低于全国均值者)

　　15年间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的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辽宁(见图4.59)

　　图4.59：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者)

　　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的地区有新疆、广西、甘肃、江苏、海南、天津、上海、福建、青海、北京、广东、浙江(见图4.60)。

　　图4.60：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者)

　　从国土面积的视角看，我国粮食产能分布见图4.61

　　图4.61：2005年粮食产出分布

　　数据显示：在10.6%的国土上(含江苏、河南、山东、安徽、上海、重庆、河北、吉林)，产出了42.13%的粮食;再加上湖南、天津、湖北、辽宁、江西、浙江、广东、四川，共计25.99%的国土产出了70.88%的粮食。这些省市分布在4个大区内：黄淮海（28.60%）、湖广（12.91%）、长江中下游（11.39%）、川渝（9.05%）、东北（8.94%）。可见，这约1/4的国土就是我们的主粮仓。“无粮不稳”，保障这些地方粮食的持续稳产，是保障国家安定的基础。区域功能规划，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图4.62显示了2009年的粮食余缺分布。先计算各地人均粮食产出与全国均值之差，再从低到高排序，由此得出图4.62的纵坐标。横坐标则为累计的人口比例。图中曲线与横轴间的面积，则表征着各地粮食的余缺程度。

　　图4.62：粮食余缺分布

　　图4.62提示我们，人均粮食产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顺次为：黑龙江、吉林、内蒙、宁夏、河南、新疆、安徽、山东、湖南。而其中有能力大规模向外输出粮食的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河南。这四个省区的粮食产能，决定了我国在粮食问题上的机动能力和回旋余地。注意，在几个粮食主产区中，东北的份额是最低的，由此可见，我国在粮食问题上的回旋余地之小。

　　人均粮食产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顺次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青海、海南、福建、陕西。考虑到人口规模和人均缺粮程度，需要大量输入的地区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海南、福建，全都分布在东部沿海，除了海南，正好是东部沿海的GDP高度密集的地区。没有了吉林、黑龙江、内蒙、河南大量输入的粮食，这里的GDP就无以为继。

　　其他的地区则基本上可以自给，值得注意的是，历来被视为粮仓的成都平原、太湖流域、华北平原，虽然产粮比重在各地区中名列前茅(四川名列第3、江苏第5、河北第8)，但由于人口密集，只能大体保障自给，已无力大规模输出粮食。

　　“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川粮外运”已经成为历史。从粮食净输出的角度看，我国已经不再是“南粮北调”，而是“北粮南运”。粮食生产呈现出基本自给、净输出、净输入三类区域，这显然是区域功能规划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

　　海河流域，从明、清时代就是靠“南粮北运”平衡粮食供需，而今河北平原成了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海河流域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其后果却是：流域总用水量中，不可再生的地下水占到的1/3。而海河流域的用水量，农业灌溉占到了7成。这肯定是一个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格局。

　　在人口密度大、经济活动强度高的地区，土地用于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客观上存在巨大的压力，推动耕地转化为建设、居住用地。国土资源部竭力防守18亿亩耕地的“底线”，在现有的经济机制下，势必崩溃。

　　生产能力分区

　　一般说来，人均谷物决定了当地的粮食安全程度，人均工业产值决定了当地的经济实力。图4.63是用2009年的这两个指标作的散点图。

　　图4.63：散点图：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谷物产量

　　两个指标的全国人均值将图4.63划分为4个象限，第一象限两个指标均高于全国人均值，应为经济相对富裕且平衡的地区，它们包括江苏、山东、辽宁、内蒙古四省区，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国民的18.18%。内蒙古位于此列，出人意外，我们后面将专门讨论之。

　　当地人均工业总产值高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为偏重工业的地区，它们包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北京、福建，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国民的17.73%。这些省市经济实力强，但粮食无法自给，需仰赖外部供应。

　　当地人均工业总产值低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高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为偏重农业的地区，它们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新疆、宁夏、安徽、江西、湖南、河北、湖北，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国民的36.88%。

　　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为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地区，包括四川、西藏、重庆、广西、云南、陕西、山西、甘肃、贵州、海南、青海，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国民的27.20%。

　　进一步观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均工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为0.9205；而与人均谷物产量-0.3441。可见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业生产对提高一个地区的GDP有负作用。GDP其实是以货币计量的财富。对人类社会而言，无庸讳言，粮食是最基础的财富之一，“民以食为天”、“无粮不稳”、“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无数的民谚反映了粮食的基础地位。但在货币系统的评价中，粮食的价值远不如那些对人类无益甚至有害的商品，尤其是用于标榜所谓“品味”的奢侈品甚至毒品。

　　在这样的态势下，一些学者主张中国放弃粮食基本自给的战略，根据比较利益，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国内的粮食问题。这等于把13亿国民的基本生存交给掌控国际粮食市场的跨国公司，其后果不堪设想。好在有关部门尚未如此昏庸，而是提出了确保18亿亩耕地的目标。但现行的经济体制用货币评价财富，在这样的体制下，农业的弱势已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本经不住强势集团的蚕食。在现行体制下，所谓“18亿亩红线”被突破是早晚的事。“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等层出不穷的农产品炒作事件，一再提醒人们，资本集团的逐利动机是何等强大又何等不择手段。在它们眼里，利润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国计民生。一旦粮食产能有亏，它势必成为投机资金爆炒的标的，而广大国民势必陷入生存危机之中，历史上这样的局面曾反复出现，曾导致一次次政权更迭和天下大乱。

　　从产业规模的视角，一些学者期望农业实现集约化，以期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但“行业竞争力”的背后，其实是各行业资本在货币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要求将尽可能多的国民转化为要素----雇佣劳动者。农业是我国劳动力就业的第一大行业，其主要形态是家庭小生产。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农业集约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造就了巨富的农业资本家，同时制造了大批一无所有、生计无着的流民，使国内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只能靠向外扩张转移内部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无数战争的根源。转移矛盾成功者，发展为所谓“发达国家”，失败者（如俄国），则引发了国内革命。自民国初年就有人试图引入西方大农场。但这一模式与众多小农的生计尖锐冲突，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始终不足以吸纳因传统农业体系瓦解而被抛出的劳力。这就是晚清以来中国动乱百年的社会基础。

　　2.3生产条件

　　生产能力的发展受到若干条件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各地国民的经济处境，需进一步观察相关的生产条件。

　　投资

　　投资是最有力的社会资源配置途径，对各地生产能力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理解各地的经济状况需观察投资的演化。统计局网站提供的各地区投资数据，最完整的是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从1995年覆盖到2009年(见图4.64)。

　　图4.64：当地人均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人均值

　　数据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各地投资强度高度分化，最极端的是1997年，最高的上海为全国人均值的6.88倍，而最低的贵州仅全国人均值的31%。上海为贵州的22.2倍。好在此后这种偏重特大城市的投资倾向有所缓解，但贵州的相对强度一直很低，在多数年份位居全国末尾，2009年也仅为全国人均值的38%，而上海人均投资为贵州的9.65倍。

　　15年平均，人均投资高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辽宁、新疆、海南、山东、内蒙古、西藏、福建、青海、宁夏、吉林(见图4.65)。注意，三个直辖市位列榜首，然后是长三角、珠三角。

　　图4.65：当地人均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人均值者)

　　15年平均，人均投资低于全国人均值70%地区有四川盆地、河南、四川、云南、江西、安徽、湖南、广西、甘肃、贵州。西南的云、贵、川均在此列(见图4.66)。

　　图4.66：当地人均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人均值

　　(低于全国人均值70%者)

　　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的地区有江苏、辽宁、山东、内蒙古、宁夏、吉林、重庆、山西、陕西、四川盆地、河南、四川、江西、安徽(见图4.67)。其中最显著的是内蒙古，上升了98个百分点，远远超过第二位的重庆(42个百分点)。

　　图4.67：当地人均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者)

　　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的地区有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新疆、海南、西藏、青海、湖北、黑龙江、云南(见图4.68)。值得注意的是，湖北、黑龙江、云南，既在全国人均值之下，又处于明显下降中。

　　图4.68：当地人均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者)

　　图4.69是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地位多年均值的散点图。数据显示两者密切相关，相关系数达0.9589。

　　图4.69：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

　　位于趋势线下方且远离趋势线的有西藏、四川、宁夏、青海、重庆，显得投资效率低下。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投资都偏向东部，导致西部基础设施相对于东部过于落后，1995年后的投资需有一段时滞方可显出效果;其二，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宜发展追逐利润的经济模式。这个问题留待后文讨论。

　　投资极度偏向东部沿海地区是导致区域间经济地位差异的重要因素。

　　2007年胡润榜提供的信息，使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资本的地域分布。这就是第三编第三章讨论过的“总部经济”的视角。2007年胡润榜提供了上榜公司总部所在的省级行政区名称，为了更细致地观察上榜者的地域分布，笔者逐一查出了他们的具体所在地，并按地级行政区归并。省级行政区失之太粗，县级行政区又失之太细，可能令读者不知其所在，地级行政区是观察地域分布的适中尺度。

　　从地级行政区看，胡润榜的上榜公司分布在127个地级市中(见图4.70)。

　　图4.70：上榜者分布----地级行政区

　　(图中的份额为财富与上榜人数份额的均值)

　　北京、上海是上榜者最集中的地方。北京有87位上榜者，聚集了4,230亿元财富；上海有78位上榜者，聚集了4,406亿元财富。两个城市共占综合份额的22.7%。

　　深圳、广州、佛山、杭州、香港、南京为第二梯队，共有192位上榜者，聚集了11,234亿元财富。“香港”出现在表中，是因为有23位上榜者，其公司总部在香港。

　　图4.67中标出的前26个城市集中了上榜者的81.3%，总财富的77.2%，而这些城市除了成都、长沙、重庆外，均位于东部沿海省份。

　　从省级行政区的角度看，上榜者的分布见图4.71。

　　图4.71：上榜者分布—省级行政区

　　从上榜者集中的程度看，上海、浙江、江苏相邻而集中度高，长三角是一个上榜者集中的地区；广东与香港合成的珠三角则是另一个上榜者集中区。至于“京津冀”，只有北京独占鳌头，河北、天津与之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因此，不存在一个上榜者集中的“京津冀”地区。另外，次一级的上榜者集中地分布在福建、山东、四川。

　　图4.72至图4.74分别为长三角、珠三角、北京市上榜者的行业构成。

　　图4.72：长三角上榜者行业构成

　　图4.73：珠三角上榜者行业构成

　　图4.74：北京市上榜者行业构成

　　比较这三个地区，发现他们的共性是：房地产业综合份额最高。其中又以珠三角为甚，居然高达4成。

　　从“多样性”的角度看，长三角产业结构最平衡，提供上榜者的行业最多，而北京最少。一方面，北京是一个以行政功能为主的特大城市，许多行业不适于在此发展，前四个行业就占了75.7%的份额。其上榜者之集中与产业结构之单调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一方面，聚集了巨量资源的北京未能像上海、香港、广州、深圳那样带动周边的广大地区。于是，河北、天津提供的上榜者远不如浙江、江苏、广东，甚至比不上福建、山东、四川。

　　能耗

　　工业靠能源推动，统计年鉴只提供了2005—2009年的各地能耗数据(见图4.75)

　　图4.75各地人均能耗/全国人均值

　　图4.76地人均能耗高于全国人均值者。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内蒙古和宁夏，它们的能耗为全国最高，且相对地位仍处于上升态势。这反映出当地以煤和煤化工为主的发展战略。

　　图4.76各地人均能耗/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高于全国人均值者)

　　图4.77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全是人均工业产值低于全国人均值者。其中的广西、安徽、海南、江西为最低的集团，反映出当地工业的相对弱小。

　　图4.77人均能耗/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

　　这期间相对地位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的地区见图4.78，能耗超过全国均值且相对地位上升的，只有内蒙、宁夏、青海，而且它们的增速明显超过其它地区。

　　图4.78地人均能耗/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者)

　　这期间相对地位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的地区见图4.79。3个直辖市居降幅首位，反映出它们从工业城市向商贸城市的转化，而山西能耗下降，则反映出基于煤的发展道路在山西已走到尽头。能耗在全国人均值之下，且处于明显下降态势的，有黑龙江和贵州，可见这两个地区工业发展受到的阻滞。

　　图4.79：当地人均能耗/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者)

　　外贸

　　多年的“出口导向”政策使外贸对生产力的发展影响深刻。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各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数据，从1993年覆盖到到2009年(见图4.80)。

　　图4.80：当地人均进出口商品总值/全国人均值

　　多年平均，人均进出口商品总值高于全国人均值者见图4.81。可见出口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人均进出口总额均超过全国人均值8倍。

　　图4.81：当地人均进出口商品总值/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超过全国人均值者)

　　与之对应的是有16个省区多年平均相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的20%(见图4.82)。

　　图4.82：当地人均进出口商品总值/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20%者)

　　货运

　　交通反映一个地区的物流与人流状态，反映一个地区的活跃程度以及与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交通流量统计数据逻辑上只能源自各地交通业的售票数据，因而反映的是各地的发运量。统计年鉴的分省交通数据，只含陆运(包括铁路与公路)和水运。而空运无分省数据。

　　货运周转量是可用数据中最接近与物流的数据。由于陆运与水运功能不同，且水运数据有剧烈的跳动，疑是统计口径变化所致，故分别观察之。

　　陆运货物周转量

　　1995—2009年陆运货物周转量数据见图4.83。数据显示，货物陆运强度随时间而两极分化，显出高者更高、低者更低的态势。

　　图4.83：当地人均陆地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超过全国人均值150%的省市区见图4.84。其中位于最高位的内蒙古、宁夏，实施基于煤与煤化工的发展战略，故物流量巨大，且仍在上升。而山西则表现出下降态势，暗示山西基于煤的发展战略已到头。此外河北、天津、辽宁、北京、新疆、甘肃均呈下降态势。

　　图4.84：当地人均陆地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超过全国人均值150%者)

　　相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见图4.85。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做为全国最老、最大的工业城市，其货物陆运的相对地位如此之低，可见上海通过陆运发向各地的货物之少。另，著名的工业化大省浙江、江苏、广东均在此列，可见他们的产品出发向内地的十分有限。

　　图4.85：当地人均陆地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

　　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者见图4.86。其中的内蒙古、宁夏、山西、青海、陕西、安徽、都是资源输出大省。

　　图4.86：当地人均陆地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者)

　　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见图4.87。其中的天津、辽宁、北京、浙江、江苏、广东、上海位于我国的三个著名的“增长极”：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是工业化地区，可见工业化地区通过陆地货运发向其他地区的运输量整体上持续地相对下降。

　　资源输出地区与工业化地区在陆地货运量上的鲜明对比发人深省。

　　图4.87：当地人均陆地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者)

　　水运货运周转量

　　至于水运货运周转量见图4.88，同样显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其中天津、上海的数据于1998—1999年间有显著的阶跃，疑是统计口径变化所致。

　　图4.88：当地人均水运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15年平均，超过全国人均值60%的地区有天津、上海、海南、浙江、辽宁、山东、广东、福建、江苏，全是东部沿海省市(见图4.89)。2009年，它们占了全国水运货运周转量的77.3%。其中超过全国人均值的只有天津、上海、海南、浙江，2009年它们占了全国水运货运周转量的57%。

　　图4.89：当地人均水运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超过全国人均值60%的地区)

　　水、陆运对比暗示了一个大的经济格局：各地资源运往东部沿海，经加工或转手，海运出国。

　　客运

　　我国客运周转量一直在加速增长(见图4.90)

　　图4.90：中国客运周转量

　　统计年鉴中各地客运周转量数据从1998年覆盖到2009年，各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见图4.91。数据显示出收敛的态势，意味着各地国民外出机会正在靠近，各地区国民间日益相互了解，不同地区间经济状况的鲜明差异直接展示在越来越多的国民眼前，并深刻地影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

　　图4.91：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高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见图4.92。长三角的浙江、江苏，珠三角的广东位列于此可以理解。毕竟这里经济实力强大，人们有能力外出。湖南、江西、河北位列于此，更可能反映出大量国民外出打工。值得注意的是新疆位列第三，一方面是因为新疆到内地距离远，导致客运周转量大，另一方面提示我们，新疆不再是偏远的“化外之地”，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正日趋紧密。

　　图4.92：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高于全国人均值者)

　　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低于全国人均值80%的地区见图4.93。西南5省市区全部位列于此，可见与外界交流薄弱仍是西南地区的明显特征。令人诧异的是上海竟位列倒数第三，且2004年后呈持续下降态势。这显然不能用经济条件解释之。或许上海人更满足于本市的环境，而不屑于外出？或许上海人外出主要坐飞机？由于没有空运的分省数据，无法判断。一个背景是：1995年空运仅占全部客运周转量的7.57%，到2009年也就13.59%，似乎空运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

　　图4.93：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

　　相对地位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的地区见图4.94。这些地区的多年均值都低于全国人均值，因而其相对地位上升值得欢迎，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西藏、青海、安徽。北京与上海的对比颇有意味，北京的相对地位高于上海，且呈上升的态势，这是否意味着北京人比上海人更开放?或许还有其它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图4.94：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者)

　　相对地位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者见图4.95。其中的宁夏、山西、贵州、云南均低于全国人均值，其相对地位下降趋势值得忧虑。尤其是云南、贵州，2009年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仅为全国人均值的43.62%和56.76%，可见其相对封闭的状态仍未有效改善。

　　图4.95：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相对地位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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