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渤海经济发展战略目前仍沿袭着过去二十多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并从低端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它无法使环渤海地区作为全国科技和人才高地的巨大优势得到发挥，也无法使其对中国北方地区起到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擎作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向发达国家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在急剧衰减，内需主导和南南贸易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着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逐步形成，而以高铁作为大动脉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这就为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下发展绩效逊色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环渤海经济提供了后发崛起的巨大优势。环渤海经济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内需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建立以中国企业为龙头的全球价值链的新战略和新模式上先行先试，率先取得突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和世界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新引擎。
关键词：环渤海经济;经济发展战略;世界经济新格局;内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原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7期)
2013年6 月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河北主持召开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环渤海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很早就有提法，但经济发展绩效似显落后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许多评论指出，此次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打造新引擎，重点并不在“引擎”，而应把重点着眼于“新”上;一些学者对于新引擎“新”在何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学者的观点仍囿于长期以来流行的战略思维，并不能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新引擎。本文首先对目前环渤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流行思路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然后以发达国家成功经验为基础，讨论本文所提出新战略的历史基础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为之创造的历史机遇;最后则结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和内需主导战略，探讨环渤海经济发展新战略在国家战略层次上的定位以及具体的战略举措。
一、环渤海经济发展战略流行思路的严重缺陷
目前环渤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流行思路是在“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下形成的，后者的基本思路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在沿海地区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环渤海经济圈”概念提出后，又有人提出了东北亚的概念。东北亚的核心区域主要是指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大渤海及黄海地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这一命题不断被东北亚各国包括学术界和政府等各界人士所强调和推动，其目的是充分发挥日本和韩国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中国在自然资源和低劳动力成本上所谓的优势，推动东北亚经济的共同崛起。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这一大背景之下，甚至还有人提议在博鳌论坛之下设立环渤海各省市合作的所谓“环渤海经济合作组织”。[①]正是在这种战略思维下，环渤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过去热衷于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停滞后，天津这两年又热衷于申报自由贸易区。
在李克强总理去年提出要“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之后，专家学者们仍是在上述传统思路下对此进行阐释。例如，山东社科院副院长郑贵斌认为，充分利用日本、韩国的产业转移和一切国际有利条件，加快环渤海和东北亚经济圈中我国最大城市群，即环渤海城市圈的协调发展，应当是新的趋势和新的方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认为，环渤海地区临海的辽宁、河北、山东都各自具备沿海经济开发规划，天津同样依托滨海新区大力发展临港经济。如果对环渤海海岸线经济带形成整体规划，又会进一步促进环渤海地区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②]由此可见，目前学者们有关环渤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路仍延续着我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沿海岸线建立开发区、对外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国内经济一体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发展模式的致命弊端已充分暴露，笔者这几年有多篇论文对此进行了探讨，[③]在此不再重述，只是针对环渤海经济发展战略目前的流行思路扼要讨论其缺陷。
第一，现有战略严重抑制了环渤海地区高端价值链的发展和核心技术的突破。环渤海地区的东北是我国老工业基地和最早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天津则是联结“三北地区”的经济枢纽，该地区本应志当存高远，以自身企业高端产品为龙头，建立国家和全球价值链。然而，该地区却通过承接日韩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加入这些国家掌控的全球价值链，把创新率、进入壁垒、附加值和工资水平最高的产业价值链高端部分拱手让给了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转而从事价值链低端的经济活动，在东亚国际分工格局中形成了“日本掌控高端技术和资本品、韩国提供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而环渤海地区则提供劳动密集的低端产品”这样一种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市场是企业产品的生命线，这种发展战略导致了环渤海地区的高端价值链不断萎缩，该地区乃至全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就成了他国核心技术的销售市场和高端产业发展的垫脚石，以至于作为装备制造业基础的“三基”(机械基础件、基础制造工艺及基础材料的简称)严重掣肘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至今仍无法解决。
第二，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人才和科技高地，现有的环渤海经济发展战略埋没了这些优势，至多只能使之“大材小用”。环渤海地区的五省市——北京、河北、山东、天津和辽宁聚集了全国最多的高等院校、科研基地和高科技产业园区，是全国综合科技实力最强的地区，科技和人才优势突出。以高等院校为例，2010年，环渤海地区的五省市普通本科院校共203所，占全国总数的26%;“211”工程重点大学44所，占全国总数的35%，这是长三角、珠三角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这两个经济区的“211”工程重点大学总共才占全国总数的21%。就科研机构而言，中国科学院98个科研机构中，就有39个坐落于北京。价值链高端产业是科技研发商业化的平台和高端人才用武之地，但是，由于承接日韩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价值链高端产业不断萎缩，这些优势就只能越来越多地为在华外资跨国公司所利用，或者流失到其他地区。据统计，北京科技成果的本地产业转化率仅在29.6%左右，占全国1/4以上的科技成果未能完全在京就地转化，北京科研长期存在“研发多，成果少，转化少，本地转化更少”的问题。[④]在环渤海地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发展定位显然是错误的，它造成了该地区丰富的科技研发和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三，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不仅没有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反而导致了环渤海地区各省市区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和同等层次激烈竞争的新弊端，加剧了该地区的各自为政和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无法打破。周立群通过比较得出结论说，这种新弊端的产生与“一基多点”有很大关系：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增长都是通过一个基点来带动不同，环渤海典型的特征是一基多点，总体算一个增长极，但区域内呈多极发展格局：京津唐、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三大板块分别借助于天津、大连、青岛三大航运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带动作用引领区域发展，这个特征带来的问题就是整合程度低，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⑤]周立群的结论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这种状况的产生更多的是由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在国家把环渤海经济圈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后，他们又都不失时机地强化自我发展，以求得在未来环渤海经济圈中的中心地位， 争做‘龙头’。天津把滨海新区建设定位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领头羊’已得到国家的初步认可; 辽宁省把‘五点一线’作为战略，希望借此打造一条沿海产业集聚带，以促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山东的发展是以青岛为龙头的产业带，主要发展面向日、韩及我国南方的外向型经济，对于环渤海经济圈并不太感兴趣。”[⑥]许多学者幻想通过加强协调解决这一弊端，殊不知这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内在痼疾。
第四，环渤海地区从价值链低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了产业链条短，迂回程度低，前后向联系小，对整个“三北”地区带动作用也很小。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只集中于加工和组装不同，高端价值链的迂回程度高，在国内可以形成非常长的产业链：装备制造业、研发、大量的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生产性服务业，前后向联系和旁侧联系(例如城市化)也很大，对广大城乡地区和众多产业带动作用大。环渤海地区从价值链低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不仅导致了环渤海地区乃至整个“三北”地区的资金、人才和原材料向这些点状的北京、天津和大连城区聚集，产生了罕见的环京津贫困带，而且完全丧失了对广大腹地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有学者认为，与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相比，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北京，其功能更偏向政治中心，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逊于上海、广州、深圳，而天津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无法发挥龙头作用。[⑦]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北京是全国的科技中心，但为什么也发挥不了龙头作用?根本原因则在于发展模式，即使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也对广大的国内腹地带动作用也不大，反而对全国优势资源的吸纳作用却很大，粤北的贫困地区就是直接的例证。
第五，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其产业价值链低端造成了环渤海地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目前，我国产业价值链低端(包括加工贸易)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着与美国放弃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之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相类似的困境。[⑧]早在2009年，就有记者援引专家的话报道说，由于低端重化工业向环渤海地区的聚集，严重的污染使渤海成为死海已为期不远了。[⑨]河北的低端重化工业是造成北京、天津和河北严重雾霾天气累年不去的主要原因，而这种低端重化工业则是按照自由贸易和所谓低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原理从价值链低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恶果。笔者认为，雾霾所造成的损失和治理雾霾所花费的成本将大大超过出口贸易的收益，更严重的是，它造成了对居民身心健康严重的损害，不从根本上放弃目前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特征的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治理雾霾的。
综上所述，环渤海地区如果不从根本上抛弃目前的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发展战略，学者们对“新引擎”所提出的诸多建议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这些学者们提出了新引擎应该更多地强调产业转型方面，但在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产业将如何转型?学者们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见解。确实，这些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如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对接、社会管理一体化和共同应对环保问题等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等，[⑩]但这些建议能从根本上解决环渤海地区现有发展战略的上述五大严重缺陷吗?完全不可能。那么，环渤海经济的出路将在何方?一个全新的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将计从何出呢?
二、环渤海经济发展新战略的历史透视和现实基础
熊彼特曾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11]在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上，缺乏历史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诸如环渤海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无疑从属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制定，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得不首先扼要讨论与国家发展战略有关的世界历史经验，下一节再具体讨论在这种国家总体战略之下的环渤海经济发展新战略。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现象：凡是成功崛起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是通过国家保护制度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的同时，在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崛起的，笔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不对等全球化”战略。这种战略的核心是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高创新率、高进入壁垒、高附加值和高工资的高端产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说明，落后国家的高端产业在与发达国家的深度全球化中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其结果只能是对其深度依附;相反，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高端产业并借道比自己更落后国家的价值链低端市场作为补充性市场空间，落后国家可以在国际上建立起自己的技术经济领先地位，然后再去占领原先发达国家的高端产品市场，笔者曾把这种国家崛起的道路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笔者将有专门的经济史论文对此进行讨论，在这里只是以英国、美国和日本为例，简单地讨论这种战略在三种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英国。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棉纺织业是其爆发工业革命的产业，但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近百年时间内，印度棉织品由于质量精良、穿着舒适和花色美丽在世界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当时国际贸易的大宗高科技产品，需求极其旺盛，英国原生的羊毛纺织业虽然已经占据世界统治地位，但却无法与之竞争。英国没有采取承接印度产业转移——为其生产原材料的战略，而是采取了在禁止性高关税保护之下的进口替代战略，并实行了两种辅助性的战略：禁止英国的所有殖民地销售印度棉布;只允许垄断其印度殖民地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把印度棉织品销往欧洲大陆各国以摧毁这些国家的纺织业，这是典型的“不对等全球化”战略。刚开始，英国在保护大墙下，通过进口替代生产的棉麻混纺布远远赶不上印度棉织品，他们面临两个关键性挑战：除了解决染色和固色难题外，他们还不得不设法生产出适合于印染的布匹，实现对印度全棉布的替代。正是在这种禁止性高关税保护之下和犹如黑洞般的市场迫切需求刺激下，英国工匠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解决了染色和固色难题，并发明了生产率比手工业高几十倍的棉纺织机械，英国工业革命就这样爆发了。英国只是在1830年完成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大力推销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其目的就在于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变成其“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殖民地，鸦片战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
与中国一样，美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从东部沿海围绕港口为核心开始的，独立前接受英国和欧洲的产业转移，为后者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如果这种格局延续下去，整个美国就只能从事农业和资源采掘业，现在的拉丁美洲就是其命运。但在1812-1814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美国通过高关税在东北部沿海建立起自己的价值链高端——独立自主的工业，但却遭到了美国南方承接英国产业转移——为其棉纺织工业提供原材料——的种植园主的强烈反对，后者不惜挑起南北战争坚持自己承接英国产业转移的战略。北方工业保护主义者最后赢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通过战后三十多年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在1900年前后崛起为世界第一工农业强国，在“不对等全球化”战略上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保护主义，这与其它国家的崛起战略无异;第二，内需为主，通过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工业化，这是它不同于英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特点，所以它没有像这些国家那样为了争夺殖民地大打出手，虽然它也为其工业品寻求出路对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如日本等强行实行自由贸易，但后者的作用不大;第三，抓住新兴产业的历史机遇，1900年后大量新兴产业的产品出口到原来比自己工业发达的国家，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
日本崛起的道路深受英国和德国崛起经验的影响，但与这些国家不同，日本和当时的中国一样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不能运用关税控制权自主地保护它的新兴产业，所以其“不对等全球化”战略有其独特的特点。与中国在1925年才把李斯特的民族产业保护主义思想介绍到国内不同，日本在1870年就出版了介绍林肯经济顾问、李斯特主义者凯里经济思想的《保护税说》，这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近代史上不同的命运。在美国保护主义思想影响下，日本明治政府在1871年派遣以岩仓具视为团长的使节团对欧美国家进行了长达近两年的考察，其目标有两个：一是要求这些国家废除19世纪50年代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二是确定日本崛起的具体道路。第一个目标遭到了欧美列强的拒绝，但第二个目标却达到了，这就是模仿英国和德国通过武力建立殖民地的战略，确保其高端工业强力崛起的市场空间，因此，以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为核心的明治维新领导集团回国后就确定了如下战略：争取尽早结束与西方的不平等地位;但在此之前，为了避开欧美国家对日本新兴工业的重压，必须尽快吞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和中国台湾，使其接受日本低端产业的转移，并把中国东北变成其殖民地，为日本高端工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攸关存亡的保护性市场。日本的这种战略决定了中国自此之后备受日本侵略的蹂躏，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才结束了中华民族的这种悲惨命运。
由此可见，拒绝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独立自主地建立本国高端产业并在比自己更落后的国家构建本国支配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是后发国家成功崛起的必由之路。这种经济史的透视告诉我们，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不可能建立起本国的高端产业，目前的环渤海经济发展战略与目前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背道而驰，它不可能“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环渤海地区的重化工业陷入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发达国家消费市场的增长作为这种发展战略的基础正在坍塌，环渤海地区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国政府重申了早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提出的扩大内需战略，但是，这种战略的提出并没有认识到建立高端价值链并以此为核心构建由中国企业所掌控的全球价值链是其成功的关键。历史上落后国家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启迪我们，环渤海地区在模仿并创新这种屡试不爽的“不对等全球化”战略上先行先试是其经济发展新战略的精髓。
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新趋势为环渤海地区先行先试这一新战略提供了历史机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前不久发布的《2013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往发展中国家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口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已不再可行，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调整发展战略。报告认为，近年来，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发达国家，如果发展中经济体能够提升内需和发挥南南贸易在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就可以继续实现快速增长。[12]在这种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大变革之中，我国只要保护并独享国内的高端产品市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就一定能够建立起价值链高端，并在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在此基础上，我国就可以作为“雁头”通过“雁阵模式”带动并帮助愿意追随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实现中国崛起，而且还可以领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种与美元霸权和金融帝国主义相平行的、以工业资本主义为核心的、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13]
三、环渤海经济发展新战略的国家战略地位和具体构想
环渤海经济发展新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建立我国高端价值链，为国内企业提供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替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目前在我国所占据的价值链高端角色，在东亚国际分工格局上彻底改变“日本掌控高端技术和资本品、韩国提供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而我国特别是环渤海地区则提供劳动密集的低端产品”的现状。当环渤海地区在我国特别是北方地区处于这种高端分工地位之时，原先由环渤海地区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韩国承担的中间产品和我国一些资本品制造业就可以向我国中西部转移，并最终形成高端价值链在全国合理有序的布局，而不是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环渤海经济发展新战略的这种先锋作用的定位对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建立我国企业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西部大开发、根除目前环渤海经济发展战略所产生的诸多弊端以及统一国内市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让我们在下面依次对此展开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在沿海地区依托海运发展“大进大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导致了我国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过度依赖和国内经济发展重心持续向沿海地区转移的单极战略格局。2013年，美国通过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战略性围堵，特别是一旦东部沿海发生战争，我国如果继续单纯依靠东部沿海开发开放的单极发展战略，未来的发展将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国近年来加快了与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的经贸合作，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9月出访中亚四国时提出的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战略构想标志着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的重大突破，这一战略不仅形成了对东部沿海单极发展战略有效的风险对冲，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启了构建我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之门，对国内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是一个东起西太平洋沿岸、西到波罗的海和北非、横跨欧亚大陆的新兴经济合作区。正如美国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跳跃式发展时、“铁路是19世纪最后40年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心”[14]一样，高速铁路对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高速铁路目前在设计施工、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成套先进技术以及工期和成本上已具有强有力的国际竞争优势，将在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中东、东欧、俄国最后直至西欧乃至北非的各条高铁路线中发挥关键性作用。随着高速铁路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各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占绝大多数，这就为建立由我国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和广阔的舞台，并由此带动这些国家通过“雁阵模式”相继起飞，进入高速增长的阶段，这与现有东部沿海出口导向型经济依附于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它对于我国实施并创新“不对称全球化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对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通过西部大开发，实现我国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对于解决我国东西部之间日益加剧的交通、收入分配、产业布局不合理、社会问题(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等)和国家经济安全等诸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和锁定，以及原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思路仍局限于为东部提供能源和资源的内在缺陷，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状况根本就无法改观。[15]“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可以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当优势资源开始向西部开放前沿聚集时，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新疆兴起时，这将对环渤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这种牵引力量将使环渤海地区被迫转型，对改变该地区路径依赖和锁定于价值链低端的状况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
美国杜克大学的高柏教授最早探讨了高铁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关键作用以及该战略对国内发展的战略意义，论述了新疆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新能源的可行性及其对边疆安全和生态保障的重要意义。[16]但是，高柏没有讨论作为这种战略之核心的价值链高端问题，当然也就没有讨论这种高端由谁提供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价值链高端由我国本土企业提供的问题，“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将仍不过是东部沿海低端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翻版，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也就不能建立起来。从根本上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并不只是我国西部省份发展的问题，因为这些省份在二、三十年之内无力承担为我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提供绝大部分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的历史重任。
前面的讨论已经说明，环渤海地区因为具有我国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科技和人才优势以及雄厚的装备制造业基础，无疑将是我国建立价值链高端最有条件的地区，这是中央政府为什么寄希望于要“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的重要原因。在推动我国内需主导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上，环渤海地区具有长三角和珠三角所不具备的优势：第一，由于环渤海地区更加依赖国内市场，所以在沿海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上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然而，这个劣势在目前的新战略中反而却成了优势;第二，环渤海地区贯通南北，连接陆海，地理位置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对内和对我国西部、北部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提供高端产品，向东通过海路不仅可以快速吸收并创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而且还可以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高端产品。环渤海地区的高端发展战略不仅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的重要基础，而且对于解决该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战略所存在的弊端和我国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首先，环渤海地区只有替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作用，为国内企业及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提供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环渤海地区的人才、科技优势才能得到利用。我国目前科技人员的数量名列世界首位，因此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而非廉价劳动力，这为中国开发这种最丰富的要素禀赋并崛起为世界科技创新第一大国创造了别国难以匹敌的优势，而目前我国这种优势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而我国特别是环渤海地区现在所遵循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仅与人的知识、技术和创造力是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历史完全不符，而且在理论上最大的错误则在于它只把人力资源看作是一种成本要素，并假定它与自然资源一样是一种没有能动性和没有创造力的呆滞性的生产要素。只有彻底抛弃这种比较优势理论，环渤海地区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其次，环渤海地区的高端发展战略由于具有最高的迂回生产程度，它将对国内众多产业和广大内陆地区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从根本上解决环渤海地区现有发展战略所存在的产业链条短、对整个“三北”地区带动作用很小的弊端，从而在我国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中发挥纲举目张的关键作用。在这方面，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超过英国的历史经验可以被我国特别是环渤海地区直接付诸实践：美国是在1894年崛起的，但正如美国经济史家福克纳指出的，“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间，由于美国走上了对外扩张商务与投资的侵略战略的道路，国内市场(才)不断地得到了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的补充，”[17]这说明，外部市场在美国的崛起中几乎没有起到作用，美国的高关税保护不仅为本国幼稚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保护，而且也保护了攸关其存亡的巨大国内市场规模，美国正是利用表现为内需和广大的内陆地区的国内巨大市场规模，通过实施笔者所谓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实现崛起的。
美国的上述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固然可以对环渤海地区的低端产业发展战略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迫使环渤海地区转型，但即使这种牵引作用再大，也是不够。因为只有牵引，没有推动，环渤海地区就很难从现有发展战略中解脱出来。因此，国家应该禁止环渤海地区接受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对环渤海地区的高端产业实施保护，使之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的浅度全球化状态中，推动或迫使环渤海地区的主导产业掉头向内，这种推动的作用就是迫使它“断洋奶”，使其不得不在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寻求其比较优势的定位。通过这些“推”、“拉”措施，必将导致我国的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我国因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就有可能迎刃而解了。美国的经验再次给我们提供了启示：正是对高端工业的高关税保护推动了美国的工业中心向西部转移，“从1850年到1890年的四十年里，制造业中心向西移动了二百二十五哩，人口中心向西移动了二百四十三哩，”[18]这是单凭美国西部大开发是无法做到的。
笔者曾撰文讨论东部沿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过度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如何加剧国内市场分割并严重损害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原因，[19]“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的牵引作用和禁止环渤海地区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等措施是对这种过度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强有力抵消力量，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将对环渤海地区各省市区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和同等层次激烈竞争起到抑制作用，但要从根本上根除这些弊端，还必须在国家层次上进行统一国内市场的体制改革。
那么，如何改革才能形成国内自由贸易和高度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呢?在笔者看来，在GDP挂帅的思想指导下，包括从省、市到县的各级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所热衷的各种经济区、开发区建设实际上是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国内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最大的阻碍因素，这种竞争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使其竞相以各种损害其它地区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并在一有所谓新的产业机会就闻风而动，一哄而上，遍地开花，这是环渤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的主要原因，它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和市场分割;此外，现在人们所热衷的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也产生了阻碍作用。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上的基础性作用，抑制甚至根除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加强中央政府在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上的统筹和全国一盘棋作用。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讨论。
[①]张见悦：《环渤海经济圈首设大本营》，京华时报，2004年05月22日
[②]李海楠：《环渤海：一体化扩围着眼点在“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3年6月24日。
[③]贾根良: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年第6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北京制造业战略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2年第2期。
[⑤]段树军：《环渤海一体化：合作从务实开始》，http://www.cet.com.cn/dfpd/ssxw/876336.shtml， 2013-06-11。
[⑥]蔡德林：《环渤海经济圈矛盾解析》，环渤海经济瞭望，2011 年第1 期。
[⑦]宗晓：《环渤海经济圈：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经济导报，2013年6月10日。
[⑧]贾根良:《美国学派的生态经济学先驱思想及对我国的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
[⑨]章轲：《重化工业富集环渤海区，中国经济第三极面临危机》，人民网，2009年12月7日。
[⑩]李海楠：《环渤海：一体化扩围着眼点在“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3年6月24日。
[1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12]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3.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New York and Geneva.
[13]贾根良: 《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
[14]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页。
[15]贾根良：《保护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当代财经，2010年第12期。
[16]高柏：《高铁对国内发展的战略意义》，经济观察报，2011年4月9日。
[17]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王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5页。
[18]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王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3页。
[19]贾根良：《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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