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经济发展王今朝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 在外行人眼里，发展经济学似乎就应该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灵丹妙药。事实并非如此。
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于什么理论的指导。在20世纪末的时候，日本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回忆说，在1957年，自己作为日本中央政府的公务员，月工资只有30美元。当这年他去了美国，发现美国同行的工资高达500美元，非常惊讶，很难想像在有生之年，能达到美国同行工资水平的一半。可是，在接下来的10年和20年中，日本经济实现了他没有想到的增长。没有人认为，日本经济的这种增长是因为遵循了什么发展经济学。实际上，日本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成功更多是由于地理位置好、国际关系优越。另一方面，西方学者所给出的发展理论确实只是西方学者的认识，他们不仅对于许多国家的历史和社会无法没有全面的认识，也难以弄清把他们的理论用于某个社会必须依赖的条件，调动实践他们的理论所需要的力量。一些国家似乎根据他们的理论实现了经济发展，也是代价惨痛。这正如列宁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因此，还是让我们跳出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从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来看看怎样才是真正理解经济发展!
一、经济发展不是GDP增长，是科学目的的达到在过去几十年中，一些西方极端化思维的定式渐渐侵入了中国。GDP定式就是其中的一种。本来，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颠覆了战前的国际秩序，可是，独立之后，这些国家完全可能又跳入到GDP定式之中。中国有句俗话，叫世事如棋局局新，一个一开始没有作茧自缚的国家在后来也可能画地为牢。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上的种种棋局里，我们对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新认识呢?
1、经济发展不是GDP增长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虽然区分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但这一观点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实际影响。一些西方人指出，经济发展除意味着人均收入上升外，还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特别是农业的份额缩小和工业的份额扩大，以及农村人口百分比的减少和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它们甚至也强调了，如果经济增长只有利于少数富裕阶层，那就没有经济发展。 可是，在过去30年中，中国人均收入确实上升了，农业份额确实缩小了，农村人口百分比确实减少了，也不能说经济增长只有利于少数富裕阶层，可是，这是又好又快的发展吗?这是科学发展吗?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发展吗?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科学发展观没有树立起来，一些人错误地把物质享受看成了经济发展(反映一种自发的，即不是在西方错误理论影响下所产生的GDP定式)。物质享受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衡量，因为人的吃、喝、住、穿等物质享受是有时而尽的。人每天只要摄入若干热量、几升水、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有一张床、有几件衣服，就可以生存下来，也可以生活得相当好。用正式一点儿的术语来说，这些变量都属于维持性变量，不是可以无限增加的变量，而是达到一定数量就无需再增加的变量。吃太多、喝太多、穿太多、睡太多，反而会影响从事其它活动的数量和质量。这样看来，把物质享受的改善视为经济发展就有失偏颇了，就会把本来无须限制的经济发展限制住了。 在一个物质极端贫乏、正急于经济建设的国家，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简单化观点有着广泛的影响。反映到理论界，经过理论界的加工，变复杂一点儿，就形成了一种把消费增加、生活改善看成是经济发展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个人感受就是真理。受这种错误支配的人很难看到，如果所有人都急于吃穿，整个社会难以吃更好饭、穿更好衣。庆幸的是，在20世纪50-70年代生产力水平极低情况下，由于中国采取节衣缩食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办法发展重工业，避免了这种指导理论、指导概念的错误。而在后来，一些采取普选制的国家采取这种民粹主义的保就业、促消费的政策而陷入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甚至因此政权更迭、军事政变等。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揭示了上述道理。比如，孟子讲了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他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从这句话看来，在孟子看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并不见得是件坏事。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读懂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就可以避免对经济发展的一大误解。更早的中国经典著述中，比如，《左传•庄公十年》中，则涉及到另外一种情况。它说：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如果在古代，吃肉的人未能远谋，在现代，是否消费增加就能算作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反而变得更“鄙”、“奸”，不能说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消费增加不仅可能不是经济发展，反而可能不利于经济发展。短视和执迷不悟或许是解释发展受挫的重要原因。上述把物质享受和把消费增加、生活改善等同于经济发展的观点的错误，可以通过和人性论结合而延续自己的生命。在西方理论中，自利假设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命题。在中国，人性论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对于这些言论，一般人不易加以辨别。比如，许多人认为，孔子“食色性也”的话揭示了任何人普遍的、共有的性质。据此，他们也就很容易地滑入把经济发展看作是消费增加的泥潭了。其实，孔子“食色性也”的命题，并不是抽象的人性论，而只是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性质。如果孔子是一个极端的人性论者，因“食色性也”而总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怎能够“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而在陈蔡间，被“围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呢?用经济学上的行话说，孔子所谓的“食色性也”只是一种趋势、倾向，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性质，因而是可以被其他因素所遏止的趋势和倾向。而从辩证的观点来看，“食色”只是人这个客观对象的一个方面的性质，并不排除人还有其他方面的性质。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经济发展不是保障物质享受，那用刺激奢侈型消费的办法来保障、刺激经济增长就更加错误了。毕竟，前者还没有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而后者不仅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而且犯了决策科学性的错误：这个手段既不具有有效性，也不具有合理性：如果发达国家的一些富翁都过着比较节俭的生活，如果中国老一辈共产党人为党为国立下那么大的功勋，都以艰苦朴素为荣，如果中国今天还有许多地区、许多人们相当贫穷，今天中国采取浪费性政策有什么必要性、合理性呢?荀子曾说：“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如果用在这里，意思就是，人的欲望还是要有所克制，不能无限地追求欲望的满足。在无法依靠个人自觉的克制欲望的情况下，荀子借圣人所制定的“礼”来加以克制。他所谓的“礼”，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意识形态。
2、经济发展的内涵必须联系目标来确定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指责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又说：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其实，这两个宣言就表明，毛泽东已经抓住了发展的精髓。经济发展不能用GDP来衡量，也不能用工业化来衡量。经济发展一定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如果非要给经济发展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这个抽象的定义一定要具有相对性。而只要把发展定义为合理目的的达到才能具有这种相对性。从本义来看，发展就应该是，缺什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就要补什么，就像人缺钙了就要补钙一样。如果缺什么，依然没有什么，那叫什么发展呢?这样看来，经济发展的内涵就必须联系目的、目标和方向来确定了。为了实现发展，一个国家首先就要根据自身需要以及优劣势，科学地确定自己在某个时期(比如五年、10年、20年)发展的目标，然后把这个目标分解为若干层级的大任务，一个大任务又包含若干小任务。如果在这个规定的时间段里面完成了所设定的目标，那就叫实现了经济发展。这样来看，发展不仅是多少GDP的问题，而且是什么GDP的问题。这样就可以理解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了。就像一个大学理科的学生不学习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就无法继续学习大学数学一样，中国如果不选择自己的重工业生产结构，就无法最优化地发展自己的轻工业。1949至1978时期，中国为自己所设定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国家。之所以选择这个目标，不仅是因为中国100年落后挨打的历史，要建立强大的国防，要抵御外侵，而且是因为22年(从1927年算起)的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切肤之痛(中国共产党在得到东北之后，就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享受到重工业的利益)。可以说，那个时期的中国共同同意地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这个目标和任务。他们实现了经济发展吗?根据我们的上述理念，他们实现了经济发展。这样来看，不仅工业化是发展，入朝参战也是发展，原子弹爆炸也是发展。在新中国建立60多年后，却还没有自己飞机飞在自己的蓝天上，没有自己的汽车跑在自己的公路上，没有自己的电脑芯片和操作系统运行在自己的电脑中。根据上面的道理，获得它们无疑应该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可以想象，如果中国今天天上飞的是自己生产的飞机，人们手中使用的是自己生产的电脑，开的是自己生产的汽车，并且收入分配比较平等，那中国的发展将是怎样一个状况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我们要把实现既定目标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了。尽管设定目标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如果设定目标出现失误，也可能造成欲速则不达的结果。然而，不能用目标设定失误来否定设立目标本身。有的时候，发展失败可能不是因为目标设定错误，而是因为实现目标的手段错误和缺失。如果舰船、车辆和飞机确定了航向，却缺乏燃料，或者燃料里混进了水，是否能够达到目的地呢?是否能够在最恰当时间内达到目的地呢?当然，如果一个发展既有目标的失误，也有手段的失当，那就更是失败了。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国家是不希望中国这样的国家，甚至也不希望拉美那样的国家科学设立目标和科学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的。为此，他们不惜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比如，当拉丁美洲国家在发展计算机上出现失败时，他们就把这种失败夸大为必然的由于违背比较优势这一所谓经济规律导致的失败。他们把科学选定的发展目标说成是不可能达到的。他们还经常试图用貌似正确的理论迷惑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双眼。比如，有西方学者推崇自发秩序，也有西方学者推崇自由放任。让发展变得复杂的是，人们可能同意，应该用目标的达到来衡量发展，但他们可能在选择怎样的目标上争论不休。在这时候，如果不是大战略家出现，发展就可能走上歧路。比如，公平和效率就被许多人看成是互相矛盾的目标。如果把这看作是真理性的认识，那公平就被兼顾了，甚至不顾了。当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仅仅从理论上强调公平是不够的。因为实现公平已经错失了大好的时机，已经可能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而难以再有本来可以获得的发展了。这就表明，发展手段和发展道路非常重要!
二、不同国家的差异化发展手段和道路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它们各自发展的起点不同，条件不同，因而手段也应该不同。在经济发展实践中，错误的理论所导致的后果与没有理论所导致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的后果大概差不多。这些错误的理论主要表现在把西方所提出过的理论当作是西方所走的道路，再进而把西方所走的道路说成是中国也要走的道路。
1、中国不可能把依靠比较优势作为优化发展道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站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用这句中国古话来形容1871年英国人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说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李嘉图是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反对封建地主贵族的立场上，同时也就是站在相对其他国家英国的更为发达的生产力立场上，提出了这种理论。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提出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也是有所凭借。说到底，这是一种具有发达国家特色的理论。这样看来，在中国技术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一些人认为，中国劳动力丰富，应该更多地依靠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即依靠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观点就有问题了。依靠劳动力密集型技术，确实可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但如果想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就不能依靠劳动密集型技术，就不能依靠比较优势了。毕竟，20世纪中期的中国，只具有生产初级产品的优势，而西方具有生产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优势。那么，中国是否就专业化从事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此，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已经用行动做出了回答。实际上，任何国家在任何产品的生产上的比较优势都不是从来就有的，都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的。西方国家并不是从来就会生产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回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中国国内还是有很大争论的。其中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应该首先发展农业。今天大概没有人认为，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经济增长应该如某些人所讲的那样以农业为中心的增长。相反，中国那个时代的经济增长确实应该是工业化的增长。这首先是人性、人本、人道的需要。毕竟，经历过长期战火的人都知道，先进的武器能够避免多少人牺牲性命。设想一下，假设当年共产党的军队有与日本、美国可以比拟的武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都将结束得很早，甚至根本不会打起来。因此，当这样一个拥有长期的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政党建立起一个政权的时候，她首先想要的就是逐步改变自己军队武器装备，保障这个国家的安全。而离开工业化，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工业化还具有远比农业为高的增长率和增长前景。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比较优势对于中国不是一个优化的发展战略了。这样看来，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是以农业为中心的增长了，就不能是以农村建设为重点的增长了。这个道理也说明，如果只讲增长，而不讲增长什么，经济发展的努力就有可能事倍功半。就像一个人长身体，与骨骼发育一起的，可能主要是肥肉，也可能主要是肌肉。二者不可同日而语。那些来自实践一线的人都懂得，但凡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唾手可得，都是需要创造条件来完成。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套用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的话来说，实现工业化，利益极大，不实现工业化，损失极大。这种工业化的决策，根本上是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是农民的利益最大化。对于一个人口大国、土地大国而言，不可能再有比它更优化的战略决策了——以农业立国、以服务业立国都无法达到工业化所能达到的目的。毛泽东1959年所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反映了这种把主观变客观的辩证法哲学。而也有发展经济学家指出，越是轻视现有资源的效率性，就越不会富裕。 这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2、中国也不可能把纯粹市场激励下的资源流动作为优化发展道路人口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人所共知。但中国这种资源流动是优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吗?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名叫庇古的教授创立了所谓福利经济学理论。资源流动带来效率增进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庇古的这个著作。这个时期的英国依然有着世界屈指可数的重型产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把资源从低收益领域转移到高收益领域是可行的、科学的。即使不是最为科学，作为世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承受。中国则不然。这个道理就好像一个年级大的人已经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了，其任务是找到一个工作，而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的任务则是为考上高中做准备一样。 1950-80年代的中国与英国不同，1981-2013年的中国与英国也不同。无论在哪个阶段，中国都是一个落后于英美产业结构较多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和发展水平与英国不同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任务(实现工业化)是根本不同的。如果中国在1949年或1980年沿袭其原有的生产结构而不加变化，只是把资源从低收益的领域转移到高收益的领域，能够实现真正的发展吗?答案是否定的。那样，不过是让中国继续以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继续存在下去，为西方发达的工业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廉价农产品罢了，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可供资源转移进去的高效率高效益的产业部门。这样，所谓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实际就是在原地打转了。
3、中国也不可能把自由放任作为优化发展道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发展都比西方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计划。西方的发展看起来是自发的，是没有政府计划的。但一方面，西方的生产力一直处于世界前沿，因此，它们没有一个落后的经济社会要求迅速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经济发展依靠私人资本的自发的利润引导下的行为来实现是可以的。而苏联和中国不同。它们如果不迅速地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难以甚至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西方在私人资本支配下的经济发展(不排除政府干预)所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较为缓慢的。只有日本增速很快，但日本的经济发展不完全是借助于私人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政府力量。
首先，一些人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理解为在位者的不作为，这是荒谬的。老子的《道德经》是一个充满了辩证智慧的经典，所以，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的成立一定是有条件的。而有人更认为，老子的无为指的是不能有违背事物规律的作为。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科学的。这里，我们可以想，政府有三种策略选择。一种是理性的决策，一种是疯狂的决策，一种是任其自然的决策(即某些人所理解的“无为而治”)。很显然，第一种政府行为是上上策。
其次，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讲了一个与民生息的道理。“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xù)尔植，督尔获，早缫(sāo)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chuò)飧(sūn)饔(yōng)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仅从逻辑上看，就可以知道，柳宗元所反对的是官吏违背事物规律的作为，而不可能是主张自由放任。我们还可以用柳宗元的另一个作品来证明我们的逻辑推断。柳宗元又写了一个名为《梓人传》作品：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隙宇而处焉。所职，寻、引、规、矩、绳、墨，家不居砻斫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阙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群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柳宗元所描写的这个梓人难道不就是起到了类似于政府的作用吗?如果建造一个官署都需要计划指挥，那么经济发展这样重大的事情怎么能够脱离一个指挥呢!当然，像中国古代的皇帝许多并不称职一样，指挥经济发展的人也可能不称职。但这不能排除经济发展需要得到指挥，就像不能排除企业管理者作为指挥企业运作的合理性一样。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欧美日用市场经济几百年后的情况下进行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式是否给中国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呢?从历史上看，西方人的能源经历了煤炭、石油为主的时代，今天，世界开始面临这种化石类能源耗竭的前景，而中国还面临西方控制了、影响着世界能源供给的局面;西方人的技术经历了以蒸汽机、电力、信息为代表的三个时代，中国从这些成熟技术中还有多少潜力可挖呢?仅从这样看来，中国选择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其实，如果我们把发展定义为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行动，它的实现就已经不可能依靠自由放任了，而不能不依靠自己的多方面的主观努力了。况且，在历史上，西方凭借其优势的经济地位阻碍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甚至阻碍这些国家确立正确目标的事例比比皆是。俄罗斯人就认为，在最近的500年中，每当俄罗斯人寻求接近欧洲时，欧洲的态度就是，俄罗斯人必须以欧洲人的附庸存在。有学者指出，欠发达国家欠发达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剩余由穷国向富国的转移。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一个人口和地理上的小国，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构成对于美国优势的挑战。而一个人口和地理上的大国就不同了。中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一群猴子变成人后另一群猴子怎样变成人的问题”的观点中就包含了对这种国际关系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担心。如果人家在围追堵截你，你却要闹自由主义，这是自求多福还是自找麻烦呢?
三、美国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了快速经济发展吗?在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目的的设定和手段的选择上，美国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美国世界最高的人均GDP很容易诱使人们认为它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而美国人所提出的一些理论(比如所谓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也让一些中国人认为，它的快速发展是依靠技术进步。这是科学的认识吗?
首先，美国在过去200多年中并没有出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早期的经济史学家的笔下，工业革命是一个传奇。后来的经济史学家用经济史计量的方法还原了工业革命，使得我们能够用描述现代经济的统计方法对这段极其重要的经济史加以理解。一个成果表明，最具传奇色彩的1800年的瓦特蒸汽机带动的社会储蓄也只有GDP的0.2%。美国在过去200多年中的情况与英国差不多。从1774-1909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75倍，年均增长3.9%。在1700-1774年，美国一般人的人均财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0.28%。177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国的1/3强。到1913年，英国的实际GDP只是美国实际GDP的41%了。如果再考虑到美国1774-1909年，人口增长近40倍，美国的人均GDP的增长率就很慢了，只有1.1%了。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3%。与苏联的经济增长相比，更让美国相形见绌。在缺乏与西方类似的发展起点、发展条件和发展机遇的背景下，苏联采取了一条国家推动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斯大林对苏联的经济发展有这样的一个表述：“我们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50~100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消除这个差距。不这样做，它们就会把我们碾得粉碎。” 斯大林的这个判断到底有多正确姑且不论，这种说法在西方国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德国人也曾在经济发展上落后于英国，但德国人没有表达过类似的想法，而美国人就更没有了。在斯大林做出这个判断后，苏联发展的成就怎样呢?正如丘吉尔所说：“斯大林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拥有核武器。”也就是说，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西方最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的人的认可。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看，苏联的这条道路是成功的;从苏联在二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看，这条道路是成功的。当然，斯大林的发展战略不可能完美。在那么差的条件下来制定一种快速发展的战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美。 它至少证明，存在一种增长模式，在经济分配比较平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远比西方更快的增长。这样看来，那种关于美国经济超常强劲的增长势头的文献就有点儿粉饰的意味了。
其次，还要考虑到，在实现上述经济发展中，美国在劳动力上具有一种苏联无法比拟的“优势”。美国是欧洲人凭借美洲土著人、非洲土著人完全陌生的生产方式等等一切有利条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美洲土著人的统治权、土地，甚至在人身上消灭了他们大部分人之时和之后(《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第43页)，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通过奴隶贸易进入美国的非洲土著人(《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第67页)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红利。对于欧洲土著人而言，美洲土著人甚至不是劳动力，是完全的成本因素，因而遭到屠杀。而对非洲土著人而言，他们的幸福之处在于他们被当作了劳动力，尽管作为极为廉价的奴隶。美国人至今还在享受着苏联人所无法享受到的移民的利益。移民的人力资本的成本由国外承担，而收益由美国人享受。苏联不可能拥有类似美国那样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劳动力资源，这种劳动力资源后来包括了来自欧洲甚至苏联的高级科学家。
第三，美国学者吹嘘他们的那么慢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而实际上，19世纪的美国增长大约82%-85%是要素投入供给的增长带来的，“依靠技术的增长”也只是20世纪的事情。1774-1909年，美国资本存量增长近388倍，19世纪末，工人人均资本拥有量几乎是19世纪初的10倍。而从1870年到一战期间，几乎2/3的资本存量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形成。这就说明，美国的投资增速，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人均水平上都是很高的，很像一种投资饥渴症。这样看来，粗放的经济增长是美国早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前面给依靠技术的增长打上引号是因为，从辩证法来看，即使美国20世纪的经济增长也并非主要依靠技术。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不与美国发生这样大的贸易，美国利润率就不可能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而如果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在20世纪初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美国的技术再好，其经济也不可能那样领先世界。这就如20世纪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兴起挑战了福特公司，几乎使它破产一样。综合以上，美国在过去200多年中既没有实现快速发展，也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它的成功不过是在别的国家停滞不前时，它像蜗牛一样慢爬取得的。中国古代有龟兔赛跑的故事。中国不是被称为睡狮吗，狮子睡着了，同样赛不过乌龟。如果是兔子睡着了，但梦游地跑起来，背上还背上了个大乌龟，请问哪个动物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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