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客观上已使中国的三农道路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是继续保持小农经济,还是通过资本改造三农,或是重走集体化道路,目前主流及民间争论不外乎主要是这三种道路的选择。
首先按照小农经济学派的说法,小农经济不仅在过去的时间保证了我国粮食安全,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且发挥了改革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作用,其成绩功不可没。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尚未结束,改革也处于不断深化阶段,小农经济上述作用现在和将来一定时间内都对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不可或缺。坚持小农经济有其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若通过资本改造强行大规模消灭小农经济,不仅会导致上述作用的消失,而且最终造成社会失衡,破坏稳定环境,导致社会动荡的危险局面发生。
其次,资本改造三农的道路,即主张通过资本主导对传统小农进行改造,形成规模经营效应。这里又可以细分为自由市场派和主流政策派两类,虽然他们都承认传统小农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现代化发展,也都同意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采取资本主导的规模经营模式,但前者更强调应该完全由市场主导三农发展,让资本在城乡自由流动,实际上是鼓励纵容外来资本进入农村,因此必须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城市化四化并举;而后者则主张对下乡资本进行一定限制,在依靠外来资本的同时,也要引导扶持农村的内在资本发展,即提倡家庭农场、种田大户等中小规模经营,一定程度上防止三农政策因为过度剧变而打破农村社会生态平衡,造成严重混乱,影响社会稳定。总的来说,如果说前者是激进的资本改造,则后者更像是渐进的资本改造,最终乃是殊途同归,目标是完成资本对小农经济的改造这一历史任务。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被主流有意隐蔽的另一条三农之路——集体经济之路。正因为相对主流来说,它只能是一个异端,所以长期以来,尽管坚持集体经济的南街村、华西村等尽管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主流长期不报道、不宣传,更不推广,只是在民间舆论热烈传扬。一定程度上讲,在戴着特色有色眼镜者眼里,只因为它们是前社会主义制度的遗产,便被不由分说打入另册,回避者有之,攻击者不断,尽管外部环境恶劣,它们却如鹤立鸡群,尽显风骚!集体经济之路显然在中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更像是几滴无足轻重的水珠,但其共同富裕,早已实现就地城镇化,向现代化坚实迈进的光辉愈是夺目!
小农经济之路,实际上从小岗村开始的分田单干以来,已经一路前行三十多年。我们不能忘记,当年正是小农经济理论为当年中国农村的“伟大”转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舆论支持。与其说小农经济理论的崛起改变了三农道路,不如说当时的政治形势摧生巩固了小农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同样,与其说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的恢复瓦解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不如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改变,造成了小农经济恢复和人民公社解体。当时恢复小农经济时有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农业生产因其生物学特性最适合家庭经营模式,而实际上他们无视中国几千年都是家庭经营模式,并未使农业获得发展,反而造成了农民苦难的根源。现在,小农经济学派仍然抱着这一陈腐虚伪教条不放,而且又增加了所谓老人农业也有效率的论调,不仅自身难圆其说,也已被政策主导者实质上否定,不然政府就不会发出中国人的饭碗里要装自己粮食的警示,更不会积极推动资本对三农的改造。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小农经济确实已经走到了自己发展的尽头,尽管小农经济曾经也还将起到改革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但从生产力发展来说已近枯竭,从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来说,已无生存空间,从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愿望来讲,已非唯一且必然的选择。因此,小农经济的末路命中注定。小农经济学派也注意到重振小家经济必须以强化统分结合“统”的方面为前提,也即解决共同生产和社会化服务,而实际上在保留小农经济的条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统”的方面不仅是日渐式微的趋势,而且集体越来越只剩下一个空壳,集体无存,何以谈“统”。所以小农经济不止是重振无门的问题,连持续下去的动力也几乎丧失殆尽。也就是说小农经济学派从显学地位的沦落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联系三十多年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路线图,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小农经济不过是通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一个过渡阶段,历史使命已近完结,小农经济的灭亡与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同样不可避免。
早已一脚踏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从恢复小农经济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就孕育了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萌芽。三十多年的小农经济发展历程,一步一步地为资本主义农业改造创造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从最初名义上的双层经营、统分结合,落实到实践中的只剩家庭经营无集体经营和有分无统,把生产承包责任制变成了大包干,接着又是承包期十五年不变、三十年不变,又推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实质上一步步将承包制固化,强化家庭承包权的同时集体土地所有权逐渐虚化和空置,反之消减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集体因素必然带来私有因素的增加,在不断的量变过程中既产生了部分质量,也必然通过量变的积累爆发最终完成彻底的质变。于是我们看到土地确权、三权分立、土地流转的各项政策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现在尽管还保留有集体所有权的空壳,不过也就一聋子的耳朵而已。尽管政府在有限鼓励资本下乡的同时,也积极扶持农业合作村等农村的内在资本发展,但即使这样的合作社能顺利开展下去,它也将由股份制的改造而向私有化过渡,只不过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完成资本主义的农业改造而已。作为市场自由派,企图为资本扩张开辟道路,对于唯资本是从的他们来说,眼中只有资本的利益而没有农民的位置也实属正常,而对于政府来讲,既要迎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又不能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就必然一方面采取对资本的有限压制,另一方面不突破农民生存的底线,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农村的内生资本,也就是采取扶持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的政策,使资本与农民的冲突在农村内部最大限度的消化,双管齐下,利于资本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看清了三十多年中国农村发展的路线图,不过就是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并非有什么中国特色,所不同的不过是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增加了一个恢复小农经济的过渡时期,而西方则是直接从小农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西方国家在农业资本主义改造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已经也必将在中国一一出现,《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农村景象也必然会在中国重现,中国农村社会的凋敝和农民的苦难命运将一点也不会比西方同一时期减弱。相反,由于中国是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复辟到资本主义的性质,农民的剥夺程度只会有过之无及,资本的贪婪和暴力同样也有过之无不及,近来年在全国农村上演的土地剥夺与反剥夺的斗争就是这一性质的深刻反映。西方即使发展到今天的文明程度,也无法抹掉那段罪恶黑暗的历史,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迅跑,又岂能独辟蹊径,超脱历史铁律。先不论中国是否能够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度过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阵痛,上升到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列,即使如主流希望的那样,有幸崛起,包括农民在内的绝大数劳动者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正是小农经济学派所主张的继续发挥农村作为改革稳定器与蓄水池作用的应用之义。但谁又能断定中国向现代化的进程的迈进就必须踏着小农的尸骨前行,就必须以牺牲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难道就没有一条不需要噬血的发展道路!然而,不论前景是多么地危险难测,也不论广大劳动者发出怎样的哀号或怒吼,杀开一条血路的改革者因其道路选择所限,必然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这是其腐朽没落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对三农的改造势在必行,只因为它是资本意志的真实反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老大,只有它才能决定一切。尽管有人在不断的警示、规劝,资本主义列车前行的车轮仍将裹挟着小农经济绝望的挣扎,滚滚而来,汹涌而去。
目前全国范围内还存在坚持集体的经济的个别村庄,据说有2000个左右,它们作为前社会主义制度的残余,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大潮涌动下的一个意外。它们的存在似乎是要顽强地证明,中国通过向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并非不可能。然而形势比人强,政治路线决定一切,尽管这些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用取得不俗的成绩,但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它们不得不时刻面对外部的攻击和演变,“人亡政息”就是最现实的威胁。我们并不无条件地认为人治在这些村庄中所起到关键决定作用,但在外部强大的威胁挑战下,处于极不对衬的背景环境下,一个组织团体为了坚持原有方向,就不得不强化内部整合力量,从而出现出现领导人类似封建世袭的情形,我们只能说它是由于需要是应对外部强大敌对势力威胁的必然选择,除此还能证明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评价朝鲜和古巴的所谓世袭专制,我们又岂能不顾客观条件地把他们等同于封建时代的君主制度?这些仍然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将与古巴或者朝鲜这些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有着类似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既有希望,更是前途叵测,唯愿这一点点社会主义残余的星星之火不致熄灭。
由于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可怕前景,加之南街村、华西村等坚持集体经济村庄的反衬,民间舆论发出了回归集体道路的呼声,然而如前分析所示,在不改变政治路线的前提下,广大农村实现集体道路的回归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良好愿望。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深化,即使既有的像南街村、华西村等坚持集体道路的村庄也越来越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面,这就是今天三农问题面临的残酷现实。
社会主义制度是集体经济之本,本之不存,无以立身。小农经济是没落的经济模式,在现代条件下,它不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就必然要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过渡,中国农村前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已经给予了最好的证明。因此,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首要问题也许不是坚持小农经济,还是回归集体经济,而是需要根本的制度变革,为农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
20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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