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全球“左翼论坛”于5月29日至6月1日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举行。此次论坛围绕“改革与(或)革命——构想一个有转型正义的世界”(reform And/or revolution: Imagining a world with transformative Justice)的主题，设立了394个专题会场，来自北美、欧洲、中国、拉美、土耳其等世界各地的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运动组织者 、左翼团体代表、媒介代言人和机构代表等近450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包括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戴维·施威卡特(David Schweickart)、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大卫·哈维等左翼理论旗手。像往届一样，中央编译局也派员参加了本届论坛。
论坛延续了左翼论坛一贯的论题，着重探讨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欧洲、拉美、加勒比地区、中国和印度、东南亚等地区)的不平等，认为不平等已经渗透到生态环境、媒体、家庭、性别、劳作、教育和卫生等广泛领域，世界已由大集团和富人所支配，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资源、财富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而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则仅拥有全球资源、财富的百分之一;不仅如此，上层社会还凭借其不正当的优势将过去7年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败、生态恶化转嫁给社会下层，使社会下层挣扎在失业、贫困、疾病、灾难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人性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和滥用已经暴露出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无止境的代价，社会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为此，一个充满平等、正义的世界正为时势之所需，但为了达致这样的一个正义世界，我们现在该怎样着手?是改革，还是革命?抑或是二者的结合?还有，当正义的变革条件不再是采用哀怨地诉求缓解的形式，可以采用什么样的体系和制度?简而言之，本届论坛试图以左翼的各种理论资源分析、诊断当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诸多症候和病根，并试图探讨走出当下资本主义困境，谋求一个充满活力与正义的世界。不过，由于本届论坛涉及的论题过多，笔者无法同时置身于诸多会场之中，只能结合材料就本届论坛对马克思主义、美国和中国的理解做点汇报，并结合自己的理解对本届论坛的特点做一概述。
一、被寄予正义之思的马克思主义
与往届一样，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本届论坛用以分析当今社会，指导社会运动的一个理论武器，也是本届论坛重点研讨的一个理论对象。在本届论坛中，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强调。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荣誉退休的英文教授里奇·丹尼尔斯(Rich Daniels)在“转型变革：马克思的必要性”的会场中，充满激情地指出，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当今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打造一个尊重差异、人人平等的美好世界来说依然是不可超越的，认为只要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事实我们的确如此)，那马克思的著作就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和分析社会的最基本的视角;也因此，那种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纯粹的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性的变革，而只能是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是一种自我欺骗。丹尼尔斯的这一观点在小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同，论题组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对于当今时代的重要性，不仅可以比照马克思的著作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得到验证，而且还可以通过考察占领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的实践得到说明。
彼得•胡迪斯则通过“关于马克思批判资本的哲学视角”的论题与伊利诺斯州欧克顿社区学院的四个学生一起探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对于当下社会运动的意义，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占领运动、阿拉伯之春、哲吉公园(Gezi Park)中的抗议中都有积极的影响，为左翼积极分子和思想家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世界所产生的经济危机、社会不平等、异化和环境破坏等提供了理论视角，也为女性主义、全球正义和环境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此外，胡迪斯还在“马克思与资本主义的替代”的论题中就他的近作《马克思关于取替资本主义的观念》(2013)与戴维•施威卡特展开了讨论，认为马克思的工作并不限于批判资本主义，还包括关于替代资本主义的构想，即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认为通过马克思已经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透过马克思对价值生产、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积累的批判，对工人合作社、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局限性的思考，能够看出马克思存在着一个关于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详细的、连贯的观念。
在这一次论坛中，不仅卢森堡、列宁的思想得到重申，而且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也得到重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都以各自的理论视角表述了对这一时代的忧思。
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发起讨论的 “重新思考罗莎·卢森堡：通往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资本积累和罗莎·卢森堡的再现”的论题，探讨了卢森堡的理论对于理解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以及唤起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前者试图展现卢森堡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丰富性和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的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思考;后者则试图以卢森堡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当前的资本主义转型、理解资本积累和全球的资本流动和现代资本主义与代议制民主、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由《工人世界》刊物发起的“资本主义的‘迷惘的一代’，为什么青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论题组认为，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尤其在美国)，年轻人每天都面对着危机、失业，如山的学生债务和低工资都是大多数人必须面对的现实，持续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使年轻人如同置身于帝国主义战争之中，被压抑得难以生存下去，因而主张青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当前时局下，要探讨如何激励年轻人，特别是那些遭受失业、种族歧视、债务、压迫和剥削的年轻人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并讨论为何及如何振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如何组织运动。
由《批判社会学》刊物资助发起的“霸权再思考：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论题组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右翼政治反映出一种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控制，试图制造一种“非同意的同意”。为此，论题组的发言者分别从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视角探讨了霸权的诸多表现和意识形态的各种扭曲，剖析“同意”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主张通过揭开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外衣来推进社会运动与社会革命。
由《情势：激进想象的计划》的出版社资助发起的《论资本主义再生产：重读阿尔都塞》论题组则以阿尔都塞的《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英文版的发行(2014年3月)为契机，探讨了为阿尔都塞阐发的核心概念和核心问题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形成的针对性和重要性。
在美国加州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主持的“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来自左翼的批判”的会场中，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思潮的作用受到了质疑。会场的发言者认为，这两种思潮已经给左翼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和思考达致一个较好社会的方法的能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些思潮由于着迷于差异政治的诱惑，已经难以建构起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解放的理论视角。这一小组成员以各自的学科背景、哲学素养和政治信念讨论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及其遗产，探讨了萨义德关于人道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矛盾立场，评判了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在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方面享有盛誉的大卫·哈维在其主持的“指南针与地图：反资本主义，战略和政治想象”的论题中以其独特的、充满激情的方式表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忠诚，认为“如果说在过去，左派能够对未来做出独断的断言，而现在它对未来只能提供不确定的影像。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有开辟空间的想象力和实验。¼¼未来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已经提供了开口。虽然最终目的地可能不是清晰的，但我们已有着这样的方向感：走向正义、平等、自由、多样性、社会与生态和谐。左翼虽然没有地图，但它有一个指南针。”在大卫·哈维看来，马克思主义者所开辟的事业无疑已经昭示了人类社会走出资本主义困境，走向未来的方向。
二、受正义质疑的美国
左翼论坛自成立以来，批判、反思资本主义一直是其宗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分析、争论也一直是论坛的主题，而美国因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和左翼论坛的大本营(论坛的参加者有接近一半来自美国，他们对美国问题也有着切身的感受)，一直是论坛讨论的主要对象。因而，透过左翼积极分子对美国的分析、批判，不仅可以看到左翼积极分子如何看待美国，而且可以感受他们眼中的资本主义世界。
像往届论坛一样，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劳工、移民、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也是本届论坛质疑、批判的对象，且耐人寻味的是，似乎应少受批判的美国的移民、教育和文化问题也受到了深度的质疑与批判。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在美国，乃至在全球一直是一个有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次由《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发起的“资本主义、外来移民及迁入或迁出的正义斗争”的论题和新闻记者米歇尔•陈(Michelle Chen)主持的“在恐惧中工作：奥巴马时代的驱逐出境和劳动剥削”的论题都探讨了这一论题。据前者介绍，世界移民的人口总数已经由1991年的0.36亿增加到现在的2亿(其中包括在美国的0.11 亿的非法移民)，认为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虽然移民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来自美国的主流政党和组织却未能正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受压迫的人们所遭受的气候变化、隔离墙、全球衰退和经济落后等难题，未能正视不合理的移民的产生正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米歇尔•陈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但她侧重于指出奥巴马时代的驱逐出境和劳动剥削比布什时代还要严重，认为正是驱逐出境的压力增加了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受剥削程度。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研究小组的“教育改革可能吗?”的讨论则透露出美国教育的一些实质与困境。该论题组认为，教育在美国一直充当着补救社会弊病，推进民主，减缓资本主义危机和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但在今天，由于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危机的深化和政治多元主义的后退，教育已经不堪重负，其作用正在削弱，甚至起反作用。发言者对美国教育提出了这样的批评：从表面来看，美国的教育似乎充当了一种传播世界文明的作用，但在实质上，美国的教育也充当了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既充当了一种在世俗社会进行价值改造、价值补救与价值整合的作用，也充当了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实现美国在世界的利益的作用。因而，如何弱化教育的意识形态色彩，重新激活教育的使命和作用，使教育契合人性、呵护人性，使学校不致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而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成为这一小组一直激辩的话题。
“从当下等级的、支配的文化走向伙伴文化”的论题组则指出，当今世界真正的斗争是“支配体制”和“伙伴体制”之间的斗争，一向自诩为民主、平等的美国文化在深层上是处于等级的“主从”文化之中，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剥削、各种形形色色的生命的商品化、父权制、群体性灾难、生态危机和毁灭性的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的存在都与这种等级制的、主从的支配文化有关，因而，该论题组倡导在美国乃至世界推行一种和睦相处的伙伴文化。
三、被赋予正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
在西方左翼的愿景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一直是他们的关注和希望所在。中国的发展也一直牵系着左翼学者的思考。特别是在今天，思考世界的发展和前景已经不可能略过中国，中国的发展已经牵系着世界的发展，中国的未来也寄予着世界的希望，因而，中国问题也“自然”地成为左翼论坛上热论的一个话题。
在总体上，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是持肯定的态度，肯定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的解放，在克服妇女压迫，铲除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打破脑体分工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肯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迅猛发展，肯定中国在当今世界乃至未来的地位与影响力。如，乔尔·科威尔在“聚焦在夏威夷、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当今世界的生态社会主义视野”的论题中就指出，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使得她无论是在当前的资本积累和生态危机中，还是在未来对危机的解决中，都处于核心的地位。
可以看出，西方左翼学者一般都肯定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社会主义中国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也许是希望越大，忧虑也多的缘故。西方左翼对中国的发展也透露出一种担忧：担忧中国是否会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甚至是帝国主义的道路上。
在“新的‘大博弈’：‘资源战争’时代的帝国主义内部间的竞争与合作”论题中，论题组认为中国参与了世界的能源竞争，认为必须考察中国在全球资源竞争中的角色和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2013年，一个由美籍华人组成的清洁能源与环境项目(CEEP)代表团前往中国大陆进行调研，调研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劳工、环境正义、女性权利等问题上的努力。这一代表团这一次在论坛上以“前往中国的清洁能源与环境项目(CEEP)代表团的归来报告”为题对2013年的调查结果做了报道，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作为全球经济体的中国的崛起，与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分不开的，但伴随这一道路而来的是环境的恶化、农民遭受剥削和被边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底层民众的抗议。不过，这样的一种观点并不为戴维·施威卡特所认可，在他看来，中国今天所得的成就是与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中国的工人与农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并没有被边缘化，而是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底层民众对资本主义道路是充满抗拒的，且中国的高层对这样的抗拒也充满警醒：资本主义并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且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之所在。
激进的左翼作家雷蒙德·罗塔(Raymond Lotta)对中国是否会走向资本主义也是充满担忧，他在他的新电子书《关于共产主义革命，你认为“知道”的其实你不知道》中已经表露了这种担忧，这一次，他在“《关于共产主义革命，你认为“知道”的其实你不知道》——对雷蒙德·罗塔新电子书的回应”的论题中再次表述了这种担忧，认为1949-1976年的中国革命与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17-1956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样，都促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的解放，在克服妇女压迫，铲除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打破脑体分工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但之后的改革开放则偏离了这一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显然，对于雷蒙德·罗塔的这种观点，包括戴维·施威卡特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没有认同，笔者在与其辩论的过程中，也指出他这种理解过多地从资本主义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的共性中去考察中国，未能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没有经济上的解放与平等发展，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解放和平等发展是难以确保的;另外，雷蒙德·罗塔对于他所认为“知道”的，也并不是他“真正知道”的，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道路与1949-1976年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是断裂的，而是延续的。
在本届论坛中，还有比雷蒙德·罗塔对中国的误解更深的。“马列毛主义革命研究小组”和“马列毛主义研究中心”以“中国的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启示”的论题展开了关于“中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吗?”的问题的讨论。论题组的主持人N.B.特纳(N.B. Turner)认为，中国现在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现在正在向全球(特别是非洲的投资)进行资本和殖民性扩张，并以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重塑世界，认为如果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看，不仅美国和俄罗斯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中国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特纳的观点自然引来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参会人员的反驳。有学者向他质疑：以列宁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论运用于今日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是否恰当。在场的一位纽约籍华人也对他用以立论的那些“事实材料”的可信度提出质疑。笔者在会场和会后也向他指出他对中国的诸多误解：中国并不存在他所说的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来实现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上的渗透与控制，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一种殖民性扩张更是对中国海外投资的一种误解。认为他之所以断言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因为他将市场排斥于社会主义之外，未能以发展的、现实的视角看待今日的社会主义;而产生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观念则在于他以一种在西方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支配的、主从关系的文化视角来看待今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应该说，西方左翼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的担忧与批评是属于寄希望于中国的一种误解与批评。这种误解与批评或者源于考察中国的不合理视角，或者源于未曾确证的“事实”，或者兼而有之。但不论是何种缘由，西方左翼对中国的这种误解与批评，已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中国与西方左翼之间存在着一些沟通的障碍，这种沟通的障碍已经影响到中国在西方左翼和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因此，如何做好与西方左翼的沟通工作，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工作。
四、左翼论坛的特点与思考
本届左翼论坛不仅具有往届左翼论坛的一些共同特点，也具有本届论坛的一些特点。
首先，本届论坛具有往届论坛的一些特点：
(1)左翼论坛称得上是“后政治”时代的“政治”。如果说当今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冲突已被被消解或被宣称为终结的时代，即齐泽克所说的政治已经被去政治化的“后政治”时代，那左翼论坛就是这一个暗淡的“后政治”时代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因左翼论坛不是要求“把旧的意识形态分歧抛在脑后”而是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旗帜：“反资本主义”和“批判自由主义”。因此，把左翼论坛视为“后政治”时代的“政治”就一点也不过分。
(2)“不一样的宣告，一样的诉求”。尽管自2005年以来，左翼论坛的会议主题一直都在改变，但左翼论坛的基本价值诉求都未曾改变：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追求自由、平等与正义一直是左翼论坛的内在精神。可以说，时代在变化，主题在切换，风格展示在变化，但价值诉求却未曾改变。
(3)“带有浓厚的美国印记”。这从左翼论坛的参会人员的构成、分会场的论题和会场的组织方式就可以看出。左翼论坛虽然是“全球的”，参会人员也来自世界各地，但人员来自美国的却几乎占参会人员总数的一半，论坛分组所探讨的问题也多数与美国有关，或者问题本身就是美国特有的问题。除此之外，会场组织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愿、自由、争鸣、合作、实效等特点，也可以理解为美国风格的一种展现。
(4)“是一个思想、观点的超市或发布会”。左翼论坛虽然规模庞大，但与一般的学术会议有所不同，它主要不是一种有学术存疑的理论商讨(有，但不多)，而更多的是观点、意见的表述和宣告，或对策及行动建议。参会的发言者一般都是“有备而来”，带着自己已有的观点、主张等到会场进行发布，以引起回应。不过，由于论坛所涵盖的论题过于杂多，同一时间段的分会场又有50场之多等原因，参会人员被过多的分会场所分流，只能是有舍弃有选择地参与一些会场，这也使一些分会场的参会者寥寥无几，无法实现有效对话与深度交流。
其次，本次论坛具有往届并不特别强调的一些特点，最为突出的是表现得更为激进和具有反思性。激进性较为明显地表现在试图肯定革命的作用和寻求通过革命改变世界的主张上。反思性既体现在本届论坛的主题上，也体现本届论坛的很多分会场的论题带有一定的回顾性、反思性，比如对占领运动的思考，甚至是对左翼本身的思考(“左翼存在吗?——全球视角”)。
最后，不论我们对左翼论坛持什么样的认识或成见，左翼论坛都是中国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民情、舆情的一个快速窗口，也是中国了解自身在左翼心目中的形象乃至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的一个必要窗口。对于这样的窗口，中国要善于运用它来澄清认识，宣传中国，扩大影响，树立正面形象。此外，就西方左翼与我们有着相似的信仰与追求——追求公平正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来说，西方左翼也是我们在国际统一战线中要团结的对象和“诤友”。
(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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