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过剩的视角看西方经济与经济学的双重危机
——全国第十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主题发言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哗啦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上全垮了。更糟糕的是，西方主流理论宝库中刺激经济复苏的工具全都不再顶用，顶层决策者只好临时拼凑一些所谓非常规工具。推出一个量化宽松，不灵。再推出一个负利率，还是不灵。更激进的“直升机撒钱”，已经随时待命，只是对这类匪夷所思的措施抱有希望的人越来越少了。目前，美国的经济数据似乎还比较好看，量化宽松已经结束，正犹豫着是否进一步加息。但是，美国经济真的有实质性好转吗？最近哈佛商学院发布了一个美国经济竞争力报告，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报告的题目是“未解决的问题和一个分化的国家”(Problems Unsolved and a Nation Divided)。报告指出，尽管有“奥巴马复苏”的说法，但实际上美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在恶化。美国经济状况在1990年代末达到顶峰，此后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就业率、投资等关键经济指标就开始走弱，2008年还爆发了引爆全球经济危机的次贷危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指标还未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上。
这是报告的封面。
这是1948-2016年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变化曲线，灰色部分表示2008年危机时期，他们把这次危机命名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区别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我们看到，美国劳动参与率1997年达到峰值，此后逐渐下降，甚至在“大衰退”后的所谓“奥巴马复苏”时期仍保持下降趋势，现在大概相当于1982年的水平。劳动参与率降低，人均收入就会下降，退出劳动市场的人口也不再当作失业者来统计。所以，目前美国低到4.7%的失业率并不能说明真实的经济情况。
这是美国私人部门非农工作岗位年复合增长率变化情况。
目前工作岗位增长率还未能恢复到“大衰退”之前。
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图。
我们看到，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在所谓“奥巴马复苏”时期，劳动生产率回升只是昙花一现，然后就掉头大跌。
这是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趋势图。
直到现在，这个指标也未恢复到“大衰退”之前。这个指标的峰值出现在1999年，即17年前。
这是各地家庭收入增减情况分布图。
红色表示收入减少，蓝色表示收入增加，越红表示减少越多，越蓝表示增加越多。这份报告的题目提到“一个分化的国家”，我们一看这图就明白了。
这是联邦政府支出结构变化图。
政府的福利支出增长率不断上扬，投资支出增长率不断下降，支出结构越来越不健康。
这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示意图。
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情况美国政学两界不是不想改变，而是一直找不到改变的办法。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信奉的经济理论根本不中用。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就更简单了：资本主义不可能有前途，总会走到药石罔效这一步的。
奇怪的是，在西方已经焦头烂额的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倒是风头强劲，甚至不断挤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盘，以致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直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出这个问题，这种不正常现象才有所改观。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在天时地利都在我们这边时，为什么这种屡遭败绩的西方学说居然还能占了上风?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有些方面还有所不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生产过剩。
二、稀缺性假设掩盖了生产过剩问题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非常数学化的理论体系，但只要我们以公理化逻辑体系的基本要求去衡量，马上就会露出许多破绽。例如已有很多文献说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现实世界中的反例俯拾即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它的另一个基本假设，即稀缺性假设，里面的问题其实更为致命。
稀缺性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正因为存在稀缺性，才需要经济学来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欲望有限而资源无限，那么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由此引出的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基本模型就是“有限-无限”。显然，在这样的模型中，是不可能提出生产过剩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凡是被西方经济学思维训练出来的人，全都只知均衡不知过剩。
稀缺性假设的错误其实是很肤浅的，它只是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常识：不管消费欲望是否无限，人的消费能力绝对是有限的。世上根本不可能有能力无限的人，不管是哪方面的能力。只要消费能力有限，生产能力必然会大于消费能力，出现生产过剩。这个道理又是基于一个简单的进化论常识：从广义的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任何物种，只有当“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时，才能够生存下去，否则就要灭绝。
三、人们对生产过剩现象认识的曲折历程
一般人可能以为生产过剩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现象，其实不然。事实上，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社会大分工的时候，生产力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从那时起生产过剩的问题就开始困扰着人们。
孔子曾经批评鲁国大臣臧文仲，列举了他“不仁”的三桩“罪状”，其中之一是“妾织蒲”，即允许小老婆织草席贩卖。这种行为被视为“不仁”，是因为官员已有俸禄，再纵容家属从事消费品生产就等于夺民之业、与民争利。
春秋时代还有个叫公仪休的，官至鲁国国相，他也认为当官就不许和百姓争夺利益，有了丰厚的待遇就不许占小便宜。史籍记载，公仪休吃了蔬菜感觉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园中的冬葵菜都拔下来扔掉;看见妻子在家织布，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门，还烧毁了织机。他说：“难道要让农民和织妇无处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吗?”
这两个例子说明，两千多年前的我国古代先贤早已观察到生产过剩现象，意识到消费品的生产并不是越多越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似乎已把经济物品越多越好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了。当然，在古代的生产条件下，人们的抗风险能力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产量极不稳定，关于生产过剩的零星记载往往湮没在更为常见的天灾人祸的记录中。上述孔子、公仪休的观点，在现代文论中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公仪休拔葵菜、烧织机的故事，过去曾被归纳为一个成语“拔葵去织”，如今在一般的成语词典里已经难觅踪影了。
同样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我国古代名著《管子》，也注意到生产过剩与失业、贫困的关系，并提出一个更为积极的解决办法。《管子》认为要让“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即让富人奢侈消费，给穷人劳动做事的机会。具体地说，就是丧葬时开掘巨大的坟墓，制作豪华的丧服，打造大型的棺椁。甚至还有更为极端的做法：鸡蛋、木柴在煮烧之前，都要雕饰一番。凡此种种，为的是给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这一奇特的观点不仅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也处于极为超前的地位。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曼德维尔(Mandeville，1670-1733)才在他的成名作《蜜蜂的寓言》里提出类似的观点，但这书刚刚受到公众注意就被视为异端。这说明虽然生产过剩问题在文明社会一直存在，但除了某些思想家偶尔的灵光一闪外，很少为主流学说所正视。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人们通常是通过闲暇或其他非生产性活动(比如宗教活动等)无意识地消耗多余的生产能力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到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时说，部落成员的“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内容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像现代社会这种一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情况显然是不存在的。”
中国过去的女子缠足恶习，经济上的意义就是直接减损妇女的生产能力，虽然当时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看到，今天的穆斯林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每天耗费在宗教活动的时间比其他族群多得多。所谓主流社会的人们很容易产生偏见，认为穆斯林跟不上时代，很少有人认识到现代社会投入生产的时间已经过多，这种过多正在不断给我们制造麻烦。
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才会为生产性活动忙个不停。这又是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消费，而是赚钱。消费是有限的，赚钱则无止境。赚钱无止境，生产就无止境。无止境的生产撞上有限的消费天花板，才会使生产过剩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性因素，最终导致经济危机。这个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多说了。而建立在稀缺性假设之上的西方经济学根本就不承认生产过剩，难怪被这种经济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预见不了、爆发之后应对失措。
四、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
在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对生产过剩的理解可能也存在局限。许多学者一提生产过剩就言必称相对过剩，其实并无必要。马克思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是有一个绝对界限的，并不是像西方经济学设想的那样可以无限发展。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生产力的发展在远未能满足所有人的绝对消费能力时就已经陷入危机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绝对消费能力，可是让一部分人的绝对消费能力先满足起来还是能够做到的。
想想我们会把什么人称为富豪?至少应该是那些钱多到怎么花都花不完的人吧。把这样的富豪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社会，就是个绝对过剩的社会。再把穷人加进来，才会出现相对过剩的现象。所以，在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两种现象一般是同时存在的，不能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个相对过剩的社会。
绝对过剩现象的存在再次证明了人的消费能力确实是有限的。假如富豪们的消费能力和赚钱能力都是无限的，那么他们无止境的消费活动会给其他人不断创造就业和赚钱的机会，于是这个社会只有先富和后富，先富可以通过消费带动后富，正如西方经济学家鼓吹的涓滴效应。什么生产过剩，什么贫困，什么经济危机，这些问题统统都不复存在。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
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现象是否存在呢?前面说过，生产过剩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问题只在于承认还是不承认，无意识地解决还是有意识地解决。迄今为止，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流派，无一承认生产过剩问题的存在，从而也不可能提出有意识的解决方案。我国目前有些经济决策者，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也不愿意承认生产过剩，硬把生产过剩问题歪曲为产能过剩问题，以为可以在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框架下予以解决。于是我们看到，所谓淘汰过剩产能，主流的说法很漂亮，就是要淘汰不必要且不盈利的产能，以便将经济资源转向更富效益的领域。问题是这么美妙的领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就根本不需政府操心，市场会自动调整。如果不存在，政府又要大力压缩产能，那不过是把隐性失业变成显性失业、隐性坏账变成显性坏账而已。对真问题视而不见，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只会变得更加扭曲，终至积重难返。
所以，只要对生产过剩问题有所研究，很多经济问题一眼便可看透。如果我们再不正视生产过剩现象，那么经济危机在中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六、结论
生产过剩是社会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常态。从常识上说，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对于人类社会本来应该是个有利因素。假如是相反的情况，即生产能力小于消费能力，那我们的社会就真的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用一个低级的思维误区把人们引入歧途，从而看不到现实世界生产过剩的真相，误导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不过，任何以障眼法掩盖真相的企图都只能是欲盖弥彰。正如前面所讲到的，生产过剩在不被主流理论承认的情况下只好以扭曲、变态的方式顽强地展示它的存在，成为令人头痛的失业、贫困乃至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生产过剩从有利因素沦为罪魁祸首，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杰作”。只有彻底抛弃这种错误的经济学，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基础上，才有可能把罪魁祸首重新还原为有利因素，进而开辟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制度变革的新方向。
最后说一下，在对西方经济学“稀缺性假设”的批判性研究方面，个人认为有两篇文献值得推荐。一篇是程恩富教授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文中提出了一个“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实际上是针对西方经济学虚构出来的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无限”模型，提出了一个切合实际的“有限-有限”模型。另一篇是张俊山教授的《对经济学中“资源稀缺性”假设的思考》，文中对稀缺性假设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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