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灰犀牛)
7月14—15日，中央召开金融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三项任务”释放什么信号？--金融--人民网
三论之外，还有这篇：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把好金融风险防控每一道关--观点--人民网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金融十分重要，也极易产生风险。金融业链条长，市场信息不对称，价值实现过程曲折，又易受外部因素干扰，面对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预期快速变化等不确定条件，利益诱惑大，参与者行为变化快。而且，金融领域风险点多面广，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强，必须格外小心，审慎管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金融会议的评论员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灰犀牛”这个词(“灰犀牛”，比喻发生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相对于黑天鹅事件的难以预见性和偶发性，灰犀牛事件不是随机突发事件，而是在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出现的大概率事件)：
政治局会议涉及的“三只灰犀牛”都有啥_WE言堂_WE言堂_全景网
《第一财经》归纳的灰犀牛主要有三个：1、房地产的泡沫;2、货币贬值、资金外流;3、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证券市场周刊归纳的灰犀牛也有三个：1、地产泡沫;2、金融乱象;3、地方债务。
此外，还有这一篇：
坚决守住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面对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企高杠杆等问题，首先是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强化风险意识，既要防范“黑天鹅”，更要防范“灰犀牛”。完善风险识别、预警、发现、处置机制，筑牢风险防线，维护金融安全。其次是支持经济去杠杆。发挥国有大型银行的主导作用，严格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分类施策，支持国有企业降杠杆和处置“僵尸企业”。第三是强化防范风险主体责任。履行好管理职责，严格规范经营和市场交易行为，守住防范风险的源头防线。稳妥探索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防火墙建设，强化风险隔离。严格分支机构、子公司和从业队伍管理，严禁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归纳一下，建行行长提出灰犀牛包括：1、影子银行;2、房地产泡沫;3、国企高杠杆。
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些灰犀牛，看起来是不相干的几件事情，其实是有内在关联的一系列金融风险。
这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大背景，是实体凋敝，金融暴走，M2/GDP数值不断上涨，货币大量脱离实体生产进入投机环节，推动债务增加，刺激泡沫，酝酿通货膨胀。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参看拙作《实体凋敝、金融暴走》：
归纳起来，实体经济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陷入长期低迷。地方政府为了拉动内需、增加就业、出政绩、增加财政收入，大搞铁公基。国有企业为了实现社会责任，贷款维持生产，保持基本就业。外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管理层挖门盗洞，跑冒滴漏。于是就有了地方债务危机和僵尸企业问题。
与之对应，银行为了利润和政治任务，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大量贷款。贷款受限以后，通过表外业务继续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筹资。广义货币和表外业务迅速增加。
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63.13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个和2.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5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2个和9.6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6.7万亿元,同比增长6.6%。上半年净回笼现金1326亿元。
1991年，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大约是1.9万亿。2002年，经过软着陆，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大量处理不良，积极财政政策，广义货币总量达到18.5万亿。2012年，管理层曾经感叹货币太多。2008年，搞出4万亿，2012年广义货币总量达到97万亿。新一届管理层也感叹货币太多，潜在金融风险太大，想收缩货币，结果2013年出了钱荒——差点引爆金融危机，结算了从1991年-2013年间22年积累下来的总账。从那以后，心有余悸，再也不敢随便收缩货币。结果现在的广义货币总量达到163万亿。
虽然如此，现任管理层的还是限制了一些贷款业务。否则按照1991-2012的速率，目前的广义货币总量应该是304万亿(1991-1995年速率)，或者181万亿(2002-2006年速率)。尽管印钞速率下降，但是GDP速率下降更快。出现货币增长遥遥领先于经济增长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垄断时代，技术储备耗尽，垄断成型，投资、消费两不旺。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贷款业务受限，表外业务迅猛发展。
目前，银行业表内外资产规模已经“五五开”。《报告》指出，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余额为253.52万亿元，其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银行业表内总资产规模109.16%，比上年末提高12.04个百分点。按银监会定义，表外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从事的，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但能够引起当期损益变动的业务。表外业务分为四类：担保承诺类、代理投融资服务类、中介服务类、其他类。《报告》并未一一列举表外具体业务的规模，但指出253.5万亿的表外业务中，担保类19.03万亿元，承诺类16.08万亿元，金融资产服务类164.63万元。按银行业协会最新数据，银行业托管资产达121.92万亿元，这可能占到了央行所统计的金融资产服务类的大头。“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管理仍然较为薄弱，表内外风险可能出现交叉传染。”《报告》指出。
当然，因为不知道央行具体统计口径，所以估计这254万亿之中，有大量交叉重叠的同业业务，比如A银行发行理财，募集10亿资金，转手卖给B银行，B银行把这10亿连本带利借给C企业。不考虑利息的话，这就形成30亿表外业务。C企业要是还不上债务，破产清算，A、B银行，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当然，最终的风险还是属于还有买了A银行理财的大众。
地方政府和一些国有企业深陷债务泥潭，不断借新还旧，债台高筑。最终的趋势是它们甚至难以偿还利息。
虽然经济停滞，货币量可是不断高速增长。
这些资金去哪里呢?
前一段，一部分冲进债市了。冲进债市的部分，成为推动254万亿表外业务的重要因素。
另一部分辗转冲进楼市，于是房价扶摇直上。各地开始了房地产的大跃进。于是，在其他实体凋敝的时代，房地产企业成了银行重要客户，也成了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的重要客户。结果，不用说二三线城市，连山沟里盖的都是房子。如果不是18亿亩红线卡死，以全球基建霸主的实力，中国可能就见不到耕地。
这样的盖法，房子当然过剩。怎么办?只好想法设法，去库存。全国人民踊跃为国接盘。
房贷一度成为的贷款的重头戏。毫无疑问，这些房贷解放了大批处在房地产利益链条上负债累累的企业，也极大地改善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
夏斌参事在文中提出：
对于金融机构将不良资产打包、或搭配其他金融产品，以理财、信托的方式或者通过同业市场销售给老百姓的，更要密切关注、加强监管。对金融产品的结构特征，要有充分的信息披露，要严防有些金融机构把风险偷偷转嫁给老百姓。现在P2P行业发展中已经有很多教训。不能从经验出发，用固定的“预期收益率”忽悠老百姓。必须认识到，同一个金融产品，在不同的经济历史周期，其投资回报率可能是不一样的。
其实，如果房地产滞销，也会成为不良资产。不过，在宏观政策的积极推动下，在全国人民纷纷解囊，踊跃购房，结果许多房地产企业暂时解套了。地方政府也可以继续卖地，搞铁公基，拉动GDP了，于是经济形势一度出现好转。
如何看待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6.9%，财政赤字 1551 亿元？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问题是，要让老百姓们有后续偿还房贷的还款能力，就要保持经济在相对高的规模继续运行。要经济在相对高的水平运行，这就意味着日后有更高的价位的更多的楼盘，需要老百姓们去接。在老百姓们杠杆率迅速上升之后，他们日后就是想再次接盘，他们就是有这个心，有这个力吗?不仅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除非经济再次爆发性增长，老百姓收入大幅提升，否则内需主动严重不足——许多人已经提前透支了未来的若干年消费能力，他们只能压缩开支，这必然导致消费不足。
前财长楼继伟：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升至接近50%;楼继伟：当美联储开始缩表全球金融系统将面临真正压力测试;楼继伟：中国政府负债率要考量非标准PPP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楼继伟：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将进一步上升;楼继伟：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中国经济长期来看将跟随L型增长轨迹;楼继伟：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来到;楼继伟：通过延迟退休及提高城镇化中国劳动人口可以恢复增长;楼继伟：部分地方政府债违约是好事说明中央政府不会兜底;楼继伟：部分地方政府债已经违约;楼继伟：去杠杆进程不应该太快;楼继伟：中国家庭杠杆率已经升至接近50%
须知，劳动者的收入，永远小于投资者希望他们消费的商品——中间的差额，就是资本追求的利润。
如果地方政府、开发商、僵尸企业甩锅，老百姓接盘以后，地方政府、僵尸企业的投资持续萎缩，老百姓迟早也还不起贷款。绝大多数老百姓偿还贷款的能力来着工资，工资来自投资。当然，内贸为主中小企业也好不到哪里去，政府投资下降，僵尸企业职工消费下降，全社会有效需求下降，它们的利润也会下降。
房企去不干净库存，地方政府就卖不动地，还不上地方债，银行坏账增加。房企去干净库存，老百姓还不上贷款，银行还是坏账增加。老百姓把房企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接过来，如果要让他们有足够的收入还房贷，地方政府就要欠更多的债拉动GDP，房企就要买更多的地，盖更多的楼。
未来，政府很可能要面临两个艰难的选择：要么是掀起新一轮铁公基投资高潮，让劳动者有能力支付现在欠下的房贷，并在未来面临更多的地方债和更大的去库存。要么就是经济萧条，劳动者们无力偿还他们欠下的房贷。
这是一个正反馈系统，一个恶性循环。各种债务不断滚雪球，银行迟早都是坏账增加，难逃干系。这样下去，最终必然难逃房地产全面过剩的厄运。
最高领导人发话，一锤定音。
在房子也不让炒了以后，那些没有进入楼市的资金去哪里呢?
有人欠债，必然有债主。既然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房企、老百姓，都在滚雪球的债务游戏中，那么债主是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部人是谁?这个问题不展开讲。
统计局：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 较2015年有所上升
我们只需要记住，有一小部分人，获得了大量的货币(也就是其他社会成员的债务)，这些人的资金既不会毫无代价地替地方政府、僵尸企业和房奴偿债，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待着，而是会通过各种手段(主要是金融手段)，谋求更多的的利润。他们手中的这些钱，就是热钱。
这就产生了所谓的资金空转、脱实入虚现象。
为了让这些人的钱脱虚入实，投入实体经济，刺激新的投资，增加就业，减少金融投机的副作用，掌柜的费劲了心思，最高领导人的也操了不少心：
你们只投机不投资，是不是因为金融投资限制太多?那好，我们搞金融创新。——结果，到处都是高利贷，各种金融案件层出不穷，P2P成了骗子的代名词。
现在流行的共享单车，将来什么结局，一样不好说。反正人傻钱多，先烧着再说吧，只要货币宽松，将来总会找到接盘侠的。
还有，前面提到的254万亿的表外业务，不知道怎么收场。
从前两年的金融创新，到现在的加强金融监管。其中的辛酸，谁能理解?
你们只投机不投资，是不是国内市场饱和?那好，我们搞带路。
你们只投机不投资，是不是觉得国内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好，我们搞经济新区。
为了让这群人增加投资，高层真是悉心呵护，关怀备至。
结果这些人并不领情，他们手中的资金不断脱实入虚。他们的资金的常见的投资方式包括并不限于放债、转移资产和投机，就是不进入实体经济循环——产品销路不旺的时代，谁会主动投资实业?
除了前面提到的254亿元的表外业务，还有资产转移和商品投机。
比如，以某首富为代表，大搞乾坤大挪移，向海外转移资产。
央视援引专家观点：企业对外非理性投资实质是转移资产行为_中证网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其实很简单：一，这些人大多数就是投机出身，他们对搞实业既没能力，也没兴趣。二，搞实业需要对应的消费能力，在整体经济萧条的时候，哪有旺盛的需求。三，这些人手眼通天，对整体宏观经济形势的了解，远远超于管中窥豹的常人。他们可以了解高层信息，甚至有能力影响高层经济决策。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控制的资本的保值增值，一旦发现风向不对，他们自然掉头就跑。
为了避免他们大规模资本外逃，导致外汇储备低于临界点并引发一连串的金融恶果。今年以来，加强了资本管制：
资本项目开放是促进资本跨境流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有效措施，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今年7月初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正式上线试运行，揭开了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新篇章。有人就此认为，应加速资本项目开放步伐，在短期内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完全可自由兑换。这一观点有失偏颇。应当看到，资本项目开放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无论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还是从各国发展历史经验来看，我国都应坚持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为什么外汇储备存在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多少呢?
014年后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人民币又面临贬值的压力，股市也面临下行压力，经济界又开始担心人民币过快贬值，开始重视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以防不测。他们还划出了不低于3万亿美元的心理底线。今年春节前后，有些对外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在支付上就遇到了困难。我所知道的由上海电建总承包的印尼棉兰老岛电站项目，设备、设计、施工都是中国的，人民币也准备充分，但春节前给施工现场的外汇就是支付不出去，造成很大困难，后来强调了是“一带一路”项目，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已经影响了项目进度。
在这个例子之中，人民币准备充分没有用，对外贸易流动资金，需要是美元。所以，各国必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死守外汇储备临界点，具体做法，一方面严控资本外逃，一方面使本币贬值、加息的各种手段增加外汇储备。年初以来，人民币外汇储备从3万亿反弹，外汇占款却不断下降。针对这种现象，出现了谣传——央企在卫国发债，即在海外发行美元债券，收入美元，汇回国内增加外汇储备。
对此，有记者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问过外管局的女司长。
彭博新闻社记者：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企业的短期外债水平有所上升，请问外汇局对此是否感到担忧?您认为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外汇局是否会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风险?
女司长顾左右言他，最终也没说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卫国发债”行为。
王春英：当前我国外债处于平稳增长时期。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1.44万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加171亿美元，增幅为1.2%。外债总规模持续4个季度稳步增长。
从外债水平和相关衡量指标看，目前我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第一，近一段时期我国全口径外债规模持续回升，但远未达到近年来的较高水平。2014年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1.78万亿美元，随后开始回落，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降至1.33万亿美元，这是全口径外债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目前的1.44万亿美元比历史低位提升了1063亿美元，但仍比2014年末的较高水平低3400多亿美元。从外债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外债的变化相对稳定，今年一季度末中长期外债余额比2014年末高出397亿美元;短期外债有所波动的，今年一季度末短期外债余额较上年末增加455亿美元，主要是银行吸收的货币和存款增加，但比2014年末余额仍低3818亿美元。外债资金正常合规流动，有助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我们认为，观察一个经济数据或者金融指标的变化，还是应该从更长的时期来看，从绝对值、相对值等角度评估它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当前我国短期外债的绝对规模还是明显低于历史高位的。
第二，衡量我国外债风险的主要指标均在国际警戒标准之内。2016年末，我国负债率，即外债余额/GDP，为13%，国际公认安全线是20%;债务率，即外债余额/货物和服务出口收入，为65%，国际公认安全线是100%;偿债率，即外债还本付息/货物和服务出口收入，为6%，国际安全线是20%;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比为29%，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100%。
未来，我国将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在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测分析，防范外债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谢谢。
不过，外管局嘴上说的轻描淡写，下手可是又狠又辣：
中箭的都是试图跟着大猪跑的小猪。大猪怎么样?比如那位明目张胆转移资产的首富，截至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这些热钱不出国境，也并不意味着会老老实实沉淀下来。它们很容易被用来投机生产生活必需品，推动物价上涨。
PPI同比增速连续三月录得5.5%，PPI缓降趋势稳固。其中翘尾因素贡献了4.57个百分点，仍是PPI走势的重要支撑。PPI环比同样由负转正上涨0.2%，钢材与有色金属等产品价格的上涨是主因。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上涨0.2%，其中采掘与原材料工业降幅收窄分别为-1.1%、-0.2%，加工工业涨幅进一步扩大0.4个百分点至0.5%。分行业来看，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环比涨幅居前且扩大，分别上涨2.7%、1.5%，合计拉动PPI上涨0.3个百分点。跌幅居前的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与石油加工业，分别下跌5.3%、3%。
季节、淘汰蛋鸡都是理由，不过更重要的理由是货币供应稳步增长，这些货币自然要四处投机谋求利润。
除了猪肉、鸡蛋，还有煤炭、钢材。
自6月份以来，国内宏观经济好于预期，资金监管趋于温和，供给侧收缩，多种因素共振，大宗商品期市整体走强，黑色系期货成为 “商品牛”。从两个多月的资金流向来看，焦炭、焦煤明显受到资金的关注，资金沉淀分别大幅增加86.4%和71.8%，位居黑色系涨幅榜的前两位。同时，供需基本面持续向好，环保等因素也对市场形成良好支撑。8月17日，国内大宗商品期市资金净流入53.2亿。分品种看，当日焦炭资金净流入12亿，焦煤资金当日净流入5.1亿，资金的强势流入成为近日黑色系的强势品种。
6月以来，铁矿石、螺纹钢期货价格上涨超过40%。8月初，螺纹期货吨价冲破4000元，并连续几日在4000元左右的高位徘徊。
中钢协日前召开闭门会议，探讨黑色系期货出现“异动”的原因，并发文声称，“当前钢材期货价格大幅上涨并非市场需求拉动”，更明确指出“一些机构”对去产能、清除“地条钢”以及环保督查等政策存在过度解读和误读，并提出要维护行业平稳运行。
“政府不想看到商品价格的暴涨。下半年国家会控制社会热钱的数量，来调控资金的流动度”，该钢厂商贸负责人称。
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心田：7月31日这一天，铁矿、螺纹钢净流入就高达15亿元，也就是说，有了前期资金的大量流入，才有了8月初交易额的快速放大。
中国钢铁物流采购委员会研究员邱跃成：尤其是8月初河北钢铁冬季环保限产方案出台、明确指出采暖季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钢铁限产50%，引起市场再次出现强烈的供应收缩预期。这种市场预期也影响到现货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
分析师马力：从4月底到7月底这段时间，上涨了大概600块钱，最近十多天，这个价格涨了300多块钱，是一个快速上涨阶段。
纸品价格再现“洛阳纸贵”_原创新闻_实时播报_新闻_金华新闻网
昨天下午，义乌金马电商的负责人马千里正在办公室里安排人员参加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虽说活动商品一旦上架，销量会明显提升，可他却意想之中的兴奋。“每个纸盒涨价一元，按照一天3000单计算，我的利润一天就缩水3000，本就是薄利多销了，再这么涨下去，我的利润要被‘纸盒子’吃完了。”
专业提醒，面对纸价上涨，产业链上的企业也要有所准备。中小企业的处境会越发艰难，特别是中游企业，要做好短期的过冬准备。
在去产能的背景下，热钱有恃无恐地做多大宗商品，他们不信社会大众不接盘——不放开去产能，热钱就拼命做多;放开去产能，热钱就反手做空。
热钱不死，只是流窜。脱离实体经济的热钱必然四处乱窜，先是与生活相对无关的股市，然后是与生活有重要关系的楼市，现在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大宗商品。
一个人可以不炒股，但是不能不住房。一个人可以不买自己的住房，但是不能离开基本生产生活必需品。热钱一步一步的薅羊毛的对象，从可有可无到“刚需”，到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逐步逼近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绞杀全社会有效需求。
截至目前，值得安慰的是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还不太严重。不过，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受压最严重的是中游小企业，原料上涨，实际利率上涨，人民币升值，地租上涨，售价基本不变，利润下降。
到这一步，离全面通货膨胀就不远了。一旦大批中游企业支撑不下去，纷纷倒闭，残存的中游企业就会大幅提高售价，推动终端物价上涨。一些主动停产套现资金的中小资本，也会加入投机的大军。这时，货币流速会自动加快，大批存款会被投入到经济循环之中。由于物价剧烈波动，大多数生产环节都会选择囤积、占压货款、不发货。所以，虽然物价上涨，生产规模反而会下降。
那时，那些赚得盆满钵溢的大资本，如果不大规模囤积紧缺商品的话，就会向海外转移资产，把这些热钱兑换成外汇，转移到海外。
有人认为这些热钱会杀回股市或者被有效控制，他们低估了控制热钱的大资本的智商、能力和信息来源：股息的红利，对热钱来说太低。热钱进入股市，为的是投机，坐庄股价，收割小资本。当大多数人背上沉重的房贷，没有多少闲钱去炒股的时候，热钱冲进股市，能收割谁呢？这些热钱的背后都有强有力的幕后黑手。这些幕后黑手拥有远远超于常人的权限，包括便不限于获得内幕信息，参与制定国家政策。
至此，这些灰犀牛的来龙去脉，基本说清楚了。
(中篇：金融维稳)
中央显然不是在这次金融会议之中，才意识到灰犀牛的风险，并要求做出相应的对策的。高度强调金融安全，至少可以追朔到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下午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一是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推进金融业公司治理改革，强化审慎合规经营理念，推动金融机构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责任，完善市场规则，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处置机制。二是加强金融监管，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确保金融系统良性运转，确保管理部门把住重点环节，确保风险防控耳聪目明，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强大合力，补齐监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三是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着力控制增量，积极处置存量，打击逃废债行为，控制好杠杆率，加大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开展全面摸排和查处。四是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积极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加强信贷政策指引，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是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既要学会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学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监管意识，提高监管效率。六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金融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负起责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最高领导人提出的要求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把住了发展大势。习近平强调，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我们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
会上，一行三会领导人忙着立军令状。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由有关负责同志结合各自业务领域和工作实际介绍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加强宏观调控、保障金融安全，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就化解银行体系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就资本市场发展与风险管理，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就回归风险保障、强化保险监督、守住维护金融安全底线谈了认识和体会。
可以说，这次政治局会议是7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预备会。不过，很显然，预备会议一般都是粗线条地确定指导思想和大致路径，而不会提出相对具体的应对措施。具体的应对措施，需要在规模更大、参会具体部门更多的会议上提出。
目前看，金融工作会的思路是稳中求进（或者说维稳），同时制订紧急预案。保持债务总量相对稳定，保持房价相对稳定，保持热钱相对稳定，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保持外汇储备相对稳定，努力让热钱脱虚入实。
与之对应，要各部门落实按照会议精神，提出化解各个问题的方案、预警机制和出现紧急情况下的预案。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实际上，外松内紧，紧锣密鼓。
前面说过了，大致看，灰犀牛包括以下几类：
房地产的泡沫；货币贬值、资金外流；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金融乱象；地方债务；影子银行；国企高杠杆。
先看房子的处置方案：
目前看对房子的处置方案，设定为箱体震动。第一、控制投机；第二、当价格低于一定幅度时，鼓励开发商自持出租，继续下跌到一定幅度时，由央行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由地方政府接盘；第三、当房价高于一定幅度的时候，推出廉价住房：
坐庄、护盘与细水长流——评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
有人好奇，房价居高不下，中央为什么要求稳。这是因为房价已经成为经济循环中的关键节点，上涨自然不好，下跌则必然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如果房产价格下跌，很多债务抵押物就难以覆盖风险：
如果房价下跌，这套房子，还能抵债3.5亿吗?渤海钢铁集团显然要拿出更多的资产抵偿债务，与之对应，银行也可能面临更大的损失。反过来，大量贷款以房产为抵押物，如果房产价格剧烈下跌，必然会有很多债务人索性直接赖账，不要房产就是了。
接着看银行不良、影子银行的处置方案：
关于了解商业银行的处置方案，不妨再看王行长的那篇文章。
一是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去产能。目前，中国建设银行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信贷余额为1565亿元，下降26亿元。二是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推动企业债务重组，降低企业杠杆率。与41家企业签订共计5422亿元的框架协议。作为首家成立债转股实施机构的银行，2017年7月正式设立资本金120亿元的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三是防范化解不良贷款。2017年6月末，全行不良贷款率为1.51%，明显低于行业水平，拨备覆盖率达160%。
前两条写得很清楚，减少钢铁、水泥等行业贷款，债转股。
至于怎么化解的不良，没说。估计是通过增加个人住房贷款总量，让其他社会成员有机会偿还债务。也就是经过前面提到的地方政府、开发商和钢铁、水泥企业的债务下降，老百姓的债务上升。不过，如果地方政府和僵尸企业改善了债务情况以后，压缩的投资或消费，那么未来老百姓收入下降，他们的偿债能力也是问题。
一旦情况危急，应急预案是让一部分银行倒闭。
(8月8日)，银监会官网上发布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691号建议的答复”称，银监会正在起草《商业银行破产风险处置条例》，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这意味着银行也可以破产的时代将要到来。
对僵尸国企的处置方案，是债转股：
中国国家发改委8日透露，各类实施机构已与钢铁、煤炭、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中具有发展前景的70余家高负债企业积极协商谈判达成市场化债转股协议，协议金额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
应急的预案是让僵尸企业破产：
最高法的建议，对僵尸企业，能债转股的就债转股，不能债转股的，就破掉。
对于地方债务的方案是，摸清存量，控制增量；限制举债，终身追责：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末地方债及债务率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不过隐性债务却急速扩张。一位地方债务办负责人曾举例：“我们存量债务如果是1 的话，2015-2016年间通过购买服务和PPP举债规模在1.5到2之间。”
目前这类隐性债务统计尚缺权威数据。从交易结构来看，包括传统的信贷、信托融资以及新兴的PPP、政府购买服务融资不乏财政兜底、政府承诺回购股权或承诺固定收益等违法违规的增信担保方式，由此地方政府性债务蕴含新的风险。
今年7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称，(要)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5月初，财政部等六部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称，要对政府融资担保行为进行清理整改，地方政府清理整改的截止时间正是7月31日。
《报告》指出，尽管地方政府显性杠杆率有所回落，但隐性债务增长需要警惕。
在这些隐性债务中，最值得警惕的是“花样翻新”的替代性融资方案，比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专项建设基金、政府购买服务、PPP项目等。
尽管中央连发数个文件禁止地方政府变相举债，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强调了终身追责，但恐怕还是会有新马甲换旧马甲的现象。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要做事却没有合理合法的足够资金来源。
“摸清存量，控制增量；限制举债，终身追责”，这些应对地方债问题的思路，说归说，然并卵。
中国地方债务管理利用预算法和43号文建立地方债务管理的基本框架，43号文也就是《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但是，43号文并未被地方政府严格执行，雷声大雨点小，出现了各种违规举债行为。50号文和87号文，对地方平台不合规的融资行为踩了刹车，但也担心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再踩油门。
在财政部不断地强化监管下，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贷款，到地方政府与平台分割，到明股实债、伪PPP、各种产业基金等，地方政府实实在在上演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魔高一丈，道高一尺。
为了切实推动PPP规范发展，必须要压实责任、强化问责。对于借PPP变相举债的项目，地方政府要承担主体责任。要强化财政部门管理责任，认真履行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政府采购管理、预算资金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等部门职责，明确PPP不规范操作的负面清单，逐级细化责任范围和责任主体。
地方诸侯，并不买财政部的账。真按照财政部的说法，把地方债压缩下来，地方投资(支出)降下来，经济放缓，财政收入下降，地方政府支配社会资源能力下降，各种社会矛盾激增。财政部能向中组部建议提拔重用严格限制地方债但是经济发展缓慢地区的官员吗?按照中国的传统，封疆大吏守土有责，真出了乱子，财政部出来承担责任吗?影响了封疆大吏的仕途，财政部会吭声吗，它有这个权力吗?最终，无非是财政部说说，地方给点面子，大家彼此能过得去就可以了。
对资本外逃问题公开的方案是严格控制资本流出，外加操纵人民币汇率。当然，对外公开是不能这么说的，要说的有艺术性：
第三，政策组合收效，人民币贬值预期逆转。2016年以来，美元加息预期渐浓，中国企业走出去加速，大规模海外并购频发，人民币持续承受贬值压力。而今年以来，一方面，中国政府通过“债券通”加快了债券市场开放，支持境内机构跨境融资，扩大资金流入；另一方面，通过跨境业务的真实性审核，严控房地产、酒店、影城、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非理性对外投资，等加强资本流出的管理。5月26日，央行在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中引入“逆周期因子”，提升了报价机制规则性，并能更好的在汇率中反映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情况。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扭转了市场对于人民币持续走弱的预期，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压力得到逐步地释放和缓解。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牵头行的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汇率工作组”总结相关经验，建议将中间价报价模型由原来的“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调整为“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这一建议得到了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核心成员的赞同，并于2017年5月末由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宣布正式实施。在计算逆周期因子时，可先从上一日收盘价较中间价的波幅中剔除篮子货币变动的影响，由此得到主要反映市场供求的汇率变化，再通过逆周期系数调整得到“逆周期因子”。逆周期系数由各报价行根据经济基本面变化、外汇市场顺周期程度等自行设定。
自行设定，四个字奥妙无穷。
通俗一点说，就是在海外发债、资金许进不许出，外加央行坐庄外汇市场。
此外，还有对于金融乱象和由金融问题引发社会重大事件的应急预案。这个预案，是由政法系统提供的：
切实强化责任担当，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涉众型、风险型经济犯罪活动，着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能力，努力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聚焦防控风险、着力补齐短板，一手抓案件查处、一手抓风险防控，坚决打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要针对经济金融犯罪呈现出的新情况新特点，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有效提高打击防范的智能化水平，努力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支持保障。要正确处理维护社会秩序与激发社会活力的关系，创新建立一体化打击犯罪新机制，着力提高打击经济金融领域犯罪效能。
《通知》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履行检察职责，紧紧围绕集聚金融风险、影响金融安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惩治和预防金融犯罪和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工作力度。严厉打击严重危害金融安全、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充分发挥批捕、起诉职能，坚决整治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坚决查处那些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搞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内鬼”，对重大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形成有效震慑。特别是要加大证券期货犯罪打击力度，严厉惩治欺诈发行股票、债券，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破坏证券期货市场秩序的犯罪。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坚决查处利用互联网实施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罪，特别是对打着创新旗号大搞“庞氏骗局”等金融欺诈活动的，要依法严厉打击。严肃查办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遏制金融领域腐败滋生蔓延势头，坚决查办金融领域通过利益输送、权钱交易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的渎职犯罪，集中查办金融领域有影响、有震动的职务犯罪案件，遏制金融领域腐败滋生蔓延势头。加强对金融领域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执法司法公平公正。
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审慎对待金融创新。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维护金融安全。要依法追究违法金融行为的法律责任，严厉打击证券犯罪等金融犯罪行为，始终保持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高压态势，有效维护正当有序的金融市场秩序。要切实加强破产案件审判工作，畅通“僵尸企业”的依法退出渠道，有效发挥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制度在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功能，推动存量资产重组，优化资产增量。要依法妥善审理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引发区域性风险和群体性事件。
银监会的方案是使用各种手段限制风险。
银监会警示的十大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房地产领域风险、地方债务违约等传统领域风险，债券波动、交叉金融产品、理财业务、互联网金融、外部冲击等非传统领域风险以及重大案件和群体事件风险。
加强信用风险管控位列十大风险的首位。《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摸清风险底数，落实信贷及类信贷资产的分类标准和操作流程，密切监测分析重点领域信用风险的生成和迁徙变化情况。同时防范多头授信、过度授信、给“僵尸企业”和“空壳企业”授信等风险。
防范流动性风险方面，意见要求将同业业务、投资业务、托管业务、理财业务等纳入流动性风险监测范围，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对同业存单等同业融资的依赖度。各级监管机构要督促同业存单增速较快、同业存单占同业负债比例较高的银行，合理控制同业存单等同业融资规模。
风险年年提，一直然并卵。不过这次银监会强调风险的时机是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的时间是4月25日下午，银监会在政治局集中会议之前，急急可可扔出这样的文件，颇有撇清责任的嫌疑。可以预期，银监会在执行这个文件的力度上，会不折不扣。
须知，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企业，不需要贷款，利润滚滚而来。需要贷款的企业，一般多少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也是风险高，利润低。这样的情况下，突然强调控制风险，会导致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于是，各大银行收缩各类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事实上的收紧。许多企业、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借新还旧，至少不像过去那样便捷。
开始收紧
一方是大型民营企业急需用钱，另一方是银行不断提高贷款“标准”。
一家城商行人士在和《金证券》记者交流时坦言，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难是老问题，只是在目前实体经济环境下，银行控制风险强监管下，显得越发突出而已。
国泰君安一位金融行业分析师表示，他也注意到银行对大型民营企业贷款的态度，“其实可以理解，这些大型民营企业看着风光，可一旦出现风险是很难想像的。就我知道的地区内有几家知名民营企业，目前一些银行是拒贷的。” 他补充，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已经不再创新，而只想着资本运作，“这样的企业，银行尽调是肯定不会通过的。”
《金证券》记者注意到，五一节前，银监会发文明确当前银行业风险防控的十大重点领域，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房地产领域风险、地方债务违约等传统领域风险，债券波动、交叉金融产品、理财业务、互联网金融、外部冲击等非传统领域风险以及重大案件和群体事件风险。
采访中，多位银行方面人士表示，今年银行业务的核心肯定是“稳中求稳”，不会去踩监管红线。
更糟糕的是，贷款弄不到，通过表外业务也不好弄。
据中国证券报21日消息，上半年银行业同业资产、同业负债规模双双收缩，这是2010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肖远企近日透露，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同业资产余额和同业负债余额比年初均减少了1.8万亿元。同业业务增速由整治市场乱象之前的正增长转为目前的负增长;同业理财较年初减少了2万亿元;银行理财中的委外投资较综合治理前减少5300多亿元。
专家和券商分析人士表示，随着监管的升级，银行同业业务的“缩表”还只是刚开始，也意味着银行依赖同业业务快速扩张模式的终结。
央行的任务至少还包括避免发生系统性债务危机——这就是央行动辄使用货币工具释放流动性的原因。银监会的加强监管，让央行很不满。
其次，反过来看，过松或过紧的货币政策环境均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假设货币供给宽松，将在惯性作用下对冲结构改革初衷。生产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产品、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攫取利益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的惯性，在新动能尚未培育成形的前提下，可以设想，一旦货币供给宽松，经济模式将再次回到简单易行的“老路上”，不利于实现结构改革目标。而过紧的货币供给，则会抬升社会融资成本，抑制经济正常增长，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更谈不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随着外汇占款逐渐下降并转为负增长，我国央行重新增强了主动供给和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功能，并相应丰富和补充了流动性管理工具。同时，对一些市场力量不愿参与但从国家战略上亟待发展的领域，货币政策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前提下，探索发挥边际的、辅助性的作用，通过适度“精准滴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其一，盯住流动性供需变化，利用创新工具加强预调微调。央行通过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增加工具期限品种，更多借助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货币政策工具，提供不同期限的流动性，保持了流动性的合理适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金融机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的作用。
其二，央行扩展PSL的机构范围和支持领域，注重发挥好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的定向支持作用，将民营银行纳入支小再贷款的支持范围，创设扶贫再贷款助力脱贫攻坚战略，扶贫再贷款执行比支农再贷款更为优惠的利率。这些措施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发挥了积极作用。
货币政策配合实现供给侧关键领域的改革和突破，重点还在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唯有如此，才能促进金融体系健康发展、防范金融风险，才能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解决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才能屏蔽“资金空转”、防止“脱实向虚”，才能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具体来说，其一，完善利率期限结构，进一步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督促金融机构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着力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完善利率走廊，提高常备借贷便利操作效率，有效发挥利率走廊上限作用，增强中央银行利率调控能力。
其二，组织实施好宏观审慎评估(MPA)。通过设置广义信贷指标，将表外理财业务纳入考核，收缩房地产等领域的资产泡沫；通过设置同业负债指标，将在一定程度上压缩当前部分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负债期限错配赚取利差的空间，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更加审慎经营。
其三，尽快制定出台我国资产管理业务的统一规范，加强对嵌套投资的监管，强化穿透式管理，缩短融资链条，进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同时，对游离于考核之外的同业存单予以关注，从负债端发行同业存单再到资产端委外投资，其中潜在的“以钱炒钱”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杆风险不容忽视。
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央行森森的怨念。侬银监会监管不利，该管的时候不管，现在突然加强监管，不能轻易借新还旧，结果流动性突然不足。如果不是阿拉放水，就出大事了，侬晓得伐?!!阿拉在替侬擦屁股，侬晓得伐?!!
表面上看， 这些方案预案面面俱到，分工、责任明确，落实到部、委、行、会、局，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些方案、预案，至少有以下几大漏洞：
首先，地方债务、资本外逃等核心关键问题，没有应急预案，至少没有公开的应急预案。
比如，国有企业可以破产，可以债转股，银行可以破产，地方政府怎么办?地方政府破产，还是央行出面，增发货币，帮地方政府解困?当年加州破产，施瓦辛格通过竞选，成功担任加州州长。如果允许国内地方政府如果破产，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让施瓦辛格那样的反革命分子篡夺地方政权?如果不允许地方政府破产，那么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再比如，对资本外逃，目前的做法是严控资本流动。但是，这样一来，显然抑制资本输出。如果放开资本输出，又无法避免资本外逃。何况，施行本币货币供应迅速增加，本币汇率保持不变(甚至升值)的政策，很容易引起商品倒灌。那时，就是控制资本项，也难以避免外汇储备缓慢耗竭。
当然，不排除对这些问题存在应急预案，只是内容实在吓人，不便公开，或者，一旦公开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反应——比如，在地方政府濒临破产的时候，央行对地方政府债务按一定比例买单(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干过，上次是1999年，买的是中、农、工、建、国开五大银行的单)。再比如，外汇储备无法坚持的情况下，强制结汇或者人民币瞬间贬值(比如，1985年1月中国宣布取消双重汇率制，改为固定单一汇率制度，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设定为2.3，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钞票发行量太大，导致人民币高估，所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逐渐调低到1990年底的5.2。到199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分别为5.7和8.7。其中，8.7是市场汇率;5.7是官方汇率)。这类紧急预案如果存在并公开的话，会造成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其次，这些方案、应急预案，作为独立的个案都存在良好的运行机制。但是，一旦拼接成一个整体之后，却会发现存在深层次的内部冲突，很难同时实现。某一个方案达到预期目标，避免了本领域的危机，却必然在另一领域造成危机。这样的例子俯首皆是。抛开前面说的，银监会加强监管，导致很多烂账不能借新还旧，差点引发金融危机不说，随便再举两个：
比如，控制地方债总量、对僵尸国企实行债转股或者破产，必然导致地方经济下滑，老百姓收入下降，影响他们未来偿还债务(比如房贷)的能力。
再比如，大量企业债转股，必然导致银行资产流动性下降。如果银行要改善流动性，必然出售这些股份。这些股份卖给谁?还卖给老百姓吗?他们在经历了股灾和为国接盘房产以后，还有在股市再次接盘的能力吗?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买主，这些银行怎么办?是继续持有，还是廉价贱卖?如果由央行印钞买下，那么会不会进一步刺激热钱暴走?
各部门的想法都只负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外加撇清自己的责任。这当然符合，“分工明确、责任到人(部门)”的原则，但是却缺乏全局总体的观念。这种思想，类似实验中固定其他所有因素之后，调整某一个因素，让某一因素的结果达到最优。然后，当所有的因素结果都是最优的时候，让最终结果达到预期数值。现实之中，各个因素往往是互相影响的。某一因素达到理想状态，其他方面就可能突破临界出现危机。在缺乏对深层次矛盾剖析和总体协调的情况下，这些方案，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必然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最终，必然因为矛盾重重，漏洞百出，无法落实。
再次，多数方案(包括解放地方债务问题、债转股、破产一部分僵尸企业安置员工、破产一部分银行安抚储户、地方政府出面接盘房产、化解系统性债务危机、安抚涉及金融案件的老百姓)最终平稳顺利实施，都需要央行提供资金支持。否则，随着情况恶化，很可能导致大量方案无法实施，成为一纸空文，最终面临大量应急预案被迫启动的局面。那时面临的局面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削减开支，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坏账增加，大批倒闭。央行是否有胆量坐视事态恶化到这样的程度?另一部分方案，比如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保证楼市不再创新高、保证物价稳定，则需要央行控制货币总量。如果央行放水，人民币汇率、房价和物价，就难保持稳定。实现两部分目标需要的条件本身就是冲突的，满足一部分化解一部分危机的方案、应急预案所需要的条件，就会使另一部分危机情况恶化。
最后，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央行货币总量，是实现各个预案的关键条件。央行避免系统性债务危机的各种手段，最终都会演化为提供资金。提供这些资金，必然会增加金融乱象，刺激泡沫和通胀，增加资本外逃的压力。因此，最关键的方案和预案，应该是央行为了避免大规模、系统性债务危机，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之后，如何应对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如果央行加息，那么陷入债务危机的地方政府、僵尸企业和楼市必然进一步承压。也就是说，在某一个阶段之前，央行会陷入放水、加息、再放水、再加息的恶行循环——放水，解救一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加息，避免因放水引起的通货膨胀，同时压垮另一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为此，只好再次加息。直到把所有深陷债务的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压垮，这个恶行循环才能停下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有资格获得央行的救助。能获得救助的估计是地方政府、大型国有银行和一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其他社会成员，只能自求多福。
金融，意味着每时每刻都在滚动增加的债权和债务，不是那么好维稳的。
(下篇：滞胀沫崩)
中国目前面临的灰犀牛，其实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
要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要实现两个主要目标：一要相对通过相对稳定的过程消除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二要在没有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让经济在较高规模运行。实现两者都不容易，后者比前者更难。相对次要的目标还包括：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解决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如果平衡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如何控制地方；如果平衡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如何平衡地区间的财权与事权。
其中，主要目标是关键：相对平稳地消除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或者在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让经济在较高水平运行，两个问题实现一个，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至少不难解决。如果可以相对平稳地消除凯恩斯主义后遗症，那就可以不断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经济;如果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能让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那就不必采用凯恩斯主义，也就谈不上解决后遗症问题;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中央控制地方，地区间经济不平衡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大不了中央不断转移支付就是了。
细心的读者已经能读出，经济至少存在两类灰犀牛，一类是由债务产生的，一类是由热钱产生的。前者譬如地方债、僵尸企业、其他各类债务危机、表外业务泛滥、居民杠杆率迅速上升，后者譬如楼市泡沫、金融诈骗、表外业务泛滥、资本外逃、物价上涨。(表外业务一面是债务人，一面是债权人，所以与债务和热钱都有关。)
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是资金会不断从其他社会成员手中，向社会少数人汇聚，少数人聚敛足够的资金以后，既不用来消费，也不用来搞实体产业投资，而是用于钱生钱。
拙作《纸牌大厦》中分析过，与自由竞争时代不同，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联姻的时代，投资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者为他们服务的基金经理)手中。这些人具有通观全局的能力，很容易判断各个行业的消费潜能，发现各个行业产能过剩，不会轻易投资实体产业。技术储备耗尽或者科技创新缓慢，垄断成型，必然导致经济长期在低位运行。这时，为了维持经济在较高水平运转，政府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经济。于是，一面是政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不断注入货币，一面是货币迅速向少数人手中汇聚。
经济的两端，一端是债务总量不断增长，一端是四处乱撞的热钱不断增长。两端的需求完全对立，债务人最怕收缩货币(利息增加、不能借新还旧)。但是，要债权人停止热钱投机，则必须收缩货币。问题的严重性，随时间增长呈几何级数增长，债务随着时间流逝不断滚动增长，与之对应的是，四处乱窜的热钱的总量也随时间流逝不断滚动增长。
现实之中，一方面是债务堆积。货币的单向流动，导致地方政府、僵尸企业、开发商无法顺利偿还债务。它们为了避免破产，必然不断借新还旧，或者寻找接锅侠。这必然导致全社会债务总量滚动增加，债务人在债务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无法解脱。
另一方面是债权堆积。拥有大量利润(债权)的少数人，知道政府不断注入货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所以他们决不会把手中的利润窖藏起来，而是会把这些利润投入到经济循环之中，进行投机。这些被投入经济循环的利润，就是热钱。如果热钱进入大宗商品领域，就会推高通货膨胀。如果热钱进入股票、房地产领域，就会推高资产泡沫。如果进入债务市场，就会延长债务链条，酝酿债务风险。
只要是市场经济，热钱就可以自由购买、囤积、炒作各种商品，这其中既包括承载着底层发财梦想的股票，也包括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所需的住房，还包括现代工业化社会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热钱所有者财务极度自由，拥有比其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更多的资本，往往是宏观经济的操盘者，更多的内幕信息，有机会参与制订国家经济政策。其他社会成员与他们在同一个市场中交易，只能被他们宰割。当热钱所有者判断经济形势即将迅速恶化时，还可以向海外转移资产，顺利撤退。
除非对所有生产生活必需品全部按配给制保证足额供应，并限制外汇贸易，否则热钱就有牟利（或者说制造金融风险）的机会——有钱没有票证买不了东西，有钱没有配额换不了外汇。不过，那样的经济，显然不是市场经济，而是高度计划性的经济。这样的经济，冻结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一旦进入市场经济，允许自由交易，难免发生激烈(甚至恶性)的通货膨胀。历史上，1930年代的德国曾经实现过，在不断增加货币供应的情况下，维持物价和汇率的稳定。不过那是在实行强制储蓄、消费品配给、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进口等制度的背景下实现的。即使在这样，当时的德国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恶性通货膨胀和马克贬值的压力。
这是一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现象，流动性严重不足和流动性严重过剩并存，一些社会成员极度缺钱，另一些社会成员拥有大量热钱。
这就如同一个病人一方面内脏缺血，随时可能导致缺血性坏死;一方面脑溢血，同样随时可能死亡。为了避免内脏缺血，还要不断输血。债务这边要输血，避免债务危机，稍稍收紧银根，就可能导致钱荒，后面就是金融危机。
这种情况发展到中后期，甚至仅仅控制贷款风险，使深陷债务危机的债务人无法继续借新还旧，就可能引爆危机。那些占据金子顶端的社会成员大多不需要贷款，需要贷款的，往往是处在金子塔中下层，现金流非常紧张，经常需要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否则就会无力偿还到期贷款的社会成员。
要避免金融危机，又不希望调解贫富差距的话，可以通过央行放水，允许全社会的债务总量不断增加，也可以让社会中比较强的强者可以向更弱的弱者转移债务。前者比如央行不断使用各种货币工具，增加流动性，后者比如去年的为国接盘。前者的风险是货币总量快速增加，后者的风险是更弱的社会成员无力支付债务，拖累银行——后者最终还是要演化为央行放水，确保银行(比如：中、农、工、建、交、邮储)大而不倒。
但是，如果为了避免债务危机不断输血，经济的另一部分就要溢血——泡沫、金融诈骗、表外业务泛滥、资本外逃、物价上涨。
对患者来说，无论是内脏缺血，还是脑溢血，两者同样致命。全力维持一面的不出问题，就无法避免另一方爆发危机。输血，还是不输血?这是一个需要极端慎重的问题。
平稳解决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至少包括两方面：即解放债务人、消除热钱的影响。
有些方案看起来很好，但是并没有操作性。
结合兴业银行实践，陶以平表示，银行要抓好行业和企业的研究分析能力，即从经济调整转型的环境中发掘好行业，从“两高一剩”行业中挖掘好企业，从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寻找“富矿”，从经济波动和市场情绪变化中培育发现资产错误定价机会的能力，敢于“逆周期”“逆市场”而动。早在2006年，兴业银行就开始进入国内绿色金融市场，经过十年发展，兴业绿色金融融资余额突破6000亿元，不良率仅为0.3%。在“以客户为中心”的资源整合中，兴业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做到客户部门与产品部门相对分离，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相对分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长李国华也表示，国家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顶天立地的大企业，也需要铺天盖地的小微企业。邮储银行发挥资金优势，重点支持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相关贷款余额已达6400亿元。服务三农中小企业是邮储的根基和优势所在，邮储银行在2016年9月成立三农金融事业部，提升服务三农水平，还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短小平急”的特点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客户提供循环贷、年审贷等产品。
王洪章还指出，企业也要回归本源，当前许多大型企业在做金融，通过金融获取更大的价值，但这些资金没有为老百姓、社会创造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这是不可取的。
银行大佬们集体承认错误、表态。
人民日报肯定大佬们的表态。
8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详细介绍了近年来金融在支持农业供给侧改革以及促进扶贫增收方面的最新做法与经验。与此同时，不少银行业人士近期也都纷纷指出，服务好实体经济不仅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更是银行业实现传统的规模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的必由之路。从这些最新信息可以看出，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整个中国银行业生存发展的主旋律。
问题是，资本逐利，如同鲨鱼追逐血腥味。某些行业只要有足够的利润，资本就会投入，上绞刑架的风险都不算什么。反过来，如果这些行业没有足够的利润或者有极大的风险，那么即使资本不惜代价投入，最终也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市场经济中，金字塔顶层获得利润，底层承担损失的规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董登新说：“在过去，银行贷款主要倾向于大企业、大客户。如今，中国实体经济步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传统大型企业在信贷资产安全性、回报率方面的很多优势必然会被一批活力更强的创业创新型小微企业所代替。今后，银行必须顺应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调整自身业务结构、控制表外业务、优化表内业务、开拓小微企业市场、拓展移动支付领域，为转型升级后的市场竞争夯基布局。”
亲身经历过双创的人，就应该知道这段话有多么不靠谱，多么言不由衷。
银行不给某些客户提供贷款的原因，无非是这些客户或者风险大，或者利润低，或者两者兼备。处于经济金字塔底层的社会成员，比如小微企业，比如创业的大众，就是这样的客户。与地方政府、僵尸企业、房企相比，它们控制的社会资源更少，在经济金字塔中的位置更低，博弈能力更弱，偿债能力更弱。最终，这些客户无法偿还的贷款，注定形成大量的坏账，如果要避免它们破产，只能不断允许它们借新还旧。银行给这些客户提供的贷款，很快就会被其他社会成员吸收走，成为热钱的一部分。这些贷款，可以解放一部分在经济金字塔中地位更高的社会成员(地方政府、僵尸企业、房企)，却无法解决经济循环中债务与热钱同步增长的危机。
出现资金脱实入虚，不是银行界主观问题，而是垄断条件下，市场经济中，社会顶层本身就有停滞的倾向，通过压榨其他社会成员，获得大量利润之后，并不增加投资而是搞热钱投机。实体凋敝，金融暴走是恶性循环，但是有必要弄清恶性循环的起点。是实体凋敝，才导致了金融暴走，而不是正相反。这时，不改变财富单向汇聚的现状，仅仅为中小资本提供更多的贷款，不过是增加少数人手中用于投资的热钱而已。
显然，由于财富的单向汇聚，除非无偿剥夺少数人手中的利润，否则，不可能同时消除两方面的危机。所以，政府只能在滞涨沫崩之间选择。政府可以通过选择继续注入货币或者减少注入货币，产生滞涨、滞涨、滞涨沫、涨沫或者崩滞等效果，可以避免危机以滞涨沫崩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出现，却不能避免所有的形式都同时不出现。
债务和债权两端同时告急，哪端出事都是致命的，但是从原理上看，最终只能保护一端，避免最恶劣的情况出现。
一般来说，央行的最终选择是保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否则，一旦爆发恶性通货膨胀，那么央行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不过，读者需要深刻理解这里提到的“最终”的含义。许多情况下，除非到最后一刻，否则央行往往默许本币币值深度贬值，也不愿主动出手——毕竟绝大多数人并不理解金融危机的必然性，都会把刺破泡沫的机构或个人当成替罪羊。央行行长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类似王垕。所以，谁也不愿承担刺破泡沫，引发金融危机的责任。
如果要避免大规模崩溃，政府需要注入的货币量，至少要与债务人需要偿还又无力偿还的债务总量相当。这时，债务人可以不断借新还旧，避免崩溃。多余的热钱，自然产生涨、沫的效果。如果政府注入的货币总量较多，就可能出现涨沫，如果政府注入的货币数量较少，债务人偿还债务之后，没有多少闲钱用于新增投资，那就可能出现滞涨、滞涨或者滞涨沫。 如果政府停止注入货币，陷入债务危机的社会成员，将无法偿还债务，必然导致债务体系全面崩盘，大批社会成员破产，资产价格雪崩式下跌，热钱廉价收购资产。如果政府继续注入货币，但是注入的货币数量较少，崩盘过程可能相对缓和，一部分社会成员破产，资产价格下跌，热钱可能在廉价收购资产的同时，继续投机生产生活必需品。
现实之中，政府处理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往往选择的方案是少量注入货币（注入货币货币，具体手法很多，比如QE），避免经济彻底崩溃，或者物价彻底失控。实际效果是，崩、涨结合，经济半死不活长期停滞。所以，政府最终的选择，还是在崩和涨之间权衡，寻找一个可以接受的平衡点。
多说一句，实际上，主动着陆与被动迫降大同小异，所有挽救金融危机的方案，基本也是这个思路——适量注入货币，避免经济彻底停摆，或者，物价失控上天，让一部分社会成员，让物价上涨一部分。肆无忌惮，大水漫灌，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产生企稳、回暖、向好的假象，但是在长期必然酝酿更大的债务危机和更多的四处乱窜的热钱。有些官僚在自己的任期末期做出这样的决策，其实把烫手的山芋扔给继任者。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大批人失去住宅、工作、养老金，石油却达到147美元一桶的原因——当时，大量热钱从房地产市场撤出，没有廉价收购资产，让深陷债务危机的个人和金融机构有机会出售资产偿清债务，而是去投机石油期货。
类似的事情，不止美国做过。
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的巨款坏账果断剥离，对口设立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以求换得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改革。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公司注资100亿元，并担保四大AMC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再贷款，再向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以此按1:1的对价购买不良资产。
当然，如果央行不提供支持，或者提供的支持力度不够，那么地方政府、部分僵尸国企和银行，很可能要廉价出售相当数量的国有资产，偿还债务。这个过程很可能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不仅如此，裁员、削减福利等压缩开支的手段，是可以预期的。
这时，如果外汇可自由兑换，那么情况可能就更加复杂。
热钱必然会大量外逃，导致本币下跌。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时期，本国金融体系仿佛是雷区，不知道哪家金融机构、哪家公司会倒闭。这时，资本所有者保护自由资本安全的最可靠的方式，显然是远离雷区。这就是当年次贷危机爆发初期，美元暴跌，非美货币暴涨的原因。另一方面，本国央行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必然大量释放流动性，缓解部分金融机构和社会成员的债务危机，这必然导致本币下跌的压力。如果本币坚持固定汇率，那么随着流动性增加，国内物价上涨，本国外汇储备会大量下降。一旦外汇储备低于临界点，各国政府即使想维护汇率稳定，也无能为力。
一般来说，各国会努力维持本国汇率相对稳定。既然本币汇率守不住，那么为什么不主动大幅贬值呢?这至少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大量原材料依赖进口的时代，在本币流动性过大的背景下，如果本币主动大幅贬值，必然导致进口原料价格激增，刺激国内通货膨胀(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二是如果本币瞬间贬值，那么那些大量背负外债的企业，或者以外币为结算单位的进口企业，往往瞬间倒闭，加剧金融危机。三是国内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加剧，如果本币贬值深度不够，有可能会进一步刺激资本外逃，使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事实上，仅仅大规模资本外逃一项，就足以打破脆弱的经济循环，诱发金融危机。这就是高层对某首富的转移资产行为勃然大怒的原因。四是本币主动大幅贬值，容易引起其他国家设立贸易壁垒，有时得不偿失。所以，各国往往垂死挣扎到最后一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物价上涨速度加快，而西方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有意识地运用汇率政策调节经济与外贸，对人民币汇率作了相应持续下调。1995年8月21日，人民币汇率调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日再次调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0日又调至1美元=3.20元人民币。
1986年7月5日，人民币汇率再度大幅调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币。1989年12月16日，人民币汇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调，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币调至当日的4.7221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汇率再次大幅下调，并由此前的4.7221调至当日的5.2221元人民币。
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按市场情况调整，且呈大幅贬值趋势，这与同期人民币对内实际价值大幅贬值以及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基本上相适应的。
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8元;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8.7元左右。从1994年1月1日起，将这两种汇率合并，实行单一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定为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同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度，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汇率形成机制。
现实之中，凯恩斯主义后遗症最终解决方案和解决过程，是一个“央行、债务、债权、外汇储备”互动的过程。起点往往是央行控制新增货币总量、提高利息，默许债务端大批社会成员无法继续借新还旧，同时为关键金融结点（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比如房利美、房地美）和社会成员（比如地方政府、美国联邦政府）提供资金支持，避免这些关键信用结点断裂、社会成员破产。由于大量社会成员破产、清算，资产价格下跌，大量热钱收购资产，实现债转股。本国危机重重，货币供应增加，一部分热钱外逃，外汇储备下降，本币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进一步使用加息等手段收缩货币（有时为了避免经济彻底崩溃，并不采用加息的手段，甚至降息，导致物价上涨）。
最终，一部分债务通过拍卖资产被偿还，一部分债务由央行代偿，一部分债务通过破产被作废，一部分债务因为加息而加重。与之对应，一部分热钱用于购买资产，一部分热钱变成外汇流出海外，一部分热钱因为银行倒闭破产被作废，一部分热钱存入银行吃利息等待下一次大干一场的机会。整个社会经济规模下降，许多人破产、失去工作，幸存者收入下降、债务负担加重、福利被削减。
如果说，垄断时代，平稳消除凯恩斯主义后遗症很难，那么在不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刺激经济，保证经济以较高速率增长，实现较高就业水平，更难。
涨沫的时代，多数人收入缩水，买不起房。滞崩的时代，他们保不住工作。
许多老百姓贷款买房，已经提前支出了未来数十年的收入的情况下，来自民间的消费能力早已被透支。这时，如果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支出，那么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必然大幅下降，停滞期的经济水平，很可能下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拙作《纸牌大厦》曾经分析过，在垄断时代的经济停滞期，如果完全依靠社会顶端有限的投资和消费产生的有限需求，经济规模将下跌到令人难以忍受的水平，与之对应是失业率将上涨到足以引发社会动荡的水平。这就是罗斯福时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施行凯恩斯主义的原因。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凯恩斯主义是由各地方政府、各地国企分散实施的。
与中央政府不同，地方政府、各地国企没有发钞权，不能增加基础货币，但是可以借贷，不断增加广义货币。不过，中央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国企陷入债务的泥沼之后，央行还是会出面解救地方政府和国企——至少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如此考虑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地方政府变相获得了发钞权。或者说，中国的部分发钞权是分散在各地的。
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深陷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中不能自拔。可以预期，即使央行解放了地方政府，用不了多久，地方政府也会再次陷入债务泥潭之中。
对地方政府来说，在内需不足、消费不足、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外来投资不断下降的时代，本地政府投资下降必然导致本地经济增速下降甚至全面滑坡，其恶果是立竿见影的，包括并不限于：财政收入下降、偿还利息困难、就业困难、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增加。
许多国有企业，其实也在承担产品消费者的身份。这些企业负债累累，但是和地方政府的作用一样，不断向经济中注入货币，保持当地一定的经济规模，避免失业率爆棚，社会问题爆发。表面上看，让这些企业破产，可以甩掉财政包袱，实际上，必然导致失业率上升，维稳经费增加。不仅如此，为了增加就业政府不得不采取刺激政策(比如当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修了一大堆豆腐渣工程)。
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从总量上看，三年间年度下岗职工总量呈下降趋势。从地域分布看，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北三省占25%;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
2001年初，国有企业(含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下岗职工为657.3万人，当年新增234.3万人，减少376.2万人，增减相抵，2001年末实有下岗职工515.4万人。
2001年底，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实有下岗职工463.6万人，进再就业服务中心比例为89.9%。在进中心的下岗职工中，签协议比例、领取基本生活费比例和代缴社会保险费比例都超过了99%，其中有99.4%的人领到了基本生活费。
2001全年共有227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通过各种渠道实现了再就业，比上年减少133.7万人，再就业率为30.6%，比上年下降4.8个百分点。
沈阳市铁西区是国有企业集中的老工业区，光景最差的时候，30万产业工人中有半数职工下岗，被戏称为全国最大的“工人度假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北一度成为邪教的重灾区。
采取财政发债的方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政策措施，而成败的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交通部应将查出的公路建设质量问题通报全国，公开曝光，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注意和重视。
朱镕基
12.3
(1998年11月2日，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关于切实抓好公路建设质量的报告》反映，交通部组织专家对一些重点交通项目进行了检查，总体上说工程质量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云南省昆明市的昆明至禄劝公路成了“豆腐渣工程”。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由于没有印钞权，不能随意把债务转化为货币，地方政府必然双管齐下，想尽办法开源节流：使用一切手段保证经济的增速，压缩开支，包括使用各种方式招商引资，拉动投资，提高经济规模，出售国有资产偿还债务，削减地方福利，压缩裁剪财政供养人员，甚至包括寅吃卯粮。
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进行，随后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其它国家机关及群众团体的机构改革陆续展开;1999年以后，省级政府和党委的机构改革分别展开;2000年，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事实上，开源和节流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提高经济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经济规模、增加财政收入和就业人口。反之，减少财政支出，会降低经济规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政规模、减少财政收入和就业人口。
地方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刺激经济，包括并不限于想方设法让老百姓把最后一点闲钱投入经济运转、借债发展、招商引资……
“大拆大整”包含城乡危旧房治理改造、“四无”生产经营单位集中整治、违法建筑拆除、城中村改造、流动人口管理、出租房整治、市区旧市场搬迁整治提升、双屿综合整治等八方面内容。
为了推动拆迁力度，在货币化安置时，温州政府给出了明显高于房屋市场价的现金补偿。
对政府来说，货币化安置的好处明显，按照鹿城区区委书记李无文的话，“腾出的土地可以及时上市拍卖”。
高额的补偿让政府背负巨大压力。以鹿城区为例，若要完成核心片区城中村改造，政府需要支持回购资金1000亿元。
有迹象显示，货币化安置的资金并不能全部马上到位。鹿城区的最新拆迁补偿政策显示，如果到了领取收购款当天，居民同意推迟3-6个月取款，可额外获得收购总额5%的奖励;若同意推迟6-9个月取款，可再获得额外10%的奖励。“这等于是政府以10%的年利率向人们借债”。
尽管严控地方债，但是地方政府是不能不借债的，严控地方债，无非是把地方债改头换面包装成其他金融项目，比如：PPP。
防范化解风险，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了防控风险的重要性、紧迫性，也都点到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变相举借债务，导致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债务率甚至超过了警戒线，形成潜在的风险触发点。为此，我们要按照中央有关要求，把防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防控地方政府债务过快上升，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尽管财政部痛批地方债，但是财政部也清楚，抛开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事务地方政府承担大部分，税收中央财政拿走大部分不说，地方政府还承担了本来应该由中央财政承担的投资拉动经济的职能。
林铎说，万达集团在文化、旅游、商业、金融和地产等多个领域驰骋多年，是我国乃至全球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企业。万达集团在兰州投资建设了商业综合体万达广场，酒泉的万达广场也即将建成开业，武威万达广场项目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西固万达广场项目正在积极筹建。相信这些项目必将极大方便群众消费和生活，直接带动就业，有力促进当地商业和市场繁荣发展。王健林董事长此次率团来甘考察，与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市委、市政府探讨今后的发展合作，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万达集团多到甘肃各地考察，进一步加强与我省在城市建设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推动更多大项目布局落地。省委、省政府将全力以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万达集团在甘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唐仁健对万达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甘肃经济欠发达，但文化厚重、旅游资源丰富，希望万达集团多考察了解，进一步加强与我省的务实合作，积极参与甘肃文化旅游开发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努力推动地企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这哪像两位中央委员、封疆大吏应该说的话?
看看几组数据对比，就知道为什么两位中央委员这么屈尊纡贵了。2月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是7%的增长，到3月份只有2.6%。到4月份就是负的了。
支出可是一点不含糊。1-6月份收入410.1亿，支出1720.6亿。好消息是，财政收入增速在5月份以后，企稳、向好。不过，具体如何，估计两位中央委员清楚。
上半年数值全面不及预期，考虑到金字塔型结构中，塔基损失更大。内陆地区的下滑应该更严重。许多地方面上不说严重，内里已经相当艰难了。这种情况下，找各种借口增加投资，拉动经济，避免全面崩盘，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是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理性的选择。
一些地方政府经济相当困难，为了改变困境，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已经不惜冒险与中央不点名批评的人合作，不在乎中央媒体批不痛批了。不过，投资的钱从何而来，这是未知数。估计还是变相的地方债。
当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自然可以毫无负担地痛斥地方政府选择这样的经济政策的弊端，所谓“吃的灯草灰，放的轻巧屁”。
最近几天，两篇流传在网络上的文章引起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的关注。据悉，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分别是《朱云来：别总想着GDP增速掉到5%或3%怎么办》、《朱云来犀利点评当前中国问题及未来发展之路》。两篇文章出现在凤凰财经和新浪财经的网站上。
据了解，《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20期于2017年6月15日在清华大学开讲，中国经济50人论坛特邀专家、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出席，并进行了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之路》的精彩演讲。
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发展不能盲目追求高GDP增长率。甚至有五个省GDP没有过5%，被集体叫去谈话。
云来总裁说得义正言辞，不过不知道云来总裁怎么评价1998年—2001年期间中国施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由于寅吃卯粮具有可以在自己的任期内缓解问题、把包袱甩给后任的性质，往往受到各级官僚的青睐，成为愿意选择的方案。透支未来的发展模式自然成为各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当年中央尚且如此，今天也在借新还旧，何况地方?
2007年第一期6000亿元特别国债将于2017年8月29日到期兑付，为做好本期特别国债兑付工作，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采取滚动发行的方式，依法合规、稳妥有序地向有关银行定向发行6000亿元特别国债。
一般来说，官僚的游戏规则之一，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游戏规则之二，是如果真的洪水滔天，要掰析责任——漫天洪水，是前任放出来的!是前任把接力棒扔给我的!那根本就不是接力棒，是拉了线、冒着烟的手榴弹!
这当中，最出名的就是当时推出的所谓“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同时，为了配合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将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由初期的17.5%连续下调为15.5%，中小型商业银行则进一步下调为13.5%，分别下调2和4个百分点，从而在短期内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致使货币信用巨额增加。
以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为例，当年猛增10.5万亿元，增长幅度达到了33%!而在此之前每年的贷款新增额最多(2008年)未超过5万亿元，2007年则未达到4万亿元。这就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为了刺激国内的经济增长，2009年的贷款新增额约为以前年度的2-3倍。而之前的2002-2008年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过热、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并施以紧缩性调控政策的一个重要时期，由此可想当年的货币信贷投放有多突出!除了巨额的放贷行为之外，还体现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表内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当年猛增3.3万多亿元，也是2008年新增额的2倍以上。
这些行为反映在货币供应量上，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M2猛增27.7%，狭义货币M1更是剧增32.4%;而2009年社会融资总规模几乎比上年翻了一番，增长99.3%，全年达到13.9万亿元。
以上所列举的主要数据都表明，2009年是中国货币信用巨额膨胀的一年，并从此将中国的货币信用基数推上一个“高台”，这极易造成以后年度参照系发生误会或误判。
截止去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达到155万多亿元，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3.8倍;狭义货币M1则达到48.7万亿元，是2007年的近3.2倍。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规模来看，2007年末约为53万亿，2016年末则达到232万亿，九年翻了4.4倍，膨胀速度惊人。其中，境内本外币贷款由2007年的27.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112万亿元，同期也增长4倍以上。同时，银行的贷款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房地产信贷迅速增长，成为银行业重要的支柱性业务，其规模由2007年末的4.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26.7万亿元，同期增长近5.6倍;房地产信贷占全部贷款的比重由2007年的18.3%上升为2016年之后的25%以上。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危机后房贷大幅增长中又以2009-2010年和2015-2016年两个阶段最为突出，前两年分别每年新增2万亿元以上，后两年则分别新增3.6和5.7万亿元，占当年新增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0.9%和25.3%、30%和45.2%以上，这也正是这两个阶段全国房地产市场为何出现暴涨的重要推动力量。
所有以上例举的货币信贷数据均大幅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致使中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即M2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1.51倍快速上升为2016年末的2.08倍，即M2的年末余额是当年GDP总额的二倍多，这在全球大的经济体中早已“一骑绝尘”。
在这些变化当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银行投资类资产快速扩大，至2016年末已达到62万亿元，较2007年增加51万亿元。其中，近两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以及新兴货币政策工具的大量使用，致使银行业投资类业务出现爆发式增长，2015和2016年分别新增16万亿元和13.8万亿元，各增长50.5%和28.5%，也是正常年份新增额的2-3倍。伴随着货币信用以及金融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巨额扩张，导致中国的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现已成为海外媒体谈及中国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隐忧。
纵览全球金融发展史，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发生的金融危机，均为在此之前货币信用的过度膨胀所为，都有一个货币信用长期持续扩张并不断积累的过程。而一旦引发资产泡沫化并使通胀压力快速上升，货币信用扩张也就走到尽头，甚至难以为继。随之而来的紧缩性政策，往往又是刺破资产泡沫的重要外部因素；而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并常常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端。
于学军的话，强调2009是关键时期，强调2009埋下祸根，强调连锁反应、系统性金融风险，弦外之音格外刺耳。当然，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后任替前任擦屁股，擦不干净，弄一身臭，自然要把事情说清楚。不过，2009年到2017年，8、9年的时间，银监会应该不是今天才知道这些事情的吧。一般来说，事情小、能糊弄过去的时候，大家一团和气，要出大事，或者出了大事的时候，则会激烈撕逼。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繁荣与金融风险增加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没有，那么剔除危险因素，加强监管即可。如果有，那就需要权衡。不断放水可以避免债务风险爆发，却难以避免通胀和泡沫。用放水的方式，增加流动性，使处于债务端的社会成员不断直接或间接地借新还旧，维持长期的繁荣，最终要么是酝酿更大的金融危机，要么是广义货币总量增长速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路易十四说，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许多官僚的思想是，我离任以后，那怕房价、物价上天。只要房价、物价还能忍受，能拖一天是一天。
进一步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技术储备的耗尽和财富的集中，必然出现垄断，导致内需不足，无法充分就业的现象。各级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可以增加内需，在短时间内刺激经济，改善就业。不过，这样的经济政策注定是饮鸩止渴。从长期看，必然酝酿巨大的金融风险，如果不希望各级政府破产，那么这些财政支出中的绝大部分，最终必然由央行买单。长此以往，本币必然承受巨大的贬值的压力。
不想发生金融危机，也不想长期萧条，只能不断增加流动性。如果坚持本币坚挺，本国的物价、房价，必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任何严重的金融问题，其实都与分配有关，某种特定的分配模式导致债权和债务不匹配，最终必然酝酿金融危机。不想出现金融危机，不断放水印钞，那就要出现资产泡沫或者通货膨胀。
改变这种局面至少有三种途径，分别为工业革命、增加本币流通范围和调解贫富差距。目前看，最后一条途径，可以减缓货币汇聚的速度，增加有效需求，减少债务总量和热钱危害，虽然选择这条路径必然要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是也许更可行一些。
资本主义国家调解贫富差距是大忌，因为这必然动摇资本对社会的统治，这些国家不得已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饮鸩止渴。社会主义国家则显然不应该受到这样的限制，也没有必要长期采用无休止地释放流动性的饮鸩止渴的政策。
对各级官僚来说，采用饮鸩止渴的政策，在自己的本届任期内也许不会爆发出来，但是最终迟早会演化成“灰犀牛”。
资本主义国家，政客周期换庄，总可以找到替罪羊，出气筒：老布什任期内经济萧条，克林顿上台;克林顿下台，小布什上台;小布什任期内出现次贷危机，奥巴马上台;奥巴马跛鸭蹒跚，裹足不前，特朗普上台。华尔街在繁荣期放债，在崩溃期收割。对华尔街来说，经济危机没关系，白宫换人就是了，加州财政危机没关系，换州长就是了。巨大的经济波动，为政客提供走马灯换庄的机会，并不会影响华尔街的统治。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能这么做。
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市场经济，必然引入经济危机，应该怎样深化改革，则是值得深思的事情。
附：
数据来源：M2/GDP历史数据
1亿人民币大约1.2立方米（1.1935立方米 ）。2017年7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162.9万亿元。
直观一点儿考虑，如果把这些钱堆在足球场上，能堆多高？
一个标准的11人足球场的面积，是68米×105米,面积为7140平方米。
162.9×1.1935÷0.714=272
好大一座钱山……
当然，这其中的大部分是由贷款产生的。
所以，与之对应的是，好大一座债山……
两座山，一座山的山顶上坐着一小群人，一座山的山底下压着绝大多数人。
两座山湮灭，山崩地裂，全国震动，就是金融危机。
截至目前，两座山还在以每个月1-2米的速度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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