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对待私有经济，自十五大提出“鼓励、引导”后，十六大强化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工业企业的私有经济资产规模已远超国有控股经济，(按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数据计算)，私有经济和农村小农经济已占据主体(工业部分见表一)。
表一
由表一看出，红色国有控股仅占34%，私营、外资构成的蓝色私有成分已占46%。这是我国对私有经济超过公有经济的官方描述，据李济广的《论所有制结构量化评估方法》http://mp.weixin.qq.com/s/7gyyBtXoVrLjA-2fj6P2Qg，国内学者的若干研究结果认为私有化程度远超官方数据，公有经济甚至不足30%。一些被几届内阁器重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有如下认识，如吴敬琏先生认为：“国有经济虽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了很多，仅占到整个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一左右”（2016.6.30在清华大学讲话）。
表二
表二数据仅是静态结果，去除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国企通过转制、上市、出售等，近20年来公有产业积累缓慢。私有经济一枝独秀。
中美2016年富豪净资产占国家GDP比例
表三
表一是企业改制的结果，表二是变化的趋势和特点。表一和表二也说明了，从所有制角度看，企业改变性质即私有化实践，也是分化、解体公有经济，萎缩公有经济成分构成的长期实践。用实践结果去衡量，理论上公私并进的两个“毫不动摇”，变成了实践上“国退民进”的“毫不动摇”。表三反映了中国新生富豪资产阶级直追美国。三张表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工业革命、生产力爆发性增长的同时，所支付的不应有、不必要的代价之一，反映了改革理论与改革实践的脱节。
张维迎先生做了很好的概括：“尽管“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仍是官方的原则，多种形式的民营化和部分民营化受到鼓励，或在“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庇护下，至少得到默许。许多地方政府启动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步伐。”(2015.9.6)
私有化主体形成以后，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几点欺骗性或误导性表现。
1、所谓反对“意识形态化”。
混淆正常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化，混淆极左与马克思主义，回避宪法、党章强调的公有制占主体。在私有制占主体，贫富分化严重，富豪阶级产生的现实下，主流媒体、舆论忌谈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掩盖或回避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私有化的阶级斗争实质，如同粉饰皇帝的新衣。
2、党内外有人竭力淡化公有和私有化界限。忌谈或是淡化、误导私有经济占主体现实。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先生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我们更注重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来的企业要逐渐淡化所有制的色彩，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将来更多的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无所谓企业是哪个所有制。”(《求是理论网》)
http://www.qstheory.cn/zl/bkjx/201401/t20140118_314186.htm
厉以宁先生2013年10月14日提出“今后不要去区分国企、民企，大家都是法人治理结构下的管理企业…..”
一些专著论文使用错误的研究方法，夸大公有比例，客观上遮瞒私有化占主体的现实，如2015年12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发布会上被推介的裴长洪的《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见李济广《论所有制结构量化评估方法》)。
3、认定“公有即官有”，把社会弊病一概归结为公有制，竭力维护、扩展私有经济对公有经济的构成优势。
近日，清华大学博导孙立平先生借他人之口提出“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应当说，孙先生提出九十年代后的畸形改革造成瓜分国有资产，产生权贵集团的认识是不错的，但提出纠正的首要弊政就是“国进民退”，则反映了孙先生的逻辑混乱，暴露出其改革还是“公有即官有，私有才神圣”的私有化逻辑，更为荒唐的是栽赃‘毛派’，把暴富现象引申到宪法体制，即孙先生批评暴富和贫富分化是为了否定和“改革”宪法体制而绝非对公有制的维护。
厉以宁先生无视公有弱势，多场合强调“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后，并非任何一家企业都需要国有投资方控股，有些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一定要国有股控制。”(2017-06-28)
张维迎先生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的序言中公然宣示：“预计在未来10-20年内，国企占GDP的份额下降到10%或更低是有可能的。中国或许将成为一个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以上这些，是私有经济占主体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有些是自我麻痹，有些认识则已经公然违宪，反对马克思主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页)
丧失公有占主体是总设计师不予考虑的改革不可逾越底线，例如就没有放到著名的“十个如果”的假设范围。对于我党来说，当年之所以与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中决裂，浴血奋战22年，就是为了建立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更快的社会生产力。今天能够让改革偏差的损失超过蒋介石800万军队的效果吗?人民群众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任何公有弱化趋势。
正是因为正视了私有制和小生产已占优势，经济领域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条件已不再具备，贫富分化已经形成。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十八届党中央上任伊始，就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建军，这既是解决军队内部腐败的问题导向，更是事关党和国家、事关社会主义命运的战略举措。犹如轻轻抹去脸上的蜘蛛网一般，不屑“军队国家化”的摇唇鼓舌甚嚣尘上，抓住了国之人民鼎祚。
邓小平同志在85年讲，“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邓小平年谱》)。”邓的理论和习的实践正是建立在列宁关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列宁《国家与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础之上的。
结合历史教训，按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运用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需要注意四点。
一是重视党内外意识形态斗争。这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可以瓦解国家机器，苏联崩溃就是警示。
二是并不是拥有了国家机器就可以放任经济自由化，围猎公有经济。
三是纠正导致改革出现重大偏差的理论脱离实际、主客观分离的思想方法。
四是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不可借国家机器压制民主。
1984年11月9日，邓小平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此后在多个场合承诺不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9年以后，1993年9月16日，不再提“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提出“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上见《邓小平年谱》)。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方法，既然用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猫论”，“摸论”和理论上的社资不可知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导致“自然出现”两极分化，富豪阶层，那么，如果在思想上不做正确的总结，同样有可能不自觉用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各种手段”无法正确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我们可以感受到小平同志在苏联崩溃时期，所体现出的坚定的共产党员立场和政治信仰。同时，也可以清楚看到从设计缺陷到实际操作中典型的主客观分离，为企业改革之路带来痛苦的曲折和社会动荡，这是需要我们在深化改革中正视面对、高度警惕、预先防范的。
回顾历史，邓小平同志在57年反右实操和89年事件的决策中，有两个共性特点，一是对提出轮流执政，反对共产党的极右势力，在紧急关头毫不手软，反映了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果断性;二是用专政手段处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内官僚特权的正常批评，直接操作了57年反右扩大化，以及在89年客观上保护了新官僚权贵阶层的产生，开启了畸形“维稳”。这是动用国家机器中的极左和主客观分离。忽视了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对人民民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毛泽东文集》1695)。”这也是今天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实践上不可忘记的教训。
2017-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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