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经济决定论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四评胡德平先生的民营经济观点 -

看一看今天的资本市场，经过十分复杂的交叉持股，层层嵌入，空壳和实体交互持股等繁杂的股权关系，冠冕堂皇的社会资本，往往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巨头掌控，如许家印，吴晓晖这样知名度很高的资本运作，完全打破了您把股份制看作非私人生产的错觉和幻想。

　　奇怪的历史巧合

　　胡德平先生非常看重《资本论》的一句话：“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版所做的序言是最好的总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在这里马恩连对废除、中止私有制说法也不赞成的。”⑴

　　对马克思的这段话，胡德平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因为在马恩看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私有制，用行政的、法律的、暴力的方法将其终止、废除、打倒是可笑荒唐的”，扩大“用法令取消”的外延，认为“消灭私有制是空想社会主义⑴”，“资本本无善恶”⑵，私有资本在“自然的发展阶段”解释下，似乎可以超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辅助地位，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以便为暂时的私有存量主体化寻找理由。

　　且不说这种理解和马克思阐述的原理相悖，只要对照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即知谬误。正如之前多次说过，按照胡先生理解的“马恩连对废除、中止私有制说法也不赞成”⑴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创新” ⑵逻辑，岂不否定了农村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由社会矛盾引发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否定了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辉煌发展史，把无数中外革命先烈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位置，岂不是站在和革命相反的立场上了吗？在这样的逻辑下，胡先生说的资本“唯在党和政府驭之而已”⑵成了一句空话，您已经参与对现状的嘲讽了，“需要我们（私有经济）是无奈的，消灭我们是伟大理想”⑶，且“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又怎能“唯在党和政府驭之而已”？

　　按胡先生理解的逻辑，莫非放任私有经济和资本“自然的发展阶段”？——若是的话，这哪里是“唯在党和政府驭之”？相反，应该是私有经济尾大不掉，是党和政府“无奈的”被“驭之”；若不是，您在我国私有制迅猛发展，存量主体化后，强调“自然发展”，以“扬弃”为名强调反对“消灭私有制”总目标意欲何为？——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这已经不是一个前后矛盾的逻辑混乱，它在主观上，把马克思说的一个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这个一般性的描述，上升为对当下社会主义中国生产资料存量私主公辅条件下，把无限制发展私有经济视作“自然规律”——只有私有制才算发展经济；它的客观效果是用私有制经济在未来长久地引导我国经济局面，用私有经济的特点挟持我国宏观经济，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产生逐渐演变，并决定上层建筑的走向。是不是这样呢？

　　联系历史，很不巧，胡德平先生对《资本论》序言这句话的如此认识，历史上大有人在。但不是唯心主义者，就是修正主义者。和历史人物如伯恩施坦，就发生了两方面的巧合：

　　1、用唯经济决定论限制社会主义变革的巧合

　　1909年4月4日，伯恩施坦在阿姆斯特丹做了一次名为“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的演讲，宣称：

　　“在《资本论》序言中，我们看到两条原理，马克思在其中特别尖锐的强调了有机的发展思想，第一条是‘一个社会即使已经发现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伯恩施坦公然判定，“显然，这一原理又一次包含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限制或者削弱。它的意思是，工人阶级以及任何一个其他阶级都不能专横地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幻想，或者随便哪一个现成公式来改造社会”（⑷，353）（句子的浓缩和着重号皆由伯恩斯坦所为）。第二条“原理”是“现在的社会不是固定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不断在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⑷，354）。

　　这就赤裸裸的表现出了唯经济决定论，反对社会主义变革，反对十月革命。无论伯恩施坦还是胡德平先生，都表现出了对这段话的重视，伯恩施坦把它总结为“原理”，胡德平先生将其作为“最好的总结”⑴。从伯恩施坦到胡德平先生，并没有完整的理解马克思的意思，都潜在的、机械的把社会自然发展阶段描述成宿命的、孤立的、不可知的进程，实际上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请注意伯恩斯坦的坦率：“任何修正主义者现在都承认马克思的这两条原理，的确我乐于承认，修正主义者也许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重视他们的意义和效力”（⑷，354）。为什么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重视这句话？因为修正主义者要用寻章摘句的方式，肢解马克思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伯恩施坦是自报家门，胡德平先生在思想倾向上和伯恩斯坦是异曲同工。

　　2，用《资本论》否定《共产党宣言》手法的巧合

　　对篇首《资本论》序言这句话的引用，并不是相隔100年偶然产生的巧合。伯恩施坦一面盛赞《资本论》是马克思所达到的“完满的思想顶峰的作品”（⑷，353），一面贬低《共产党宣言》不是马克思高峰之作，以图抹去《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阶级斗争锋芒。伯恩施坦歪曲说：“许多这类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宗派，因为他们逐渐回到《共产党宣言》的那些，已经被马克思本人纠正的原理和思想，宁可依据《宣言》，而不愿依据马克思在发展最高峰时所写的著作”（⑷，354）。伯恩施坦不仅谣诬马克思恩格斯“纠正”了原理和思想，而且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作“教条主义”“宗派”。而胡德平（黄髯）先生引用恩格斯1895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并以后来的“思考更成熟”来暗示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纠正”，同时指责批评者“墨守成规教条”⑸——这一切几乎都是在重复伯恩施坦的手法和观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说不清楚，过去没搞清，一些人便从修正主义坟堆中挖出被历史摒弃的陈旧言论，当做“与时俱进”，“思想解放”，实际上掀起了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修正主义的思潮。

　　很清楚，把《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立起来，阉割《资本论》的阶级斗争灵魂，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和系统的逻辑体系。同样，对于胡德平先生来说，不片面强调《资本论》序中说的“自然的发展阶段”，就无法改译《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也无法指鹿为马，说什么“马恩连对废除、中止私有制说法也不赞成”⑴。

　　胡德平先生，也许您没有注意历史上的这桩公案，但通过以上事实，您敢说您思想逻辑上不存在共鸣吗？按照伯氏的“任何修正主义者现在都承认马克思的这两条原理……”，修正主义的这顶帽子，应该由谁戴上，或者蹭了边？好了，毛主席说，帽子最好由自己戴，而且戴的合适。您该不该戴，戴什么帽子，联系您的言行在党内产生了什么客观效果，您应该反思。

　　马克思主义和唯经济决定论的斗争与引导民营经济

　　1，唯经济决定论是工人阶级党内脱离实际的产物，被敌人利用

　　唯经济决定论最先产生于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恩格斯批评90年代“青年派”将唯经济决定论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⑹，10，586），恩格斯分析道：“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⑺，22，81）。这几条，特别是前两条，何尝不也是对胡德平先生的批评？

　　恩格斯晚年对于党内出现的唯经济决定论在多封通信中做过自我批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⑹，10，593）。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中说道，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⑹，10,657）。

　　被恩格斯点名为“敌人”的保尔·巴尔特（1890年起为莱比锡大学教授），以歪曲的手段，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污蔑为只承认经济因素单方面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决定论。巴尔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纯粹的经济运动过程，根本不讲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是自动发展的，把唯物史观关于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歪曲为“技术决定论”。

　　巴尔特的歪曲，受到恩格斯严厉批判，把法令和消灭私有制当作大敌的胡德平先生，应该仔细读一读恩格斯对巴尔特的斥责：

　　“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也可以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⑹，10,600-601）

　　由此，胡德平先生应该考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的“法令”，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合乎经济规律的，一种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指的是合乎经济规律，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怎么能够否认一切法令，陷入庸俗的唯经济决定论呢？

　　2、恩格斯在批判唯经济决定论中总结出“合力论”

　　针对把唯物史观片面化、庸俗化的唯经济决定论即经济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1890年指出：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⑹，10，591）

　　正是在经济决定的基础上，恩格斯明确的、全面的提及了矛盾的另一个侧面：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论”。历史进程在经济的决定性前提和条件下，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并强调，“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贯穿着这个理论的。”（⑹，10，592，593）。这是对31年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包括在“一个社会形态”内的两个“决不会”的经济决定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继承和完善论述，更是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总结。在序言中，马克思曾指出：在考察历史变革中，必须时刻区分：“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⑹，2，592）。例如今天，在私有经济存量主体化的经济基础上，必然出现认为过时，摒弃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违宪意识形态。

　　如果说马克思在31年前的观点是认识历史的指导，恩格斯的“合力论”则是汇总了马克思意图的对于推动历史的指导，特别是对马克思《雾月18日》、《资本论》中工作日和法令的关系、资产阶级的历史等篇章的综合总结。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两个人无论从思想体系还是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而决非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歪曲的马恩有分歧，或者早期和后期思想有质变。也不是胡德平（黄髯）先生提出的“对待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变化非常大”，照抄伯恩施坦的手法，摘录恩格斯去世前1895年3月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若干语句，以歪曲恩格斯在斗争策略上自我批评的原意，不过伯恩施坦是为了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胡德平（黄髯）先生则是否定消灭私有制的需要。

　　3，唯经济决定论在早期修正主义手中变为庸俗经济论和反马克思主义工具

　　对于巴尔特这样善于钻马克思恩格斯空子的敌人，在1890年10月27日给施米特的同一封信中，恩格斯认为，必须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才能系统的批驳巴尔特。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说“……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也能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⑹，10，601）。

　　伯恩施坦曾因参加苏黎世三人团，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1880年12月伯氏随倍倍尔同赴伦敦，面见马克思恩格斯，诚挚表示愿意认错；考茨基也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了自我批评精神，受到晚年恩格斯赞扬：“他们二人都经得住坦率的批评，正确领会最主要的东西，值得信赖”（⑺，36，332-335）。从而，恩格斯去世前将伯恩施坦定为遗嘱执行人之一。——联系之后的历史，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的俯首帖耳，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历史人物如张国焘以及直至今天，以谦恭的反复自我批评取得领袖和组织的信任，把不惜伪装政治观点，不惜损害自身人格人品，不惜把假自我批评当作实用主义权谋工具，不惜把无产阶级政党光明正大的政治生态改造为尔虞我诈的阴谋生态和实用主义生态，在条件成熟时完成两面人的历史宿命，历史居然惊人的相似！

　　恰恰是这个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4年后，决然背叛了恩格斯的信任，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扬言“我绝不想对巴尔特所用的‘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感到愤怒，而是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⑻，91），他不仅没有完成恩格斯要求的对唯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任务，而是反其道行之，变本加厉，把唯经济决定论作为修正马克思主义，反对苏联十月革命的主要工具。同时还疯狂的向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提出挑战。“一件需要几个时代才能实现的事儿，仅根据关于对立面的发展，和关于通过对立面的发展的哲学，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而这一革命是首先必须为资产阶级创造发展的自由余地的。……这里谈的是我认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最致命之点……”。（⑻，98-99）

　　4、列宁对唯经济决定论的有力批判

　　十月革命的每一步，都是在和修正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唯经济决定论斗争前进的。正如伯恩斯坦说的，“任何修正主义者现在都承认马克思的这两条原理”，考茨基用胡德平先生也非常重视的，伯氏所谓的“第一原理”诽谤十月革命，“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实验而已，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一个怀孕的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⑼，57）。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嘱》中认为，“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从批判伯恩斯坦到与伯氏在反对十月革命上同流合污，这位1903年转为机会主义，受到列宁尊重的前资深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唯经济决定论上失足的。

　　历史的发展让这些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无比尴尬，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被镌刻在历史上。今天，修正主义的继承者接过了他们前辈的逻辑，他们的前辈以俄国生产力没有达到西欧发达水平而反对十月革命，100年后他们仍然以苏联的生产力没有达到欧美先进水平而解释苏联的解体，试图否定十月革命代表的人类社会进入新社会形态的新纪元里程碑意义和历史必然性，否定列宁斯大林苏联把俄国和各加盟共和国带进了工业化社会的社会主义巨大的解放生产力意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价值。

　　修正主义者把《资本论》序言总结为两个“原理”的所谓“有机的发展思想”，列宁揭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开了倒车的考茨基，现在却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自命不凡地谈论“历史唯物主义”，为让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主张辩护……“（（10），3，653）

　　列宁主义正是在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0），4，776）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重视列宁在去世前一年所做的两点重要展望。一是“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0），4，778）从而为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赎买民族资本、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和实践马克思指出的为消灭资本而利用资本等丰富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树立可以丰富人类解放道路的道路自信；二是，列宁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10），773-774）。列宁对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运动的分析做出了典范，但是没有来得及的实践，而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不断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中取得和正在取得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成就，将不断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5、毛泽东和新时代对唯经济决定论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倡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理论，合力论理论组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反复批评了违背对立统一规律，从两对矛盾中分别抽去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使得两对矛盾解体，形成了虚假的矛盾，引发“左”右摇摆；其次，一再指出，它的虚假性在于把生产关系的“先进”静止化、凝固化，就像妈妈给儿子做了一套三十岁穿的大衣服，这就让生产力的发展脱离了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从而在理论上陷入了唯经济决定论。

　　应该看到，丰富社会财富，为社会创造日益增长的使用价值，只有为广大人民，共同富裕才能做到，这就需要列宁说的文化主义，需要毛泽东同志重视的上层建筑革命，确保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才能实现。当然，资本主义生产力也可以极大丰富社会财富，但那是为了极少数资产者利益最大化的副产品，资本主义生产力为主体，必然在盲目生产中造成过剩、消费不足、自发垄断、两极分化，陷入无解的矛盾。脱离生产关系，掩盖生产力的目的，遮蔽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把特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要素和横跨人类历史的劳动力三要素相混淆，把生产力中性化，是长期以来唯经济决定论的表现，也是一些教科书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物，这一点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11），4，272）

　　其次，在遵守价值规律的商品（市场）经济中，在丰富社会财富中，如果在生产环节不限制劳动力的商品性质，在社会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源泉中，就会混淆积累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有决定的私人占有性，滑入全要素创造价值的陷阱，从而以形式上的等价交换不自觉的维护雇佣劳动制度，维护私人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市场“公平性”，就会在思想、理论领域把有防备的利用资本演变为无防备的资本中性化，美化资本，例如胡德平先生的“资本本无善恶”，这种认识很容易忽视基本经济制度的公主私辅性，放任经济基础的演变，社会主义生产力就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毛泽东同志主张，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丰富社会商品使用价值中，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加速生产要素流动，促进使用价值的涌现，在生产和分配中坚持劳动创造价值，限制价值规律这个资产阶级法权，用计划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坚持以劳动为主体，用上层建筑限制资本收益，营造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主动劳动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受到唯经济决定论的批评，他们站在虚幻的庸俗的生产力角度上，责备毛泽东同志的两对矛盾是不重视生产力。

　　其三、坚持相对合理的初次分配和物质精神鼓励相结合，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初次分配决定了生产的活力，也决定了生产的性质。马克思时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劳动合作可以使劳动主体性具象化，在人民群众创造的经济责任制中，可以使劳动主体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回报紧密联系。这种高效率生产方式的核心是劳动资本化。

　　1953年3月，毛主席对合作社评价说：“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记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11），2，67）

　　而在高级社基础上，1958年春，为了兴修水利，扩大生产资料共有的联合生产中，河南嵖岈山人民群众自发要求把几个社联合成一体，后改称全国首个人民公社。这是规模化生产的生产力发展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农业的工业化升级、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据薄一波同志回忆，“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1958年4月底在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的火车上，我们四人”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还吹……生活集体化”等，并在郑州火车站，具体布置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一行的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转述了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包括了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毛主席明确提到，是“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以上均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731-733页。

　　党的八大上，中央分工毛主席退居二线调查研究理论和政策问题，刘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显然，一线领导未经中央决策程序，就把毛主席展望几十年后的情景向中部人口大省做了部署。当年夏收，河南省亩产几千斤的消息在人民日报发了号外，引发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平二调”，产生饿死人的严重曲折，这和毛主席反复主张的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农村集体经济，尊重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保护农民利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是两种不同的性质，不容混淆。混淆的结果，就是出现社会上以今天经济发展的繁荣，比较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艰辛，以秋天的收获比较春天播种时的青黄不接这样的荒谬。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相对于胡德平先生的父亲主持的第二个历史决议，采取了无主化处理，没有明确推责于毛泽东，为澄清历史原因留下空间，阻遏了把违背毛泽东意愿的斗争扩大化和平均主义极左全部推诿给毛泽东、推诿给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企图，这是历史进了一步。

　　之所以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正确认识建国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正如您说的“不正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幽灵才造成了往日的‘共产风‘”，但这和您用“空想社会主义”这顶帽子描述反对您否定消灭私有制的主张，是风马牛不及的两件事。您把坚持消灭私有制远大理想视作空想社会主义，仿佛当下社会上出现了吃大户，打土豪，抄家革命，这是一种神经衰弱，它的客观效果是损害宪法规定的公主私辅基本经济制度的落实。而您错误主张的依据，就是唯经济决定论。

　　在集体经济中，劳动者自己使自己的劳动增殖，在初次分配中，克服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具有持久力的生产机制。这种经营生产机制与大庆大寨雷锋精神可以有机的融合在一起，通过准确的经济核算和会计方法，实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统一。在这一法则面前，所谓做大蛋糕再分配的方式，发展起来以后再解决分配问题，先两极分化，再重点解决分配问题的方式，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是脱离民心的，缺乏历史和社会根基，在宏观经济上难以为继，而其根源，依然是唯经济决定论。

　　十八大以后，面向全国人民公开发行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苏联的解体和我党党内一度大面积腐败的客观现实出现，这两方面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遇到的两件大事。人们由此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借鉴苏联解体，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1），6，137）的论述。对这一点的看法，客观上存在着争议，一些否定的观点认识还停留在两件大事之前。但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2），1，58）对于这一点，我们从唯经济决定论角度观察，就会发现历史脉络。

　　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同志指出，“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13）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同志倡导五位一体和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五位一体”的全面跃升，把物质建设和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既包括物质富裕，又涵盖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共同富裕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通过初步治理腐败和总结利用、约束资本，这是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现存条件出发，在问题导向下，对唯经济决定论思想的清理，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实践在新的条件下的学习和继承，是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信真懂真用的成果。

　　5、革命导师对唯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对今天的民营经济的现实指导意义

　　恩格斯的“合力论”对列宁、毛泽东推动历史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即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和反帝反修斗争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列宁在去世前对社会主义看法发生了变化，提出文化主义，还是毛泽东对苏共修正主义前景的展望和防范，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条件。

　　如果今天我们像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把《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理解为唯经济决定论，放弃马克思恩格斯的“合力论”，远离社会两极分化矛盾，也就放弃了对民营经济的引导。而放任自发的私有经济，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矛盾就永远存在，很难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以劳动为主体的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

　　列宁指出，“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0）、1，328）

　　我国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怎样排除唯经济决定论干扰呢？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本企业的企业文化。管理骨干要抽出一定的时间阅读马列毛原著。我们可以从任正非那里取得借鉴，任正非精读毛选，熟读《资本论》，就可以：

　　一,在一些重要官员和新自由主义“专家”鼓吹我国享受了国际分工的巨大利益，对西方感激涕零时，就可以头脑冷静、具备力排众议做“备胎”的战略思维；

　　其次，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了恩格斯说的“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10），3，544-545），形成财散人聚、高度凝聚力的人的因素第一的思维，亦即重人轻物的逆资本思维；

　　其三，建立不分民族、不分上下游的命运共同体，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最大限度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开放思维；

　　其四，准确把握企业内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形成以活劳动为中心的华为奋斗者文化，以不让雷锋吃亏，“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14），42，176）的劳动价值思维；

　　其五，从糊口还债起步，形成以客户为中心，以天下为己任，核心诀窍上交国家，自我约束垄断，反映了共产党人舍我其谁的无我思维。

　　以任正非的年纪和军旅生涯，以上不完全归纳的思维都是任正非青年时期畅学老五篇（15）所打的基础，对反帝反修斗争有清晰的认识或潜在意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了曾经的学毛选标兵这个基础，就有了思想定力，就不会随波逐流。这些思维，每一步都是从经济出发，又都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因为它离开了投资人利益最大化。为什么企业有千千万万，华为只有一个？它恰恰跳过了胡德平先生错解错用并看重的，伯恩施坦诬指为“第一条原理”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即企业收益最大化，投资人收益最大化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的经济规律。由此我们看到了，对非公企业，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三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挣脱唯经济决定论的阴影。

　　当下具体的说来，什么是向社会主义方向的鼓励和引导？这就是31条中第19条的“支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其中每一项都是每个民营企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的光荣的历史使命；第20条对资本的约束，第21条是对民营经济的同志在政治上的关心和爱护。

　　在这些方面，胡德平先生应当鼓励民营经济的同志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胡德平先生自己，也应首先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纠正自己头脑中的唯经济决定论的修正主义影响，少说“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分析这个问题（民营企业的历史必然作用），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条绝路，哪怕是从学术上来谈这个问题都是很困难的”这样含混不清、消极的、丧失立场的话语。警惕一些反马人士荟聚在您的周围，公然提出一些诸如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必须摒弃剩余价值论，摒弃劳动价值论这样的危险语言，警惕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修正主义鼓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顺便再回复一下胡德平先生9月20日《胡德平：四答紫虬先生——一个走向社会化结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提出的问题。

　　您提出：

　　“何劳先生再做什么聪明才智地深刻发挥，讲什么：“它的本质就是《资本论》中指出的‘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此话出自何处，你应注明呀！说明了什么问题，你能说明白吗？可见学习马克思的学说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指明你的错误倒不是一件难事“。

　　过去讨论中引用马列经典没有注明出处，这是我的不足，因此在本文中注意了写全。关于您询问出处的股份制的私人生产性质，我摘录如下：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一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6），7，497）

　　马克思的这段话和您所引用的恩格斯的话并不矛盾，恩格斯说“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正是马克思的“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意思，是股份制的形式。例如在马克思说完这段话后，紧接着提到随着股份制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产业”（497），但是，在498页，马克思提出资本集中后，股份制使“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在499页，提出股份制的“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在500页，提出股份制“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好了，列举这么多，不过是马克思进一步说明您不相信的股份制“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我所引用的都在资本论第3篇第27章。在9月9日的答复中，我曾指出，“大凡研究、实践股份制，探索公有制新形式者，当把《资本论》第3卷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作为必读课。”看来您没有在意，我们可以共同学习切磋。

　　认识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不用翻书本，看一看今天的资本市场，经过十分复杂的交叉持股，层层嵌入，空壳和实体交互持股等繁杂的股权关系，冠冕堂皇的社会资本，往往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巨头掌控，如许家印，吴晓晖这样知名度很高的资本运作，完全打破了您把股份制看作非私人生产的错觉和幻想。

　　本文为了说明观点，把您和修正主义头子并列，这是讨论问题，迫不得已。在文章结尾前，我们可以共同学习一下毛主席的这段话：

　　“修正主义与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们的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能改的。“（（11），5，231）

　　此致，秋安。祝国庆快乐！

　　再次劳请您把反驳我文的昆仑策网址和公众号链接附后，以方便读者，也显得您有平等讨论的风度。

　　2023.9.29

　　附注：

　　⑴、胡德平：鉴别两种社会主义的一块试金石

　　⑵、胡德平：共同富裕和市场、资本的关系——民营企业的一种新的扶贫形式

　　⑶、胡德平：十问“昆仑策”紫虬先生

　　⑷、（《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

　　⑸、黄髯：再与紫虬商榷：墨守陈规教条，拒绝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才是一条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