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回复
胡德平先生在《三答紫虬先生——谁组织的“这一场大合唱”？》中质问道：（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你的态度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回复：当然支持，但也有不支持。支持，是因为事关政治信仰、组织原则和纪律，必须遵守和支持。不支持的，是20多年实践证明主客观脱离，认识与实践脱节的内容。
1920年，布哈林在其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指出，“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是真实的，从理论上又证明它们的恢复是不可能的”，列宁批注并评论道：“只能是在实践上证明‘不可能’。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列全集60,286）
在十月革命后的人类新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有各种可能性，布哈林“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做出周延的否定式判断“不可能”，是过于武断了。在列宁看来，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主动的，有条件的，实践马克思利用资本以消灭资本的展望，如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的前阶；另一种是被动的，资本主义存在复辟的可能性。关于后者，毛泽东主席有深刻、系统的论述和初步反复辟实践。怎么能够“从理论上”断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是“不可能的呢”？
因此，今天对一个讲话、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决议的总结，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上总结。特别是个人讲话中的一些内容，无论是否得到党的决议追认，都要联系社会实践、历史后果来评价。这是我们对“七一讲话”应有的辩证立场。
完整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些理论联系实践的分析，这些分析，难得有机会涉及，因此，我还要感谢胡德平先生给我一个系统论述的机会。
二、关于思想禁区
其实，关于对待党的决议文件和上级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有具体意见和态度。
1953年2月，毛主席在南京期间，多次与江苏省委负责人谈到：
“总之，领导人不要使大家感到莫测高深。上面的东西要经过你们过滤，筑坝。好的东西滤出来，臭水滤出去，在中央计划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调查、指导、检查，从实际出发。过滤和从实际出发，我从井冈山起就是这样说的。”（毛年谱，2,40）
毛主席的提法并不是只对别人，他说“什么都应该一分为二，为什么我的思想就不能一分为二了呢？我的思想也是应该一分为二的。”“有的时候，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7）
邓小平同志也有段话：“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讲过多次的道理。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修改，是常有的事。”（邓选，2,183）
在这里。毛主席把列宁的“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具体化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对党的代表大会的正确性可以“作任何讨论”，打破了1957年以来形成的思想禁区惯性，而这个禁区，与邓小平同志具体组织的反右扩大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反右扩大化以后，在党内长期形成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的整人遗风，与延安整风最终树立的“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形成各个时期两条对立的思想组织路线。对于党内的这种矛盾，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到明确指出“为什么我的思想就不能一分为二”，并纠正由此错抓现象时，已经是率先垂范了。十八大后，旗帜鲜明的反腐廉政如“四种形态”等系统化思想组织建设，在继承延安作风上取得了新的成就。
三、不同的实践标准与“对象性活动”
有的同志会问，真理标准不是已经肯定了实践标准吗，为什么还要再提列宁、毛泽东的“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由胡耀邦同志支持、推动的真理标准讨论，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实践检验和“实事求是”，在今天看来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一是忽略了实践主体的范围，二是忽略了认识的历史周期，三是忽略了理论指导。总之，强调了客体的直观性，忽略了理论与实践，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批评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马恩选，1,54）对此，毛泽东同志有一个重大的认识论发展。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毛选，1，292），《实践论》中的“两次飞跃”，从感觉、经验到理论本质，是主体对象化的第一步，也是前提；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知行合一，完成了一个对象化过程。1937年，遵义会议后，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把理性认识到实践的环节作为更重要的飞跃，是亟需对教条主义做出思想清算的要求。
二十六年后，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毛泽东同志对《实践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上升认识链有了深入论述，着重强调了“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理性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毛文集，8）这是认识主体对象化的更深层次。
坚持《实践论》，又焦点后移，不同于《实践论》论述的第二次飞跃，是中国革命、建设的深入所要求的。首先，理论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新的实践检验。这是从主体出发的对象活动中，努力和现实条件相结合。主体追求的是，新实践对前期认识正确性的验证和肯定以及扬弃，所产生的飞跃只所以更加伟大，是认识主体不停顿，善于发现新情况，不脱离物质世界的运动性，这不仅克服了教条主义，也要求克服停止的观点，克服固步自封。
其次，第二次飞跃又肯定了理论的指导作用。新实践检验的是前期形成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检验感性认识，检验感知经验或主观有用性。脱离了正确理论和理性认识指导，局限于有限的直观性认识上和有用性上，不过是囿于唯我的认识或利益，陷入唯心，实际上限制了对客体内在规律的探索，陷入盲目实践，这样，就把“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庸俗化了，并不能把实践标准坚持到底。用通过前期实践上升为理论的理性认识指导实践，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活动的一个环节，是克服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机械主义对客观现实单向的、机械的、“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倾向的关键一点。
第二次飞跃的的焦点后移，是毛泽东对认识论的发展，也是为下一步的实践所做的重大理论准备。毛泽东同志以中国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其本身就是实践持续的对象化活动，是向绝对真理靠拢的唯物反映论的过程。对毛泽东新的第二次飞跃论述缺乏足够重视的同志，对列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不深，对《矛盾论》的辩证法与《实践论》的关系弄不清。他们满怀热情地提出实践标准，但不能冲出经验主义及其衍生物实用主义的束缚，忽视和取消抽象思维和理性总结，陷入机械论，只用一些粗陋的、肤浅的结论包装成理论和“实事求是”，用其的直观性和一定阶段的实在性号召或吓唬群众。他们强调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决定作用，强调唯物主义，但忽视辩证唯物主义，看不到在一定条件下理论、生产关系也可以表现为决定作用。因此他们把一些不成熟的肤浅认识和有用性当成科学理论，奉若神明。
少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作出了反思，“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践观和真理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观和真理观是完全对立的”（李长征：《为什么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软现象？》，2012）“没有矛盾论的实践论，其实就是经验主义。‘摸着石头过河’是这方面的典型表述”。（丁耘：《矛盾论与政治哲学》，2013）这些观点并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视，更不可能被早已受到以资本为中心支配的社会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所接受，它们把哲学从群众中赶回到哲学家的课堂和沙龙。这一点并不重要，正如毛主席所说，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正确观点的传播也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时代，对经验主义的批评，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关注。2019年元旦发布的习近平的文章中，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中，列举了经验主义。同时，为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特别是对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由此堕落入“两面人”的病症，开出了新时代的“药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四、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机械论源头
列宁阐明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具有共同强调实践，赞成实践是唯一标准的特点。列宁指出：
“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依靠一般实证论思潮……，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丝毫超越经验界限。（列选，2,234）。
列宁的这段话说明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相互关系，也说明了停留在从客体的直观形式，从经验和实证出发的“实践是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实质是唯我的经验一元论，是唯心主义。这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具体描述。这个观点用毛主席的话分析，更为通俗易懂：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毛选，1,288）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毛选，1,286）
毛泽东同志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观点；关于经过前期实践，进入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看第一个阶段总结的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是否能得到预期成功的观点；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产生的飞跃，意义更加伟大的观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的观点；这些思想观点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老庄墨、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的哲学论述中，基本上都属于来自实践的原创性总结，一切马克思主义学习实践者，若不认识到这一点，犹如端着金饭碗要饭。遗憾的是，自从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后，对毛泽东同志在认识论上这一重要创新的研究很少涉及，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是莫大的悲哀。
由此，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列宁、到毛泽东，看穿了貌似唯物，实则重视实证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同属于机械唯物论，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这也可以回答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的最后一次会面谈话中，向刘少奇推荐阅读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本意，包括以后批评的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所针对的同属于一个大的思想体系。
五、从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实事求是”，后果与现状
1937年3月30日，毛主席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张国焘的哲学“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毛年谱1893-1949上，667）。1945年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准确批评经验主义，必须要把经验主义和宝贵的有益经验做一个区分，这在1945年的《决议》中有明确的总结，至今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实用主义以有用性为唯一标准，放弃原则。早在一百多年前，从美国传入中国，杜威曾在中国包括长沙等地演讲。同时期，被列宁评论为“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最时髦的东西”，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毛泽东同志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继承、改造湖湘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把群众路线、社会调查作为“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以实事求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长远的根本利益，从而和同样主张实践是唯一标准的实用主义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1941年毛泽东同志从认识论角度总结了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毛主席总结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身体力行的群众路线和实践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结合起来，以中国特色的实践，丰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70年后，习近平同志提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6.18新华社）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维护。
建国初，毛主席给李达教授的信中指出了实用主义的迷惑性，“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毛年谱1954.12.8），在赫鲁晓夫日渐背叛马克思主义后，揭露道，“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毛年谱，1959.12.4）今天我们一再谴责美国和西方的“双标”就是实用主义，反映了垄断资本控制的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技穷和蛮横。
毛主席去世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强调的直观的实践检验，有用性实践检验，带来了几方面的教训。
1， 扩大有限认识的范围外延。把公有制条件下资源配置中商品交换的不足，遵守价值规律的不足，尊重商品生产者主体地位的不足，扩大到国际开放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去纠正。凭借对资源配置流通环节的有限经验认识，看不到不同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的本质差异，看不到生产力有不同社会属性；特别是虽然有毛泽东同志警惕资本主义的反复告诫，但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这种周延的否定式判断看不到市场经济以劳动力商品化雇佣化为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理念指导经济产生的必然后果，看不到自然产生私有化、两极分化、过剩、资本集中、垄断和脱实向虚，社会财富向少数私人集中，阻遏生产力的前景，即看不到资本生产力发展在四大环节中隐藏的对抗性矛盾和潜伏的危机，产生只有私有化才能实现市场主体，振兴经济的错觉，预见不到所有制演变带来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以这种认识为指导，把生产力发展看作脱离生产关系的独立体，并以初期的高速发展遮掩理论的肤浅，必然忽略列宁关于资本垄断腐朽导致帝国主义的论述，不懂得斯大林“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过于一般的规律”，最高利润率“却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斯大林文集,下,567）的总结，也就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并不承认价值规律，对垄断资本娴熟的市场盘剥体系缺乏应有警惕，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下，对虚拟资本、次贷危机等资本主义腐朽、垂死的新程度、新症候反映迟钝，在金融资本绕过产业资本，用控制货币超发、利息汇率、股指期货、证券债券、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吞噬全世界、全社会剩余价值为驱动，阶梯式产业布局渐变中，产生国际大循环单方面享受了国际分工带来巨大利益的幻觉，通过对美巨额贸易顺差，通过人民币贬值，实质上向美元单向输出物质财富，使中国的巨额社会财富向外资集中，高估经济压舱石作用，直至对美国及其盟国非军事手段的、特别是美元金融手段的全面战争被动应对。时至今日，在发展中国家应用人民币结算逐渐形成潮流之时，人民币依然追随美元加息而被动应对，体现了部分金融精英市场观念的僵化和愚昧落伍的惯性。
这些，均反映了根源来自经验主义的对马列学说的不求甚解，对现代资本主义缺乏客观反映和能动性认识，反映了从盲目实践，被动应对向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背离了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观点，背离了、同时也证实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和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社资矛盾的论述，受到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初步纠正。
2020年5月14日，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双循环相互促进”，两个月后，习近平同志指出“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际上回到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时代的格局，这是螺旋式上升，宣告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实施国际大循环路线的终结。二十大后，以2023年1-8月对外贸易数据变化来看，对美贸易下降11%，但对非洲、中南美、中东分别上升71%、49%、39%（财经杂志年度演讲），这是对滥印美钞的反映，希望也是物质财富为主体的贸易流通的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丰富了“三个世界”理论，苏东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柳暗花明。
2， 把一个片段的认识结论扩展到全过程阶段，以个别代替一般。在周期性事物中，农业的家庭生产经营短期内可增产，长期必然两极分化；家庭农场短期内可以复制西方对农业科技的应用，长期自然发展就可能从经营权抵押开始，重蹈西方家庭农场的吞并集中和普遍负债化经营，而债务经济，在美欧由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在中国则是对公有银行资本的绑架；市场经济，在一个阶段内可以飞速发展，长期自然发展，必然脱实向虚，阻遏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削减科技基础理论研究，下马大飞机、芯片等国家战略性项目，短期内减少财政负担，长期耗费巨大且被动挨打，军队经商则动摇国家根基。这些都属于“直观检验”，有用性标准，是短期的实用主义的“实事求是”，经不起十八大后提出的问题导向检验。
3， 孤立、静止的实事求是。不承认实事求是是一个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实践认识过程，否认矛盾的性质和本质差别，混淆抽象和具体，把调和、回避阶级矛盾和路线分歧的折中主义看做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这种折中主义下的“实事求是”和实用主义互为因果。例如用对简单商品经济的狭隘经验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GDP中性化开始，看不到GDP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资本、土地、劳动“三位一体”发展的产物，由此产生所有制中性化、资本中性化、股份制中性化、竞争中性化观念，看不到这些范畴中存在着鲜明的社、资本质区别，埋下了背离改革方向的潜在危机。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五位一体”，开始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复归，但是受到经济领域坚持西方经济学观念的官商学的抵触，思想领域里的被动形势依然存在，胡德平先生试图脱离马克思主义对民营经济的指导就是表现之一。
4， 实践主体即阶级性缺位。用最终具有阶级性的一个群体、一个阶层即一部分人的实践代替社会实践。以今天人们关注的房地产业为首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为例。为了提高早期住房医疗教育的数、质量，在引入GDP经济理念以后，以扩大市场流通规模为衡量，以微观搞活为名，公共服务的社会福利被认为“大锅饭”改革为商品，并进一步异化为“支柱产业”；以住房、医疗、教育商品化产业化为先导，把满足人民需要的全社会生产目的自上而下的改变为企业、产业利益最大化，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而生产进入无政府状态的同时，由于GDP实际上抛弃了计划经济坚持的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理论，抛弃了人类社会两大部类按比例发展的普遍原理，也就抛弃了发展凭借积累，剩余劳动才是发展源泉的原理；扩大再生产违背了生产资料部类的工资和利润之和，应大于消费资料部类的固定资产，即Ⅰv+m>Ⅱc的普遍原理，在“看不见的手”驱动下，自然陷入债务经济挟持宏观经济的危机。十八大后，公共服务产业化、资本化、市场化的惯性和党中央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加强普惠、兜底、基础民生建设，房住不炒形成两条路线。
而这些最初是参照香港地租经济开始的。改革初期港商的“不能人一生下来就要政府包住房”的劝解受到重视，这是用少数人的价值观取代前期的社会实践，导向错误的社会实践。对于香港弹丸之地的地租经济已经达到的按揭贷款、债权证券化等已和产业资本的脱节、对立程度，银行由虚拟资本控制等毫无警惕，盲目照搬，在各地复制了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复制了高昂土地费用的虚拟资本泡沫最终对宏观经济的挟持和强力约束，完全误导了我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现代国家信用、社会信用的运用。在此过程中，巨量的昂贵空置房为首的消费品严重过剩，生产部类有限的工资利税不能承载消费资料部类固定资产扩张，有限的积累不能承载巨额建设资金，只能寅吃卯粮，挟持宏观经济和地方经济借新债还旧债。而“房奴”现象遍及全国，虚拟资本凭借无孔不入的借贷资本，吮吸全民财富，制造相对贫困和消费不足，加速阶级分化。
在先进“生产力代表”理念的保护下，工商业者有做大做强民族产业，坚定走强国富民社会主义道路的，更有避税逃税，骗取国家资金和各种政策支持，在资本与腐败权力结合下，金融监管为资本服务，G-W-G’变为欺诈性的G-G’，巨额财富向许家印这样的私人家族集中，或向国外转移，他们的资产阶级本性彻底暴露之时，胸前往往戴满各种各样的勋章荣誉，它们不仅使无产阶级的崇高荣誉蒙羞，也使我国资本必然地加入世界资本腐朽性的最高进程，这种两极现象又一次宣告了中性生产力理念的彻底失败，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生产力具有社会属性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真理性。而许家印这样发扬光大港商售楼花，花样翻新，娴熟运用庞氏骗局罕有巨骗的刑事犯罪，却被评为优秀党委书记，沐猴而冠，其现象的普遍性，恰恰是“七一讲话”抹杀阶级性，折中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直接后果。
5， 虚无历史。“直观检验”和有用性标准必然陷入唯我主义，不重视前人的总结，不理解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在具体条件下的运动，社会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依赖、批判、扬弃资本主义的结果。有观点认为过去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计划经济探索给予彻底否定，武断地虚无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前期和中国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探索，忽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总结，虚无毛泽东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正是在这样的不可知论的平台之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各类资产阶级观点就能迅速弥补历史遗留的真空，占据主流，渗入党内。如停留在简单商品流通的市场表面公平自由上，鼓吹市场万能，废弃马克思的价值作用于价格的观点。对此类倾向，习近平同志从认识论角度做了纠正，总结出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些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六、从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历史分歧与源流
经验主义在各个时期都存在，并不特指文化程度不足易犯的错误，而以不读或不求甚解马列为基本特征，滑入盲目实践，成为毫无底线的实用主义的追随者。
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对实践的对象性活动做了认真探讨，提出活动和对象在实践中是相互渗透的，活动形式和存在形式之间存在着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双向转化，即实践的统一过程。（苏联哲学史，119-120）这些观点表述虽然抽象，但贯彻了列宁强调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选，2,225），列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费尔巴哈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而经验一元论的马赫和波格丹诺夫，唯我的宣称“物是‘要素’－感觉的复合，外部世界是人类的‘经验’……”已经在下半截是唯心主义了，在上半截“不理解马克思主义，……有时候与其说是接受了还不如说是背诵了马克思主义……”（列选，2,226）。
对以上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主持工作的，胡德平先生的父亲胡耀邦同志，包括今天的胡德平先生，是比较陌生的。
毛主席曾批评邓小平同志“不读书”。据北京市桥协终身理事蔡公期先生回忆，邓小平同志从1979年到1989年打桥牌休息脑子，自己“通常每周三、六、日‘值班’，共4个单元”，“89年后每单元改为3个半小时”，“直到最后他拿不起扑克牌为止”，“我和邓小平打牌15年半，算起来打牌至少30万副”（蔡公期：《我和邓小平打桥牌15年》，《世纪》2019年第5期）如此，就很少有时间读书了。
而“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同志，则有很强的自学精神，据传在延安曾受到毛主席表扬。学习就是与不求甚解做斗争，但有些学习者和调查研究者包括笔者自己，易沾染“浅尝辄止、一得自矜”（习近平，人民日报，2020.6.30）的学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理论务虚会上，胡耀邦曾诚挚地强调了理论的作用。但是很遗憾，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放纵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损害了党的事业，胡德平先生若不从学风源头总结胡耀邦同志的曲折，将无法正确继承红色传统，也跟不上新时代的步伐。
1978年5月由孙长江、胡福明执笔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认为：“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受到胡耀邦特别提拔的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强调马列毛不能检验真理。今天看来这些理论的缺陷是，把真理接受实践检验和真理指导实践对立起来。前期实践证明的真理，不仅要在新的实践中接受检验，还要指导新的实践，发挥理论来自实践并高于实践的作用。重视实践检验，坚持了唯物主义，但轻视对未来实践的指导，就片面的为凭借直观检验和感性认识的经验主义留下了泛滥的空间，否认了真理的相对性，否定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不彻底的唯物主义陷入唯心主义了。
孙、胡、李三位专业理论工，不可能不知道列宁对马赫主义的批判，但为什么和邓小平、胡耀邦共同陷入经验主义，埋下唯心论伏笔呢？无论是善读书了然于胸，还是不读书或读书不精，共同的“与其说是接受了还不如说是背诵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同志在强调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着眼于直观检验，迈出的第一步就理论与实践脱节了。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当时各种会议上提出的纠正经验主义，只看到了政治斗争的一面，并没有从思想方法上引起警惕。如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75年“四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没有理睬。“（年谱，6,578）
1980年10月28日在一次会议中，刘宁一（统战部副部长）发言中，刘澜涛同志插话：为什么对“四人帮”还要搞什么三年计划，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张执一同志（统战部副部长）插话：“华国锋同志亲自说过：这个‘今年解决不了明年，明年解决不了后年’，不是讲粉碎‘四人帮’的事，而是指批判经验主义。就是在五届三次人大会议之前要召开民主协商会，为华国锋同志准备发言稿的一次会上，华亲自说的。平杰三、李贵、乌兰夫、刘澜涛同志都在场（刘因为耳朵聋，没有听见）”。在五届三次人大会议上，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请求，由赵紫阳代替，接受陈永贵解除副总理职务请求，取消宪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1937年3月30日，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张国焘的哲学上的“机械论和经验论”，在毛儿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路线”（同日毛年谱）。用军事手段解决党内路线分歧，张国焘开了先例。毛主席去世后，党内尖锐的路线分歧也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政治斗争产生的寒蝉效应，中断了我党在思想认识路线上对经验主义及其引发的实用主义的危害性的认识，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例如，同样是经历人身伤害，家庭悲剧迫害灾难，是只从解放后进城执政中逐渐脱离群众，而受到群众冲击，以干部群体为主的认识主体，判断“灾难”，还是以这个群体以外的人民大众，特别是九十年代后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破产，为了吃饭，有的妻女被迫沦入红灯区，劳动者受到屈辱，生活无着，绝望离世，城乡触目惊心的两极分化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践认识主体，判断“灾难”？前者被广为宣传，成为思想禁锢和一批人手中利器，后者被遮遮掩掩，底层大众冷暖自知。是以文革十年为认识周期，还是以建国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出现两极分化、一度普遍腐败的实践结果，并联系从苏共二十大到苏东解体的演变和我党同期反修斗争为实践认识周期，甚至以更长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为实践认识周期？这里，存在一个用什么主体、用什么周期去检验从八大到十三大的六届党代会，包括检验被彻底否定的旨在反修防变预演的九、十、十一大的问题。
是从工人阶级是改革、建设的主力军的宪法角度、政治角度、宣传角度去检验；还是从几千万工人从公有到私企身份调换，演变为社会各种成分构成的新型雇佣劳动阶级，普遍不敢消费、不愿结婚生育，雇佣劳动者成为改革包袱、就业包袱、财政包袱的金融经济机制的社会现实角度去检验；是从弥补计划经济不足，完善商品生产的主体地位和消费者中心，在向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演进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成果的紧密结合，提高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统一的科学性，尊重价值规律，利用资本形式保护和繁荣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抗拒西方垄断资本、虚拟资本作为实践认识主体和周期去检验，去衡量；还是在邓小平同志1979年10提出的GNP（邓选，2,194）所引入的GDP体系和思维基础上，按GDP逻辑自然引入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庸俗经济学的全要素生产理论，以其为指导，私有经济和社会资本迅猛发展推动中国财富向许家印、吴小晖一类少数私人集中，向高额的外资回报率集中，为私有经济和金融垄断外资体制输血去检验；是以八十年代公有制主体搞活经济为周期，还是从九十年代初以后生产资料向私人集中，生产过剩，资本集中，谋求垄断，房地产起飞并金融化，脱实向虚阻遏科技研发、制造业发展，阻遏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形成的全过程为实践认识周期？或是以促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从无到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错误理论为认识周期，去检验十四大到十八大，当然也检验“七一讲话”？
十八大以来，是否正视问题导向，是否正视战略性转折？这个转折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取代无视生产关系的发展中性生产力；是否正视围绕“两个维护”的分歧实际形成的不同路线对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产生的阻力；是否正视改革开放以来实践证明的错误，如继续坚持小政府大市场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在“法无禁止皆可为”口号下放纵互联网金融P2P等先犯罪，后整治，由人民承担试错成本，并将其作为改革的唯一标准，离开国家安全的无底线开放，等扰乱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新格局；是物质财富实实在在增加，人民币购买力增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为标准，还是继续以GDP速度升降为衡量；这些是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贯彻十九大二十大精神的检验。在民营经济领域，是在宪定公主私辅基础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合作生产，变革劳资关系，还是离开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私有制，也是对胡德平先生主张的检验。
七、“七一讲话”中的折中主义
按照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这就需要用社会实践检验“七一讲话”。
1、折中路线分歧。“七一讲话”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伟大结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这段话肯定了两位领导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观意愿。但是，在马列主义中国化中，两位当事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在思想方法、理论指导、主要矛盾分析、建设方式上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在毛主席生前的“晚年错误”中称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改也难”的路线斗争起伏中显现，在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次路线斗争“应该根本推翻”（邓选，2,307），提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邓选，3,36）。两条路线壁垒分明，客观效果也截然不同，4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也必将进一步证明，对此的总结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任务，相对于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阶段，需要较长的认识周期，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将两者折中，否认两者的分歧，脱离辩证分析，是一种主观愿望善良的平庸，却反映了对未来历史和社会认识主体人民群众的藐视，缺乏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在历史上也是徒劳的。
2、折中阶级差别与矛盾。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的错误症结，是延续、扩展了抽象的、中性的生产力，以及中性的生产力标准，把生产力看作可以脱离生产关系的两个独立实体之一。忽略了马克思“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忽略了马克思极为重视的，通过劳动资料科技进步和所有权体现的“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恩文集，5,210）中性的生产力和“发展是硬道理”，把科技的自然属性混同于生产力，给人产生一种可以不管生产关系，可以不管经济基础演变，“一心一意求发展”的假象。
中性生产力的产生，是以GDP为全社会宏观经济的动员、衡量指标诱发的，在GDP对流通规模的统计衡量中，GDP忠实地体现了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观念，默认以家庭、个人为投入产出的始点与最终目的，隐匿剩余价值的占有，默认公有制不能繁荣市场经济，形成私有制天经地义和公有制原罪，为生产劳动资料易主的私有化留下“顺理成章”的通道；GDP不承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马恩文集，8，23），不反映投资、对外贸易、消费中，由资本决定的国际间价值流向和社会财富占有的阶级关系，不反映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和虚拟资本的交换差异，在GDP所反映的脱离产业资本的虚拟资本流通的虚假繁荣诱导下，制造实体被导向脱实向虚，制造泡沫。这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能加速贫富分化，加剧阶级分化。
“七一讲话”谈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三个代表”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延续，如果允许对立统一分析的话，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否从两对矛盾中抽去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只维护上层建筑的形式，突出了生产力，是否也就拆解了两对矛盾？它继承了八大决议中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留下了处处强调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之间形式与内容冲突的可能性。在深入实践中，被人民群众议论为“打左灯，向右转”。
“七一讲话”要求，“全党同志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经常加以检查和总结，看看是不是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由于认为生产力可以脱离生产关系而独立运动，实用主义就可以大行其道，放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防范和深入认识，在这个地方就完成了偷换概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理论没有学懂弄通，导致的理论认识错误和实用主义盲目实践。
在这样的认识下，在利用资本方面，既有引进了苹果、特斯拉，有取得“鲶鱼效应”的积极一面，也出现台资富士康这样的买办型企业残酷压榨、一度不断逼死雇佣劳动者，北方煤窑，南方火灾等生产中雇佣劳动者失去生命和人身自由的恶性案件一度频出，不能防范绝对贫困区凉山出现童工，临夏出现全家数口自杀等案例，出现现代资本主义也难公开容纳的典型事件。这些血汗工厂的繁荣，虽然促进了低端产业链和就业，适应了集体经济解体后因两极分化扩大的农村贫困，但即使按西方经济学刘易斯拐点解释，也是阶段性现象，利益最大化和买办性留下巨大的社会风险，且对上层建筑不断侵袭，资本家扬言是给当地政府赏饭吃，这里，即有资本家的嚣张，也有当地干部对“先进生产力”的错误认识和逢迎。
3，折中主义与两极分化。“七一讲话”之后，我国国有资产出现政策性大规模流失，国家统计局数据反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控股占比从2000年的66%到2005年即降为49%，下降趋势和惯性直至2016年才出现微弱拐点（见表一），冲击了宪定基本经济制度。
（表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变化趋势）
从1998年到2016年，我国GDP增长7.76倍，属于高速发展时期，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3.8倍，工业企业国家资本金（2000年始）、国有控股企业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分别仅增长3.2倍和5倍，赶不上GDP增速，而私企所有者权益绝对值爆发性猛增203.6倍，这在近代以来是罕见的（见表二）。
（表二：部分指标2016年比1998年增长倍数）
除了私有经济的突飞猛进，这一阶段的增长活力还有其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界限之一是货币发行量，这是其生产的明显界限，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货币政策”，实质是以资本扩张为中心，而不是以满足人民需求的物质生产为中心，把通货膨胀这一资本的典型弊病常规化，习惯化，身不由己的迎合资本的去实向虚，这是美国在虚拟资本控制下无限量化宽松的的根源。这一时期的教训之一是，我国作为生产制造大国，须警惕虚拟资本对货币流向的虹吸作用，同时，防范资本驱动生产过剩沉淀资金占用，又以满足资本流动性特别是虚拟资本驱动的快速流动而扩张货币投放，潜伏新的危机。政府有为，须警惕自由派经济学家关于市场自动平衡到最优货币流通量的空中楼阁。发挥政府作为，货币流动不能完全以资本的趋利扩张为驱动，防止阻滞必要的社会公益。金融货币管理的目标是老百姓手中的货币可以稳定保持购买力，才能回归建国后长期高增长低通胀同富裕的初始性质。
1998年，我国工业企业国有控股所有者权益占比68%，私营仅占2%，18年后国企占比下降到34%，私企上升到25%，加上外企，超过了国企占比。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在存量上出现了主辅易位。（见表三、表四）
表三：1998年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
表四：2016年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
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动必然决定剩余价值的归属和分配特征。2016年比1998年相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绝对值的上升主要反映了私营企业的利润猛增（据统计年鉴2022表13-5、7、9），高达377.8倍，外资41倍，国有控股仅上升22.5倍。利润的易位，首先来自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政策产生的生产资料易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现象留下深刻历史印记。在GDP的西方经济学公有制原罪的理念下，国企和政府占据权力位置的一些蛀虫，对国有资产包括人才、技术和前人创业的有形无形财富，采用第三方形式，达到低评低估，贱卖贱买，再由国家银行以支持企业生产为名，实质上担保个人或团伙负债式持股，完成对第一桶金的巧取豪夺，这种对国企母体的侵占，此消彼长，自然体现在私企的迅猛增长和国企的衰微上，这些，使得对于私企先天的市场主体优势和灵活决策机制的长处产生一种迷信和错觉，在一些官学商中形成了只有私企才能搞活经济，才能创新发展，公有制搞不下去了的思维定势和公有制歧视，侵占和流失公有资产一度成为各地普遍现象和社会氛围。在这个过程中，“七一讲话”关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片面性，难辞其咎。胡德平先生应当认真检查自己有多少这样的片面性。
18年间在GDP增长7.76倍的情况下，平均工资国有企业增长8.5倍，而私营企业（统计年鉴2022年表4-13）仅增长3.8倍。从工资总额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增长5.6倍，而非公企业（按统计年鉴2017年表4-14除国有和集体企业以外）增长达49.6倍。结合起来看，非公企业的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增速存在反比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公企和非公企劳动用工规模的此消彼长，18年间，国有用工从71.4%下降至34.5%，而非公企业的用工从13.2%上升到63%，另一方面也反映非公企业在低薪资雇佣前提下，企业主和管理人员高薪的可能性。而私企利润的猛增377.8倍，是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原因（见表五）。从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国有控股企业平均工资增速高于GDP，是减员增效的结果，到2016年，分布在私企的占2/3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增速远低于GDP，这是当前消费能力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的主因，由此，不仅我们看到了两极分化的具体分布，也得知，今天的消费不足，正是这一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直接结果。同时，党中央关于民营经济的31条中关于民营企业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针对性和迫切性。
表五：2016比1998年工资、利润增加倍数
“七一讲话”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这里，结合以上经济数据分析，是否把财产抽象化了，是消费资料还是生产资料？混淆这一点，就从理论上否认了新生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阶级的产生。
在实践中，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惯性，也包括“七一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的强调，广大新生的民营企业家中涌现了大批爱国爱党的人士，一批先进分子从养家糊口到利益最大化追求，再上升到达则兼济天下、奉献社会，实现向社会价值和家国情怀的升华，反过来又促进了企业劳资关系和谐，良性发展，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变革准备了条件。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能掩盖理论的缺陷，不能掩盖新生了一个权钱结合，以欺诈为常规手段的城乡资产阶级，不能遮掩我国当前阶级等级悬殊、分明的社会关系。如果含混的“财产”认识就是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的结果，那么它是失败的，不过是重蹈、扩展了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反复强调、再三保证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主客观分离，为劳动价值过时论、剩余价值过时论、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价值等等谬论，留下了后门，也为摇撼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大鳄们戴上“先进”桂冠，孽生“优秀党委书记”许家印，“十大经济年度人物”吴小晖等大批蛀虫拓宽了土壤。
二十大提出，“十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四个“一系列”，是对前期的扬弃和继承。
经验主义并不可怕，有两件克服利器，一是学懂马克思主义，二是有真正的自我批评精神。1922年春天，列宁《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中提到，“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要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样，学会运用辩证法，虽然它是非常困难的。在文章结尾，列宁鼓励同志们，“只要愿意学，就一定能够学会”。1975年4月23日，毛主席提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革命导师在最后的岁月，都想到了通过学习马列，长期思想教育，统一全党思想。导师的鼓励，对于滋生经验主义者，或陷入实用主义错误的同志，有深刻的意义。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真学真信真懂真用，既是“两个维护”的前提条件，也正是延续了历史前进的路线。
20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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