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国有企业政策
2010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不少。[1]而宏观调控之所以面临两难，就在于除了参照西方国家通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忽视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重要途径，从而无法利用国有企业做到精准调控。而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不能动摇”则体现了国有经济在中国特色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国有企业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公共经济政策。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而提高私有企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则会大大提高这些私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使他们丧失以往的国际竞争力。显然，要实现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目标，不走压低工人收入水平的邪路，避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过剩危机，公有制经济必须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体。但是，我国当前的一些国有企业改革却正在削弱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改革的方向被一些人错误地引导到私有化的道路上去，一些政府高官的腐败大案也与国有企业私有化密切相关。
既然在市场中起作用的是法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由其中的国有经济来起主导作用，这一点决不能动摇。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发生质变，就会沦落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存在重蹈前苏联灭党亡国陷入分裂的危险。“前苏联之所以会最终在几天的时间里迅速土崩瓦解，前提是其国有经济体系已经被严重地私有化和非国有化。这是一个不能被忘记的深刻教训。前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国人民用血和汗积攒起来的国有资产被这些公开的或隐蔽的蛀虫鲸吞或者蚕食掉，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失去坚实的物质基础。”[3]而由国有企业控制的盐业专卖放开后，私有企业生产和销售的假盐失控，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邓小平曾经提到，“对敌占区贸易不能采取政府统制一切的办法，而是管理的办法。对内尤不能垄断，而应采取贸易自由的办法。对于商人的投机行为，则利用公营商店及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压抑。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增加了税收，繁荣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需要。太行、太岳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4]这个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房地产投机鼎盛，房价上涨迅猛时，如果采用一般性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在抑制房地产的同时也会大大抑制其他行业的发展，会面临两难问题。但如果不是强迫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行业，而是发挥国有房地产企业作用，并引导建立自住商品房合作社，就能够压抑房地产的投机活动，即便不出台不动产税，也能够让温家宝总理在卸任时兑现其控制房价的承诺。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上的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的无偿推广上。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同国际先进水平在核心技术上差距悬殊，一个很突出的原因，是我们的骨干企业没有像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那样形成协同效应。美国有个所谓的‘文泰来’联盟，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只配对英特尔的芯片。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想法，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难以成事的。”[5]美国的做法其实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做法，而中国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不仅可以像以前推广五一织布法那样进行技术推广，而且国有企业领导的交换任职，也可以把一个企业的好经验交流到另一个企业那里去。我们还有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进行统一管理，如果它不把自己的职能局限于管资本的话，完全可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使国有企业形成协同效应。
02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公共经济政策，包括政府投资政策、政府消费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税收政策、财政赤字政策等。[6]
政府投资的主体是政府部门，动用的是财政资金。这里的政府投资不包括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这部分投资属于前面的国有企业政策。这里的政府投资主要是指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非盈利投资。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时期，私人投资萎缩，增加政府投资，会增加对生产资料和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购买，缓解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相对过剩，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走出萧条时期。但是，政府投资会刺激更多的产出，从而会导致或加重某些方面的生产过剩，除非这些方面原本就生产不足，使政府投资只是起到平衡生产的作用。而在经济过热时期，压缩政府投资，会减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紧张状况，有助于稳定物价和社会生产成本。
在这里，如果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于私人资本和公有制企业的税收，那么政府投资的增加，意味着私人资本和公有制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的减少，从而，社会的总投资未必会因为政府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反之，政府投资的减少也未必会减少社会总投资。因而，政府投资政策未必会达到其所要达成的目的。
西方经济学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这实际上是受了凯恩斯倒果为因的误导。[7]有效的公共经济管理要求政府的消费即非投资性的政府购买保持在必需的最低限度。但是，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时期，资本家手里积累了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其中一些资本家和他们的代言人自然会把目光转向政府，指望政府以投资或消费的形式购买他们手里的积压商品，以便保住他们个人或极少数人的财富，而代价则由全民去负担。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政府消费政策不是一个好的财政政策。
既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公共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就应当是消除贫穷。在这方面转移支付政策可以起到较大的作用。习近平也指出：“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省级财政、对口扶贫的东部地区要相应增加扶贫资金投入。”[8]
减税是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爱用的刺激经济的税收政策。但是，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期，资本家的正确选择恰恰是缩减生产，减少亏损。市场的不景气是不会让资本家们因为减税可以多留下一些收益就扩大生产的。而且减税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进而有可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减少，从而从总体上来说，未必会引致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对经济有刺激作用。
除减税外，税收政策还可以通过调节税制结构和税率来调节经济。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近900种主要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提高近40%。由于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因而这种贸易保护性关税排除了外国资本的竞争，确保了美国产业资本从1929年爆发的那场经济大危机中复苏的空间。当前，我国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但在税制上，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于内企私资，内企私资的税收又优惠于国有企业，从而“两个毫不动摇”在实践中成为有偏颇的“国有企业有所动摇和私有企业毫不动摇”，而且在非公经济中，只有外国资本及其控制下的国内私有企业在中国的势力得到了毫不动摇的扩张。
多年来，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赤字政策。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赤字部分由新增国债来弥补。其直接后果是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下降即通货膨胀，利率即资本成本上升或处于较高水平。其间接后果是穷人极少量的财产贬值，而富人则可以轻松逃过这种“通胀税”，加剧了两极分化。同时，企业的财务费用增加，盈利下降。发行国债更是增加了国家和普通民众的负担。因此，财政赤字政策只适合经济处于困难的个别时期，而不能作为正常的财政政策一般性使用，更不能长期使用。
03
金融政策
金融政策，有时又称货币政策，主要是指通过调整货币发行和信贷业务来调节经济活动的公共经济政策。
现代市场经济的流通手段是货币符号(即纸币)和信用货币(即支付凭证)。后者标记前者的一定数量。在国际贸易的特殊情况下，也会使用货币本身即黄金。如果纸币发行过多和信贷利率偏低就容易造成纸币和信用货币的需求增长，从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并带来一定的通货膨胀，反之则反是。不过，纸币和信用货币需求量的变化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金融政策的作用受制于这种经济规律。例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美联储向商业银行系统注入了数千亿美元纸币，但是，注入的大部分纸币因为没有有利可图的去处又从商业银行系统返回了美联储。再例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领导人受西方货币主义的错误学说误导[9]，以为控制纸币发行量就能控制通货膨胀，肆意搞放开价格体系的改革，漠视双轨制之间价格的巨大差异，结果计划内价格迅速向计划外价格看齐，推动整体价格上涨，出现巨额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一般而言，现代市场经济中，纸币的调节，主要通过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以及调节物资储备和外汇储备来进行，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放再贴现贷款也能增加纸币的投放。当中央银行用印制的纸币购买包括政府债券、央行票据和企业债券在内的有价证券，或购买贵金属等大宗商品进行物资储备和购买外汇进行外汇储备时，就会在市场投放相应数量的纸币，增加本国纸币的供给，而这些纸币又能衍生出大量的信用货币，从而也为增加信用货币的供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央银行对有价证券的大量购买，提升了有价证券的价格，相应地降低了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刺激了借贷水平和社会总需求的提高。反之则反是。但是，纸币供给过度，特别是中央银行购买的有价证券和外汇发生贬值或作废，将会导致通货膨胀。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就导致美元相对世界货币黄金的大幅贬值，并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外汇和美元资产如美国国债大幅贬值。[10]
需要指出的是，物价(指数)不上涨，不等于没有通货膨胀，不等于纸币的发行没有过量。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11]显然，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单个商品的价值必然下降。如果单个商品的价值尤其是其变形后的生产价格，已经下降了，而它的(纸币)价格却保持不变，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物价指数所包含的许多商品上时，尽管物价指数不变，但通货膨胀却已然发生了。实际上，金融寡头也常常利用经济危机导致物价下跌的时候，滥发纸币，就像今天的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时，一方面由于物价没有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从而在西方经济学的误导下，人们以为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另一方面，商品卖不出去的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也会误以为这是由于纸币的缺乏造成的，从而饮鸠止渴地听任金融寡头滥发纸币。但是，手头持有多余纸币的精明的资本家们则会购买黄金来保值。此时，黄金的纸币价格就会上涨。[12]
04
公共保障政策
在西方经济学中，一般只提社会保障而不提公共保障，或者将后者与前者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对公共保障的关注会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人民的掠夺，这个话题能避则避，尽管在国家安全问题尤其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其实也能接触到这一话题。相比之下，社会保障已经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财政上的重大问题，不能不加以讨论。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所采取的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各种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13]随着人工智能取消了大量就业岗位，资产阶级养活其失业的雇佣奴隶的社会保障负担只会更加沉重。不过，劳动力只是再生产的一个方面，再生产还需要物质资料。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必须储备一定量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以便生产过程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按照预定的规模进行，而不受每日市场供应的偶然情况的影响。”[14]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英国棉纺织工业生产所需原料棉花的供应受到威胁，幸好战争爆发前的储备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英国企业靠它度过了1861年，甚至1862年，而棉花的价格在1863年才达到了最高水平。[15]由此，我们把公共保障定义为国家和社会所采取的维护社会再生产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各种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
在公共保障中，物资储备在确保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度曾经保存着“大量储存丰年很贱的谷物的习惯”。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对棉花、黄麻等等的需求的突然增大，使印度许多地方稻田的面积大大缩小，改种棉花、黄麻等等，致使米价上涨，这时印度的生产者纷纷出售过去的存米。加上1864年到1866年稻米向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的空前输出。因此，就产生了1866年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单是在印度奥里萨省就夺去一百万人的生命。而过去的存米的外流是造成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16]资源紧缺的日本更是大量储备从中国进口的煤炭和稀土。而稀土资源大量廉价地流失到国外，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构成了威胁。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惜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强迫中国放开稀土出口的原因。对此，我们应当把所有的稀土矿产资源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并形成稀土矿产与稀土加工的国有企业集团，自觉地控制稀土供应，保证国内稀土资源可持续性利用。
如今，美国企图用垄断的转基因种子消灭传统的农作物种子，以控制世界农业生产。转基因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我们应当加以研究，不能让外企独占转基因作物的市场。但是，只有在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和符合统计学规律的验证表明，其比传统农作物利多弊少，且对人体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够在国内进入实用阶段，否则只宜进入美国市场。同时，天然的、绿色的非转基因农作物也必须给以保障，其种子要妥善地加以储备。
最后，公共储备可以用发行纸币的方式来收储。这些公共储备物资将因此而成为纸币信用的保证，将来出让这些公共物资储备时，为此而发行的纸币就可以收回了。这也表明大量储备外汇即外国纸币是损失巨大的一种公共储备方式，是牺牲国内财富向外汇发行国家缴纳沉重的铸币贡赋。
05
人口与环境政策
人口与环境政策可以看成是公共保障政策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们值得独立出来论述。
马克思曾经写道，“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形成了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那些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数量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本身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那些国家来说，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是完全闻所未闻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保持少量的人口。否则，它们就难免体力劳动之苦，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地位就要依赖于一种不得打破的一定的人口比例。强迫移民是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这种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旧大陆。……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相反。现在，不是生产力不足造成人口过剩，而是生产力增长要求人口减少，并且通过饥荒或移民来赶走过剩的人口。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17]当前中国既存在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也存在生产力压迫人口的问题。由于人口过多，我们不得不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从而也妨碍了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的不懈努力，又使得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经济进入资本有机构成大大提高后的新常态，这种生产力增长又造成从业人口(相对)减少，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制订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人口政策，否则，我们将会面临马克思所揭示的那种不利局面：“无力掌握新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和民族必遭淘汰。”[18]除了控制人口外，人口政策还要注意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维护劳动者健康，这也是发展和维护最重要的生产力。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习近平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19]环境政策，除了强调环境保护，对生产企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外，还应当创造一个机制，让绿水青山直接变成金山银山。例如，广西革命老区百色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途径百色的右江是南宁市邕江的上游，也是广东省珠江的上游，水质保护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百色发展工业必然会影响到右江的水质，影响下游的用水质量，但如果为保护水质而限制百色工业的发展，就需要给予百色一定的补偿，这种补偿其实可以看作百色市生产优质水源的所得。为此，可以考虑在国内开展清水交易机制。所有用水企业都要根据当地用水水质向当地政府交清水费，然后下游地方政府要向上游地方政府交清水费。例如，右江年平均径流量172亿立方米。南宁市可以按流入南宁的右江水质向百色市支付费用，其费用主体由南宁市本地的用水企业和南宁市下游城市向南宁市支付的清水费用来承担。可以考虑流入南宁的右江水，一级水质按每立方米一元收费，二级水质按0.5元/立方米，三级水质按0元/立方米，四级水质按-0.5元/立方米，五级水质按-1元/立方米收费，后两者意味着百色市要倒过来向南宁市付费。这样一来，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兴趣向下游提供高水质的水源，都有利益驱动限制本地企业污染水质，从而推动各方自觉地保护环境。如果百色能够保证输入南宁的水质达到二级，那么就可以得到8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而水质达到一级，这笔地方财政收入还能翻倍，这对于百色市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将产生巨大的助力。[20]
06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这一概念是在中国“七五”计划的文件中，第一次被党和政府在正式文件上所采用的概念。[21]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或者说没有明确提出产业政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只是“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22]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突破。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只是坚持了在此之前提出来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尽管如此，建立自力更生的完整工业体系，搞好农业，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产业政策。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竞争的加剧，有人开始鼓吹中国专心从事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挥所谓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还有人主张，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产品以补贴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多进口这些产品牺牲本国农业可以降低本国的消费成本。对此，习近平坚持了我国一贯的产业政策指出：“技术和粮食一样，靠别人靠不住，要端自己的饭碗，自立才能自强。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加强技术创新，加快信息化、工业化融合。”[23]
总之，中国的产业政策，首先是要紧盯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实现赶超，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优，使中国的产业部门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相关工业部门的支配，并在世界市场摆脱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统治;其次是要开发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核心技术并保持领先，做到人无我有，但要避免自由贸易的信徒所犯的错误。这些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24]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地域辽阔，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开展多种多样的产业，没有必要像小国那样只能集中力量发展极个别产业，如瑞士的手表业。同时，中国在社会制度上比西方国家更早迈进社会主义，在阶级利益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产业政策原则，以维护国家安全。
本文摘自余斌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第五章“中国特色经济管理”的第二节。
[1] 《温家宝：宏观调控面临两难 坚决遏房价过快上涨》，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10-05/16/c_12106682.htm
[2]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4.htm
[3] 齐世泽著：《论中国模式》，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4]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5]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6年4月26日。
[6] 余斌：《公共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页。
[7] 余斌：《公共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页。
[8] 《习近平: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 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8/c_1117292150.htm
[9] 《弗里德曼致赵紫阳的信(有关汇率，通胀等，1988.6)》，http://bbs.icxo.com/thread-199539-1-1.html
[10] 余斌：《公共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0-191页。
[1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12] 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14]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1页。
[16]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脚注。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66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页。
[19] 习近平著：《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20] 余斌：《公共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页。
[21] 杨治：《研究我国产业政策的几个立足点》，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7年第3期。
[2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29页。
[23] 《习近平：技术和粮食一样要端自己的饭碗》，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30/c64094-22752446.html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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