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
但长期以来，存在着颠覆、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置习近平同志的反复强调于不顾，错误认识，错误指导，构成今天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问题的总根子。这个总根子，是“鹿”与“马”的问题。——一些举措习惯于指鹿为马。
何谓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
何谓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是什么?是按资分配。货币持有者占有生产资料，为占有更多剩余价值而再生产。而按资分配的主要、常规形式，就是股份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就是股份制。
一、“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资本论》的原意南辕北辙
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按劳分配，它是由公有制决定的。把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生产方式妆扮或者理解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一个关键的命题，这就是“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这个命题是指鹿为马的理论根源。但它的出现，有一个从误解到曲解再到盲目实践的演变过程。
首先，误解来自对《资本论》的断章取义。只看到，也乐于引用马克思的股份制“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2]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并且删去了紧接下来的一句话中的黑体字部分“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
如果说这是读书不精的误解，那么把股份制引申为公有制则是曲解，是主观上的三个混淆，客观上的离经叛道。
有报道一位上级同志用了半年时间研究马列，得出结论：股份合作制不是私有制，是一种新出现的所有制形式，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公有性。这和《资本论》的原意是南辕北辙。它回避了是劳动合作还是资本合作，回避了马克思对股份制的尖锐揭露：“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4]反映出以下混淆：
第一个混淆，是对股份制生产的社会性和剩余价值公有的社会性的混淆。此社会性非彼社会性。实质是混淆了社资矛盾。
第二个混淆，是把“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5]的工人合作工厂，和工人是单纯雇佣劳动力的普通股份制相混淆。实质是资本与劳动的混淆。
第三个混淆，是把工人合作工厂中的劳动要素、以及一般公司公有股份与股份制自身 “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6]相混淆。其实质同样也是对社资之间、劳资之间的混淆。
上级确定以后，学者不得不跟上。有文章曰：股份制既可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能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同“公有制存在形式”等同起来。
这种学术措辞产生的悲剧，是颠倒了认识顺序。全局性重大定见形成之前，应该虚心总结社会实践，向人民群众、向学者请教，占有古今中外资料，先做学生，再做先生。没有这样做，只会让遵守组织原则的学者文章对错误理解进行费力的演绎，无奈形成复杂含混的折中主义，回避了矛盾，加剧了对原则的混淆，把学问引向探幽察微、如坠烟雾的玄妙，助长实践中的误解，无助于遏制新自由主义泛滥，经济下行。
二、“股份制即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与政治中各种矛盾的根源
经济：今天应该看的很清楚：我国宏观经济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中股份制的股东至上、按资分配导致的。宏观上，一方面，市场调配资源的高效率和股东至上互为因果，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上世纪末国有经济股份制即私有化改造以来，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加速，本世纪以来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矛盾加剧，房地产的对经济形成的挟持，挤占制造业资源，成为经济去实向虚动力;从政府到企业投资主体债务高企，环境污染自工业化以来登峰造极，市场万能下坑蒙拐骗无恶不作，如假疫苗、毒食品、互联网金融创新等等，两级分化到10%的人占有67%国民财富(世界不平等数据库)，逼近甚至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等等。至少在以上诸方面，都是股东至上、按资分配经济机制的产物。
在这些负面成分中，公有股份在股份制机制引导下，也参与进去，甚至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如证券市场著名案例中公有股的行为表现。人民群众日常面对的国有大型银行，国有医院的普遍刻薄与盘剥，几大通讯巨头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科技创新上，远不如非公企业在艰难生存阶段做出的贡献多。众所周知的三鹿奶粉，作为连续多年销量全国第一的国有公司，2006年由新西兰恒天然集团的参股43%后，2008年出现震惊全国的毒奶粉群体事故而破产。这就说明，在高效率的股份制机制下，即使是资本公有，缺乏工人民主监督的官僚主义同样也可以支配出不逊于私有制企业的劣迹，反过来为猎取公有资产者制造攻击口实。这些问题，最生动不过的解释了马克思所说的股份制本身的“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一切矛盾”。
经济基础：罗曼罗兰夫人叹道，自由，多少罪恶借汝而行。“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同样掩盖了大批政策性合法侵占公有资产的罪恶。例如在股份制改造中，常见现象是，国企内少部分负责人在上级的具体支持下，缺乏第三方监督地低估国资市场价值，公开合法地把企业借入的银行贷款转到自己名下，成为个人持股，实施所谓“承债式行权”，“信贷杠杆”式管理层收购，实质上是巧取豪夺式的“空手套白狼”， “黄鼠狼守鸡舍” 式的监守自盗。早在2002年，有著名学者在领导人于上海召集的座谈会上就此提出尖锐具体的批评，但不可能引起足够重视。也正是在这一错误理论、思想指导下，国有资产占比连年萎缩，失去主体地位。
上层建筑：“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概念混乱，在意识形态中，首先是当下新自由主义大有市场的理论基础。一些举措扩大“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外延，无论在国企的混改中，还是在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中，政策的出发点往往立足于资本本位，提出严控公立，依靠社会资本，放弃政府责任，忽视劳动价值。在逻辑混乱之下，采用美国林肯总统的民有，民享、民治理念，对私营经济称作“民营经济”。
三、对策
展望到来的20年代，解决这些问题，至少以下几点可能非常重要。
1. 必须认真总结三十年来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的社会实践，认真学习《资本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和习近平系列讲话，纠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的片面性，清晰认知社资界限，认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可分割的客观真理性。
2.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计量体系。必须建立不同于西方资本本位的宏观评价指标和微观经济企业评价指标系统，从鼓励去实向虚、以资本为中心的GDP，和企业500强指标的引导、束缚中解脱出来，同步建立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指导的宏观经济评价指标，建立体现剩余价值和劳动要素、社会责任的企业指标体系(参见紫虬：在问题导向中建立新时代的企业评价体系)。
3. 政府必须有为。有两点值得肯定：首先，是对私人资本垄断的约束。2017年建立的中国网联清算公司，运用国家力量，结束了支付数据由外资控股的垄断，上演了一处精彩的现代“杯酒释兵权”。对吴晓晖案的处理，为打击官商勾结建立了典型案例。其次，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共服务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这是人民的福音，但要警惕“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思维惯性，使公共服务误入市场化和私有化歧途。
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必须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是最大的公共服务，是最大的普惠，是解决需求不足、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直接举措。应把克服通货膨胀、金融主权安全和金融系统政治纪律、人事任用、奖励惩戒切实挂钩，敦促其纠正新自由主义成见，纠正甚至不如萨缪尔森等重视列宁对通货膨胀的决不容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金融队伍长期以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固执己见、脱离人民，隔岸观火，从而解决至少生活消费通货膨胀率高于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逐步回归合乎社会主义原则的金融秩序;接受苏联晚期金融崩溃教训，杜绝开门缉盗式过分开放的可能性。其次建立政府行业指导和预警服务，引导企业避免重复投资、重复研发。
4. 国企改革走出“一混就灵”的长官意志歧途，通过员工主体，根本解决客户中心的长久机制，才能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实现做优做强做大。依靠员工群众，运作于面向更多客户价值的产业链、数据链、价值链的企业文化，是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根本，是从体现这一根本的实践第一性出发，还是从第二性的其他因素出发，事关国企盛衰。
5. 运用两重性观点，关注股份制双刃剑作用。认真总结在股份制对社会化大生产的容纳性上，我们取得的宝贵成绩和经验。同时国企要带头，克制股东至上、按资分配带给企业和社会的副作用。克服劳资矛盾。警惕股份制的一切弊病。
6. 做大做好自主联合劳动的文章。认真总结华为现象，总结其劳动优于资本的理念和企业运行规律，从偶然性中发现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考察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及其克服，使其成为新时代的典范，成长出大批让帝国主义头疼的创新型企业。
7. 对私营企业的引导。对私营经济，应当讲清从西方到国内，股东至上对企业长远的约束性。在大数据时代，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是企业长久之道。越是在私营经济成份占优的地域，越是要讲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鼓励他们进行华为型内部改革，提高企业的客户价值，发展壮大，解决中国私营企业寿命周期过短问题，而不是资本本位，以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一味逢迎。
8. 开拓公有制形式，通过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的企业活力，增加并实现公有制主体比例，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小结：
应当看到，股份制作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具有典型的、鲜明的两重性。我们必须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股份制，
“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7]，我们应当承认股份制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适应性，对先进生产力的容纳性。"
但必须知道股份制本身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那么简单。
我们必须知道，在马克思说了此话34年以后，恩格斯的断言：
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8]。
总之，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正视股份制的股东至上、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缺点”、“一切矛盾”。
2019.12.31
[1] 习近平：《在中央委员会新成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研讨会上的讲话》，2013.1.5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7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29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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