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
“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毛泽东年谱》1959.12.11)
对这种“不容易”，很多人缺乏足够认识。
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面对着两种资产阶级强大势力。首先是官学商中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倾向，它们以改革名义，如“冰棍理论”、“靓女快嫁”理论下鼓励国有资产被劫持，在“有进有退”名义下实质上单向萎缩国资总体占比。这种势力虽然在十八大后受到遏制，但乔装打扮成“深化改革”姿态，依然图谋着时刻进攻。例如即使抗疫中公有经济发挥了重大体制优势，当前依然逆势意图在公共服务领域对公有经济实施围猎，习近平警示的现象其实是个长期矛盾：
“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人民日报》2014年3月10日
其次是公有企业中的官僚特权势力的蜕化对企业活力的侵蚀和窒息。十八大以来，国企反腐揭开了令人吃惊的贪腐内幕，巨贪硕鼠无不“国有资产个人化”，“用人个人化”，二三级单位频发腐案。令人想起毛泽东同志对国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示：
“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泽东年谱》1964.12.12
建国以来，在公有经济中，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频发的，大量地以非对抗性矛盾形式，通过逐渐蜕化演变而存在。对于对抗性矛盾的暴露，今天主要是通过法制手段解决，但怎么预防?值得关注的是，舆论和对策对腐败现象能否亡羊补牢。有专家在主流媒体发文认为，国企反贪，要解决公司治理官僚化，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治理主体，经理层是治理客体。有的观念认为只有依靠私人资本混合进来，或者在市场上和私人资本公平竞争，就可以解决国企内部人控制。这类观点纸上谈兵，脱离实际，解决问题隔靴搔痒，远离工人阶级。
这类倾向的病症是无视公有企业劳动者主体地位，乞灵于资本主义几百年来资本中心的产物，把资本信用制度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适宜性，和企业内部治理中自主联合劳动的人际关系相混淆；受资产阶级视野影响，聚焦于物化劳动的财富，忽视创造财富的活劳动，夸大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内部制约作用；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干群之间的自主联合劳动关系，蜕变成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异化为雇佣劳动。这种倾向对国企改革的指导具有长期误导性。
职工在企业中是主体地位还是客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公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分界线。国企改革在当前有以下几点理论和实践问题：
员工主体是国企深化改革的方向。对于员工主体地位，有错误观念认为是“极左”，把“主人翁精神”，“厂兴我荣，厂衰我耻”这些公有经济长期坚持、被肢解前拼死一搏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弃若敝屣。有些干部甚至以“文革那一套”为名，向上级和社会表明打压企业内部民主监督要求是“政治正确”，以维护少数管理人员特权。凡是了解国企管理的人一般都知道，员工主体思想被排斥一天，官僚特权泛滥的危险就存在一天，就无法调动、激发企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在国企改革中，劳动合同必须体现是主体劳动，而不是雇佣劳动;国企改革的中心，国企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营造、引导营销、管理、科研、生产、服务等全部劳动者主动、积极地劳动，排除被动劳动，而资本中心的运作不能占据国企改革的中心位置。
保证员工主体，是企业党的领导的主要任务。企业党组织如果不深入群众，了解、代表群众心声，很难在研究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中把好方向;如果不督促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深入基层，参加劳动，平等听取职工、职代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的意见，就会滋生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如果不重视职工代表的选举，选出思想端正、了解下情、有威信的职工代表，民主管理就没有坚实基础。
公有制企业要与见物不见人的西方经济学划清界线。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都是活劳动的创造。国有固定资产，其价值在一次或数次生产中以折旧转移入新产品的价值中，其账面价值即物理价值不发生变化，其精神价值因技术更新，物理老化产生的价值耗散，则需要活劳动在创造新价值同时予以补偿。在公有企业，让劳动者自发地、自觉地、自由地、愉快地创新、生产劳动，是先于资产保值增值的工作重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是活劳动受到尊重后的自然结果。如海尔营造岗位创业，面向客户的人单合一模式;华为员工独自在战乱、自然灾害的逆境下，想到当年革命者赤手空拳开拓根据地等，使命驱动的形成，就是生产方式的改革。有些聪明的私营企业，如海底捞对基层主要考核员工满意度和客户满意度，并不考核短期利润，却实现了高速发展。
国企要向市场竞争中快速发展的劳动主体管理方式开放。国企改革不能只盯着西方，也要从国内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快的中小企业学习，克服大企业病。国企改革要取得新进展，官学商决策者和影响决策者，要深入企业基层，不仅深入公有企业，也要深入私有企业，比较鉴别对比，去粗取精。
国企混改，不能重资本，轻劳动。从承认活劳动对财富增殖的决定性作用出发。国有资产存量是全民所有，由劳动前辈创造，包含大量共产主义奉献。因此在国企混改中存量不动，且要保值。而增量是现有劳动者的创造，在劳动者取得必要劳动报酬，即补偿再生产所需成本即工资、劳动保护、培训等的薪酬费用后，劳动者还应该“有折有扣”(《哥达纲领》批判)地参与增量利润的分配，使联合劳动的“自主”性具象化。这应该是国企产权混改的方向，而不是“给资本更多机会”。(参阅：紫虬：“宁与友邦，不予‘家奴’”乎？——劳动贡献视角的格力混改)《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做出了部署：
“支持符合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骨干员工持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
只有充分尊重员工的主体性、创造性，按照社会化生产的联合程度，营造本企业充分发挥个人创新能力文化，为社会需求、客户价值、国家使命，不断创新的、使命驱动的企业家精神、工程师群体文化、科学家群体文化、能工巧匠群体文化和俯首孺子牛的服务文化构成的自主联合劳动，取代、演化占有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才能向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的“自由人联盟”迈进，在当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重温的“人民是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既是我党立党为民的宗旨、初心在公有企业的哲学概括，更是坚持唯物史观，奴隶创造历史，以群众路线作为基本的认识路线的问题，在实践上，是重建公有企业主人翁文化，激发个人创新和集体目标的统一。
(本文是《自主联合劳动是中国企业的主要发展趋势》的第三部分《自主联合劳动是巩固公有制主体的唯一方式》中的一部分，第三部分全文待发;第一部分请阅《自主联合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部分请阅《自主联合劳动是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主要出路》）
20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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