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经济，是毛泽东治国理政的显著特征。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始终把人民解放军这支武装力量当两支用，使之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大生产运动题写的宣传口号。延安大生产运动是在极度物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所取得的成果被定位为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始终把军队助民劳动和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即使在“文化革命”期间，毛泽东也把“抓革命，促生产”作为指导全国工作的总方针。在“文化革命”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党全国要“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本来是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领导经济建设的，没想到竟被虚无主义者扣上一顶”只抓政治不抓经济”的大帽子。为了揭穿这桩谎言，不妨让我们对毛泽东建国后是怎样抓经济的历史再作简要的回顾。
早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在第一次政协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面临着两大任务，后来他把两大任务说成是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掀起全国性的经济建设，把中国逐步建成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件大事是，强化我们的国防，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还向世界宣布，在不久的将来要把中国建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在这样的基础上怎样做好两件大事呢？毛泽东把视角投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他刚刚下了开国大典的城楼，就立即起程到苏联访问。毛泽东是带着双重目的前往苏联的：一是签署《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二是考察苏联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在苏联待了80多天，他把签署条约的任务交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用更多的时间深入苏联的工厂、集体农庄进行经济考察。通过访苏毛泽东开阔了眼界。访问一结束，借鉴苏联的经验，就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要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构想的第一步是，从1950年至1952年，毛泽东把它定作恢复时期，用三年时间医治战争创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准备。第二步是，从1953年至1967年，毛泽东把它定为过度时期，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龙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尔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基础。第三步，从1958年起，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争取用15年时间，把中国建成初步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然后，再用几十年的时间，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这就是毛泽东为我们提出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后来的历史表明，毛泽东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是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的强国梦成为中国人民改天换地强大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华民族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1950年至1952年，中国成功地医治了战争创伤，抑制了通货膨胀，实现了财政形势的根本好转，经济实力恢复到建国前最好的历史水平。从1953年起进入第二步，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开始时，毛泽东形象的描述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一.五”期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以156个苏联援建项目为重点，大力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发展农业合作化，成功地进行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投资588.4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以11.9%增长。“一.五”结束时，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钢铁产量突破了500万吨，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振作了全党全国人民强国梦的信心，为即将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4年和1955年世界和平会议在日内瓦与芬兰闭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遭到爱好和平人民的谴责，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声浪成为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审时度势，对世界形势作出“大规模战争在10-12年内打不起来”的判断。立于这一判断，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做出了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决议。为了走好第三步，毛泽东责成周恩来组织几百名专家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制定了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616个中心问题的重大科学技术任务，成为向科学进军的纲领。为了科学地指导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初步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初期的建设经验，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为鼓舞国人的斗志，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因钢铁是工业的支柱产业，被世界认为是强国的标志，因而，毛泽东把钢铁的发展视作强国的根本。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国是有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因为没有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1956年是400多万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假如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当这个目标提出时受到国人的拥护，却被国内外一些人讥讽为是吹牛皮、放大炮，右派分子诽谤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有人甚至攻击赶超美国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为此，毛泽东多次反驳右派分子：“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好大喜功——好六万万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就是要急功近利；过去不轻视不行；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为了逐步实现12年规划确定的目标，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着，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大跃进”运动。
然而，令人遗憾是，第三步进行的并不顺利。这场惊骇世界的“大跃进”，中国工业经济总值每年平均以38.3%增长，形势大好；而人民公社运动因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五风”泛滥，导致农业“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最早发现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危害。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几乎全力以赴纠正左倾错误。尽管他纠正左倾付出巨大努力（档案资料显示，毛纠“五风”的文稿就有27篇，真反左倾的旗手是毛泽东，把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扣到毛的头上是反毛派对历史的歪曲），但由于随之而来的天灾人祸，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全国性的粮食危机波及各条战线，使中国1960年至1962年的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陷入严重的“困难时期”。在这三年里，通货膨胀，物资供应困乏，饥荒遍布中国，不少老百姓因饥饿而死于非病。面对严重的挫折和困难，在许多人对大跃进产生动摇、怀疑和悲观失望的时候，毛泽东又以他战略家的勇气，采取坚定务实的举措扭转经济困难形势。
针对人民公社暴露的问题，毛泽东把1961年定为全党的“调查研究之年”，领导全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解决农业问题，最后形成《农村工作六十条》，被薄一波誉为农业宪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对以后人民公社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李富春提出的八字方针，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要求，对工业实行了关停并转的全面整顿，按照鞍钢宪法的精神制定了《工业管理七十条》，使工业很快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因为饥荒，当时国防工业也面临严峻的形势，怎样发展发生了是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当年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主张下马，原子弹到经济好转后再搞。上马派认为， “没有原子弹就挺不起腰杆,当了裤子也要搞!”毛泽东说，导弹原子弹研制关系国家命运，不是上马下马的问题，而是要快。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极大地鼓舞了我国的科技工，过了三年，迎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使中国成为第五个有核国家。
针对党内对形势悲观失望的情绪，毛泽东发出了穿越时空的预言，以此鞭策国人。他大声疾呼：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我们要准备进行有别于过去各种形式的斗争，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大跃进”的总趋势势不可挡。鉴于“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能急躁，宁可把赶超美国的时间考虑得更长些，50年不行就100年，或者更长些。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贯彻了毛泽东不急躁和订计划要留有余地的思想。尽管我们不再大喊“大跃进”，但由于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建设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发展。
三年困难过后，毛泽东又及时总结了大庆和大寨的经验，树立两个典型，在全国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双学运动和学雷锋运动相互配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毛泽东在“大跃进”年代曾遭人非议的三大预言，即用10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15年赶上英国，50-60年赶上美国，也先后应验。由于我国科技工的努力，我们自行研制的原子弹于1964年提前两年爆炸。遗憾的是，因为不可抗拒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受到影响，但1973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仍然超过了英国的2500万吨，基本兑现了15年赶上英国的预言。到1976年，中国的工业能力由1949年世界的第74位跃升到第5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改变了在世界的地位，推动了世界格局的转变。1971年世界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上百个国家和中国建交，中国取得了话语权，促成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中国在世界上成为举足轻重有影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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