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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货与币之关系

有所思 · 2022-05-27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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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还必须控制货币发行机构,凭此控制货币发行,并防止货币发行权旁落。发行权一旦旁落于大商人、大资本,则这些大商人、大资本就可以动员人力物力!形成“财阀”,干扰中央的权威。

  前几天,在一个什么什么首席经济学家什么高端论坛上,黄市长提出,人民币的发行不能再以美元为“锚”了,要以中国的什么什么商品、资产为“锚”,还有位“戎评”同志,对黄市长的这个建议大加赞扬。

  黄市长提出的这个观点,既有进步意义,也有极强的局限性!进步意义我认为有二:其一,终于公开了过去三十年内,人民币发行居然以美元为“锚”的事实(其实是以引进的美元外资和出口创汇得到的美元为“锚”),这简直是愚蠢至极、罪大恶极。不禁让人追问:人民币发行居然以中国美元外汇储备为“锚”,这是谁的决策?有货币常识吗?有经济常识吗?有货币发行的主权和政权意识吗?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吗?不要说毛主席那代人会气活过来,打这些人的脸,就是管子、秦皇、汉武、桑弘羊这样的老祖宗,也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打这帮不肖子孙的脸。堂堂中华,货币术的发明者,居然上了美国人的当,把人民币发行以美元为“锚”,受华尔街金融骗子控制。

  人民币发行权美元为“锚”,就是当年蒋介石发行金圆券的老做法。就是完全交出人民币发行权,就是将中国万劫不复的殖民地深渊。

  当“人民币发行权美元为‘锚’”,中国就不会再有“卖国贼”,只有“送国贼”。“卖国贼”好歹出卖了国家,还能给自己赚点钱。而“送国贼”则不然,白送国家主权,还附送一大堆“饶头”,美其名曰“引进外资 、开放金融、开放市场、与国际接轨”,还生怕美国鬼子不要,天天担心“资本外逃”,又是优惠政策、又是通过法律加以保护。

  其二是如果人民币发行不再以美元为“锚”,而是以中国的什么什么商品生产和什么什么资产为“锚”,那至少意味着在表面上中国急得了货币发行的独立自主权,似乎是一种进步。

  这两个进步,第一个是实的,第二个是虚的。这两个进步,值得不值得赞扬呢?我认为不值得。不但不值得赞扬,而且还在重点批评。

  我只能说,黄市长,其实并不懂货币:讲人民币发行以什么什么为“锚”,就是不懂货币的一种表现。

  “戎评”提到俄罗斯油气出口用卢布结算支付,迅速扭转了卢布汇率下跌的局面。他说,你们看看,油气成了卢布的“锚”,卢布就坚挺了。所以,中国人民币发行也要以中国什么什么大宗商品、资产为“锚”,人民币也必然坚挺。

  但“戎评”没有考虑到:第一,俄罗斯油气出口用卢布结算支付,和卢布发行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第二,俄罗斯国内的卢布发行,还能靠和油气挂钩吗?不能吧!那么,以什么为依据发行卢布呢?

  黄市长说,人民币发行,“锚”在中国什么什么资产上,比如,中国的土地、矿山、森林、银行、大型国企上吧,或者说,“锚”在天安门上吧。那么,是不是说,中国为了保证人民币信用坚挺,也必须如俄罗斯对外国出售石油那样,向私有资本出售中国的这些资产呢?比如出售天安门。为了货币的坚挺,而出售这些资产,不就是卖国吗?

  把人民币“锚”在中国的什么什么资产上,何其荒谬!简直不可容忍。

  大清朝也有位货币专家,叫王茂荫,他就主张发行货币,要“锚”在大清朝国库的白银上,就是必须给自己发行的钞票以兑换白银的承诺。王茂荫的这个建议,被咸丰帝痛斥:只考虑商贾的利益,不考虑朝庭的利益。可兑换成白银的钞票发出后,向普通百姓采购商品,普通百姓未必有能力向皇上要求兑换白银,但是,大商大贾最能得到这些白银,并有能力向皇上要求兑换白银;如果发行的钞票不可兑换白银,那么,大商大贾便会抵制其流通。王茂荫建议把大清的钞票发行“锚”在库银上,大清朝哪有那么多白银供兑换?黄市长建议把人民币“锚”在国有资产上、“锚”在天安门上,那中国当然有足够的国有资产供出售。不过,把国有资产都出售了,国家还有什么,人民还有什么?把天安门出卖了,“皇上”住哪里?

  谁会向皇上发行的货币要信用保证?忠臣良将会吗?不会,他们拿着皇上发行的纸钞,替政权、人民办事,只希望纸钞能够顺畅流通,会不向皇上要信用保证。普通小商人、百姓,也不会向皇上要货币的信用保证,即使货币贬值,他们也没有能力向皇上表达太多不满。只有相互勾结的大资本、大商人、权臣,才会向皇上发行的货币要信用保证,要货币“锚”在什么黄金、白银、国有资产上。因为,大资本、大商人、权臣们相互勾结,让他们接受皇上发行的货币,他们就向皇上讲条件,就提出要皇上把货币“锚”在什么国有资产上,其实是觊觎这些国有资产。黄市长的“锚”论,表达的就是中国各路私有资本的要求,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资本的要求,所以,我觉得黄市长的这个“锚”论,欺骗性极强,危害性极大。

  咸丰帝对王茂荫的痛斥,是很道理的。他接受了另一位大臣肃顺的建议,发行不可兑换白银的钞票。但,由于大清朝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各种私有资本太过强大,所以,这种不与白银挂钩的货币当然受到私有资本抵制,财政问题并未解决。

  解放大清朝财政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强大的国有经济,那当然建立公有制更好。但是,咸丰帝已经无能为力了。、

  今天,同样,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出路,也并不光是发行货币,而是建立强大的国营公有制经济体系,至少是国有工、农、商业经济体系,并垄断货币发行。在当前中国货币发行旁落于各种资本的情况下,让人民币锚在什么银行、国企、土地、矿山、森林、河湖等国有资产上,那就意味着国家必然失去这些国有资产!

  黄市长的立场,我认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货币本质的认识,我认为错得离谱,如同王茂荫。认识上的错误,后果也很严重呀。

  黄市长,“戎评”同志,请你们原谅,我讲话有时很“冲”。

  所谓货币“锚”的观念,我认为就是一个针对中国的金融思想误导!

  “戎评”同志举了个俄罗斯油气出口用卢布结算的例子,来支撑黄市长的人民币发行以中国什么什么资产为锚的观点,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根本挨不上。

  按照互相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原则,一国的货币只能在本国经济主权范围内发行,并不能发行到别的国家。我们不允许别人控制我们的货币发行,我们也不去控制别的国家的货币发行。这才是相互尊重。

  俄油气出口用卢布结算,只意味着俄罗斯收回了卢布在其对外贸易上的结算权、支付权,还有油气的定价权,甚至还自主控制了卢布的汇率,但,这和卢布的发行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俄通过收复卢布结算权,俄罗斯主权银行手里也有了英国兑换来英镑、法国兑换来的法郎、德国兑换来的马克、美国兑换来的美元等等外汇,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就必须对俄进行价格合理、范围合理的正当贸易,以回收这些英镑、法郎、马克、美元、欧元,必须保持和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往来,这就打破了美国人发起的所谓制裁、封锁!甚至,俄罗斯还可以凭借油气出口,给英法等国家提点政治条件,这意味着掌握了政治、经济、外交上的主动权。

  在货币发行问题上,我和主流经济金融货币领域的各派最大的差别,是“币”与“货”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我认为“币”是第一位的,“货”是第二位的;是“币”决定了“货”,而非“货”决定“币”,“币”发行到哪里,相应的“货”走到哪里。而绝大部分主流经济金融贸易货币学者,甚至是中国的相关教科书,都认为是“货”是第一位的,“币”是第二位的,是“货”决定“币”。

  以笔者井蛙之见,不管是学马列主义的,还是学西方经济学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尚未看到他们有什么区别,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是“货”决定了“币”。

  显然,笔者非常孤单,“寡人”一个。

  两种货币观,差之毫厘,缪以千里。

  所谓“货币锚”的观点,即是“货”决定“币”的典型表现。

  动辄强调货币的信用,也是“货”决定“币”论的典型表现。

  以笔者个人的经验,“币”决定“货”论,是中国古代王朝和毛主席在经济实践上采取的观点。或者说,笔者的“币”决定“货”论,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共产党毛主席在革命根据地、新中国建立后的货币实践的总结。

  笔者同样认为,“币”决定“货”的观点,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很流行,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才被“币”决定“货”论取代。笔者相信这是美国人模仿新中国、模仿毛主席的结果。

  相反,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抛弃了“币”决定“货”论,而采取了“货”决定“币”论。

  两种不同的货币观,简要而重大的区别在于:

  笔者,因为强调“币”决定“货”,所以,不单单强调货币发行数量,也必然强调货币发行领域、对象、方式及货币回收,能够把货币发行的内容区分为发行对象、发行领域、发行方式、发行数量,以及货币回收。认为货币发行决定了商品生产的数量、种类和流通方向(流向政权)。强调政权为了控制商品生产的数量、种类、流动方向,必须完全或者大部分地垄断货币发行,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需要,突出重点,按照比例,决定货币发行对象(国营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发行领域(工业、农业、商业,还是其他第三产业)、发行数量、发行方式(即拨款,还是贷款)、发行时机,和货币回收,一边发行货币、边以某种方式回收货币,这就控制货币的整个流通过程,从而迅速、高效、准确、有目的地动员主权范围内的人力物力、分配行业领域劳动力资源、平衡行业利益,支撑国家动员能力,满足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需要。另外,各行业货币发行数量之比,也构成了各领域货币发行比例,要让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其他服务业等各行各业按比例、高速度健康发展,就必须考虑到这个比例。我反对再用“综合国力”、GDP来衡量一国有所谓实力,我建议用动员能力来衡量国家的实力。

  再强的生产力、再完备的生产要素、再多的劳动力、再丰富的资源、再先进的科技,如果政权动员不了、不能为我所用,或者动员成本太大、动员速度太慢、动员效率太低,都仍然不构成国家的实力。而控制货币发行,是动员能力的重要支柱。

  因为强调货币发行是政权动员能力的支撑,所以,强调货币发行的政权属性,即不能允许别的什么势力发行货币而随意动员人力物力。也强调货币发行的主权属性,不允许外国势力窃取我货币发行权以动员我国人力物力。

  而曾经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今天又流行于中国的“货”决定“币”论,只考虑到货币的发行数量,并未考虑货币的发行领域、对象、方式、时机、各行业货币发行比例。甚至,也未充分考虑到货币的回收问题,或者即使考虑到了,也不对公众明确讲出来。当然,也不可能考虑到货币发行的政权和主权属性,当然也不会防止国内某种势力和国外某种势力对本国人力物力的盗窃性动员。所以,我认为“货”决定“币”论,即“锚”的观念,是对中国的一种刻意的误导。

  两种货币理论,均起源于中国。皇上主张前者,权臣、豪强、财阀、大资本、大商贾主张后者。

  中国古代是半国有制社会,“官山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盐铁铜官方专营”“常平”“均输”“確场”,政权垄断货币发行,有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工业、商业体系,政权抑制大商大贾、打击土地兼并,保持农业生产的分散性,防止其构成对国有经济的优势。所以,我国古代王朝是“币”决定“货”论,而不是“货”决定“币”论,也坚决禁止“货”决定“币”,所以,也并没有所谓“锚”之说。

  “货”决定“币”论,近代,在西方理论和实践上,都很盛行。直到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那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一、中国是半国有制社会,“官山海”,且有强大的国有工商业体系,小农经济比较分散;而西方是纯私有制;二、在中国古代,货币发行权、经济主导权均掌握于中央政权,而西方货币发行在银行等私有金融资本手中;三、中国不允许豪强、权臣分割政权对货币和经济的控制权,而西方则恰恰相反,保护大资本的利益,政权反而没有货币发行权。

  即使是西方的“货”决定“币”论,也还是讲究货币发行的主权和政权属性的。

  西方货币的“锚”论,其实也是假的。尽管西方长期把自己的货币“锚”在黄金白银上,但是,哪家银行履行承诺、给客户兑换白银黄金?没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拒绝为法国、英国用其手中的美元兑换黄金。

  中国不可以效法美国的做法吗?不可以。美国可以拒绝为法国、英国用美元兑换黄金,那是因为英法等国,均不敢反击美国,美国可以欺负它们,即使如此,也导致英法的离心。中国现在不一样,中国的买办资本势力相当强大,背后还有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撑腰,中国如果把人民币“锚”在什么国有资产上,那么,买办资本在得到人民币后,就会向政权提出要求,用人民币兑换这些国有资产!到时候,真的连天安门都得卖给它们。

  在西方银行发行货币以黄金白银为“锚”的时代,因为其黄金白储量毕竟有限,与其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所需要的货币量有很大差距,经常遭到“挤兑”,银行业倒闭,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实质原因主是遇到了“挤兑”。对此问题,西方并没有想到也不可能采取“公有制”生产、并将货币发行和公有制生产相结合,而是想到了在货币发行问题上搞投机,即发展了股票、国债、期货、虚拟货币、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将中产阶级手中的钱,最大限度地回收到大金融资本手中,防止挤兑,并积累金融资本。再者,就是金融资本联合政府,控制大宗商品生产、定价和销售,减少货币流通环节,把货币控制在自己手中,防止金融崩溃。

  能把货币与大工业生产相结合,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货币发行问题上的进步,但邪恶的地方在于,大金融资本把医疗、教育、住房、人口等一切都商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操控商品和劳动力的定价,压榨工人、挤压资源、抢占市场,导致民不聊生、战争频发!而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勒索白银、抢占市场。这也好理解,白银越多,金融资本就越强大。

  西方的这种货币理论和实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典型的“货”决定“币”论。但美国的黄金储备再大,毕竟有限,不可能满足其战争期间对贸易的需求。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建立那天起,对美元霸权就是一种潜在的“天花板”限制,即黄金储备。笔者称之为“黄金脚镣”。据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位苏联间谍为美国设计的。如此事为真,那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此苏联间谍及其背后的人,是真正懂货币的;二是美国鬼子太愚蠢了。据说,美国人背后有什么共济会金融寡头,那么,这说明至少二战期间,这个犹太资本集团仍然不懂货币,所以,才上掉进了苏联间谍设计的金融陷阱之中。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据流行的看法,美国与沙特等国陆续达成其石油出口用美元结算的协议,称“石油美元”,所以美元继续称霸世界。前几天,桥水资本的创始人达里奥在中国某大学的金融论是坛上,还这么讲。这种观点的错误有:

  一是当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信用立即崩溃了,欧洲人完全拒绝美元,此后的十年,美根本没有什么世界霸权,而且美国相对老实得多,在苏联的战略进攻面前,不得不采取守势。

  二是沙特等国石油用美元结算,只能局部地挽回美元信用,而不能成就美元霸权,因为,沙特等石油输出国,还掌握着石油的定价,可以随时涨价。

  三是沙特等石油输出国生产和出口的石油,对全世界没有那么重要。比如,中国、苏联、法国这样的大国,并不需要中东的石油,它们都是石油生产大国,所以,不会受“石油美元”的约束,美国控制了沙特石油,也不能控制这些大国。

  再强调一下,美元霸权于1970年代末再次建立,与沙特等国石油出口用美元结算,没有任何关系,而和中国、苏联两国抛弃独立自主的经济、货币体系,分裂自己的阵营有直接关系(我只能说这么多)。达里奥先生在说谎,中国主流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肤浅。

  错误之四在于:即使沙特石油出口用美元结算,也不能称“石油美元”,沙特等石油输出国为什么接受其石油出口用美元而非本币结算?美国有没有满足沙特等国的什么条件?有,即向沙特等国(即欧佩克组织)出口美国军火,防卫这些国家,以反击美国的另一个盟友以色列。沙特等国(即欧佩克组织)石油出口换来美元,而美元则可以采购到美国的军火,对沙特等国来说,美元,实际上“锚”在了美国军火上,称“军火美元”才更准确。

  其他拥有美元的国家,应该也可以用美元向欧佩克组织采购石油。但这显然会伤害这些国家的本币结算权,成就了美元的结算权。实际上,苏联、中国当时并不曾用美元向沙特等国采购石油,因为他们都不需要沙特等国的石油。所以,沙特等国石油出口用美元结算并不能成就美元的霸权。

  欧佩克和美国的关系,可以简图为:石油出口——美元——美国军火。

  那么,美国想采购欧佩克的石油,就必须向其出售军火。要是欧佩克涨价,则美国军火也涨价。美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很大,也必然需要欧佩克国家进口的军火增加,才能平衡这个以美元为媒介的贸易。而为了加大对欧佩克组织的军火出口,则美国必须挑动欧佩克地区的军事危机,让其经常发生战争,即系列中东战争。为了让中东动荡,就必须加大对以色列的支援,为阿拉伯提供一个强大的敌人,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大陷阱。所以,中东的灾难,根源是美国。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办法,就是中东摆脱美国的控制,让其石油和美元脱钩。

  对于异国来说,比如沙特之于美国,其接受美元为石油出口的结算货币,还真的需要美国人为其美元提供一个沙特很需要的大宗商品为信用保证,即“锚”,美国人提供的这个大宗商品就是军火。

  沙特石油出口用美元结算,沙特就丧失了本币结算权,沙特货币,在其对外贸易上,就处于无用的地位。尽管沙特和美国就石油价格、军火价格大打价格战,但是,最终,沙特因为没有货币结算权,还是吃亏。占便宜的是美国军火商和美国金融资本。

  货币在本国主权范围内发行,就不应该需要什么“锚”。

  中国古代,在货币发行上,是不允许“货”决定“币”的。皇上发行货币,也没有什么“锚”,中央采用发行货币的方式,调动人力物力,用以修长城、挖大运河、反击匈奴,维护天下安定。货币发行,如同皇上的指挥棒,发行到什么领域,就将人力物力投入到这个领域,比如战争。发行给什么人,就赋予此人运用货币动员人力物力以修长城、挖运河、打仗的权利。是货币发行的领域、对象、方式、数量、时机,决定了人力物力投入方向、商品生产的种类、数量,并让这些商品和劳动流向皇上需要的领域。所以,政权必须控制货币发行!依据自身需要决定货币发行数量、领域、对象、方式和时机。政权还必须控制货币发行机构,凭此控制货币发行,并防止货币发行权旁落。发行权一旦旁落于大商人、大资本,则这些大商人、大资本就可以动员人力物力!形成“财阀”,干扰中央的权威。

  今天的马粑子、柳教父、王大富、李半城、许皮带、潘十亿之类,其实就是控制了相当的货币发行权,所以,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当然,应该考虑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国有工、农、商业,即使政权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对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也很有限。私有经济比重过大,就会抵制中央发行的钞票,在出售商品时拒绝接受中央发行的纸钞,即不承认中央的货币发行权,中央运用发行货币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大明朝为什么灭亡?大明朝原本发行“大明宝钞”这种货币,但大商巨贾权臣相互勾结,并勾结西洋人,大量进口白银,其间的贸易用白银结算、支付,将中央发行的“宝钞”排斥出商品和资本市场。明中央在丧失了运用货币发行动员人力物力之时,便不得不依赖向私有大商巨贾收税以满足财政开支,必然捉襟见肘,受制于私有资本。所以说,白银成为明朝的货币,决非是历史的进步,而是中央政权瓦解的根源,是大明灭亡的经济根源。

  同样地,大明的权臣、豪强、大商、巨贾,也极力底毁明中央的国有企业,指责太监滥权,必欲除之而后快。原因很简单,国有企业的存在,妨碍了权臣、豪强、大商、巨贾等资本的利益。

  今天,中国同样有人指责国企“垄断”,叫嚣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政府购买服务”。甚至还有人指责国有企业“剥削”。

  国有企业存在不存在“剥削”?存在。国企工人创造的价值,是不是都归了这家国企的工人?当然不是。国企工人创造的大部分价值并没有给这些工人,甚至也没有给这些国企,而是由政权支配,用于修长城、挖运河、修铁路、抗美援朝了。

  想想看,如果国有(公有)企业工人创造的价值全都归了这些企业的工人或这个企业,那么,并不直接创造价值的解放军、老师、医生、科学家,靠什么打仗、吃饭、搞科研?这样的企业,不就是私有资本的企业吗?就不能再叫国有(公有)企业了。

  现在国企使用“派遣工”,不负责工人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基本保障,不在我以上所说之列。

  (已经太长了,还有些问题没有说透,我只能以后再说。如果有人愿意,我们可以以中国货币史、西方货币史、中西方货币斗争史、当前中国货币问题为题,做一些课题研究,对于当前的经济金融斗争将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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